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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魂灵（上） 〔俄〕果戈理 著
第一卷 第一章
一辆漂亮的轻便马车赶进省会Ｎ市一家旅馆的院里，马车车身不大，却装有弹簧底盘。坐这种车的一般是单身汉：退役的中校啦，上尉啦，家有一百来个农奴的地主啦，等等，总之，全是些被称为中等绅士的人。 马车里坐着一位先生，虽不是美男子，可也还算英俊；不太瘦可也不很胖，不能说他太年轻，可也不能说他老。 此人的来临在市里并没有引起什么异常变化，也没有带来任何轰动，仅有两个俄国乡下人站在旅馆对面的酒店门口发了几句议论，可是他们议论的与其说是车里的乘客，倒不如说是那辆马车。 他们一位对另一位说：“伙计，瞧那轱辘！
如果上莫斯科，这车轱辘能不能拉到？“那另一位伙计答道：“能拉到。”
“如果上喀山呢，我看，够拉到的吧？”“上喀山可拉不到”，另一位答道。 议论到此为止。再有就是马车驶近客店的时候，对面遇到过一个年轻人。 这年轻人穿着一条白条纹又细又短的布裤子，一件苦心模仿时新式样的燕尾服，里面露出一件罩胸，用图拉产的一只小手枪式样的青铜别针别在衬衫上。 年轻人转身看了看马车，便用手捂着险些被风吹掉的帽子，迳直走过去了。马车一进院，一位伙计的欢迎，是注定的——这种伙计在俄国客店里也叫店小二，殷勤麻利，会围着你团团转，弄得你眼花缭乱，连他的长相都看不准。 却说那伙计灵巧地跑了出来，一块大餐巾搭在胳膊上，细长的身材，穿着一件细长的线呢外套，衣服后身儿高得几乎要顶到后脑勺上去了。他甩了一下头发，便赶快把这位先生带上楼穿过木走廊去看上帝恩赐给这位先生的房间去了。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一种房间，也就是说和各省会里常见的那种客店一模一样，往来客商一昼夜只须花上两个卢布就可以住进这样一个房间。 房间里有象黑枣干一样从各个角落探头探脑地偷看着的蟑螂，还有一扇通往隔壁房间的门，总是用一口五斗橱挡着；一位旅客通常住在隔壁房间里，尽管沉默寡言，举止文静，但却非常好奇，极想知道隔壁来人的各种底细。 客店的外观同它的内景十分相配：一幢很长的楼房，共有两层；没有刷颜色的墙底层，暗红色的砖暴露在外边，本来就有些脏，再加上风吹雨淋，色调变得更昏暗了；千篇一律的黄色则是上层；楼下开着一些小铺，出售马轭、绳子和小面包圈儿。 在把边儿的一个小铺里，或者确实些说，在把边儿的一个窗口里出售热蜜水，一个红铜茶炊放在窗口，售热蜜水的人的脸也跟那茶炊相仿，是红铜色，因此从远处看去还会认为窗口放着两只茶炊呢，要不是另一只茶炊上长着一把漆黑的胡子的话。在前来住宿的这位先生打量自己房间的时候，有人拿进来了他的行李：先是一只白皮箱，已经有些磨坏，表明它已不是第一次被带着上路了。 皮箱是车夫谢利凡和手下彼得鲁什卡抬进来的，——谢利凡，个子矮矮的，一件光板皮袄穿在上身；彼得鲁什卡三十来岁，穿一件肥大的旧外套，看来是老爷穿过给他的，这年轻人看上去显得有些凶悍，嘴唇和鼻子都很大。 继皮箱之后一只用美纹桦木精工镶嵌的小红木箱子，一副靴楦子和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烤鸡，被拿进来。 这些东西都抬进来以后，车夫谢利凡便到马厩侍弄马匹去了，亲随彼得鲁什卡则把自己的住处整理在黑洞般的狭窄的过道里。 