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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老板转身对范妮说：“你家老太太最有意思了，她比我们所有的年轻女人都要漂亮，你看出来了吗？我最欢喜看爱丽丝了，她一来，我就想看她。”说着，她又望着婶婆笑，“连你吃饭也好看，规矩真的好，我们现在想做，也做不来，我们小时候过的也都是乡下日子，没见过什么好东西。对伐？”见范妮点头，女老板也点头，“我就是不可以盯住你看，像饿煞鬼一般。”
婶婆笑着拍了女老板一下：“老太婆了，还有什么好看不好看。”但范妮在一旁看着，婶婆的脸上，并没有真正觉得有什么不妥。年轻人的赞美，她真的是听惯了。
女老板对范妮说：“妹妹也漂亮。到底还有家传的，一看就晓得是好人家出来的。”
范妮笑着摇头。
领班过来冲凉茶。他一走近，范妮和他都愣住了，原来是美国罐头。
“你们认识？”老板娘看出苗头来，问。
“我们是上海英文班上的同学。”美国罐头说，“是老同学。”
范妮也点头。
“什么时候来的？”美国罐头问范妮，他的声音还是很温和，没有变化，让范妮暗暗吃惊。
“圣诞节的时候。”范妮说。
美国罐头看着范妮，范妮看出来他在衡量接着应该说什么，他也一定估计范妮的处境。他从来就是这样细心的人，懂得分寸。于是，就开口说：“我就要考托福了，很紧张。”范妮说着用手掌在面前扇了扇，她不知道怎么才能将鼻梁上突然长出来的斑盖上，不让他看到。“你看，弄得我人不象人。”看着美国罐头那单薄的身体，微微撑起来的肩膀，那是上海时髦男人的一种姿势，范妮想起来在上海时，她一直认为他到美国，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去唐人街卖苦力。而恰恰就是落进了唐人街，而且还在餐馆里见到跑堂的他。而且还是在自己一脸弃妇样子，加上一堆蝴蝶斑。
第四章 你在地毯下面藏着什么（16）
他想起来，在上海时她也常常做这个动作，她是个计较很多事情的女孩子，也计较很多气味。他略略向后退了一步，他今天没洗澡，不愿意让范妮闻出来。“哪里，你还是很优雅。要我们老板娘说人家漂亮，真的要十分漂亮才够格。”美国罐头说。这也还是他的风格，哄着四周的人高兴，不愿意伤着别人。
远远地相对，他们都感到舒服些了。
“你看上去不错，气色比在上海的时候好多了，人也年轻了。”范妮温和地说。
“真的？”他摸摸自己的面颊，笑了，“大概因为戒了烟。”
“你戒了烟？不容易啊。”范妮说。
“这里的空气太干净了，戒烟就容易多了。”美国罐头说。
他们小心翼翼地说起了美国的空气，蓝天和四季，象在暗礁处处的河道里终于找到了航道的小舢板，终于慢慢向前去。他们说到到了纽约以后，才发现不用象在上海时那样老是擦皮鞋，皮鞋穿一个星期都没什么浮尘，不用擦。纽约的自来水没有漂白粉的气味，泡茶很香。听得老板娘和婶婆都微笑起来，说他们就象最白的纸，一点点都能留下痕迹。
店堂里的客人开始多起来，美国罐头转身招呼别的客人，他好象认识很多人，老板娘也对他很满意。他看上去斯文又精明，是当领班最合适的人。
美国罐头亲自照顾范妮这一桌，但他并不多话。
上海馆子的红地毯里散发出食物的油盐气味，范妮跑到厕所里，往嘴里倒了几滴风油精，但那油腻气味还是刺激得她反胃。美国罐头自己也知道，自己身上有那么重的油腻气，所以他向后退了点。范妮心里突然充满了兔死狐悲的同情。她在镜子里看到一个吐得惨白的脸，脏脏的，整个鼻梁都是突然长出来的褐色的斑点。范妮伸手用力拍打自己的脸，皮肤又痛又麻，但是，开始泛出了血色。等胃里安静下来一点，范妮才走出去，远远的，看到美国罐头在店堂里忙，象地道的跑堂一样将盘子稳稳搁在胳膊上，她冲他笑笑。
吃完饭，美国罐头送了两份桂花红豆沙和两个fortune cookie来，范妮掰开自己的那一个，里面的小纸片上写着：“Do it in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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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范妮问婶婆。
婶婆说，只是这里华人餐馆让客人高兴的余兴节目，自己猜到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但是，”婶婆说，“有一年我到洪都拉斯去玩，就是因为在这家馆子里分到一个fortune cookie，里面是鼓励去旅行的话。要不然，我就错过那么好看的地方了。”
