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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道。
世界上无父爱也无母爱的孩子很多，但是象“煤球”一样除了一只狗生活里别无他人的孩子不多。如果一个成年生命对自己生活里的缺失都能无意识地去找寻弥补的方式，对一个孩子来说就更是如此。在窗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望着大片的农田、色彩和云朵不断变幻的天空和上面悠悠盘旋的鹰，“煤球”的想象力被极度的孤寂和漫漫的时间滋养着，悄悄地发芽生长并结成了特殊的果实。想象的世界是个专供孤独灵魂表演的舞台，在那里，这个被叫做“煤球”的男孩儿儿一次又一次地变成了村里所有孩子的绝对权威和领袖。他骑在一匹肌肉紧绷的栗色白蹄大马上，声如霹雳，眼闪电光，威严地向紧跟在他身后那群身穿绿军服的“天水坞孩子军团”发出命令，向前方的敌人冲去。在他指挥的无数战斗里，他总是百战百胜。虽然他并不确切地知道每次与之打仗的敌人是谁，叫什么，但他肯定地知道这个世界是个有敌人的地方。因此，无论他们的敌人被叫做蒋介石，日本人，美帝国主义还是地主、资本家、右派、反革命——这些对“煤球”和他率领的军团来说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有敌人去恨、去拼、去杀。
“煤球”十八岁之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天水坞，这些敌人的名字是他从村杂货铺里听来的。天水坞的男人们喜欢在傍晚聚在那间昏暗的小屋子里闲聊，抽烟，喝二锅头。他们最热衷的一个话题就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发生的战争和出现过的英雄。每当聊起这些往事，这些男人的口气里就充满了平时没有的激｜情和自豪，好象他们全都亲身参加了这些战争一样。这些故事和男人们兴奋的情绪一直让“煤球”感到好奇，吸引着他天黑时也往杂货铺跑。
“煤球”总是坐在墙角的一个只有三只脚小板凳上听男人们讲战争故事。很早，他就发现这些故事中有个让他想不明白的事。那些互相打仗的双方很多过去曾是朋友，后来又变成了敌人。比如，村里的瓦匠青田说过，二战时美国曾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人，可是后来美国又想通过侵略中国的邻国朝鲜控制中国，所以中国又不得不打起了抗美援朝战争。他还说，又比如中国过去叫了“苏联老大哥”很多年，但是后来两国却为了不知什么事翻了脸，互相攻击，还为了东北的一个岛屿真枪实炮地打起仗来。还有些人或国家过去曾经是敌人，后来为了打败他们共同的敌人又变成了朋友。这些事让“煤球”很迷惑。他感到世界上的战争就象村民的孩子在杨树林里玩的打仗游戏，混乱得很，敌我可以经常互换，其中并没有太多章法可循。
“煤球”听故事时从开不看任何人，更不出声，却能记住这些故事里的所有内容。杂货铺里从来就没人注意过他。在村民的眼里，这个男孩儿的存在和一条爬在地上的狗没什么两样，当然就更没人在乎他想什么了。有时候，当“煤球”无意中发现杂货铺掌柜清明用他那像牛一样的大眼睛专注地盯着自己看时，马上会感到不自在，因为那眼光似乎能把他前后看穿，更因为他早已习惯了完全被人忽视的活法。
“煤球”一直觉得清明是个怪人，因为他虽然很少说话，却常在自己坐的小板凳上放些吃的东西。有时是两个玉米饼或几个红薯，偶尔还有一块包着好看的糖纸，值一分钱的水果糖。“煤球”在离开杂货铺时总会迅速地把它们卷进自己衣服的前襟，出门时对谁也不看，虽然他知道此时清明的眼睛肯定在盯着自己。他一路跑回家，然后把食物分给春桃、“天将”和自己吃。如果有一块水果糖，他们就轮流舔，直到把它完全舔光。
每个灵魂都有寻觅快乐的本能。被命运挤压得变了形的灵魂更是如此，不过无论是它们寻找快乐的方式还是被找到的快乐本身，都注定了是与众不同的。它们有着比一般的灵魂更急迫、更强烈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常常会产生令人震惊的结果，无论是好是坏。
