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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年，我调到杨店乡中教中二语文。１９９０年我所教班级的语文成绩在全乡评比中位居第二。后来，学校又让我教中二数学，１９９４年我带的班的数学成绩，在周边３个乡评比中名列第一。但这年的省数学竞赛选拔赛，却给我造成了至今难忘的痛苦。
当时，离竞赛还有一个星期，校领导让我辅导二年级参赛的学生。在没有资料，时间又紧的情况下，我天天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辅导。学校离县城百十里，考试那天，我们几个带队教师和学生早早乘车去县城，偏偏赶上交通事故堵了车，等到了考点，考试即将结束。局领导给我们延长半个小时，可是匆忙赶到的学生咋能考好呢？回到学校后，学校开会说数学竞赛在县里是后三名，要罚款。成绩出来后，我辅导的学生果真是倒数第三，但其他的都是倒数第一。数学组的老师让我找领导谈谈，说情况特殊能否不罚。结果我碰了钉子。星期天晚上，校长在例会上说，罚款是确定了。到了星期一的数学课，大部分老师站在教室门口不上课，以示抗议，领导就以为是我私下跟他较劲。这下我就算满身是口也说不清了。
１９９６年，我教中二数学。开学一个月后，英语教师调走，语文老师也因故离校，三门主科就剩我一人。我和班主任老师既要上自己的课，还要轮换上外语，语文由学校安排同头课的老师代上。频繁地更换老师，导致学生纷纷转学。我骑车２０余里作家访，承诺学生生病我给看，没钱我拿，学生嫌住寝室脏，就住在我屋里，就差没给学生下跪了。就这还是留不住学生。校长也到班里做工作，仍无济于事，结果走了１５名中上等生。学校规定，学年度统考计算班平均成绩是以开学初人数为准的。这样，班里就要有１０多个“０”分参评。尽管如此，我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勤奋了，没有好学生，努力再培养。但尖子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在以后的几次抽考中，教这个班的老师无一幸免都受了罚。在学年度统考中，我们班的数学成绩与同年级没有流失生的另一班并列倒数第一，又一次受罚。我认了，苦水就往肚里咽吧。但我咋也想不到，有人竟说学生的流失是我做了手脚！
这年暑假后，学校实行聘任制。我落聘了。但面对误解和蔑视的目光，我不辩解，坚强地撑着。生活中有时真话说一百遍不一定有人相信，假话说一百遍却能成真理。有些人见了领导脸笑得像一朵花，头点得像鸡啄食，嘴甜得像抹了蜜，而且这些人又极善于毫无痕迹地到处游说。慢慢地，同事们不敢接近我，周围人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我想，我兄妹７人，３个嫂子，都说姑嫂难处，但我与嫂子们极为融洽。当姑娘的时候，她们都夸我“能文能武，通情达理”，可现在我咋越来越不会做人了？本来对教育一片痴情，现在却是老牛掉井里，有劲用不上了。有天晚上，我痛苦极了，不顾严重的胃病，一口气喝下六七两“稻花香”。我醉了。在醉意中，我向人倾吐委屈的愿望更加强烈。
１９９６年秋天开学后，上级领导安排我到乡中心小学上班。虽然，我接的班级在全乡四年级１１个同头班的评比中倒数第一，与第一名平均分相差１６分之多，但好在小学生一般不流失，我有信心把班带好。经过一学期的摸爬滚打，在期末全乡统考中竟跃升到第四名。升入五年级后，中午我没午休过，不是到办公室找题，就是在班里辅导，在五年级全乡抽考中，我的班终于成为正数第一。
全县小学毕业测查的日子又到了，我的班是吉是凶还不知道，但我对我的学生充满信心，我也不奢求啥荣誉。我觉得，只要对得起学生比什么都强，只要有一个和睦的工作环境和被人理解，就比什么都好。
（记录：史法泉）
第二卷噩运从买计算机开始
王英华，女，５１岁
平顶山市中心路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８日
我有两个孩子。女儿医学院毕业，分到浙江。儿子叫陈文戟，高中成绩不是十分好，１９９４年成为豫北一所学校的计算机系Ｂ类自费生，学费一年要交一万，这对我们家来说，负担是很重的。但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文化，有才能，我省吃俭用，全力以赴。你看这屋里的家具就能看出我家的经济状况，我情愿把钱投资到孩子的教育上。
