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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被迫检查已出和待出的书稿，通知我们说：“对遗产要强调批判精神”，
“南社的时代与现在接近”，“要格外慎重”，“正在重新审读书稿”，云
云。所幸的是，这次审读，书局只对原来已作过加工的稿子再作了一些修改
和删节，于1964年上半年付排。接着就是读校样，签合同，准备插图，似乎
出版在即了。
没有想到的是，历史已接近“文化大革命”前夕，“批资”的火力越来
越猛，南社当时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团体，因此，书局又于 1965
年3月将三校样退给我们，要我们“根据目前的革命形势”，重新研究资料，
加强批判；如一时不容易改好，书局就准备对排版作出处理。我和彦成君商
议之后，觉得意见难以接受，决定暂时不动，其结果自然是拆版。一直到“文
革”以后的70年代末，陈旭麓教授帮我在上海出版了《黄遵宪》一书后，又
想帮我出版 《南社》。我向中华书局重提此稿，书局不愿让出，于是，修订
增补，由周振甫先生当责任编辑，于1980年将此书重排出版，但是，金灿然
同志已经见不到了。我们从其他方面知道，他主持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在文革
中被说成封、资、修大毒草，受到了残酷的批斗，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于1972年12月逝世。
《南社》重排出版时，我们在后记中写了一段话：
十八年前，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即积极支持本书的出版，并约见著者，热情鼓励，
体现出一个老出版家对年轻人的关怀。现在本书出版，金灿然同志已经去世，书此以为纪念。
一本小书，出版竟“拖”了18年之久，抚今思昔，能不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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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老和我
侯外庐先生去世已经一年多了，一直想写篇文章，记录外老和我的一点
小关系。
我读外老的书，那还是50年代，在北大念中文系的时候。因为研究作家，
不能不了解并评价作家的思想，这就不能不读几本思想史一类的著作。正是
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读 《中国思想通史》。说老实话，开始时不大懂，但
外老著作的博大精深吸引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啃。1960年，我被分配到一所
名为农业机械学校，而实为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里教书，有时也兼管传达
室。自然，思想史的知识完全用不上，但我还是继续读外老的书。一次，在
书店里发现了一套《中国思想通史》，厚厚的6大本，书价自然不低。尽管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经常饥肠辘辘，但我还是把本来准备用来填肚子的钱买
了书，并在扉页上写了“购此自励”四字。从此，批批划划，愈读愈有兴味。
外老的书读久了，对思想史也就有了一知半解。这时，我已调到一所中
学里教书。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明人韩贞的集子。韩贞是泰州学派传
人，当过窑工，历来被作为泰州学派具有丰富人民性的例子。我仔细研读了
韩贞的著作，觉得情况并不如此。于是，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光明日报》
上。其后，我继续研读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文集，写了一篇长文——《关
于王艮思想的评价》。这是篇全面地和外老唱反调的文章。例如，《中国思
想通史》认为泰州学派是唯物主义学派，我却认为是唯心主义； 《中国思想
通史》认为王艮思想具有异端色彩，我却认为王艮是奴隶道德的鼓吹者；如
此等等。当时不知天高地厚，还特别加了个副题——与侯外庐等同志商榷，
将嵇文甫、吕振羽等前辈学者一概包括在内。文章写成后，寄给 《新建设》
编辑部，很快排出了清样。责任编辑谭家健同志告诉我，清样送给外老看了，
外老认为文章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可以发表。
不久，文章出来了，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了。我当时20来岁，年轻、幼稚，
