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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放进我的嘴里。她的手指，碰到了我的嘴唇。可是，这都是我的想象，事实是，她见了我，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好像世界上没发生过任何与粽子糖有关的事。她的父亲并没有来看她，也没有给她带来粽子糖。而她呢，更没有把粽子糖给春忆吃。
我很怀疑，春忆其实是在说谎，雪老师根本就没有给他什么粽子糖。他的三颗破糖，只是他妈妈从什么地方买来给他的。或者是他从邻居家里偷来的！但我无法说服自己。我的内心，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声音，告诉我，糖确实是雪老师给他的。雪老师给了他三颗松仁粽子糖，却没有给我一颗！这也许是她最后的三颗糖了，他去了她的住处，她就取出来，一股脑儿都倒给了他。她把糖给春忆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想到我，她根本就没想到，应该留下一颗糖给我。她这样做，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她让我感受到了太深太深的伤害。
我见到雪老师，开始不理她了。我看见她从对面走过来，我一眼都不看她，就从她身旁走过去了。我与她擦身而过。与她交身而过的时候，我闻到了她的气息。她的气息是暖的，香的。我这样做，让我自己感到心痛。这一股暖的香气，更加剧了我内心的疼痛。在课堂上，我看着雪老师，她光滑的脸，她洁白的脖子，还有她隆起的胸部，我感到自己正在向下坠落，急速地落下去，却抓不住任何东西。当她的目光向我投过来时，我却又故意地迅速躲开了。我不看她。我这样做，看似在惩罚她，其实是在惩罚我自己。我对我自己真是狠心！
我潦草地写语文作业。而从前，我的字工工整整，我把写语文作业视为一种享受。我一边写，一边想象，雪老师将我的本子打开，看到一行行整齐的字，看到一丝不苟的每一个笔画，她是怎样感到愉快，嘴角不由得漾开了笑意。她写在我作业本上的每一句批语，每一个字，都是愉快的。甚至那一个个红笔的勾，都带着轻快的神色。她用红色墨水写出的“好”和“认真”，那几个普通不过的字，在我看来，却充满着女性的妩媚和柔情。而现在，我的字潦潦草草，还故意写了一些错别字。我甚至在写完作业之后，用手将字迹故意擦模糊，搞得脏兮兮的。我想象她在打开我的作业本时，一定会感到诧异。她的眉头皱了起来。她也许会把本子合起来，再看一眼封面，看看这本本子，到底是不是我的。她的疑惑，不仅浮现在她的眼中，她还在本子上打了问号。她什么都没写，只打了一个问号。这个红色的问号，像一只夸张的耳朵，又像一个脑袋的侧面。她的意思是，你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是你写的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的泪水，滴落到作业本上。窗子外的鸟儿，清脆地呜叫。我看看窗外，并没有发现鸟儿的身影。我倒是看见了天。天是那么蓝，蓝得鲜艳而纯净。云又是那么浓，又浓又厚重，白得耀眼。云显然是被风推着，它由东向西，从窗口移过去。
蓝天白云下发生了不幸的事，我的奶奶死了。她死得是那样突然！她亲手点燃的一盘蚊香，还在冒出袅袅青烟。香头上燃烧着的红色小点，还在不易察觉中绕着蚊香的中心旋转。她坐在矮小的烧火凳上，靠着墙，像是还在念着经。只是她的头垂得有点过低了，叫她叫得再响，她都不理睬了。父亲当时不在家，母亲对我说，你奶奶死了！母亲让我哭，让我大声哭，因为她哭不出来。我过去叫了一声奶奶，我的声音颤颤的。我生怕她转过头来，哎——答应我一声。但她不理我，我似乎更害怕。我也哭不出来，我非常着急。我知道母亲的心思，家里死了人，总该有哭声。而她一时哭不出来，当然希望我能哭。现在是她最需要我的时候，如果我能大哭，无疑是为母亲排忧解难，为家庭作出了一点儿贡献。我就试图哭，我干嚎了一声，自己听来这声音都是怪怪的，不像是哭，倒像是在装鬼叫。我在内心感到了滑稽，因此差点儿笑出来。
感谢来自空中的一个声音，终于让我突然感到伤心。一阵伤心的感觉，从心灵深处喷涌而出，我不仅泪雨滂沱，而且泣不成声。我听到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在叫着雪老师。雪老师——那一声唤，是那么空灵，就像我经常听到的教室窗外的鸟鸣。这一声唤，虽然细若游丝，却令我内心震颤。我感到悲从中来，我伤心欲绝。我哭，我流泪，我哽咽，我完全被哭所操纵。那天，我不知哭了有多久。也许半天，也许是一天。直到父亲闻讯赶回家，直到来了一些亲亲戚戚，我还在哭。我除了哭，什么都不干。
