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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干活，她的病严重时走几步路气都上不来。待我逐渐掌握了她的发病规律，情况才慢慢有所好转。她跟着我在学校，帮我洗洗衣服还能适应。每当天擦黑，我都会给她拉二胡，唱段戏，学校里环境很好。但好景不长，１９９０年她病上加病，右半边胳膊腿失去知觉，得了偏瘫，几乎成了一个植物人，连一个整句也说不了。
为照顾她，我每天晚上１２点之前不能睡觉，天不亮就得起来，给她熬药，找医生，经常拉着平板车送她去医院。大部分是去镇上的诊所，也去过县里的大医院，拉二三十里地，两个人在路上一句话都没有。记得那次雪过天晴，我穿着棉袄，拉的时间太长，里面的衣服都滴水，全部是汗。
村里人都说我找罪受，劝我把她送到陕西去。怎么说我们也相处了几年光景，这种事我干不出来。生活苦一点，但身边有个人，哪怕是躺在床上哼，我心里都感觉充实一些。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都有生存的权利，既然是她的老伴，又是身边惟一的亲人，我就得负起责任来。她多活一天，等于我的生命就多延长了一天。再苦再累，我都没有嫌弃她，这是真的。
今年正月她离开人世，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要不是遇上你，俺早１０年前就走了！”这次，她的儿子孙子都来了。她儿子一进家门就跪在我面前说：“伯，俺不是人，俺没尽孝。俺妈如果不是遇上你，早就不在世上……”
生活再苦，我都没流过泪，但这一次我哭了。我觉得他们都理解了我的心，我尽了自己的仁义去对待一个需要我的人，大家都觉得我这么做是一个好人应该做的事，这样活一辈子也是很值得的。
我家里的条件一直不宽裕。钱都给她治病花了，没有庄稼地，没吃的时候，到地里去捡人家没收净的玉米。大家伙都知道我的情况，有的主动在地里留些余头，等我去捡。这习惯现在还保持着，你看对面墙上挂的都是我捡回来的。现在我有退休金，得给自己看病了，颈椎病，肩周炎，前列腺增生，老人嘛，病都来了，也很正常。
如果说跟刘同花没感情，我会照顾她１５年吗？我们没红过脸，你吵她什么呢，她不能干活，也不会做错事，吵了她不仅干不了活反倒病会加重。
要说也没啥好说的，其实就这么平淡地过了１５年。
（记录：徐结怀）
第五卷从编辑到老师的那段日子
郑辉，女，２３岁
淮阳县郑集乡史庄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０日
师范毕业时，乡里说暂不分配，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极了。
我从小就有一个心愿，长大当一名警察或是记者，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当一名老师。我上师范是报志愿时父亲逼的，因为他曾经是一名老师。当时，如果我不报师范，他就不让我再上学了。如今，我有理由不当教师了。
７月１日，我就去了周口市。当时，周口的一家学生报刊正在招聘美术编辑，我学的是工艺美术，便去报了名，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７月１０日，我到报社正式上班。以后的几个月，是我有生以来最最难忘的一段日子。我用我的所学，努力画好每一个版面，我靠自己的工作成绩赢得了同事的尊重，领导的信任。在那儿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那些在家等分配的同学相比，我很自豪，因为我工作了而且工作得很好。
真是好景不长啊！２０００年３月１日，父亲来找我，说乡里开始分配了，让我回去试讲。我一百个不愿意，可又不忍心让父亲生气。我请假跟父亲回了家。
回到家，我就跟父亲商量能不能变通一下，我去试讲，试讲通过了，不去上课，找个人代我的课。父亲说不行，一是人不好找，就算人能找到，乡里知道了也不好。
３月８日，天还没有亮，父亲就叫我起来赶往乡里试讲。
在试讲时，别人提问学生，都是叫前三排的，我偏叫最后一排的。那个学生站起来怯怯地说他不会。我当时一点都不生气，请他坐下。说心里话，我当时还很感激他，真的。试讲下来，我的一个老师就过来对我说，你怎么提问最后一排的学生，后排学生学习都不好。我笑笑没说话。父亲当时也被我的表现气得够呛，不过他没说，我就是不想通过试讲。
可是，乡里的通知还是下来了。２０００年４月，我垂头丧气地走进了我们村小。学校还是我毕业时的那副模样：没有大门，没有厕所。学校１１个班，只有１９名老师。学校没有开设美术课，我的专业也就没用了。我到校先教了两周的三年级语文，接着是两周的四年级数学，后来教五年级数学，才算是稳定下来。
刚开始的一个月，那感觉真是难熬啊！每天回到家，就悄悄躲在自己屋里哭。只要一有空，哪怕只有几个小时，我就会骑车２０多里，赶到县城，再从县城坐车跑到周口，到报社去坐坐。