不曾更多地去思考外老同意发表反对他的文章这一事实的意义，也不曾想
到，应该去拜会一下外老，听听他的教诲。又过了几年，进入“史无前例”
的时期，外老当然在劫难逃。某次，我和历史研究所的一位同志闲谈，问起
外老和他的几位弟子的处境。这位同志说：“你幸亏没有调来，否则你也跑
不掉！”他接着告诉我，外老曾经准备调我到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
但没有调成。听了这位同志的话，我愕然了。我的文章和外老的著作唱反调，
而且是那样激烈的反调，外老却要调我到他手下来工作，这是一种何等高尚
的风格呀！
自从知道外老要调我而没有调成的消息之后，我就一直想打听其中的奥
秘。说法不一。一说是档案不行，一说是忙于“四清”顾不上。我是相信第
一说的。我在大学里读书还算用功，但那时候用功读书并不被认为是好学生。
加上1957年我对揪了那么多右派想不通，不会张眉瞋目地斗右派，1958年
又不会说大话、吹牛皮，因此，被视为白专道路的典型。毕业鉴定有云：“反
右斗争中严重右倾，丧失立场”，“标榜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拒绝思
想改造”。外老要调我这样一个人，自然调不成了。
又过了10多年，我进了近代史研究所，作研究工作。不久又应邀担任《中
国哲学》编委。当时，外老是刊物的名誉主编。有一位同志告诉我：“外老
对你和李泽厚同志参加编委会表示欢迎。”我听了之后，除了对事隔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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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外老还记得我这一点深为感动外，再次有愕然之感。李泽厚同志是著作
等身的海内外名家，外老欢迎他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只不过写过一两篇反
对外老的文字，难道也值得外老“欢迎”吗？这以后，在外老家里开过一次
编委会，一位同志将我引荐给外老。那时，外老已患病多年，不能正常发音、
说话。只见他穿着一身青布中式服装，坐在轮椅里，显得清癯消瘦。我除了
问候外老的健康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我又逐渐知道了一些事情。某次会上，我见到中国思想史室的黄
宣民同志，得悉他正在写《王艮传》。我问他准备怎样写，黄宣民同志说：
“外老的意见是要坚持原来的观点。”听了宣民同志的话，我又一次愕然了，
原来，外老始终不同意我的观点，那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关怀呢？又有一次，
为外老整理回忆录的朱学文同志告诉我，他曾经问过外老，当年为什么要调
杨天石来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外老的回答是：“这个人当时是中学教师，
我断定他将来一定会有成就。”听了朱学文同志的话，我不再愕然，而是肃
然起敬了。外老的心胸多么恢宏宽广，他对培育、扶植年轻人又怀着多大的
热情呀！
惭愧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几年我用于思想史研究的时间已经愈来愈
少，这是有背于外老的希望的。今后，不管多么繁忙，我仍然要挤时间，继
续读外老的书，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1988年12月7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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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 《团结报》
我和《团结报》发生关系，始于1988年《民国史谈》之设。
我常常感到，文章不一定非长不可，也不一定非长才见佳。有些事，有
些观点，不妨开门见山，以寥寥一二千字解决问题，写者轻松，读者愉快，
于构思、行文之间，具见作者的才力与功夫；而有些长文，意思也就是那末
一点点，但硬要摆谱儿，装派头，于是摇笔万言，写者费力，读者头疼，最
后能够坚持读完的也许只有作者、编者、排字者数人。两种文体，孰优孰劣，
本是不言自明的事。但是，一段时期以来，在某些圈子里，似乎只有长文章
才算是有水平，短文吗？那是雕虫小技，何足道哉！
我不赞成轻视短文，很想突破一下。最初是为《光明日报》写过一篇题
为《提倡短文，力争写短》的小文章，算是呼吁。接着是想找一块园地，试
验试验。恰在此时， 《团结报》专刊部有此想法，于是一拍即合，决定开辟
一个专栏，名为《民国史谈》，由我主持，邀请部分有志者共同写作。
专栏是办起来了，开场白是我写的，除了提出字数的限制之外，内容特