直到父亲出面制止我再哭，我还是哭。我的哭一经启动，就再也无法停下来。父亲恼了，甩了我一巴掌。他打在我的脑袋上，几乎将我打翻。他说，别再哭了！人已经死了，你哭也哭不活呀！他把奶奶的遗物，被褥、衣服、鞋子，她使用的毛巾和牙刷，还有她用剩下的几盘绿色蚊香，在屋后集中成一堆，点火烧了。火烧不旺，因此浓烟滚滚。黑烟翻腾着，像猛兽一样从火堆里蹿起来。
在为奶奶治丧的这几天，春忆有了新发现。他告诉我，他已经不止一次看见潘老师晚上去了雪老师的房间。潘老师双手插在裤袋里，在黑暗中慢慢走路。他尽量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他是有目的的。他要去雪老师那儿。他尽量不让别人看出来。他走到路灯下，看到 —截烂毛竹筒（那是渔民用来做渔网的浮标的），就踢了它一脚。它滚出去老远，他走到它跟前，又踢了它一脚。直到把它踢进黑暗里看不见。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潘老师就吹几声口哨。他吹的是什么曲子？我问春忆。春忆说，当然是《大海航行靠舵手》，除了这个，他就只会吹《国际歌》。我一直盯在他后头，春忆说，有一次，他差点儿被潘老师发现了，因为春忆踢到了一个烂竹筒。
潘老师走到雪老师住处的门口，笃笃笃敲了三下门。他敲得一响两轻，就像打暗号。但是雪老师根本不知道什么暗号不暗号，她在里头问，谁呀？她的声音当然很好听。潘老师说了一个简单的字，我！雪老师听出来了，她开了门。门吱呀一声，橘黄色的灯光涌出来，把潘老师的一半身体，也照成了橘黄色。他走了进去，门关上了。
这些都是春忆说的。
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呢？你过去看了么？
春忆点点头说他看了。至于他通过雪老师的门缝，看到了一些什么，他始终不肯说。
他越不说，我越想知道。我越想知道，他越不肯说。
春忆给我看他的装置，他希望我能从家里偷出几节干电池和一颗电珠来，否则的话这个计划就较难实现。他已经有了十多米铜芯线、一颗电珠和两节一号干电池。电珠和干电池，是从他家的手电筒里取下来的。而两节干电池，他认为远远不够。他希望我能从家里偷一些出来。至于电珠，最好也要多准备几颗，以用作试验。我觉得有些为难，因为家里的手电筒，几乎是父亲的宝贝。他喜欢手电筒，常常将它放在枕边。他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就玩它。他将手电筒的光对着天花板，仔细观察天花板上的一切。有时候，他也将电筒的光束投向窗外的黑夜。但夜实在太黑了，太渺远了，电筒的光，在这浓重无边的黑暗里，显得那么无力。它就像一支单薄的箭，刚刚射出去，就落到了地上。由于经常拿在手中把玩，这只手电筒的黄铜外壳，是锃亮的。它放在父亲的枕边，就像一支手枪。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家里除了父亲，似乎谁也不敢轻易地去用它。我当然不会忘记，父亲曾用这把手电筒，打我的脑袋。电筒的脑袋，打在我的脑袋上，发出很响的声音，我被打糊涂了，当时真不知道这声音是谁的脑袋发出的。电筒的玻璃碎了。父亲很心疼，当然他不是心疼我，虽然我的脑袋流血了。父亲这样想，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脑袋破了，还会自己长好，而玻璃碎了，必得花钱去配一块新的玻璃，否则它是绝对不会自己长好的。后来父亲就不再用电筒打人，因为在当时，要配到一块圆形的玻璃，并非一件易事。
鉴于这样的情况，要将我们家电筒里的电池偷出来，显然是不可能的。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干一件并不比生命更重要的事呢？我说，你不是已经有两节电池了么？两节电池也凑合着能用了。
但春忆明确表示两节电池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将电珠的顶部，磨出了一个小孔。这项工作非得有十分的耐心不可。将电珠在水泥地上磨，轻轻地磨，稍稍重了，就会磨破。春忆干得很细心，他向我展示了他的成果，电珠的顶部，那个小孔既小又圆，一望而知是出自能工巧匠之手。与此同时，他还收集了大量的火柴。他希望我也能从家里取一些来。这个不难，家里不缺火柴，生煤炉用的干柴盆里，就扔了好几盒火柴。春忆把火柴头上的火药一点一点刮下来，他已经装了一火柴盒。他说，只要把火药填进电珠里，将电珠的小孔封好，然后通上电，它就会爆炸了！