文戟大二时，我的钱已经比较紧张了。我对文戟说，现在一年一年地付学费妈能力不够，你跟学校商量一下，能不能一学期一学期地付？开学走了没几天，他就回来了。我一惊，以为学校没答应。文戟说不是。
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两个同学，小焦和小高。他们说老师介绍外地学校经验，让学生自己买计算机，实习期间天天都要用。好的机器需要６０００块。文戟说：“我也知道家里困难，这不，我们三个商量好了，合伙买。他俩家里都同意了。”自从孩子上学，凡是学校提出的要求，我没有不答应的。既然这样，我除了给他这学期的学费５０００块，又给了他２０００块钱买计算机。生活费也带得足足的，宽备窄用。谁想到，噩运从此开始了。
他们走了不几天，我还是不放心，就趁着国庆节放假，到学校去看文戟。他不在宿舍。同学说他搬出去住了。搬出去就要租房子，自己出水电费，还要做饭，影响学习，又不安全，学校咋也不管管？学生们还说，开始时学校说要安排机房，后来说房子紧张，不给安排了，让学生们把机器放宿舍里。宿舍里人杂，而且供电时间短，他们就纷纷搬到校外住。
辅导员听说我来了，就来跟我说，陈文戟学费没有交。当时有很多同学，那两个同学也在。我问文戟为啥带了学费不交。他这时只好实话实说，说钱买计算机了。我问那俩学生，你们到我家说你们家里先同意买机器的，那钱弄到哪儿去了？小焦说：“我们家的钱马上就到。”小高一直不说话。
我又对辅导员说：“我们既然跟学校达成协议，愿意上自费生，钱就会按时交，不会耍赖。我不能在这儿久住，这个事儿就拜托您处理了。”
从学校回来以后，我女儿生孩子难产，我得去照顾她，忙得焦头烂额。我想，他们迟迟不拿钱来，但学费咱不能欠。我就又寄去２０００元。这时，小焦回家拿了２０００元，小高始终没拿钱，文戟就拿出生活费，又借了点钱，把学费给交了。这样一来，我儿子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你知道他后来成了啥样子，皮包骨头，大冬天里，鞋烂得只有几丝连着……
春节前还没到放假，文戟回来了。我一见他的模样吓了一跳，问他什么他都不说。后来他跟他姐姐说，小高始终不拿买机器的钱，两个月实习期一过，拍拍屁股回学校了。他们走了，文戟得看着机器，又没有生活费，一星期只吃一棵白菜，两根胡萝卜……他姐还说，文戟想着我为他上学付出这么多，怕我伤心，不敢告诉我实情，也不让他姐对我说。
文戟跟要好的同学一一道过别后，回学校了。我的心里总也放不下，紧跟着也去了学校。他没在住处，我就等他，不吃不喝不睡等了两天，灯也不关。我想着儿子看见灯亮了，就会回来。
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从门缝里看见外面靠着一个人。我壮着胆开门，万一是我儿子回来了呢？门一开，文戟跟着就倒了进来。你不知道那个惨相，浑身上下全都是血，嘴肿着翻起来老高，牙掉了，脸上都没有皮了……
这样子暂时是没法上学了，我就给文戟办休学。在回家的车上，文戟对我说，他不是被人打的，也不是摔伤的，是自己吃了安眠药。原来他这次提前回家就是要为自杀做准备。围绕着计算机一连串的事总解决不了，他不想活了。我当时就哭了，对他说，你想想妈有多可怜，把你养恁大容易不容易？我吃苦受累地供你上学，就为了你成才，为了将来妈老了你能养我呀……他那么大的孩子，不停地往我怀里偎。我以为他是头晕，没想着他是恋恋不舍，我一点也没意识到他根本没想通。
到了家里，文戟说：“我不上学，总算可以帮你干活了。平时老是你给我干，我从来没帮过你。”我一听，挺高兴，孩子总算长大了，知道孝顺妈了。他把毛巾被、衣服都洗了，我下班回来，他就说：“妈，你看我洗得干净不干净，不干净我重洗。”我说：“你刚学，可以，晾上吧。”
我又跟他说，回来的路上下雨了，我差点让人给撞到河里。文戟说：“妈妈，你看你咋恁不当心，让我走了咋放心呢？”我只当他是说以后工作了像他姐一样走远了不放心，哪想他是……
那天吃完饭，我正和他姐在屋里说话，文戟把饭桌收拾干净了，在屋门口喊我：“妈，你出来。”他姐还说：“有话不能进来说？看你把儿子娇的。”
我把门一开，就听见：“妈，我以后再也不用你操心了！”明明听见声音，可门口没有人。厕所没人，客厅也没人。我马上往厨房跑去，只听到一个沉重的声音——“啪”——落地了。
我的儿子就这样没了。他是从厨房窗户跳下去的，５楼呀，一点儿救都没有。
（记录：刘肖）
第二卷和学生们一起长大
高沛华，女，３０岁