２０００年５月，学校发工资了，跟我一块来的都是２００元，可我是１００元。我跑去问校长，他也不知道咋回事。校长又跑到乡里问，人家说是我当初试讲没通过，现在不是正式聘用。我生气极了，试讲没通过，为什么还要通知我上课。回到家我哭得不得了，跟父亲说不干了。校长也到家里来做我的工作，他舍不得我走。他说乡里只发１００元，那１００元我们村里给你出，他还说帮我解决转正的问题。在大家的劝说下，我又回到了学校。
２０００年６月，我听说周口另外一家报社招聘编辑、记者，我又坐不住了。考试那天不是周末，我先到学校请假，然后匆匆忙忙赶往周口，等我赶到时已是９点半，人家已开考一个半小时了。我找到一位认识的老师帮我说情，报社才同意我参加考试。但走到考场门口时，我犹豫了，看看里面那么多人，想想比自己有才的人多的是，我能行吗？想到这，我转身离去，悄悄地又回到了学校。回来后的那两天，我感觉自己好像丢了魂似的，干什么都没劲。
从那以后，我下决心再不去周口了。可每当接到原来报社同事打来的电话，我心里总有几天平静不下来，不能安心上课。后来，只要是从报社打来的电话我干脆就不接了。慢慢地，我开始把精力转到孩子们身上。学校没有美术课，我就先在我们班开设美术课，后来又开了音乐课，增加了课外游戏。我感到孩子们开始喜欢我了，他们在我眼中也变得可爱了。
一转眼，我在学校工作也已一年多了。提起以前，还是有些伤感，但已是很平静了。去年教的五年级学生如今已经上了初中，有些学生还会经常趁周末到学校、家里来找我，跟我谈学习、生活。我现在很满足，也许，将来我会换地方，但职业是不会再变了，对教育我已是死心踏地了。
（记录：侯军锋）
第五卷我和我的露天教学
贾留兰，女，５６岁
社旗县唐庄乡冀岗学校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４日
１９６３年，１７岁高中毕业后没一个月，我就当上了孩子王，在方城县券桥乡当时是公社史庄小学教学。
那时，在村民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两条河流夹史庄，一下大雨成汪洋，桥板搭石全冲跑，家长背娃把学上。”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村党支部决定在史庄开设１－３年级复式班，让我来教。教室就是村后的麦秸房。
１９７５年夏，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造成洪水暴发，把我们的教室冲塌了。望着一片汪洋，我茫然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一群满身是泥的孩子围着我，七嘴八舌地问：“老师，没有教室，咱们咋上课呀？”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我哭了。家长们找到我，说：“留兰，你还是继续教吧，我们支持你！”
孩子们的要求，家长们的支持，让我感动不已。我想继续干下去，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做。直到开学前，我突然想到，没有教室，在我家里上课不也行吗？想到这，我心里一振：只要能上课，有没有教室都行。这天晚上，我跑东家串西家，一连跑了几十家，征得了家长们的同意。
第二天上午，孩子们都搬着小凳子，挎个小书包来到我家。从此，露天教学正式开始了。院子里，河岸边，大树下，到处都留下了我和孩子们的脚印，飘荡着朗朗的读书声。那时，我年轻能吃苦，又爱好文艺，课间或课余，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唱歌，做游戏。我还经常编写一些表演剧、小快板、三句半、对口词、顺口溜及演讲稿，组织学生排练。我们自编自演，自娱自乐。
我家院子小，上课时，粪坑、猪圈、厕所旁坐的都是孩子。春秋天还好说，但一到冬天就难了。雪花无情地打在孩子们的头上，脸上，身上都变白了，手脚也冻得不灵活了，牙齿格格地响，但他们一动不动，双眸凝视着小黑板，专心地听讲。目睹那情景，我全身每根神经都被触动了，一股股暖流涌遍全身，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疲劳，忘记了病痛，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天气特别不好时，我也在屋里上过课。３间房子容不下５０多个学生，只好轮流听讲。墙壁、立柜是我的临时黑板，水缸、案板、锅台、床铺成了孩子们的临时课桌。阴雨天光线不好，我买来煤油灯、蜡烛给学生照明。村里人给我们编了顺口溜：“露天上学难上难，老师家里娃娃山，水缸案板是课桌，立柜墙壁当黑板。”
