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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回家的路上，莲芯的心里涌上来许多陌生的东西。她看着西边被落日染红的杨树林，忽然鼻子酸酸地一胀，眼泪就像春天黑鱼河泛起的河水一样奔涌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她不清楚。一切都不在安排之中，却都顺序发生了。
收工的村民已经进村了。她知道李重还不会马上回来，因为他喜欢在别人都回家后一个人在农田里抽一会儿烟。
回到家的莲芯再一次来到佛龛前，仔细地端详起站在里面多年的观音娘娘来。这一次，她竟然在那个看过、拜过无数次的微笑着的白净脸上，也看见了那样熟悉的东西。就象一个过去以为只有自己才孤独的孩子，在忽然发现自己的母亲原来也是孤独的事实之后，心里产生了难以言说的震惊。而那震惊过后，她的心就变成了一条安详的河流，轻轻地、慢慢地向前流淌而去。
站在自家的门口等着李重的归来，莲芯出神地望着余辉落尽之后天上正隐约显露的一颗颗星星。她第一次发现，自己就像是夜晚天空里的一颗星，虽不亮，也不大，却和其它数不清的星星一样，从下面看上去，都一样的清冷，一样的好看。
想宽恕一个男孩儿的人——聋子扶犁手李重
一个仲夏的傍晚，重彩的云霞漫天，几十个天水坞的村民还在一大片麦地里抢收麦子。在他们身后，一捆捆绑好的麦子竖在地里，像无数个笨拙的巨人。人群中，一个方脸、矮个子的男人抬头扫了一眼正滑向西边杨树林的太阳，对人群短促地喊了一声什么。听见喊声，疲惫不堪的人们立刻停下了手里的活儿，都跑去拿起扔在田埂上的衣服和毛巾，然后一边擦汗一边沿着田里踩出的一条近路向村子方向走去。由于走得急，他们脚下发出一片布底鞋踩到土地时才有的嚓嚓声。
此时的天空好象被火山的岩浆喷洒过一般，红艳得让人的心也跟着烧起来。北边那一道白天看上去清朗、刚劲的远山轮廓，此刻竟变得好像一幅洇湿未干的水墨画，虚幻得让人难以断定它们是否真的还在那里。正往家赶的一群人里，脚快的几个已经走到了村边的黑鱼河，就要踏上架在上面的小木桥了。最先到桥下的是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一个脸红体壮，一个黑瘦灵动。她们合伙把一个高个儿小伙子的草帽和突然镰刀抢走，扔进河里，然后撒腿跑到桥上去看那个小伙儿边骂边卷起裤腿下河去捞。桥上桥下哄起一片尖叫和笑骂声。人群里，当了婆婆和结了婚的媳妇们对这些少男少女的把戏根本不理会，她们边走边不停地猫一下腰，麻利地拔起一把田梗上的野菜或杂草，团起来夹在腋下，等着到家后喂家里的猪和羊。而中年男人们大都低着头走路，眼睛只盯住脚下的地面，乏得连一句话也不想说。不远处，天水坞村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冒着炊烟，村里不时传来女人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叫声。那叫声儿忽大忽小，忽高忽低，拖长的尾音儿像京剧唱腔似的宛转多变。她们喊着“二妞”，“天柱”或“金锁”时，声音里混合着各家的鸡、狗、猪、羊的急切叫声，像是在集体伴奏。所有这些声音都加快了回家人的脚步。
沉静了一天的天水坞每天都在这时第二次醒来。
又到了一年里最忙的麦收季节。天水坞那些看不到边的大片麦地已经熟透了，热风掠过，饱涨的麦穗发出阵阵诱人的摩擦声，让人想起了馒头的味道。收工的人这时都已经到家了。在一块已经收割完并已被翻耕过的地里，一个看上去有六十来岁的矮个子村民和一条黑母牛仍旧留在那里，似乎并不着急回家。给他拉墒的小孩儿也早就跟着大伙回家了。这个人叫李重，是天水坞最好的扶犁手。此刻，他坐在深插在地里的犁把上，有节律地抽着烟袋。铜烟锅里的红光被吸得一明一暗，映出他黑褐色方脸上的条条纹路。他头上有一顶褪了本色的毛时代流行的蓝布帽子。帽檐下，他那双深藏的眼睛里透出一种弥散的神情，似乎已经和他此刻身处的环境失去了应有的逻辑联系。他眯着眼缓缓地吐出一团团烟雾时，总小声说几句什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在和无边的麦地或色彩斑斓的天空在神交。他的身子一动不动，从后面看仿佛是一尊因年代久远和绣迹班驳而被人遗忘的旧铜象。