“煤球”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狼狗“天将”是秦长河从自己家逃离时带出来的，那时它仅是一条刚能睁开眼睛的小狗崽。“天将”就是他给这狗起的名字。秦长河死后，除了院子里稻草堆周围的那些石头，“天将”就成了家里唯一与秦长河有关联的东西。事实上，“煤球”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一直偷偷地并固执地把这条雄性十足的狼狗想象成是自己的父亲。抱着“天将”一起坐在窗边随心所欲地胡思乱想是他感到最安全的时候。每当他感到孤单、绝望或是羞愤时，就一把抱住那条狗，只要一触到它暖和的皮毛和身体，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就会呼吸变缓并很快平息下来。“天将”体壮、威武，即使没东西吃时也挺直着脖子，眉头微蹙，一付尊严不可侵犯的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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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球”很早就知道自己与村里的其它孩子不一样，春桃也与村里的其它女人不同，而且很不同。年龄稍大，他又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这种如影相随的羞辱和绝望，让他只想永远抱着“天将”，一起生活在窗边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当他在另一个世界里酣畅淋漓地杀敌时，他习惯全身用力搂紧他的狗，似乎只有这样那个世界才不会中断。他害怕回到现实中去。
夜里，他一次又一次看着小泥房黑黑的顶棚，绝望的感觉让他身上发抖，发疼。他马上不可抑制地想象自己在一次次想象中的战争里肆意驰骋，勇猛歼敌，最后被炮弹炸得粉身碎骨，光荣牺牲。这种情景似乎总能立刻启动他深藏的生命能量，带给他活力、冲动和深深的满足。
“煤球”就这样长大了，并且不可思议地长成了一个高个头的小伙子。村长在他十四、五岁时就让他和村民一起下地挣工分了。但是，不管他干什么农活儿都显得苯手苯脚，到头来挣的工分还不及别人的一半。与村里的同龄人在一起，他似乎总有点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可是却没人能说得清那点不同到底是什么。干活儿时，村民们喜欢拿他玩笑，他多半都不去理会。只有一次，一个村民在开他的玩笑时顺带也开了他父亲的玩笑，“煤球”立刻就变了模样。只见他猛地把手里的铁锨插在地里，眼睛直直地瞪着那个村民，直到那个人被看得心慌，最后找了个借口跑了。
“煤球”从小就不习惯看别人的眼睛，不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所以一旦他抬眼看人时，被看的人就会感到浑身发怵。很多村民早已认定，这个行为怪异、喜欢在窗边一个人发呆的孩子迟早会变成和他母亲一样的人。
一九七九年，“煤球”十八岁。那年的春夏交替之际，村民们听说附近的村子里来了一些军人，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农村招募新兵的。这事在天水坞引起了不小的躁动，适龄小伙子们的心跳全都加快了。
一天，“煤球” 和一些村民在离村子不远的麦地里撒化肥，忽然看见几个身穿军装的人从邻村向天水坞村走来。“煤球”扔掉了手里的镐头拔腿就往村里跑，一起干活的几个小伙子见状也跟着他跑了。当别人都向村委会的大院跑时，“煤球”却先跑回了家。他用水洗了洗自己的脸和手，换了一件别人给他的平时舍不得穿的旧衣服，又找出一双也是捡来的、但比自己脚上的鞋略好一点的“解放”牌球鞋，然后才向村委会跑去。
就在村委会的院门口，“煤球”迎面撞上了一个正往外走的军人。他是个四十多岁的陕西人，皮肤黝黑，比 “煤球”矮了将近一个头。他是来天水坞村征兵的主要负责军官。
“咱们什么时候走啊？”“煤球”脱口就问，那口气仿佛他已经被正式批准入伍了。
四川军官楞了几秒钟。他对这个一见面不打听征兵条件，却只问什么时候走的小伙子感到有些意外和好奇。他再次看了看跟前这个高个子的男孩儿。很快，这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惊异地在这个年轻村民的脸上发现了一种不多见的东西，一种只有经过长期生死较量后才可能有的决然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近乎残酷的冷静——那是一种只能在久经沙场的老兵身上才能见到的特质。一时间，这个军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对眼前这个小伙子产生如此的感觉，因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
“你叫什么名字？”军官没有回答“煤球”的问题。
“煤球！”对方不假思索地回答把军官和周围看热闹的人全逗乐了。
“煤球？”这是名字吗？严肃点！我问你的大名叫什么？”征兵军官立即脸色一变，正色问道。