范妮小心地看着那张皱皱巴巴的小纸片，心想，也许这个巴黎，就是上海。
小纸片的背面，还写了一些lucky number，上面是12，18，32，25，22，26。婶婆说这是给买彩票的人投注用的。范妮问：“可以用在别的时候吗？比如什么时候应该旅行，什么时候去考试会赢。”
“我想也可以的吧，这种都是餐后余兴节目，不用认真的。”婶婆说。
离开餐馆的时候，范妮和美国罐头道了再见。
又是一个晚霞漫天的傍晚，范妮和鲁相对着，做在厨房的桌上吃他们的晚餐。范妮吃的是加了荷包蛋和生菜的方便面，鲁吃他的火腿，土司，奶酪和生菜色拉，用橄榄油，牛奶和意大利红醋调的色拉。像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一样，他们还是各吃各的东西，也许有时，彼此尝一尝对方盘子里的东西。
鲁在范妮的鼻梁上发现了一些阴影，她的妊胗斑都出来了。范妮一直拖着不肯去和医生预约，但收着鲁给她用来支付堕胎费用的支票。这让鲁心里又开始怀疑范妮的动机，他把范妮的事情告诉了朋友，他们都警告说，中国女孩子绝对不那么简单，她们比美国女孩子tough一万倍。鲁联想起范妮始终如一的小心掩盖的神情。从前，她的那种掩盖里面还有鲁可以理解的眼巴巴的盼望，鲁以为她因为自尊，要掩盖她对鲁的爱情，还有希望鲁能对她更亲热一点。现在，那种眼巴巴的神情几乎没有了，但是藏着什么不说的表情还有。这神情真让鲁发疯。
好几次，鲁都想转到范妮身后去，找到她到底藏着什么东西。
鲁知道不能强迫范妮去堕胎，那是她的权利。他能做的，就是常常给范妮脸色看，让她明白自己的不信任和不快。所以，他们相处的时候，沉默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因为是春天，他们打开了厨房的窗子，在谁也不说话的时候，就听到街口喷泉的流水声。
范妮突然放下手里的筷子，问：“你听过一支四十年代的歌，叫，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吗？”
鲁摇摇头。
范妮说：“我唱给你听。”
说着，范妮就唱了起来，那支歌又老，又多愁善感，曲调又难听，鲁觉得范妮简直疯了，但他停下手来，靠向椅背，拉长了脸不说话。范妮突然做出这么奇怪的事，他猜想那一定后面还有原因。这是范妮第一次为鲁唱歌，她的脸涨红了，显得鼻梁上的妊胗斑更深。她东方人孩子一样光滑的脸，无论如何还是让鲁喜欢。
范妮唱完以后，直直地看着鲁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这支歌。”她也学会像鲁那样笔直地看着人说话了。看到鲁摇头说No，范妮点点头，说，“但是我喜欢。”
第四章 你在地毯下面藏着什么（17）
范妮又问：“你听明白歌词吗？”
“没有仔细听。”鲁说。
“那我再告诉你。”范妮坚持说，“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her heart was young and gay。 I heard the laugher of her heart in every street Café。 The last tim
e I saw Paris； the trees was dressed for spring； and lovers walk beneath those trees； and birds have songs to sing。 I dodged the same old taxi caps that I had dodged for years； the chorus of the sfucky hours was music to my years。 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 her heart was young and gay； no matter how they have changed her； I remember her that way。”范妮几乎一口气流利地背完这支歌，再强调说，“我最喜欢的是最后两句，no matter how they have changed her； I remember her that way。”
“So what？”鲁问。
范妮说：“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回家去，堕胎的手术到上海去做。”
“决定了？”鲁问。
“是的。”范妮说。
“为什么？”鲁问。
“在上海，我可以得到照顾。我希望这时候和我家里人在一起，而不是和你。”范妮说。