他已经把自己的大衣拿进来了，同时也把他身上特有的一种气味带进来了，随后拿进来的那个装着仆人需用也有这种味道的各种衣物的袋子。 在这个黑洞里，他靠墙安放好一张三条腿的窄床，把一个很小的象垫子似的东西铺到床上，这东西又硬又薄，象一块死面油饼，上面的油腻也可能赶上他从店主人那里要来的那张油饼了。在仆人们安顿和干活的时候，到大厅里来了主人。 这种客店的大厅是什么样子——每个经常出门的人都很清楚：那也是用油漆刷过的墙，高处被烟熏得乌黑，低处被各种过往客商的脊背蹭得锃亮；不过来用脊背蹭墙的更多的还是本地的商人，因为在集市贸易的日子里当地商人经常三五成群地在这里来喝上两壶茶；那天花板也被烟熏得乌黑；垂挂着许多玻璃坠儿的枝形烛架，也被烟熏得乌黑，当伙计熟练地晃动着茶盘（茶盘上摆着那么多茶碗，简直象海边上落的海鸟似的）跑在磨得破损不堪的地板胶布上的时候，这些玻璃坠儿就晃动着，发出清脆的响声；墙上也跟别处一样挂满了油画，一张画上画的仙女，那乳房之大，一定是读者从来不曾见过的。 不过，在各种历史画上也时常可以看到这种畸形夸张的手法，这种历史画不知何人、何时从何处带到我们俄国来的；有的是一些爱好艺术的高官显贵听信他们的马车夫的建议从意大利选购来的。 新来的这位先生摘下帽子，一条五颜六色的毛围巾从脖子上摘下，——已婚者围的这种围巾，都是太太亲手织的，而且交付使用时还要娓娓动听地教授一番围法；单身汉围的，那只有上帝知道是谁给织的了，我是从来没有围过这种围巾的。他把围巾解下来后便吩咐吃午饭。于是给他端上了客店里经常准备的各种菜肴，如青菜汤和特意为旅客留了几个星期的酥皮小煎包，牛脑烩豌豆，油煎小灌肠配焖白菜，烤肥母鸡，酸黄瓜和随叫随到的常备的酥甜点心。 在给他上这些热菜和冷盘的时候，他就叫伙计（或者称为店小二）来回答他各种无聊的问题——这家客店的东家从前是谁，现在是谁，客店钱赚多少；当问到掌柜的是否是一个大坏蛋时，伙计照样回答说：“噢，先生，他可是个大骗子啊。”
在文明的俄国现在也如同在文明的欧洲一样有很多身份高贵的人在客店里吃饭非同伙计闲谈一阵不可，有时甚至还要拿他开开心。 不过这位先生可并非都问无聊的问题：他极其详细地打听了谁是此地的省长，谁是公证处长，谁是检察长——总之，没有漏掉一个重要的官员；但各个地位显赫的地主的情况：他问得更为详尽乃至深表关切的是有多少农奴，住处离市区多远，连脾气秉性怎样以及隔多久进一趟城都问到了。 他也详细地打听了本地区的情况：省里是否流行过什么瘟疫——流行性疾病啦，致人死命的疟疾啦，天花啦等等，极其仔细认真地问这一切，可见他决不是单纯的好奇。这位先生的举止很有派头，声音特别响得拧鼻子。 摸不清他是怎么弄的，不过他的鼻子确实象喇叭一样响。 这个看来微不足道的长处却赢得了客店伙计的许多尊敬，于是那伙计每次听到这种声响都要甩一下头发，身子毕恭毕敬地挺一挺，低下头，说一句：有什么吩咐吗？吃完饭以后，这位先生享用了一杯咖啡，便坐到沙发上，在背后塞了一个靠垫（俄国客店里的靠垫，不是有弹性的羊毛装在里面，而是一种极象砖头瓦块样的什么东西）。随后，他就打起哈欠来，于是吩咐伙计送他回房间去；回到房间倒头便睡，一睡就是两个小时。睡够起来，便应客店伙计的要求，在一个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官衔、姓名以便向有关方面申报警察局。 