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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战斗，这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建议，在当时有很重要的意义。
1924年11月，国民党将中央实业部改为商民部，商民运动由此发端。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提出了商民
运动的理论根据和方针、政策，商民运动逐渐展开。截至联席会议召开前，
广东各地已成立商民协会200多个。但是，在此期间，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
劳资纠纷日益增加，部分工人中出现了“左”的苗头，所谓“打倒资本家”
的口号正是这一倾向的集中表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保证工人运动、商民
运动的健康发展，陈其瑗、毛泽东等联合提出了上述提案。遗憾的是，它没
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工人运动中的“左”的倾向继续发展，直到国民革命军
攻克武汉后，遂成为一严重倾向。
其二为 《关于民团问题的决议草案》。提案人甘乃光、李毓尧，附议人
毛泽东、周以栗、刘季良、于树德等30余人。该案称：
旧有之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团等组织在事实上多属土豪劣绅及不法地主之武力。此等武力常
为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派所利用，破坏农民运动，摇动本党及国民政府之基础，于党及政府
之前途，危险实甚。
因此，甘乃光、毛泽东等建议大会就此作出9项决议，其主要者为：1。民团
团防局或保卫团之团长须由乡民大会选举，禁止劣绅包办；2。团丁须以本乡
有职业之农民充当；3。由党部派人施行政治训练；4。除与土匪临阵交战外，
无对任何人自由杀戮之权；5。不得受理民刑诉讼；6。不得巧立名目抽收各种
费用；7。已有农民自卫军之地方不得重新设立民团团防局或保卫团；8。凡摧
残农民之团防局或保卫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农民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它
日益引起土豪劣绅的仇视。各地土豪劣绅利用手中掌握的民团或保卫团，残
杀农民，摧残农民协会领袖，仅1926年，广东高要、广宁、德庆、中山、花
县等地，就曾发生此类惨案多起。在8月末的花县惨案中，当地民团首领勾
结土匪杀害农民数十人，焚毁农村数十处，甚至捣毁国民党县党部，进攻国
民政府军队。甘乃光、毛泽东等人的提案正是为解决此类问题而发。
国民党二大以后，左右两派斗争加剧。1926年5月，蒋介石在二届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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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提出了多种限制。
此后，中共中央决定，“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在国民党一届一
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一人就提出4项提案，而在此次联席会议上，毛泽东仅
以连署人或附议人身分出现，其原因在此。
联席会议同样充满着尖锐激烈的斗争或论辩。会议开到最后一天时，丁
惟汾突然提出，联席会议绝对不等于全国代表大会，其地位仅与中央委员会
扩大会议相同，因此，它无权变更或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如有此
等错误，即是违背总章；违背总章，即是无效的”。丁惟汾的发言受到了张
曙时、江浩、范予遂、李毓尧、陈其瑗等人的反对，但朱季恂、徐谦则部分
同意丁惟汾的意见。徐谦说：“本会修正之政纲将来还是要报告第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如有不合，还可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在此情况下，毛
泽东发言说：
联席会议的性质于开会时谭主席（指谭延辏А收撸┮阉档煤芮宄裉於⊥竞鋈惶帷�
出疑问，真是怪事！刚才徐谦同志、朱季恂同志说，联席会议决议还是要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
会追认，那末我们联席会议的决议究竟有无效力却是一个重大问题。本席以为，联席会议的权
能大过中央与否是一个法律问题，联席会议既由中央召集，如有错误，中央自应受第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之处分。外国报纸说，我们这联席会议是一个非常会议，来应付非常之事。说联席会
议没有地位，何以中央召集这个会议？今天来修正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实
际上的权能已经超过全国代表大会之上，所有联席会议的决议我看是完全有效，而且是不能再
有人来加以修正的。
联席会议是一次左派占优势的会议，它通过了不少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决
议。毛泽东的发言旨在维护这些决议，用意是好的，但以为联席会议的权能
可以“超过全国代表大会之上”，“而且是不能再有人来加以修正”，自然
难以使人接受。当天会议的主席是吴玉章，他综合双方意见说：
联席会议的决议，现在既以丁同志提出之地位与权能问题，发生了有无效力的问题，自应
有一解决的方法，本席主张，以“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实行，只有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方
有修正之权”等文字，用决议的方式来保障本会议的决议案，众意以为如何？
吴玉章的意见既维护了会议的决议，又完全符合组织原则，因此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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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的迁都之争
与宋子文
迁都之争是北伐时期国民党左派和蒋介石矛盾公开化的重要标志。国民
党左派坚持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则主张暂驻南昌，双方尖锐对立，最终蒋介
石同意迁都武汉，争执以国民党左派的胜利而告一段落。蒋介石不是一个轻
易改变己见的人，他之所以同意迁都武汉，有其不得已的多方面的原因。其
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宋子文站在国民党左派方面，以财政压力迫使蒋介石
就范。关于此，迄今史学界尚未有人论及，有阐微发幽之必要。
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本来是蒋介石的要求。1926年9月9日，
武昌尚未攻克，蒋介石就致电留守广州的张静江与谭延辏В诔疲骸拔洳恕�
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
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18日再电张、谭，声称：“中