“煤球”紧咬嘴唇，没有说话。有围观的村民立刻向军官解释，“煤球“的确就是这个小伙子的名字，因为从出生起他就没有用过别的名字。军官听完，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这时，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来，是来村委会找村长办事的瘸子饲养员春分。他用女人般的尖嗓音对大家说：“煤球”有大名，叫秦保国！”人群立刻一片骚动。系着围裙的春分向军官走进一步接着说，这名字是“煤球”的父亲在世时就给自己当时未出生的儿子起好的，但是还没等用上他自己就先死了。他又说那是“煤球”的父亲来到天水坞后不久，在饲养棚给村里的马匹钉马掌时告诉自己的。
“他爸一直觉得自己快出生的孩子是个儿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儿子将来去当兵，保家卫国，实现他自己没能实现的一大心愿。所以他给儿子起名叫秦保国。”
在场的村民全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都有些愕然。“秦保国”这几个字让他们感到很不习惯，实在无法与他们叫了十多年的“煤球”联系起来。他们觉得这种大气、得体的名字似乎应该是另一个什么人的名字，决不该属于“煤球”这个男孩儿。
两个星期过去了。经过各种测试和审查，“煤球”成为天水坞二十多个报名参军的小伙子里最后被批准入伍的两个人之一。这事出乎了所有村民的预料。虽然那个陕西军官在了解到这个叫秦保国的小伙子特殊的家庭情况之后，在做最后决定时也曾有过犹豫，不过最终还是无法改变自己对这个年轻人已经形成的特殊兴趣和一种认定他必会是一名好兵的强烈预感而破例录取了他。
当“煤球”穿上军装和他母亲告别时，春桃和平时一样地微笑着。她温柔地看着儿子，说出来的话却仍旧是重复了十八年的对自己男人说的话。
作为军属，春桃将在“煤球”参军后由村委会照管了。
“煤球”临走的前一天，向瘸子饲养员春分借了两块钱，专门跑到六里外的公社给“天将”买了二斤肉，一直看着他吃完。那一夜他是抱着“天将”睡的，和它说了一生中最多的一次话，直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接新兵的军用卡车就开进了天水坞，停在村委会的外面。车上已经装了不少刚从其它村子接到的新兵，身上都戴着布做的大红花。村长天不亮就通过广播叫起了全村人，带着他们在村委会的院子里敲锣打鼓喊口号，欢送“煤球”和另一个入伍的本村青年。参军在村里是件大事，比有人结婚、生孩子还要大，因为它让村里所有人的脸上都添了光彩。
“煤球”第一次亲手把“天将”栓在了家里。他这样做时，前所未有地哭了。他从“天将”的身上揪下来一撮毛放，放在了自己的军装口袋里。那狗早就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喉咙里不停地发出一阵阵凄凉的呜鸣。
当军用卡车已经发动起来，轮子就要转动时，“天将”不知怎么挣断了栓他的绳子，一路从家里狂奔过来，边跑边发出像狼一样可怕的低吼。它拼命想跳上将要带走他主人的卡车，却一次次因为头撞在车帮上而翻滚下来。发了狂的“天将”随即把装饰卡车用的宽幅红布和大红花全用嘴撕咬下来，拖拉了一地。没有谁能拦住那条发了疯一样的狗。
站在卡车里的“煤球”，不敢回头再看一眼那个在十八年里唯一与他朝夕相处的生灵。他浑身上下不住地颤抖，一边执意把脸转向车头的方向。卡车开动了，沿着村里的土路跑了一会儿，然后开上了通往县城的大马路。嘶声狂吠的“天将”紧跟在卡车后面一路跑去，直到卡车和狗都消失在一团团扬起的尘雾里。
“天将”当天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和第四天仍没回来。第五天它回来了，却一下变成了一条真正的老狗。它瘦得走路打晃，皮毛凌乱松垮，完全失了魂魄。它回到家后不吃不喝，一个姿势趴在炕上那个曾和它的主人无数次一起看窗外的地方，低声哀鸣。几天过去了，它瘦得只剩下骨架撑着一张皮，喉咙里也发不出声了。饲养员春分过来看过它几次，在炕上给它放了食物和水，可“天将”连闻都不闻，对一切早已无动于衷。它只是聚精会神地望着窗外，像尊雕像般一动不动。脸上那昔日不变的威严已不复存在，取代的是对整个世界的疑惑和绝望。再后来，它的头抬不起来了，它就趴在炕上继续吃力地用眼睛看着那个简陋的窗户——那个它和它的主人度过了他们全部共同生活的地方。
瘸腿饲养员用他特有的细嗓子对着“天将”说了不少好话，但都没用。有人看见他在和“天将”说话时，就像一个母亲在劝自己不想吃饭的孩子，脸上全是母性的耐心和不忍。他离开那个小院子时，是一瘸一拐地揪着身上的围裙抹着眼睛走的。他明白什么也没用了。他了解动物比了解人更清楚。
狼狗“天将”死时，眼睛虽然已闭上了，却还是保持着不变的望向窗外的姿势。春分将它埋在了外面的窗下。那是一个比从屋内看得更开阔，更远的地方。
不久，村委会将春桃作为需要被照顾的军属送到了县精神病医院。那间小泥坯房从此就彻底空了，除了风和尘土，再没有人光顾过。