伙计拿着纸条一边下楼梯，一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吃力地读着：“六品官帕维尔。 伊万诺维奇。 奇奇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在伙计吃力地读纸条的时候，帕维尔。 伊万诺维奇。 奇奇科夫已经动身到街上逛街去了。 他好象还满意这个城市，因为他发现这城市丝毫不亚于其他省会：石造房屋上刷的黄色鲜艳夺目，是木造房子上朴素淡雅的灰色。 房屋是一层、两层和一层半的，都有一个阁楼，省里的建筑师们认为这种阁楼是很美观的。 有些地方的房屋好象要消失在如旷野一般宽阔的大街和无边无际的木板院墙中间；另一些地方则鳞次栉比的房屋挤成一堆，这里就显得热闹一些。 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被雨水冲刷得字迹模糊的招牌，隐隐约约可以看出上面画着面包卷儿和大皮靴，在一个招牌上画着一条蓝裤子，并写着“华沙裁缝店”；另一个招牌上画着一些便帽和制帽，写着“洋商瓦西里。 费奥多罗夫”；还有一个招牌上画着在玩台球的两个人，身上穿着我国在剧院最后一幕戏结束时一些人登台去接见演员穿的那种大礼服，手里托着台球杆在瞄准，手臂微微后翘，两腿弯曲，好象刚刚完成了一个两脚悬空相踢的舞蹈动作。 在这幅画下边写着“游艺场在此”。有些地方，干脆靠街摆着桌子，出售榛子、肥皂和酷似肥皂块的蜜糖糕饼。 一个小饭馆招牌上画着一条大肥鱼，肥鱼上插着一把叉子。 颜色发乌的双头鹰国徽还是最常见的，现在已被简练的“酒馆”二字取代了。 马路到处年久失修。 他还到市立花园去瞥了一眼。 花园里只有几棵细弱的半死不活的小树，都用三角架支着下边，三角架用绿色油漆刷得很美。 这些小树尽管长得没有芦苇高，但是报纸上描述本市节日灯火盛况时却说：“我市由于市政当局的关怀，有美丽的花园一座，园内浓荫如盖，树木参天，夏日消暑，清爽宜人”；并且接着说：“市民感念市长大人之恩泽，莫不热泪盈眶心潮澎湃，观此情景令人不胜感动”。
他向岗警详细打听了去教堂、衙门、省长官邸等处的近路，然后动身去看看经过市中心的那条河，路上把钉在木柱上的一张海报顺手撕了下来，以便回去慢慢地读读。 他目不转睛地端详了一会儿走在木板人行道上的一位相当标致的太太。 太太身后跟着一个家童，身穿仆人制服，一个包裹拎着手里。 他端详完了，又环视了一下周围，好象要记牢这里的景物似的，然后就直接返回客店，客店伙计轻轻搀扶他上了楼，进了自己的房间。 吃完茶，他坐到桌旁，吩咐给他拿来蜡烛，然后从衣袋里摸出那张海报，凑到蜡烛跟前，微微眯缝着双眼，开始读起来。 不过海报上并没多少吸引人的东西：正在上演科策布先生的戏，波普廖文先生饰罗乐，贾布洛娃女士饰科拉，其他角色就更不吸引人了；然而他却一下读完演员名单，甚至还读了池座的票价，而且还看到了海报是省公署印刷厂印的；然后又把海报翻过来看：他想寻找一下背面可有什么名堂，不过在背面他也没有找到什么，于是便揉揉两眼，仔细叠起来海报，装进小红木箱里。 这是他的习惯，见到什么就要往那小箱子里放什么。 看来这一天要以一盘凉牛肉、一瓶冒汽的克瓦斯和在疆域辽阔的俄国有些地方打呼噜来结束所说的了。第二天一整天用到造访上去了。 来客出门访问了市里所有的高官显贵。他去参谒了省长。省长原来同奇奇科夫一样，既不瘦也不胖，安娜勋章挂在脖子上，听说他已被邀请授与金星勋章了；不过，他是一个大好人，有时候甚至透花纱还要亲手绣一绣。 