我用的黑板是箱子盖改做的，它每天与我相伴。我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夏天，骄阳似火，我带着孩子们在河边小树林里上课，挂在树杈上的小黑板在微风中左右摇晃。稀疏的枝叶遮不住那烈日的强光，树上的知了叫得让人心烦。有时东南风一来，会在河滩上掀起旋风，卷起的沙土迷住我们的眼睛，睁也睁不开，进到嗓子里，吐也吐不出，只好咽下去。天长日久，孩子们的小脸晒红了，皮肤变粗糙了。
１９７９年夏季的一天，我和孩子们正在一片小树林里上课，突然一阵狂风，天霎时变得昏暗起来。我赶紧让他们躲到附近的一间破房子里。地方窄，孩子多，大家挤来挤去。一道道闪电不断，一阵阵雷鸣不停，雨水很快从房顶、墙缝中渗进来，打湿了孩子们的头发、衣服，打湿了书本。房子似乎马上要塌掉，孩子们很害怕，挤得更紧了。他们哭着说：“老师，咱村啥时候才能有个不漏雨的教室呀？”听了孩子们的话，我一阵心酸，泪水、雨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仿佛看到远处有一座崭新的教室，孩子们正在那里读书呢！我对孩子们说：“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
孩子们在雨里的问话，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里。我一次次请求村干部批准盖教室，直到１９８２年，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教学楼才盖起来。从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２年，我干了６年多露天教学工作，苦是苦了点，但让我自豪的是，这些学生中后来有十几个考上了大学，有的还读了硕士、博士。
（记录：侯薇）
第五卷他们都说我不简单
孟丽，女，４６岁
开封市第十五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２日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８日这一天，我成了陈相民——一位高位截瘫病人的妻子。
１９７６年，我２１岁，到开封市第十五中学任教，担初中生物课还兼一个班的班主任。后来，在我们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就是陈相民的弟弟——陈相军。
我第一次见到陈相民是因为一次家访。当时，陈相民的父母还没有下班，只有他在家练习“走路”。他告诉我他是陈相军的哥哥，两年前因公脊椎受伤，造成高位截瘫。看到他在铁制的双杠中努力而艰难地行走，我感到他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
１９８１年，陈相军中学毕业想参军，但一想到家中瘫痪在床的哥哥，他又犹豫不决了。他找到了我，我说：“相军，你去吧，参军是好事，家中的事有大家呢。”
那时，陈相民的父母工作忙，能和他交流的弟弟也参军走了，他很苦闷。我去看他时常给他带些书，帮助做些家务活儿。在交谈中，我发现陈相民虽身有残疾，可思维敏捷，谈吐幽默，话语里透出遮掩不住的才华。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但不幸没有把他击垮，我要帮助他。从此，我就成了陈家的常客。
有一次，我看陈相民的头发脏了，要给他洗，他不肯，我说：“看你头上的灰，洗下来能上两亩地。”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只好同意。我扶他从床上坐起来，由于脊椎上有钢夹板，他弯不下腰，我就在桌上放一只凳子，然后把脸盆放在上面，我站在另一只凳子上给他洗头。
由于高位截瘫，陈相民的脚已没有新陈代谢功能，像两根干枯的树枝，没有知觉，十个脚指甲成了古怪的“黄毛山”。由于长期输液，他双脚上的针眼发炎、溃烂形成了恶疮，最大的有鸡蛋大，让人看了头皮发麻。每当他父亲为他换药时，别人都会躲得远远的。我打来热水，慢慢地浸泡他的双脚，然后把他的脚抱在怀里，一块一块地将榆树皮似的污垢揭下，一剪一剪地把“黄毛山”剪去。洗完脚，陈相民用被子蒙着头痛哭起来。后来，他多年不治的恶疮在我的护理下渐渐愈合了。
日子在一天天流逝，照顾陈相民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一天不去看他，我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我知道，爱情在不经意的时候悄悄萌芽了。
作为一位生物教师，我非常明白高位截瘫的意义，我想，相民身体残疾，但头脑是正常的，感情是丰富的，他应该有正常的生活。他不能走路，就让我的双腿代替他的双腿吧。