当然要有足够的电力，两节一号电池，肯定是不行的。
这是一个令人胆颤心惊的计划。我们的火柴头越聚越多，我们除了要在电珠里填上火药，我们最后还要把填了火药的电珠，埋在一大堆火柴头里。我们将把它地雷一样埋在通往雪老师住处的路上，长长的铜芯线，则延伸到远处一棵大树底下。我们将躲在那里，看潘老师如何贼头狗脑地从雪老师的房间里走出来——他与橘黄色的灯光一起，水一样被泼出来，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他走到“地雷”边，突然停住了。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他向大树这边张望。我们一定会很紧张，紧张得甚至想跳起身来逃跑。但我们终于忍住了，屏住呼吸。当他重新迈开腿走路，我们就颤抖着接通了电路。
因为这个计划，我和春忆变得都不太爱说话了。心里装着沉甸甸的秘密，我不知道自己是深感不安呢，还是觉得充实。我肯定自己变得敏感了，周围的人看我的眼神，他们的细小的动作，都会引起我的警觉。我像一个特务，生活在阳光下的阴暗里，活动在地面之上的“地下”。只有和春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这种狗一样的警觉才会放松下来。我站在我家的北窗口，遥望着窑港，其实心思恍惚。听到父亲的脚步声，我赶紧收藏起自己的思绪。在他面前，我显得极不自然。父亲好像察觉到了什么，他锐利的目光打量着我，像是在审视一个说谎者。他甚至还走上来，拍拍我的衣袋和裤袋，想要在里头发现些什么。我的口袋里，装着两个空的火柴盒，他命令我取出来，命我打开。“你要它做什么？”父亲问。面对父亲，要撒一个谎，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容易太容易了。我可以对他说，小小火柴盒，用处实在大，可以用它来做手工，粘成房子和天安门。还可以……为革命学科学，让它成为庄稼种子的标本室。父亲即使明知是谎，他又能怎么样呢？但我这时不愿意说谎，我说过，我变得沉默了，不爱说话了。我觉得说话是无聊的，甚至是无耻的，谎言当然也不例外。我站在父亲面前，手拿空的火柴盒，什么都不说。“说，要它做啥？”父亲的声音变得更严厉了。但我还是不说。我预料到他的巴掌会无情地甩上来，甩到我脸上，发出响亮的声音，同时将我手上赃物似的空火柴盒打飞。
因为心里装了非凡的计划，我看潘老师，也有了特别的心情。我觉得他是那样脆弱！别看他人高马大，但是也许，瞬间就会化为一片轻烟。他做梦都不会想到，危险已经存在，并且离他越来越近。生命真是无常，真是脆弱。我看他在学校操场上衔着一只哨子，起劲地吹着，手臂挥舞的样子，突然觉得他是那么的可怜。
那么雪老师呢？当她获知潘老师踩到地雷被炸身亡的消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她一定惊愕得张开了嘴，久久不能合拢。她的眼睛里，会有恐惧的光。她像被雷击中了那样，呆呆地半天都不说话。最后，眼泪从她的眼眶里淌出来了，滴落在她胸前。她的鹅黄色衬衣上，湿痕一点点泅化开来。
我坐在教室里，凝望着讲台上的雪老师，看着她的红唇在一张一翕，突然内心有了难言的快意。想到这一张脸上，将淌满泪水，我的心也开始酣畅地流泪。那可是无比快乐的泪！我凝望着雪老师，我看到泪真的从她的眼里流出来了，那么透明，那么清澈，那么闪亮着，仿佛夜空的星星。泪从她的面颊一直往下淌，在她光洁的下巴上稍事停留，然后檐雨似地跌落。雨一般地哗哗而下，把她的鹅黄色衬衣都濡湿了。湿的衬衣贴紧了她的皮肤，她的乳房看上去更加高耸，粉红的乳头也因此隐约可见。她的全身都湿了，泪水流淌到她的脚板上，再从脚板上滑落，在地面四处游走。
这绝对不只是我的想象。或者确切些说，我的想象，在某一天，终于变成了现实。现实与我的想象，是那么的吻合。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雪老师的眼泪，是那么无节制地流啊流啊，泪流满面，然后在瓷一样光洁的下巴上滑落，檐雨一样无休无止地滴落下来。泪水濡湿了她的前胸，甚至她的裤子上，都满是泪痕！