李重有个习惯，喜欢在别人都收工后独自在地里坐着，直到抽完两袋烟才回家，耗时大约半个多钟头。不过今天他早就抽完了两袋烟，却似乎仍没有回家的意思。拉了一天犁的黑母牛不安地倒换着巨大的蹄子，喷着鼻响，不耐烦地示意主人该回去吃饭了。这头母牛跟了他七年，他们对彼此的脾气和习惯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今天母牛却不明白她的主人为什么反常地在这空旷的地里坐这么久，早就超过了平时应回家的时辰。天上这时已经布满了橘黄和蓝紫色的云块，一团团地悬浮在西边正黯淡下去的天际，仿佛又一次被匆匆离去的落日抛在了身后。
李重已经开始抽第四袋烟了。
李重是个聋子。但是天水坞的老人们都知道他的聋不是天生的。作为村里唯一的地主李大元的独子，当年他读完乔县中学后没有按照他父亲的心愿在家继承家业，却在他父亲逼他完婚后就离家出走了。李家人碍于面子，就说他是去外面上大学了。但是他走后十八年里却没有回过一次家，包括他父母在土改后先后去世。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被几个红卫兵从他当时正在教书的济南押送回了天水坞，因为他被人揭发是地主阶级的后代。从那个时候起他就聋了。关于他是怎么聋的有几个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他被红卫兵打聋的，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回来后被气聋的。最玄的一种说法是他根本就没聋，是在装聋，因为他的眼睛有时让人感到他不但能听懂别人说话，甚至反应比不聋的人还快。每当村里的年轻人故意用手比划着问他的耳朵到底是怎么聋的时候，李重就总以一副听不懂的样子，或是聋子爱打岔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后来就再没人问起他这件事了。
李重的故事是很多还活着或已死去的人们一生的缩影。尽管内容可能不尽相同，但其中包含的生活的不可预知性，以及一个人默默无闻地追求了一生却无果，仍要继续活下去的人生境遇是一样的。
李重的父亲李大元解放前是天水坞村唯一的地主，村子四周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他家的，由他分租给村民耕种。小时候的李重从来不喜欢呆在李家的深宅大院里，除了在家上私塾课，他总是想法偷跑出家门，去找村民的孩子玩。李大元对此深感不悦，但因为儿子书读得很不错，加上自己常年有病，也就只好随他去了。
夏天的午后，李重和村民的孩子们一起到黑鱼河里去游水，摸鱼。他们喜欢潜到清澈的河底去捞黑皮的蛤蜊和螃蟹，运气好时还能用网拦到美味的黑鱼。有时，他们一起恶作剧，把西瓜皮扣在头上然后把头放在水下游，岸上的人以为他们是漂浮在水上的一些瓜皮，并不知道底下还有人。然后，这些孩子突然从水里跃起，大声一喊，常常吓坏了岸上走过的人。他们也喜欢在杨树林里捉鸟，爬树，摘果子、堵蛇洞。。。一直玩到太阳完全沉到林子后面去。这时村里的女人们就会象唱歌一样呼着自己孩子的｜乳名，叫他们回家吃饭。孩子们随即饥肠辘辘地往家跑，脚脖子上挂着水草，身上沾着树叶和泥巴。李重跑在他们中间，自在轻松，心里的欢快是后来一生都再也没体验过的。
村民的孩子有个百玩不厌的游戏，也是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小时候乐此不疲地玩过的，那就是随意在孩子里靠抽签选出一个男孩和女孩结婚拜天地。游戏总是在杨树林里玩的。孩子们把粗细不同的木棍和树枝绑在一起，做成一个带帘子的轿子，然后四个男孩抬着它去接新娘子。抽签当上新郎的小男孩儿从来都不知道轿子里跑进去将要做他新娘的小女孩是谁，直到拜完天地后他掀起她头上盖着的红布。他们的长辈就是这样结婚的，而他们自己就是这种婚姻的果实。
游戏中最令人向往的就是揭掉红布的那个瞬间，因为无论新娘和新郎是谁，那一刻让两个孩子体验到的都只有单纯的惊喜。在这个游戏里，新郎和新娘从来都是幸福的，这也是这个游戏被百玩不厌的原因。
在一次乱哄哄的抽签之后，轮到了李重当新郎。大家开始手舞足蹈，拼命用嘴模仿着吹唢呐和放鞭炮的声响。四个男孩子把坐上了新娘子的自制轿子抬到李重了面前，放在地上。八岁的李重兴奋得不知所措，头上直冒热汗。他终于挪到轿子跟前，再三犹豫，同时心里浮出了无数幻想。里面的小新娘子实在等不及了，就喊了起来：“你到底是谁，快一点呀！”慌忙中，李重破了顺序，还没有先扶新娘子下轿拜天地，就撩开帘子，然后迫不及待地拉下了小姑娘头上的红布。他终于看见了他的新娘子，村里车把式最小的女儿，六岁的胖丫。她的两根小辫儿垂散着，流着鼻涕，头上有几朵刚摘的白色小野花，脏兮兮的小脸蛋因为兴奋变得红通通的，好象树上的山里红。胖丫一看见李重，就张开掉了两颗门牙的嘴开心一笑，李重不由地跟着笑起来。李重刚想把自己的小新娘扶下轿子，胖丫却自己跳了下去。“放下我，快放下！”她尖细的喊叫把树林里的鸟惊飞了一片。“我掉了一只鞋，不找回来我爹会揍死我的！”她光着一只脚一路往回飞跑，松开了的小辫儿在肩上来回拍打着，身后留下她吸鼻涕和喘不上气来的嘎嘎笑声。