“是的，我理解。”鲁说，“你可以把那笔钱用在上海做手术吗？在上海可以兑换吗？”
范妮点了点头：“一个美圆可以换九个中国钱，够了。”
鲁吹了一声口哨：“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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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飞机票在暑假可不便宜。”鲁提醒范妮。
范妮说：“我知道。”
“要是你愿意，也可以在纽约做这种手术，纽约做堕胎手术是合法的。”鲁到底吃不准到底范妮想回家做什么。另外，他也有点不安，不论如何，他总是不愿意范妮的家里人也知道要堕胎这件事，总是个伤害，不能算喜事。“我也可以帮助你，我有车，不常用，你知道的，开车对环境不好。可我也可以用车载你去医院，接你回来。”鲁说。
范妮哗地抬起眼睛来，定定地看住此刻愚不可及的鲁，然后一笑，说：“我不是要帮忙，而是想在暑假回家的时候把孩子拿掉，我想家，你知道吗？”
范妮脸上笑着，笑着，眼睛里渐渐蓄满了眼泪，因为怕自己的脸会变成一张哭脸，范妮始终保持着脸上的笑，她发现笑的时候和哭的时候，脸上的肌肉可以是一样的。范妮还想说些什么，但没有说，因为她怕会带出哭腔来。
范妮的笑终于激怒了鲁，他轻声说：“奥地利有一句话，形容有人在心里藏着什么，让别人感到不痛快，他们说，你在地毯下面藏着什么。”
第五章 No verse to the song（1）
将自己怀孕的消息告诉家里，要回家处理这个孩子，又只字不提孩子的父亲，这对任何未婚女孩来说，都是最难堪的事。对范妮这样曾经在中国千辛万苦保身价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何况，又是和一个美国人发生了这样的事。范妮开始也觉得自己说不出口。但是，一旦回上海的念头出现，就象燎原烈火，在范妮的心里日夜熊熊燃烧起来。常常，她突然想起上海家里自己的小床。夏天下雷雨时候，床上凉爽的宁波竹席，冬天被子里的热水袋，热水在软软的橡胶袋里沉闷的水声。有一次，她还突然想起，贝贝被关起来的时候，自己和维尼叔
叔正好到他家去。回家的一路上，维尼叔叔吓得不停地眨眼。知道他们回了家，弄堂里没有警察，进了家门，家里也没有警察等着，维尼叔叔将保险“喀哒”一声别死，好象将贝贝的危险全都关在薄薄的门外。维尼叔叔闭上眼，靠着墙，吐出一口长气。连那么小的时候的事情都想起来了，连那么小的事情都想起来了，范妮知道，自己是想逃到一个地方去解决自己的问题。她明白自己不可能24小时都保持得了体面。她需要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崩溃一下。
除了上海，在这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地方。
她绕开爷爷和维尼叔叔这两个自己最亲的人，选择和自己最生疏，也最怕得罪自己的妈妈，到邮局寄了一个快递给她，告诉她，自己有了孩子，要在暑假回家打胎，然后再回美国，其他什么也没说。她选择了上飞机前一个星期才通知妈妈，因为计算好美国邮局要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把那封快信递到上海。而这时，她已经在飞机上了。这样，家里人就不可能打电话来美国讨论什么，省得他们七嘴八舌，特别是爸爸。也省得自己当鲁的面向家里人解释。鲁是个聪明人，即使他不懂中文，也会从她的表情里发现那些她不想让他看到的东西。她给妈妈的信，象一个通知那样没有感情，没有说明，不可商量。她不敢这样伤爷爷和维尼叔叔的心，但是对妈妈，她敢。因为范妮觉得，妈妈爸爸没有资格对自己说三道四，而妈妈比爸爸更明白这一点，也一直小心识相。范妮知道，妈妈会将自己的快信马上交给爷爷他们。她将帮自己去重伤爷爷和维尼叔叔。
准备回家的那些天，范妮的情绪稳定了一些。就好象筋疲力尽的长跑者在快要到终点的时候，也能找到一点力量那样。她参加了学校的考试，甚至对莲娜都没说自己要回上海打胎的事，甚至她骗莲娜说，自己根本没有怀孕，和她一样，自己也是虚惊一场。倪鹰真的在一个美国教授的帮助下申请了哈佛大学，竟然全班没有一个人说她象娜佳那样，反而都说，那是美国梦想comes true。范妮冷冷笑着，掩盖着心里冲天而起的悻然，她不愿意人家说她妒忌倪鹰的好运气，她也不肯妒忌倪鹰，她什么也没说。那些天，她心里充满了就要结束了的释然，她盘算好，自己下个学期再回来的时候，去找一个新班级，甚至一个新学校，也许还要找一个新地方住，那时候，一切都可以再是新的，什么危机都没有。甚至，范妮想到了倪鹰当时提到过的美国中部那些便宜的学校，没有华人的小城，说着纽约人看不起的中部口音的英文的地方，她想，索性回来以后迁到那样的地方去，谁也不认识，活得象一个真正的新人，不管那地方有多土气，多让人看不起。