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
恐不能操之中央。”蒋介石和唐生智当时正在闹矛盾，对唐生智掌握湖北不
放心，因此企图以党和政府的力量控制唐生智。同年10月中旬，国民党在广
州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讨论蒋介石的要求。会议认为，当时的主要
工作在巩固各省基础，这种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一致决定，
国民政府仍暂设广州。会后，蒋介石继续提出，即使国民政府不迁，也要将
中央党部搬到湖北来。11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接受蒋介石的全部要求。当
月16日，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偕司法部长徐谦、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
孙科、外交部长陈友仁等与先期到达武汉的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
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等人举行谈话会，决定接受鲍罗廷建议，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之前，由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和
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以徐谦为主席。
至此，迁都工作似乎一切顺利。但是当第二批出发的张静江、谭延辏У取�
人到达南昌，即将赴鄂之际，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1927年1月3日，蒋介
石召集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声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顺利起
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
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7日，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上决
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等13人为分会委员。这样，就
在实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当时，正值武汉各
界人民占领英租界之后，对英交涉处于紧张阶段，武汉的左派们认为：“因
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
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就在当天，陈友仁、
宋庆龄、蒋作宾联合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形势，认为“苟非有军事之急变，
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这样，迁都之争就发生了。
宋子文是1月3日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的参加者。会上，他从
便于“筹款”的财政角度力主迁都武汉。不料会议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就通过
了蒋介石的意见。会下，他对陈公博说：“如果国民政府不搬汉口，我再不
给钱，看他们有什么办法！”后来，当迁都之争愈演愈烈，蒋介石固执己见
的时候，宋子文果真“不给钱”了。当时，蒋介石手下掌握着几十万军队，
每月约需费用1300万元，没有钱，闹饷、哗变，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蒋
介石无奈，只好派他的理财干将徐桴赴武汉催领。1月29日，徐桴到达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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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密电蒋介石云：
桴因在浔待船，至今早始抵汉，当见宋部长，商以后领款办法。不料宋部长谓，现已辞职，
不能负责。桴谓：军费前经说定，每月现洋一千万，库券三百万，辞职如何，非桴所知，在未
准以前，须照此发款。如有错误，军心立涣，大局可危。彼又谓无论如何不能负责，只可收入
若干，发给若干，不能照前定负责。经过再三面恳，彼又谓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
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
本电具体地汇报了和宋子文的交涉过程，其中“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
等话，显然是宋子文有意说给蒋介石听的。“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
云云，更是暗示蒋介石，要解决军费问题，必须迁都武汉。
2月3日，徐桴第二次会见宋子文，宋子文仍然不肯发款。当日，徐桴
再次密电蒋介石，电称：
宋部长不发款显系赌气，故意刁难。然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
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
所谓“赌气”，即系赌迁都之争的气。看来，这封电报触动了蒋介石。当时，
蒋介石还没有其他财源，军费不能不要，因此，不得不和武汉左派妥协。同
日，蒋介石有一电致徐桴。4日，宋子文启程赴赣。8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
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昌。9日，
宋子文致电武汉左派，告以谭延辏У热巳漳诩纯奢岸酢＝庑┦录怠�
起来考察，不难断定，在解决迁都之争的过程中，宋子文这位财政部长是起
了重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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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汪蒋上海会谈辨析
1927年4月初，汪精卫自欧洲回到上海。当时，蒋介石正在积极策划清
党反共，汪精卫和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吴稚晖、李
石曾、蔡元培、古应芬等人之间，有过两次会谈，一次在4月3日，一次在
4月5日。在此前后，彼此间还有过多次接触。关于这些会谈和接触中汪精
卫的态度，史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汪蒋之间相互勾结，目标一
致，已经达成了反共协议，只是在进行时间上有分歧；另一种意见认为，汪
蒋之间并未达成共同反共协议，汪的离沪赴汉，就意味着他仍然企图凭借国
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蒋抗衡。两种看法截然相反。那末，历史的
真相到底如何呢？
由于会谈没有留下记录，双方在事后的追述又不尽相同；即使是汪精卫