当我把想与陈相民结合的打算告诉父母时，他们惊呆了，一致表示反对，甚至把远在外地的大姑和三姑也叫来劝阻我。父亲整天喝闷酒，母亲每日数落我。我背后的议论更多了：“孟丽傻了，年轻漂亮，工作又好，非要嫁给一个残疾人。””她这样做是有所图吧？”“他们就是结了婚也过不长的。”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感到压力很大。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我已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就这样，在一片反对声中，我和陈相民结了婚。
在学校我是班主任、备课组组长，工作很忙。婚后，繁重的家务使我更加忙碌。每天早晨５点钟就准时起床做饭，给相民穿衣，帮他洗漱，就这样还是常常顾不上吃饭就去上班了。下班后，顾不上休息又开始洗洗涮涮，为相民翻身，按摩，体重７０多斤的我每天要给１００多斤重的相民翻几次身。星期天，别人的妻子会挽着丈夫的胳膊一起上街，而我不能；别人的妻子生病会得到丈夫的呵护和照顾，而我不能。不过，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依然很乐观，到处寻医问药给相民治病。
后来，在上海通过手术把相民体内的钢板取出，相民能坐起来了。我就鼓励他：“虽然你的腿不能行走了，可你有手和别人没有的毅力，你应当学会一技之长，让自己在精神上站起来。”在我的鼓励和帮助下，相民自学了家电维修，现在他的维修技术还相当不错。我自己呢，这些年几乎每年都受到奖励，先后８次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在事实面前，以前的种种不理解和猜测都烟消云散了，父母感到欣慰了，同事和朋友们也都说：“孟丽真不简单！”
（记录：崔玉鸣 汪洁）
第五卷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柴向武，男，３５岁
镇平县城关镇一小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５日
我一直想为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贡献点力量。１９９６年，团中央准备组织第二批青年志愿者到山西扶贫，我立即写信与团中央青年志愿者协会联系。恰在这时，南阳市政府抽调部分教师和科技人员到市属的４个贫困县支教，我有幸被选中。１９９７年２月，我被南阳市政府分配到淅川县寺湾乡中任党支部书记。
寺湾乡中最初给我的印象太差了，两扇大门东倒西歪，乾隆时期的破庙房里还住着十几位老师，外面下大雨时，里面下小雨。一幢设计四层高的楼房盖两年多只盖了一层，四壁爬满了青苔。全校１２００多名学生，没有一间宿舍和学生食堂，除镇上的学生外，其他学生全部在校外自己租房子住，自己做饭吃。学生打架斗殴，女同学晚自习被劫持现象时有发生，学校的校长５年换了６任。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交替中，我被推到了学校领导岗位上。
我一方面安定人心，稳定教学秩序，开展正常教学活动，另一方面找老师们谈心，了解学校的情况，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我先同乡政府领导协商，共同出面把学校隔墙的乡供销社大院租过来，改造成女生宿舍，解决了教师、家长们最为头痛的问题。
面对两年多只盖了一层多的教师办公楼，我多次找到乡政府领导，请求及时把全乡集资建楼的资金拨到位。也许是一个外乡人的诚心所至吧，大楼终于又开工了，并于１９９７年８月底最终完工，解决了教师办公、住宿两大难题。为美化校园，楼前的破庙和部分树木需要拆除，当时有很多人想来占便宜，个别教师也想要庙房的木头做“老屋”。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对庙房和树木进行公开拍卖。公开、公平的处事原则赢得了广大教师的信赖，我也成了教师们的知心朋友，课余和晚自习后：我的住室里经常笑声不断。
１９９８年，市政府要对寺湾乡进行“普九”验收，为争取验收一次合格，我投入大量的精力来改善硬件设施。半拉子工程完工后，我又到县教委积极争取项目，同乡政府领导协商，再建一幢教学大楼和一个标准化的大门。１９９７年腊月十八，下着大雪，我和乡里领导一块坐车到县教委争取义务教育专项资金，到雷锋崖车坏了，当时已是下午５点多，距县城还有３０多里山路。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事，留下司机看车，我们几个人冒着大雪，在结冰的山路上艰难地前行。我根本走不惯山路，何况是大雪天，也不知摔了多少跟头，乡政府的李乡长戏说我是“摔跤大王”，一直走到凌晨两点才到达县城，浑身像散架了似的。教委领导第二天听说我“爬雪山”的事后，一直拉着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