李重后来再也没有忘记他第一眼看见那个掉了两个门牙和一只鞋的小新娘时的惊喜。
十三岁时，李重被父亲送到离家很远的乔县中学去读书，那是方圆几百里最好的学校。该校早年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校舍多是西洋建筑，有钟楼、教堂、由洋人名字命名的教学楼，还有带舢板的湖和大片的草坪和松林。李重在那里读书时，学校里还有好几个洋教员，教授英文和中国当时还没有的科学，比如无线电技术和养蜂术。在中学的六年里，李重爱上了学校图书馆里的藏书，像饥饿的人尝到了美味一样，他把课外的时间都用在了阅读上。六年里他一直住在学校，即使过年过节也不愿意回到天水坞的家去。
1948年解放前夕，地主李大元的身体日渐病弱，一直翘首盼望儿子高中毕业后就能回来继承家业。可是，终于从学校毕业的李重，似乎比过去更不愿意待在家里了，他总是找各种借口到外面去转。村里人看见他经常一个人走进杨树林去，或蹲在黑鱼河边，看着流过的河水想心事。
李重刚从学校回来时，曾在村里遇到过他小时候的玩伴，可他们的相见却给了他不小的震动。六年里，当年那些小男孩已经长成了小伙子，每天下地和村民们一起干活儿了。一起玩儿过的小姑娘很多都已经嫁人了。再次见面，他们能相互交换的只有客气的问候和满眼的陌生，然后就是尴尬和沉默了。李重从他们的眼中和晒黑的脸上看到的是麻木和对命运安排的无条件顺从。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些人是在为他的父亲李大元，也就是在为他自己种地。他感到一阵阵失落和恐惧。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李重心里的躁动和不安与日俱增，他无法面对父亲对他今后生活的安排。逃走的冲动开始在他心里浮现。
看着整天在外面闲逛，根本无意过问家业的儿子，李重的父母曾几次背着儿子请来了村里的一个老女人在家里烧纸，驱赶据说是牵走了他们儿子魂魄的恶鬼，但却都没见成效。最后还是一个亲戚的话提醒了李大元：“试试让他成家吧。”
被媒人挑中的姑娘是三十里外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据媒人说，这个叫莲芯的姑娘相貌出众，生性安静顺遂，聪慧体贴，一手女红最是远近闻名。李重的父母很快就同意了这门婚事。当李重告诉李大元他还不想结婚时，李大元竟以死相胁。李重后来在杨树林里转了三天，最后屈服了父亲的安排。
李大元家办婚事是天水坞发生过的屈指可数的几件大事之一。李家分给每户村民五斤猪肉，十斤白面和两瓶二锅头酒。全村能走动的人几乎都去李家的大院贺喜了。
在振聋发聩的鞭炮声中，新郎李重心不在焉地掀起了花轿上的绣花帘子，然后看见里面端坐着一个一身腥红绣花锦缎衣裤，裹着小脚的女人。不知为什么，他感到新娘的个子可能比自己要高。最后，拜天地时，在一村人眼睛的注视下，他终于掀起了新娘子的红盖头。那一刻，他全身战栗起来，恍惚中他意识到自己还想在他面对的这个真新娘子身上找回那个掉了两个门牙又丢了鞋的六岁小姑娘的影子。可是他真正看见的却是一个皮肤白净、长着丹凤眼的十七岁新娘子，她低着头，连眼睛都没抬。李重手一松，盖头又落了回去，也关闭了他寻回童年往事的梦。
新婚之夜李重独自在墙角的一个椅子里僵坐着，一直没有动。
不久，有在杨树林里拾柴的孩子说看见李重一个人在里面来回走，或站在树下发呆，还自言自语着什么，很认真的样子。在一个有雾的清晨，李重只身离开了天水坞，没有告诉家里的任何人。一个早起拾粪的老头儿事后回忆说，好像在通往村外公路的小道上看见了一个像李家少爷的人提着一个箱子匆匆走过。
离家后的李重，先进了山东一所大学学习他喜欢的建筑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山东的一所中等建筑专科学校当老师，一教就是十几年。在那些年里，他一直都想忘记和天水坞的家有关的一切回忆，直到大约他离家六年后有一次外出时遇到了一个从天水坞来的远房表哥李东光，他当时在乔县中学教书。他们在一起吃了饭。李重从表哥那里才知道，他走后一年村里就实行了土地改革，他家的地全部被政府没收，归了人民公社。他的父母也在那几年里先后去世了。而他的媳妇莲芯土改时被赶出了李家大院，因为不会干农活，生活一直过得比较难。
李重听完，半天没说什么话，只是不停地抽烟。分手时，李重托李东光给莲芯带去了一些钱。