“煤球”参军后一直没有音讯。与他同时参军的另一个本村的新兵在给自己父母的信中说，他和“煤球”一起参加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之后就被分到不同的连队去了。虽然天水坞的村民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是“煤球”而不是村里其它小伙子被批准入伍，但他们又猜可能是“煤球”走了好运，因为参军让他开始了体面的生活，不但受人尊重，将来复员后国家还会给安排工作。
五个多月过去了。一天，村里开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里面有两个穿军装的人，他们直接去了村委会。这两个军人带来了一个骇人的消息：秦保国在云南边境的中越自卫反击战中光荣地牺牲了！由于他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已被中央军委追认为“一级战斗英雄”和“革命烈士”。这两个人还带来了一个镶着镜框的大幅照片，里面是秦保国参军时部队给他照的像。镜框上围了一圈黑绸，端正地放在村委会院子里的大榕树下的一张方桌上，供村民们悼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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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村长通过广播让天水坞的全体村民立刻到村委会集合，说有十分重要的事情。在附近地里干活儿的村民也被村长派人骑自行车叫了回来。
一些先来到村委会院子里的村民站在一起小声地交谈着，表情严肃而不安，显然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几个月前他们才送走“煤球”和另一个小伙子去参军，对当时的热闹场面仍记忆犹新，现在突然而至的噩耗让他们都感到有些发懵。就像当初他们难以接受“秦保国”是“煤球”的大名一样，现在他们同样难以接受“煤球”才走了四个多月就牺牲了的事实。对于“煤球”为之牺牲的边境战斗，许多村民都不清楚。有人甚至根本不相信现在参军还会有真枪实弹的仗可以打，直到今天听说“煤球”已经牺牲的事实。
村民们自动在秦保国的像前围起了一个半圆，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都看着镜框里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脸发楞，不敢相信那个眼睛发光、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就是曾经像狗一样蜷缩在杂货铺角落里听男村民们聊天的男孩儿；就是那个总坐在家里的破炕上抱着一只狗在窗边发呆，从小因为太脏而一直被人叫做“煤球”的男孩儿。盯着照片里的人，村民们第一次惊讶地发现，那个他们自认为再熟悉不过的男孩儿的眼睛里其实有着太多他们没见过的东西，让他们不敢正视太久：它们是无畏，热情，坚定，自信，还有一股几乎要冲破镜框、让人屏息的勃勃英气。这些他们从来都认为与“煤球”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东西，此时却像变魔术一样突然出现在同一张脸上，让很多人一下生出对自己身边再熟悉不过的事物突然有了全新认识之后的震惊和无所适从。
站在这个被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层追认为“一级战斗英雄”和“革命烈士”的中国军人照片面前，村民们的脸上也出现了一种近似惶恐的东西，一种他们一生也想不到会因为“煤球”而出现在心里和脸上的表情。他们不懂自己为什么过去会对照片里的这个男孩儿产生过如此之大的误判。一个没有父亲，从小和一个疯女人生活的龌鹾男孩儿与“一级战斗英雄”、“革命烈士”之间的天壤之差，让他们感到有似乎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可是错在哪里，又是谁的错？他们脸上的表情清晰地描画着他们内心的疑问。
一个裹着小脚、又瘦又干的老太太蹒跚地从人群中走出，凑上前去，伸出枯干的小手试了试镜框上黑色绸布的质地，然后又摸了摸照片里那个她熟悉的男孩儿的脸。她的年纪似乎已老到无法让她产生大多数村民正在经历的复杂情感；对她来说，一切都很简单。那个照片里的孩子依旧是“煤球”，不论他现在穿着什么衣服，也不论他现在已经被说成了什么人。老人稀疏的头发像老山羊毛一样白里发黄，被早春的寒风吹得簌簌发抖。几滴清泪从她松垮的眼皮里滚出来，摔在她开了花的黑布棉袄上。“就这么没了啊？”她只剩下几颗牙的嘴瘪了瘪。“你一落生就是个苦命的孩儿啊！怎么啥苦事都让你摊上了？如今倒走在我前面了。。。不该呵，不该。。。”她一边不停地摇头，一边拄着一根桃木棍一步一晃地离开了仍在看照片的人群。
待全体村民都到齐后，秦保国的追悼会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