后来他又去拜会了副省长，接着又拜访了检察长、公证处长、警察局长、包税人、官办工厂总监……遗憾的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强者的名字记住的确有些困难，然而说一句来客进行了非常寻常的访问活动也就足够了：他甚至还去向医务督察和市区规划师表示了敌意。 后来他又久久地坐在马车里考虑着谁还应当去造访，不过本市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官员了。 他跟这些掌权人物谈话的时候，每一个人会很巧妙地夸奖每一个人。 他向省长好象无意似地提到，进入他所管辖的省份就象进入了天堂一般，宽广的道路象铺上了天鹅绒般平整，如此贤明的官员政府能够被挑选理应受到大力颂扬。 有关岗警的阿谀之词他对警察局长说了一些。 在同副省长和公证处长谈话时，虽然他们只不过是五品官，却故意错称了两次“大人”，讨得了他们俩的欢心。这一切的结果是，省长请他于当天出席家庭晚会，其他官员有请他吃午饭的，有请他玩波斯顿牌的，也有请他在家里喝杯茶的。来客来访力避多谈关于自己；即使谈，那也是一般客套，显得极其谦虚；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话多少有些转文，说他是当今世界上一条无足轻重之蛆虫，颇不值得诸公如此垂青，说他生平由于廉洁奉公而命途多灾，屡遭攻讦，树敌甚多，有人竟欲置他于死地，而今他盼望安闲度日，周游各地以求一安身立命之所，说他到达本市以后，认为不容推卸的责任乃是自己向当地官员表示敬意。 这就是本市的人从这位来客嘴里听到的一切。来客立刻就要去到省长的家庭晚会上露面了。为了准备应约赴会，他足足花费了两个多小时。 那么仔细认真修饰打扮，即使走遍天下也未必能碰第二个人。 午饭后他睡了一小觉，便吩咐打水来洗脸。 在嘴里他用舌头顶着腮帮子，用香皂擦洗了好久，而后从客店伙计肩上拿过手巾来，先对着伙计的脸喷了两三口气，就从耳根开始向四面八方擦，把自己的胖脸擦了又擦。 后来对着镜子戴好罩胸，把从鼻孔里伸出来的两根鼻毛拔掉，随后就穿上了带小花点绛红色的燕尾服。 这样穿戴完毕之后，他便坐上自用马车，在无限广阔的大街上颠簸。 街上只有偶尔从窗户里射出来的微弱灯光来照明。 不过省长官邸依然灯火通明，颇有举办大型舞会的气派；一些挂着车灯的马车停在门前，两个宪兵站在门口，驭手赶牲口的声音又从传来远处，——一句话，应有尽有。 走进大厅以后，奇奇科夫只好把眼睛眯缝一小会儿，因为蜡烛、灯火和仕女们服装的光亮太耀眼了。 一切都闪闪发光。 飘动着的黑色的燕尾服，一会儿在这儿散开，一会儿又在那儿聚拢，好似炎热的七月盛夏老管家婆在敞开的窗户前边把大块晶莹洁白的精糖砸成闪亮的碎块时围着闪亮的糖块飞动的群群苍蝇一般：在旁边孩子们好奇地看着管家婆挥动锤子的干瘦的手臂，而苍蝇们则围成飞行轻骑队，驾着轻风，趁着管家婆老眼昏花和阳光刺眼的机会，大模大样地时而稀稀拉拉时而成群结伙地到香甜可口的糖块上麇集；食物丰盛的夏天本来到处都盛满了佳肴美味，苍蝇们早已吃得肚满肠肥，它们决不是为了吃来到这里，只不过是想来露露面，在糖块上随便走动走动，彼此蹭蹭前腿或后腿，或者用爪子在自己翅子下面挠挠，或者伸出两只前爪搓搓自己的头上，然后转个身飞走，随后再同新的惹人的轻骑队一起飞回来。奇奇科夫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周围情况，已被省长挽住手臂，立即介丝给了省长夫人。 