那天晚上李重失眠了。从小他就很难与自己的父母亲近，更多的时候是和奶妈和佣人混在一起。李大元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常年咳嗽多于说话；而李重的生母因为家里有个年轻她二十岁的二房太太，心情好的时候不多，后来还偷偷地抽上了鸦片。当这一切不愉快的记忆忽然现在都可以消失时，他似乎得到了期待已久的解脱，可同时却又感到一阵莫名的伤感。虽然自己的一部分已经死去，但无论它有多丑恶，毕竟也是组成自己全部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厌恶，也是太熟悉的一部分。从那天起，李重认定自己今生不会再与天水坞有任何联系了。
文化革命开始那年，李重已经在那所建筑专科学校教了十二年书，一直都是个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在此期间，他一直隐瞒了自己是地主出身这个令他自卑的事实。可是，在那场家庭出身决定命运的文化革命一开始，他就受到了隐瞒家庭成份的惩罚。当时，对一切与无产阶级对立的阶级实施武力是合法的革命行动，红卫兵就是执行者。在一次全校召开的批斗大会上，一个叫吴双的红卫兵，也是李重的学生，极为激动地冲上台去，宣称自己受了李重政治上的欺骗。吴双是工人出身，由于悟性高，对所学教的设计知识常有不拘泥理论的独到思考和视角，一直都是李重最赏识的学生。因为他家里生活困难，李重便经常在经济上帮他一把。其实，李重一直在心里把这个比自己小将近二十岁的十六岁男孩儿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而吴双也对李重有着除了尊崇以外，也一直有着比对自己父母更近的依赖感情。这个雄心勃勃的学生曾经告诉过他的老师，说他将来一定要设计出让中国人记住的建筑作品来，超过苏联人已经在北京建成的著名十大建筑。
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在那场革命开始后的短短几天里，就变成了造反派和革命对象的对立关系。当学校第一次宣布李重隐瞒了自己的地主身份时，吴双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被骗和遭到背叛的狂怒在他心里骤然迸发。那种突如其来的醒悟，带来的是令人窒息的侮辱，好比一个热恋中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深爱的居然是一个最不该爱的人。面对全校的师生，吴双睁着因熬夜和痛苦而变得通红的眼睛，狂暴地哭喊着说，他的爷爷就是解放前被地主迫害致死的，所以他一生都痛恨地主这两个字。说完，他一下转向站在他身边低着头的李重，突然伸出右手猛地抡在他的右侧的脸颊上。那一击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包括了为他的爷爷和一切受过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穷人复仇之恨。
就在吴双抬手打向李重的一瞬间，他俩的目光有一个极短促的对撞。李重惊奇地在自己学生的眼里看见了发自灵魂深处的令他感到极为陌生的仇恨，赤裸 淋漓，毫无伪装。而他的学生也在那个瞬间在自己老师的眼中看见了因为对发生的事不可置信而产生的对人的巨大惶恐。当李重听到右耳轰地一声炸响后，眼里的世界就完全崩坍了。看着昔日站在讲台上的老师现在瘫倒在地上，吴双心里没有丝毫后悔，只有厌恶和复仇后的快意。
没有人送李重去医院，他被抬回了他在学校的单身宿舍。他一个人躺了几天，醒来后发现一只耳朵已经听不见了。几天后，另一只耳朵也逐渐失去了听力。就在这时，学校通知李重，让他准备好回他的老家天水坞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监督改造。
一个人躺在单身宿舍的那些日子里，没有人来看过李重。比挨打更难忍受的是一个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的问题。吴双突然生出的对自己的切齿之恨是从哪儿来的？他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会导致阶级之间的不满和仇视的理论，而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喜欢过天水坞那个有着太多压抑却从来没有笑声的家。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希望自己是村里任何一个村民的孩子，只要不是李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