别提出：“或介绍新资料，或提出新问题，或阐述新见解，体裁、风格不拘，
叙事、议论、考证均可。总之，不炒冷饭，唯陈言之务去，要求持之有据，
言之成理，娓娓谈来，专家、学者不厌其浅，一般读者不厌其深，可以收长
知识、明往昔、怡神志之效。”其后，在“谈”内共发表了300余篇短文。
社会反映似乎是好的。199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一本选集，另名为《民
国掌故》。社会反映也似乎是好的。有好几位专家赞誉此书。有的学者拿到
书以后，据说就不愿放下，手不释卷，挑灯夜读了。还有一家什么杂志发了
书评，将此书夸了一通。可见人们还是欢迎这种试验的。
我给《团结报》开辟的第二个专栏是《海外访史录》，那是我唱独角戏
了。
1985年以后，拜改革、开放之赐，我曾经到日本、美国的几个地方访问。
大概是文人积习吧，我所到之处，时间大都耗在当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里，
自然，阅读范围限于我近年来的研究范围：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结果，
我发现，在海外，藏有大量国内没有的资料，特别是某些名人的档案。这些
资料对解决近代中国史上的疑难问题有很大用处。于是，我像春蚕啃桑叶似
的一口口啃下去，结果，每次返国，都带回大量珍贵档案的复印件，以致行
李大大超重，不得不付出高昂的超重费。
1990年，我从美国访问归来，想陆续写一组文章，介绍我的海外所得，
于是，和《团结报》商量，想开辟一个新的专栏，结果，仍然得到《团结报》
的大力支持。这样，自1990年12月8日起，《海外访史录》就和读者见面
了。我先后在这一栏中发表了有关蒋介石、李宗仁、张发奎、胡适、孔祥熙、
宋子文、陈立夫、熊式辉、陈光甫、陈洁如等多篇中国近代名人的文章。由
于所据都是从未公布过的秘档，因此，这一专栏颇受近代史学界的注意。有
的学者声称每篇必读，有的学者更每栏必剪存。其中，连载的《孔祥熙所藏
西安事变未刊电报》更特别受到重视。
《海外访史录》开始刊登不久，就有一家出版社寄来出版合同，要包下
这一栏的全部稿件。后来，广告也登出来了，就有读者来函询问，何时出书，
在哪儿可以买到？遗憾的是，由于近年来的出书难，该书一直未能出版。现
在可以告慰读者的是：我正在续写《台湾访史录》，将我1996年在台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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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党史会等机构访问时的收获写出来，准备将两者合为一书，由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我和《团结报》的因缘如上。
重视历史，尤其重视发表有关近代历史的各种回忆、札记，是《团结报》
的特色之一，希望它加强和海内外学人、历史当事者及其后裔的联系，将这
一特色保持并发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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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迷路记
我在美国迷过一次路。那是1990年，在旧金山乡间，斯坦福大学附近。
当年，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到美国访问。先在纽约住了三个
月，又在波士顿、弗吉尼亚的布莱克斯堡和华盛顿三地各住了半个月，都没
有出什么问题，应该说美国的环境比较熟悉了。不想大意失荆州，竟在斯坦
福迷了路。
斯坦福大学是我访问美国的最后一站。9月的某一天，我从东海岸飞到
西海岸，到达旧金山时已是晚上，一对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夫妇开车来接我，
将我安排在一所乡间民居里住下。当日无事，第二天早晨8点上路，赶往斯
坦福大学，与该校东亚研究中心的范力沛（V。Slyke）教授会面。事前别人告
诉我，斯坦福大学校园很大，必须在某一个固定地点坐学校的班车，到作为
胡佛研究所标志的胡佛塔下车，东亚研究中心就不远了。我一出门，上了公
路，往南走，这才发现，我住的地方和纽约等大城市完全不同，路边几乎看
不见民居，没有出租车，也没有公共汽车，只有川流不息的私人小车急速地
驶过。我想找个人问路都不可能，心里就有点毛了。好不容易辗转找到校车
站，已经过了上午的发车时间，要到下午才有车了。
正着急间，一辆公共汽车开来。我上了车，告诉司机我要到胡佛塔，司
机却告诉我坐错了车，但他并没有让我下车，而是表示可以送我一程，到另
一个车站，然后换车，并且随手送给我一张当地的地图。我心想，美国司机
的服务态度真好。一转瞬，司机所说的车站到了。司机招呼我下车，要我在
那儿等，并且不收我的车费。