本人，由于政治立场变幻，不同时期内的说法也存在着差异。凡此种种，都
增加了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的困难。但是，我以为，如果审慎地鉴别并使
用有关材料，历史的真相还是可以揭示的。在这些材料中，最重要的当为汪
精卫的 《致李石曾书》。此函写于4月6日，距4月5日的会谈仅隔一天，
李石曾又是会谈的参加者，应该说，汪精卫绝无在此函中说假话的可能。该
函说：
5日谈话会散后，痛苦万分。弟深信弟之意见，决不能得吴先生等之赞同，而吴先生之意
见，弟亦决不能赞同。终日谈话讨论，戕贼感情外毫无其他结果，故不如决然舍去也。
吴先生，指吴稚晖，“吴先生之意见”，实指蒋介石的“分共”与“驱逐鲍
罗廷”等主张。这里，汪精卫明确地表示，他“决不能赞同”。信中，汪精
卫并将他连日来在会谈中的意见概括为两点：“第一，民国十三年来改组之
国民党，其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第二，如以党为不必要则已，如以党为
必要，则党之纪律不可不守，否则党必为之破碎糜烂。”对于国民党改组的
“精神与方策”，汪精卫明确地解释为联俄与容共。他说：“改组之政策，
是总理所手定，弟以为不可轻言更改。如必欲更改，除全国代表大会外，谁
能有此权力？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外，谁能有此权力？”
因此，他建议，在南京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
与《致李石曾书》同时，汪精卫还有一封《致蒋介石书》，也写于4月
6日。该函全文至今尚未公布，但吴稚晖曾引用过两段。其一：“改组之精
神及其方策，实总理苦心孤诣所独创，而吾弟实左右之，铭不过追随之一人。”
汪精卫后来解释他写这一段话的用意是企图感动蒋介石：“苟对于总理犹有
丝毫纪念，或能悔而中止。”这应是事实。其二，“以铭之愚，一线生机，
惟在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于南京。”此点与 《致李石曾书》相同。此外，汪精
卫还有一封《致张静江书》，说明“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期得多数同志之同
意”，“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
通过对以上三函的分析，不难看出，汪蒋上海会谈期间，汪精卫仍然以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及其联俄、容共政策的继承人和党纪捍卫者的面目出现，
并未同意蒋介石的“分共”和“驱逐鲍罗廷”的主张。此点亦可从吴稚晖说：
“汪先生去国一年，他只知道还是那么一个共产党！他疾病坎坷，久在欧西，
三十天内经过了木司科，接晤了一群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半个月的俄国火
车、俄国轮船伴送了回来。又一向有深刻的总理联俄容共历史，影在脑中，
如何能在上海听了几个老朽朋友的一席话，就马上突然变换了一个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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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应该承认，吴稚晖的这些分析是符合情理的。
但是，也有相反的证据。4月4日，李济深、甘乃光、陈孚木曾致电广
州当局，通报4月3日会谈情况，提到汪精卫主张，在中央全会未开会之前，
可以采取“暂时应急之法”三条：1。共同负责通告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
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
动，听候开会解决；2。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其命令如有妨碍党国
前途者，于开会之前不必执行；3。各省党部、各机关如有捣乱分子在内阴谋
破坏者，在汪主席所拟召集之会未能解决以前，应由各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
制裁。（见《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9日）这三条，证以《邵元冲日
记》，当是事实，根据邵氏所记，汪精卫声称：
（一）若此时同人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之情形急迫，且亟谋破毁租界，则彼可负责告独
秀，使其制止；
（二）武汉此时如有关于摇动军政之命令，可以不受；
（三）各地共产党及工人纠察队如有反动情形，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云云。
邵元冲的这一部分日记为事后追记，所以连开会日期都误记为4月4日了。
但是，他是会谈的参加者，基本事实是不会错的。
汪精卫既主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同时又
提出“暂时应急之法”，是否不可理解呢？并不。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分
析，第一，汪精卫一回到上海，就处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包围中，他们
在汪面前说了许多共产党的“坏话”，制造了不少诸如“共产党破坏国民党”、
“亟谋破毁租界”一类的谣言。第二，汪当时虽是著名的左派，但他对共产
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都并不满意。他曾对吴稚晖说：“共产党实以本党
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
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
责。”这就是汪精卫在上海会谈中持矛盾态度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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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逼勒中国银行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为了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对付退守
长江北岸的军阀孙传芳，急需大量军费，因此，于4月底决定发行国库券3000
万元，以江海关所收二·五附加税作抵，要求上海各银行先行垫借。其中，
有一段逼勒中国银行的经过，颇为曲折生动。
中国银行是旧中国的四大银行之一，总行设于北京，上海等地设有分行，
以资金雄厚著称。蒋介石搜罗军费，自然首先注目于该行。4月30日，蒋介
石的御用机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要求中国及交通两行先行垫款100万，
于当日运往南京，并派代表坐索。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宋汉章只答应垫借
30万，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钱新之言语冲突。这使蒋介石的表亲、派到上海的
财政专员俞飞鹏大为恼火。5月1日，俞致电蒋介石云：“查中行从前借与
吴佩孚五百万，张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