来客当然没有失礼：他说了一句恭维话，非常合乎一个官衔不太大可也不太小的中年男人身份。 当人们双双起舞，把不跳舞的人推到墙边时候，他背着手非常专注地看了跳舞的人大约两分钟。 女客们虽有许多人衣着讲究、入时，但也有些人穿的是省城里能弄到的服装。 在这里男人们也跟在任何地方一样，分成两类：一类是瘦子，他们总是绕着女客们转悠；其中有些人很难同彼得堡的绅士们区分开，不是留着一部梳法极其时髦的连鬓短须，就是有着一张招人喜欢刮得极其光滑的脸蛋儿，他们在太太们的身旁那么潇洒地坐，满口法国话，总会逗太太们开心，完全象在彼得堡一样。 男人中的另一类是胖子，或者象奇奇科夫这样：既不太瘦也不太胖。 这类男人同第一类不同，他们看着太太们，她们躲开，只是左顾右盼地关心着省长官邸的仆人是否把打惠斯特牌用的铺绿毡的牌桌在什么地方放上了。 他们的脸又胖又圆，有的脸上甚至长着个痣，有的脸上还有几点麻子，他们的头发既不留成蓬起的鸡冠式，也不烫成卷发，也不理成法国人说的“听天由命”式，——他们的头发不是短短地剪着，就是光光地抿着，他们多半是滚圆胖大的脸型。 这些都是本市的达官贵人。 是啊！胖子比瘦子要善于立身处世。 大多瘦子是听人吩咐的，或者只不过在哪里挂个名，成天东游西逛；他们好象是过于轻浮的存在、完全靠不住。 胖子们却从来不坐偏座，坐的总是正座，一坐下来，就稳当牢靠，即使座位被坐坏压碎，也还是照坐不误。 他们不喜欢摆阔；他们身上的礼服不象瘦子身上的剪裁的那么讲究，可是他们的钱匣里却装满了上帝的奖赏。 用不上三年瘦子就会把农奴典押得净光；胖子则不声不响，可是一看——他却用太太的名义在市区的一头儿购买了一所房子，接着在市区的另一头儿又买下了另一所房子，不久在市郊又添了一座小村子，然后连同农田买进了一座大村庄。 最后，为上帝和皇上尽职尽责的胖子，赢到了人们的崇敬之后，便告老还乡，当地主、当体面的俄国式绅士老爷，过起慷慨好客地生活来，而且过得极好。 在他身后一些瘦弱的继承人接着便出现；这些瘦子呢，就会按着俄国人的惯例，把父亲的家产以驷马难追的速度挥霍一空。 毋庸讳言，奇奇科夫在观察这个社交场面的时候心里几乎就是这样想的，结果他便加入了胖子的一伙。他在这堆人里几乎见到的全是一些熟悉的面孔：督察官，长着两道乌黑的浓眉，时而眨巴一下眼，好象在说：“跟我来，老弟，到另一个房间去，我告诉你一件事儿”
，事实上他却很少说话，老成持重；身材矮小的邮政局长，谈吐诙谐，爱发哲理性的议论；处事精明的公证处长，待人和气。这些人跟他都象欢迎老朋友似地打招呼，奇奇科夫则报之以微微侧身的鞠躬，虽然侧身，无愉快之感顿生。 在这里他认识了待人随和、彬彬有礼的马尼洛夫，以及看来有些笨手笨脚的索巴克维奇——第一次见面这人就踩了他一脚，说了声：“请原谅”。大家立刻把纸牌塞到他手里，同样他也有礼貌地鞠了一躬，把牌接过来。 他们围着铺绿毡的牌桌坐下，一直坐到吃夜餐。 象开始全神贯注地做一项重要工作一样，都停止了一切闲谈。 邮政局长尽管是一个很爱高谈阔论的人，可是就连他纸牌一经到手，脸上也立即摆出一副深沉的表情，下嘴唇裹起了上嘴唇，在打牌的全过程中始终没有放。 出大牌的时候，他总是用手使劲地敲着桌子，说一句什么——如果出的是皇后，他就说：“神父的老婆娘，去吧！”如果出的是国王，他就说：“坦波夫的乡下佬，去吧！”公证处长出牌的时候则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