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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走上了歪路，逐渐蜕化变质。在长沙起义后的一个短时期内，进出都督府（焦达峰任内）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要求安置。都督忙于接应，几至无暇治事。他们以为起义成功，就百事大吉了，根本没想到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和建设问题。衡阳以南各属会党更是风起云涌，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做都督，今日我洪家天下矣’！他们就是这样庸俗地看待革命的。因此，各地流氓、痞棍就乘机假冒会党之名，破坏社会秩序，为人所诟病。”一些帮会甚至企图复辟帝制的旗号，图谋不轨。安徽有个“大把子会”，实系洪帮改组而成，其宗旨乃是反对共和，其头目所刻伪印上镌有“黑龙山大皇帝”字样。安徽芜湖的“海龙会”，还刻有“中华帝国海龙会”之关防，提出：“现在民国是我们建造成功的，到如今我们都无事可做，非推翻民国不可。”在苏、浙、皖地区的“九龙山会”，其成员上联衙厅差警，下至一般无赖匪徒，声势浩大，党羽千人，白日结队横行。总之，帮会本身的落后性，乃是其蜕变的内在根源。帮会认为打天下就是为了坐天下的皇权主义观念，最终导致了它们的蜕变。
部分帮会如天地会和哥老会，因为在辛亥革命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方面有过功劳，就应当在新政权里分一杯羹。所以在一些省份，新政权建立之初，他们便以革命的“功臣”自居，要求分享革命果实。他们对于革命党人提出的“民主”、“共和”缺乏了解，认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无非是传统的改朝换代。在他们看来，民国的总统与清朝的皇帝，只不过是名称上的差别，或者干脆认为总统就是皇帝，只不过不再是满人当权，改成了汉人当权而已。一些地方的帮会便利用手中的武装，在新政权中争夺权利，不少帮会首领在新政权里占据了重要职位，使得帮会的势力一度大为膨胀，其弱点和劣根性也得到充分的暴露。湖南省在宣布独立后，因与哥老会有密切关系的焦达峰出任军政府都督，湖南各地的哥老会分子便闻风来到长沙，认为“焦大哥做都督，今日我洪家天下矣”！帮会分子可以自由出入都督府，直呼都督焦达峰为“焦大哥”。他们“无器械，无戎装，则高髻绒球，胸前拖长带，以为汉官威仪，若戏之武伶装然。自都督府以至市廛街巷无处无之”。以至有人称湖南都督府是“梁山泊和瓦岗寨”。
第二章 帮会的命运：被历史抛弃（2）
在推翻清朝统治的过程中，陕西哥老会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当时，革命党人起义的决定过于仓促，没有来得及制订完整的部署与起义计划，因此，新军中的起义者进城后，各营都单独行动，而且又不是原来陆军的建制，难以指挥。于是，军事指挥权就落到新军中哥老会各级“舵把子”手里。革命党领导人对于起义军各营的位置和那个地区有多少队伍，皆不清楚，使得哥老会在军政府中占据了很大优势，军政府的副统领万炳南、兵马都督张云山等皆是新军中哥老会首领，财政和军权都掌握在哥老会手中。兵马都督张云山发布的告示，不仅要盖兵马大都督的关防，而且要加盖“洪会公议”的哥老会印记才能生效。在商州、临潼、三原等许多地方，哥老会遍设码头，而且“广收弟兄，擅用公款，处理词讼，干涉地方行政事宜，俨然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有的甚至于勒索抢劫财物，闹得民怨沸腾，激起地方民众义愤”。这些地区甚至“但闻洪会命令，几至不知其他”。哥老会首领们“恃功骄恣，气焰日嚣，既以为纯系会党之功，且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误以为会党出头之日也”。
四川独立后，在省城成都内外驻有哥老会的同志军十余万人，他们自恃对革命有功，把哥老会公口的牌子公开挂出来。会众刀枪往来如织，每街公口设公座，每户贴公口红片如大汉公、多福公、共和公、熙庆公之类。四川军政府的正副都督尹昌衡、罗纶认为哥老会的同志军难以控制，特别设立了“大汉公”，作为哥老会的总公口。尹昌衡为了使哥老会听命于军政府，稳定政局，只好亲自参加，并自任大汉公的“舵把子”。军政部长周骏甚至在军政部门口挂出了“大陆公”的牌子。城内各街道、各警署也挂出公口的牌子。同长沙一样，成都的哥老会也提倡恢复汉族衣冠，于是头扎英雄髻，身穿戏装，腰佩宝剑，脚蹬花靴，招摇过市者随处可见。这样在许多地区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损害了新政权的权威。
在贵州，由于哥老会在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中出了不少力，起义成功后，各地哥老会大肆鼓吹“非公口不足以立国”，贵州的政府及社会非公口不足以辅助而保全。军政府首领黄泽霖无法维持社会秩序，于是利用哥老会来驾驭哥老会，倡导支持公口。军政府首脑也大开公口，设立斌汉公、黔汉公、大汉公等公口，招兵买马，甚至设大堂、提公案，俨然与政府对埒。而且，“自光复以后，省内外公口开设，凡数百处。汉刘（留）权力，侈然伸张，一泻千里，有不可复遏之势矣”。“上至都督，下至微职以及军队大小职官，无一非公口中人。掳磕邪淫，肆行无忌。”在贵阳，哥老会明目张胆占领民房、衙署以立公口。在城外各地，各公口之间为争夺地盘，械斗时有发生。