但这一天并没有很快到来。在这不幸的日子到来之前，我们的雪老师，和体育老师正经八百地谈起了恋爱。他们公开了他们的爱情。他们经常在黄昏一起散步，沿着窑港，在气味独特的黑泥的青烟中漫步，畅饮着爱的甘露。他们一起看天边的晚霞，比赛着为天上急剧变化着形状的云朵命名。这个像老虎！看，这像龙！这个多像是两个人呀！他们在看云的时候，其实想象力一点都不丰富。什么龙啊，老虎啊，人啊，完全未脱前人想象之窠臼。雪老师读过许多书，为什么不能有更广阔的想象？难道是爱情让她这么一个聪明灵秀的女人，也变得弱智愚蠢？他们有时候会在江边坐下来，选择一块干净的大石头，吹一吹灰尘，然后亲昵地坐在了一起。他们会在草丛里发现车前草，就把它拔下来，两个人斗草——草与草相扣，使劲拉，看谁的先断。他们像两个小孩，玩得那么高兴。总是雪老师的草先断，或者就是她咯咯咯笑得无力，手一松，让草的一头滑掉。她因此笑得更厉害了。江水里，经常会响起扑通扑通的声音。潘老师自作聪明地说，那是鱼儿跳起来又落下去了。“我怎么看不到鱼呀？”雪老师说。潘老师肯定是鱼，还说，他要是有渔网，就一定能打上来很多鱼让她看。她说：“你打呀！你打呀！”他说：“可是我没网呀！”她不饶他，说：“没网你也打呀！你下去摸呀！”他被逼得没办法，就站起来，假装要脱衣服下水。她笑着，看他脱。但他把衣服的钮扣解开，又扣上了。他说，水很凉的！
天黑了，他们就坐在江边数星星。这是什么星，那是什么星，潘老师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天文知识还真丰富。我早就说过，他虽然是教体育的，但并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他是老三届高中生。但雪老师总是说“哪儿呀”。她的声音那么柔，那么娇，“哪儿呀？”她说。她好像是明知故问。他说得那么仔细，她不至于听不明白吧。也许她是个近视眼，根本就看不清天上星。事实果真如此。潘老师说：“你的眼睛是不是有问题？”雪老师发嗲地说：“你不知道呀？我是近视眼，我从小就是近视眼，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怎么会是近视眼呢？
刚才还在装模作样地看星，突然他就把她抱住了。他戴了一顶鸭舌帽，他的帽檐碰痛了她。她把他推开，她说：“你碰痛我了！”他就把帽子脱掉，随手一扔。但她还是不让他抱，她使劲推开他。他很奇怪，问她为什么。她说：“你怎么想得出来呀！在外头，被人家看到了怎么办呀！”
我和春忆，就潜伏在他们背后，我们匍匐在田埂后面，把他们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我们经常跟踪他们，所以才会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我们看到雪老师不让潘老师抱，我们郁结的心肠才终于稍稍松快了一些。跟踪他们起初确实是有一种冒险的快乐的，在夜的掩护下，我们一路跟随，我们离他们是那么近，以致
能听到他们的呼吸。雪老师身上发出来的香气，在夜的窑港边也时时可以闻到。而他们脚步散漫，心情悠闲，根本没有想到在他们的身后，会跟着两个人——四只眼睛和两双耳朵，时刻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为此我们也感到过得意。但是，越来越感觉到受伤害的，还是我们的心。看他们走着走着，彼此的手就会牵起来，手指绞在一起。他们并肩坐在江边的石头上的时候，有一次，雪老师还亲手剥出一颗糖，送进潘老师的嘴里。他们亲昵的言行，像一把把刀子，直扎在我的心上。我觉得虽然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但是，比较起来，作为跟踪者的我们，才是更不幸的。所看到的一幕幕，让我的心流泪。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我感到我的心还在隐隐作痛。它流泪直到天明。
春忆的手伸过田埂，拿到了潘老师的鸭舌帽。他用它擦了擦自己的屁眼，然后，一扬手，把它扔进了江里。“我的帽子呢？”我们听到潘老师在黑暗中这么说，我们差点儿笑出声来。我们捂住自己的嘴，身体在田埂后颤抖。
“被风吹掉了吧？”雪老师说。我们知道，她和他一起在黑暗中找他的帽子了。他们低头弯腰，像拾粪者一样，在江边寻找。终于潘老师在江面上发现了他的帽子，他的视力真是不错。他嚷了起来。可雪老师却说：“我看不见。”潘老师想在江岸上找到一根竹竿，或者芦苇秸，以便将他的帽子捞上来。但他失败了。江岸上什么都没有。最后，他挽起裤管，决定涉水去取他的帽子。他下水了，发出了轻微的水声。“当心啊！你可要当心啊！”雪老师的声音细细的，颤颤的，她为他的安全而担忧。刚才她要他为她捕鱼的时候，他嫌江水凉，没有下水。可现在为了自己的帽子，却不怕牺牲。她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她要是想到了，就会明白，她还不如他的帽子重要，她就会生气，她就会转身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