斯坦福的乡间汽车间隔很长，大概半个小时一班。我左等右等，不见车
来。我和范力沛教授的约会时间是10点整，眼看只差几分钟，准时赶到是无
望了。我知道外国人最遵守时间，第一次到斯坦福就失约不好。我打量周围，
这里似乎是个小商业点，有一家商场，商场前有一个半露天的电话亭。于是，
我去拨通了东亚研究中心的电话，范力沛教授还没有到，接电话的是一位女
秘书，我结结巴巴地告诉她，我迷路了，可能要晚些时候才能赶到。
打完电话，回到车站继续等，然而车还是不来。我愈等愈心急，愈烦躁。
这时，正好走过来一位美国人，高个子。我一米八，他比我还要高一头。红
白相间的T恤，包着一身结实的肌肉，下身穿的似乎是牛仔裤。这位大个子
不仅很热情地回答我的问题，并且拿过地图，仔细地为我讲解。俗话说，人
生地不熟。我在大学时因为“一边倒”，学的是俄语，英语完全靠的是小学
和中学，加上后来自学的一点底子，水平本来就不高，听力尤差，美国人讲
话又特别快。那一串串的地名，一条条的公交路线，我如何听得明白！无奈，
我只能作出一付茫然的表情。
美国大个子见我听不明白，让我等一等。他跑到商场旁边去发动一辆卡
车，然后开过来，要我上车。我明白了，他是要专程送我到胡佛塔去了。我
连忙上车，坐在他的身边，连声说谢谢，心想，我真是碰上一位好人了。车
开着开着，渐渐地，白色的圆筒形的胡佛塔遥遥在望了。我想，应该怎样感
谢这位美国朋友呢？给钱，似乎不合适；说更热情的感谢话，我不会。想了
想，我只能问他，到过中国，到过北京没有，他说，没有，但是很想去。于
是，我掏出一张名片，告诉他，我是到此访问的中国学者，将来他如果有机
会访问中国时，请到北京来找我。他高高兴兴地收下了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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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塔到了，我满怀着感激的心情向他握手告别，然后蹦下车。
六七年过去了。我一直想念着这位在急难时热心帮助过我的美国朋友。
我既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住址，只猜想他可能是商场的卡车司机，
一位普普通通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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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读档印象
在剑桥大学开了两天会，搬到伦敦。第一天参观白金汉宫、议会大厦、
唐人街，第二天参观大英博物馆。中午送走了同行的张君，便想到大英图书
馆读点什么。
大英图书馆与大英博物馆同在一处，那是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收集
资料的地方，不去似乎于心不安。不过，我事前听说，大英图书馆正在搬迁，
可能看不到什么。进门之后，一了解，果然，阅览室已经迁移，但展览部、
手稿部仍然开放。于是，先看展览部，找到陈列中国图书的橱窗，匆匆扫了
其中的敦煌经卷等展品几眼，据说那是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但我无暇细
看，便去手稿部，那是我最向往的地方。但是，守门人检查了我的护照和剑
桥大学给我的邀请书后，却要我去东方和印度部。也好，我是研究中国近代
史的，也许要找的材料在那儿。
大英图书馆的东方和印度部在另外一处很远的地方，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看出我初来乍到，建议我乘出租车去。一路顺利，进门时填了一张表，就进
入阅览室了。映入眼帘的是满架满架的图书和一台台电脑，读者不少，几乎
座无虚席。看得出，这是英国的重要汉学中心。我无心细细打量，便坐下来
研究该馆的手册，发觉那里有两大收藏，一是斯坦因文件，清末从敦煌石室
发现的经卷有不少在那里；一是戈登文件，是太平天国时帮助清朝政府作战
的“洋枪队”队长的遗物。我不研究敦煌，也不研究太平天国，决定第二天
不来了，改去英国公众档案馆。
英国公众档案馆 （Public Record Office）实际上是英国国家档案馆，
建立于1782年，已经有二百多年历史了。馆址原在伦敦市内，后来搬到郊外。
我去的那天，天空阴暗，飘着雪花，很冷。我坐了很长一段地铁，乘客不断
下车，到最后，车厢内几乎没有人了。下车后，几经问询，终于找到了。原
来是一组气势雄伟的建筑群，建筑群外有一片很大的喷水池，几只天鹅正在
池中悠闲地遨游。进得门后，手续同样简单，交验护照，填了一张十分简单
的读者登记表，便领到了一张磁卡，以后入门、出门就全靠它了。
阅览室在二楼。上得楼来，走进接待室，便见一格格资料，一架架目录，
都随手可取。中间大写字台的背后，坐着一位为读者解答疑问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