平煤集团大庄矿子弟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９月７日
１９８８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分到这儿教四年级一个班。那个班的学生我整整教了６年，从四年级一直教到他们初中毕业。那时，他们还是些十来岁的孩子，我也才十八九岁。毕业时，他们都长成了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我呢，也二十五六岁了，成了大龄青年。我曾对男朋友说，不把这届学生送毕业，我不结婚。学生毕业的第二年，也就是１９９５年，我才结婚。结婚时，我那些已经毕业的学生来送我出嫁，女生帮我梳妆，男生组织了一支送亲队伍，一直把我送到婆家。
学生毕业时，你不知道我心里的失落感多么强烈。学生走了，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呆呆地看着黑板上还没有擦掉的粉笔字，看着一排排桌凳，心里空落落的，酸酸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眼泪禁不住就流下来了，我毕竟为他们付出了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年华啊！好在学生们毕业后经常来看我。一到星期天，我家里就成了接待站，学生这个走了那个来。
今年暑假里的一天，有两个学生又到我家来玩儿，他俩当年都是班干部。他们提议把他们那届学生召集起来，聚一聚。我有些犹豫，担心召集不起来，他们毕竟已经毕业５年了。
没想到，几个当年的班干部一呼百应。他们商定，８月１１日到我家里集合，然后去登石人山。那天一下子来了３６人，那届学生差不多到齐了。当时我的家里，楼道里，院子里，到处是学生。他们吵吵嚷嚷，热闹得像过节。我３岁的孩子见家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陌生人，吓得躲在卧室里不敢出来。他们围着我大声说笑，这个说：以前您做的饭那么难吃，当了几年家庭主妇，做饭水平提高没有？那个说：老师，您结婚的时候我们送您出嫁，我们结婚的时候，您得帮我们接新娘！还有的学生把对象也带来了，说是要让我过过目。我看着眼前这些２０多岁的年轻人，心里真激动，他们变化太大了，言谈举止完全是成人了。
８月１２日，我们去登石人山。登山前，我像以往组织学生参加集体活动一样，给他们讲注意事项，我一讲完，他们就笑起来，说：老师，我们都长大了，您咋还把我们当孩子看待。可多年来养成的职业习惯，总使我不由自主地为他们操心，看谁走路不老实，忍不住就提醒他慢点走；见谁往险路上爬，心马上就提起来了，叫他赶紧下来。有的人落在了后面，看不到了，我心里就不踏实，就站在山道上等他们。其实，我知道他们很多方面的能力已远远超过我了，应付事情有时比我还老练。他们上学时，每当组织活动，我总要拉这个一把，扶那个一下。这次登山，事情倒过来了，他们拉着我的手，扶着我的胳膊，像照顾一个老人一样照顾我。
登上山顶后，我突然发起高烧来。这下学生们慌了，他们租来三条被子盖在我身上，一个学医的学生摸黑下山给我找药。晚上学生们在山顶举行晚会。他们把我围在中间，我的心里宁静，坦然，有一种很幸福很满足的感觉。
８月１３日，我们从石人山回到大庄矿。学生们意犹未尽，不想就此散去。晚上１０点多，他们又提出要回母校看看。到了他们当年上课的教室外，又非要我找钥匙开门进去坐坐，让我再讲一节课。他们说：老师，这次我们一定做个好学生，保证不惹您生气。我流泪了。没找到钥匙，他们就脸贴玻璃窗往里看，其实教室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可学生们还是不肯走，他们在校园里不停地唱歌。他们的怀旧情绪，他们的真诚和纯洁，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很长时间没有那样感动过了。
８月１４日，是我现在所教的学生的暑期返校日，我得去学校给学生上课。参加聚会的学生听说了，又聚到学校里，非要坐进教室听我一节课不可，他们说：老师，我们当您的学生还没有当够。我讲课的时候，他们就静静地坐在教室后面，还认真地做笔记——一切都像当年，只是那些一脸稚气的孩子，成了一脸庄严的成年人。
分手时他们相约：今后要３年一小聚，５年一大聚。一个学生说：老师，下辈子我们还做同学，您还做我们的老师。我想对他们说，要是真能那样的话，我还愿意和他们一起长大。