上飞机时，范妮感到了一种终于逃离压力的轻松。她用一小杯葡萄酒吃了半片晕海宁，酒精将晕动药迅速挥发出来，于是，她很快就睡着了。整个长途的飞行中，她差不多都在睡觉。有时她好象快要醒来了，在浅浅的睡眠里，她象一段树干那样安静，远远的，鲁的脸，倪鹰的脸，婶婆的脸，爷爷的脸，维尼叔叔的脸，街头的石头喷泉，园子里的石头喷泉，前进夜校的书，会话老师被大肚子蹦得露出了白布的裤子口袋，水龙头上写着蓝色的H的瓷砖，倒挂在龟裂门上的塑料花，象树叶一样在她眼睛里面息索闪烁。她努力想起，还有一些生活里致命的难题，它们那么大，那么高，使她一时都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就象瞎子站在大象身边的时候一样，她想，最重要的难题，恐怕是孩子吧，自己肚子里有个金发碧眼的孩子。然后，范妮想起来，自己的难堪，自己的失败，自己的被弃，自己的困境。但她在梦里制止自己醒来。她紧闭着眼睛，渐渐再次睡着。那些脸，那些事，终于无力的飘落四散。留下范妮自己，象一段结实的木头那样简单，随便放在什么地方，做成一块搓衣板，或者一片雕花板，甚至一根踏脚板，作为一块木头来说，都不会在乎。范妮想，原来随波逐流，是这么自由。她满意地叹了口气，她闻到了自己胃里已经发酵了的酒味。
范妮的美梦最终被上海打断。上海到了。
范妮不得不睁开眼睛的时候，正看见电视屏幕里，黄褐色的中国地图上，一个白色的小飞机正准准地压在代表上海的小圆点上。乘务员在报上海的天气，上海正在下雨。机舱里的白灼灯，使得经过长途旅行的人的脸，都象缩水的老青菜那样难看。有些着急的客人已经啪啦啪啦地开行李箱，将手提行李取下来了，范妮看到一件五花大绑的黑色手提箱从自己前面经过，那一定很重，托着它的那个男人被压得连嘴都张开来了。
范妮突然有了一种被送回监狱的恐惧。她伸手捏了捏挂在脖子上的小袋袋，外国人长途旅行大都用这样的袋袋装护照和支票本子，套在脖子上，挂在自己的贴身衣服里。范妮临回上海时也买了一个。那里面，放着范妮回纽约的返程机票，贴着有效学生签证的护照。这些是她能够回上海来处理孩子的前提保证。但范妮还是感到不安全，那种会被禁锢起来的惊慌抓住了范妮的心。
第五章 No verse to the song（2）
飞机已经停稳了。前舱的人，慢慢向前蠕动，他们就要离开美国飞机，踏上上海的土地。范妮不得不跟着人群离开。慢慢地，不情愿地向前走着，范妮想起来，一个电影里面，失控的火车不得不沿着废弃的铁轨，向波兰奥斯维辛死亡营开去。火车上有一个当年从奥斯维辛死亡营里逃生的老犹太人大声地叫：“我不回去，我不回去。”然后，他就自杀了。后面有人粗鲁地推搡着范妮，想要越过范妮，走到前面去。即使是纽约，范妮也没有遇到过这样自私地拨拉别人身体的人。此刻，她那些在上海街上被人乱撞，下雨天自己的伞被别人的伞
不断地碰歪的回忆苏醒过来，然后，范妮记起来，那个外国电影叫《卡桑德拉大桥》，是在蓝馨剧场看的。还有在下雨的时候，自己在床上，看光了所有的书，杂志，没有东西打发时间的无聊，好象要生病似的心灰意冷。后面那个人恼火地催促范妮快走，范妮用自己的手提行李挡在自己和那个人当中，就是不走，也不让他抢先。“充军去啊。”她低声用上海话骂了句。哪晓得后面那个男人哇哇地用英文开始和范妮对骂起来。他的口音很奇怪，让范妮听不懂。范妮扭过头去不理他，但也坚持用自己的手提行李当在自己与他之间，不肯让他先走，也不肯走快。
范妮怀着恶劣的心情走下飞机。
等行李的时候，范妮往海关通道外面的闸口看了一眼，那里大门洞开。远远的，在青白色的灯光下，外面的栏杆后面站着些接飞机的人。在那堆人里面，范妮一眼就看到了爷爷的脸，她吓了一大跳。
在见过那些照片上爷爷年轻活泼的脸以后，她此刻吃惊地发现，爷爷现在的脸肿得走了形。他的皮肤象在严重过敏那样，厚厚地翻起来，露出一个个粗大的毛孔。在婶婆的照相本里，范妮见到过爷爷他们当年唱京戏的照片。他们在一起演过《四郎探母》和《岳飞》，爷爷把他的眼睛和眉毛高高地吊向鬓角，象鹰眼一样有力与专心。那时候，王家的孩子个个喜欢京戏，春节的时候，在自己家里搭台唱戏，爷爷唱小生，奶奶唱花旦，婶婆唱青衣，众多范妮从来没见过面的叔公们和姑婆们，他们个个脸上都画着神采飞扬的吊眼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