（记录：王连明）
第二卷要回就回马振抚
杨天成，男，６２岁
唐河县马振抚第一初中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９月８日
我是１９７３年３月３日调到马振抚中学工作的，那年３６岁，任初二（１）班班主任。张玉勤就在这个班。７月１０日，这个日子我终生难忘。这天下午考外语。考试结束后，我领学生去试验田劳动，回家后端了一盆水正要洗脸，英语老师栗玉恕来了，他一边把揉成一团的纸递给我，一边数落说：“给，你瞅瞅，瞅瞅你的学生考了６分……”我想，孩子还小，考不好以后再努力就行了，就随口说，６分就６分吧。看着我不紧不慢的样子，他急了：“你再看看背面。”我展开卷子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去学外国文，不会ＡＢＣＤＥ，也能当好革命的接班人，接好革命的班，还能埋葬帝修反。”这段话后来上了５号文件（注：中发１９７４５号文件，下同），经过简化，加工，就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ＡＢＣ，能做接班人”。
看完这几句话，我想，这妮儿，不会就算了，写这些干啥。想想有点生气，就去找罗校长反映了这个情况。第二天早上做操之前，罗校长对同学们说，要认真对待考试，不要掺假，更不要写一些抢白老师的话……做完操，我发现她在班里哭，就把她叫到我屋里，给她讲了一些道理，又劝了劝她。中午吃过饭后，张玉勤说她头疼，让同学捎个假。我不放心，就叫几个学生到她家看看情况。同学们回来说她没回家。我心里一紧，赶紧发动各班团员、积极分子分头到坑里、沟里、水库边去找人，还用广播反复播放寻人启事，都没有消息，这下我惊了，急得不知咋办才好。
第三天，有人在水库里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经公安人员验尸，调查，结论是自杀。县文教局让我们写了事情的经过，并表态说不再追究。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内疚，毕竟她是我的学生。８月份后，相继出现了张铁生交白卷、黄帅日记等事件，接着，张玉勤这事也闹开了。不久地区就派人来了，把我和罗校长叫到县里写检查，一写就是一个月。后来，县里发通报，地区发通报，点名批判我们，说我们逼死了革命小将张玉勤。那时，我真觉得冤枉啊。后来，上边也派人来马振抚调查，接着，就有了５号文件。
１９７４年农历正月初二，５号文件在全地区传达，通知隔离我们。２月２日，就是正月十一的晚上，我和罗校长被带到设在马振抚街的万人学习班。省、地、县的领导都来了，读完５号文件后，宣布逮捕我们。我俩都被判两年徒刑。
在监狱里那些日子，白天不能出来，只有晚上才能出来倒便盆，放放风，动不动还挨打。那时我的右眼几乎失明，看灯泡一圈红，中间是个黑点。两只耳朵也全聋了，浑身浮肿，苦不堪言。
我被抓进监狱后，孩子和亲属都受到牵连。我孩子的四舅在部队当兵，正要参加入党宣誓，部队一查，我是他姐夫，当时就把他的预备党员资格取消了，并命令他立即转业。每逢开批斗大会，孩子他娘和罗校长的爱人都得带孩子到广播前去听，她们总是边听边哭。孩子在学校也得跟别人一起喊：“打倒罗长奇！打倒杨天成！”不光这，他们还常常被调皮的同学打得鼻青脸肿。
我被判两年刑，实际上被关了三年零四个月，在监狱里２０个月，在县农科所监外劳动２０个月，其实就是喂猪，扫厕所。１９７７年５月７日，所领导找我谈话，我以为又要有什么事了。想不到，领导说我的问题已经解决，可以回去了。
那年１２月，我们被正式平反了。平反大会也是万人大会。原先参加处理我们问题的各级领导几乎都来了，他们一个个与我们握手，都说着“委屈你了”这句话。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两行热泪顺脸而下，心想，这一天终于盼到了，共产党不会冤枉人啊！
原本罗校长被安排到林业局里当秘书，我被安排到农科所当所长。可是，省、地领导不同意，他们说，罗长奇、杨天成必须回到教育上，这本身就意味着是对“四人帮”最大的批判。虽然在监狱时我有过不再当老师的想法，但是这时候我想，其实张玉勤和我们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我们应该把耽误的时间都补回来，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