帮会作为一种原始形式的落后组织，其政治理想是对旧的专制统治取而代之，在推倒清王朝以后，他们要求建立“洪家天下”，即建立以帮会首领为首的专制王朝，这与革命党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格格不入。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便反对共和政体，企图恢复清朝统治。四川大足哥老会首领余栋臣甚至提出“扫除新政，灭洋复清”的反动口号。罗江哥老会首领谢厚鉴也假立前清旗号，聚众数千人于罗江、绵竹、德阳等处，谋为不轨。1913年6月，洪江会成立“振兴哥老会”，宣言说：“民国定难长久，必须仍归清廷。”并向会众们鼓动说：“近日满洲某某数人已统兵南来，没有战争，我等即行率众占据城池，将来清朝还旧，我等受其招安，亦不失为功臣元勋。”他们的政治理念与时代潮流完全背道而驰。
第二章 帮会的命运：被历史抛弃（3）
另外，民国初年，那些未曾参加过革命的会党分子，则仍然以打家劫舍、抢劫夺财为宗旨，成为扰乱社会治安的土匪。如广东三合会在增城大肆抢劫，附近居民被惨杀者甚多，商民只好逃避他处。陕西哥老会在各地抄家破寨，强奸勒派。贵州哥老会进城后，“估买估卖，抢劫居民”。而且大开山堂，“敲锣打鼓，成员多穿戏装，头扎包巾，两缕头发分挂两耳，身披鹤衫，腰佩刀剑，招摇过市，弄得人心惶惶，居民不敢出街买物，夜里不敢脱衣而睡，不知几时大祸来临”。哥老会的公口还大肆抢劫，甚至连北伐军的10万元军饷也被他们抢劫一空。陕南安康一带哥老会，在民国初年“以号召洪汉为名，由是哥弟云布，码头星罗，抄家破寨，强奸勒派之事，层见叠出，不可言状”。在贵州遵义，哥老会会众“佩刀披红，招摇过市，杀人越货，视若当然”。
帮会这些无法无天、横行霸道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纷纷要求取缔帮会。各省军政府纷纷出重拳给予打击。为了寻找出路，帮会首领便卖身投靠军阀官僚，当做自己的靠山，许多帮会组织也从下层社会的组织蜕变成黑社会。
二 改造尝试的失败
由于帮会人数众多，又在辛亥革命中起过积极作用，是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对于帮会问题，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革命党人中一些有识之士在民国初年曾试图对帮会组织加以改造。如陈其美、于右任、李燮和、谭人凤、宋教仁等36人，曾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和平会”，附设崇正团，试图把帮会改造成新式社团，把帮会成员破坏社会秩序的不法活动，引导到正常的生产方面，以减少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规定：一律取消旧会名，改为本会崇正团团员，由崇正团代谋生计，设法安置。该会章程的第四条明确规定：凡以前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天地会、八卦会、大刀会、小刀会、安清道友帮、红帮、在理教，凡未光复以前种种会党，无非同抱复仇主义。今目的已达，俱须一律取消旧会名目，改为本会崇正团员，以合成一大团体。由本会发给徽章，会齐册结，呈请政府承认，一体优待。凡入本团后，即由本会会员考核，果系知识超远者，即可分任本团职务。如无职业者，即由本会代谋生计，设法安置。或编为民团，以仿市町警察之制；或贷其资本，以归农、工、商贩之途。必使其个畅生机，无虞失业。倘仍各分党派，扰害公安，或并秘密结盟，行为不轨，即系甘堕下流，为民国公敌，本会既负维持和平之责，即有保卫治安之权，得以公共法律制裁之，迫令解散。
谭人凤在辛亥革命前就从事联络和引导帮会的工作，加上他本人也是帮会首领，所以，当他看到帮会的种种不法行为时，客观地指出：致力于改造帮会的谭人凤“吾国社会夙称复杂，而纠结盘踞足以为国家和平障碍者莫如会党。”认为不应把帮会一脚踢开，而应当加以改造。他于1912年9月发起建立“社团改进会”，并且向内务部警政司进呈《社团改进会发起意见书暨章程二十册》（以下简称《章程》），以期达到通过对帮会成员的教育和改造，使之适应民国社会的目的。他既肯定了洪门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指出：在辛亥革命之初，“惟洪门兄弟能守秘密，发动之后，亦惟洪门兄弟能听指挥”，而且“人无论远近，事不计险夷，人人奋勇，各个当先”。所以，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不数月而共和告成。“军队之功，实亦洪门兄弟之力也”。同时也指出洪门的弱点：“党徒既众，良莠不齐，目的一差，祸机将烈。禁之则法律难于遍及，听之则不戢必致自焚，载舟覆舟，可不深惧？”因此，他在《章程》中提出，要以“改良旧有会党，维持地方永久治安为宗旨”。《章程》共分九章四十二条，并制定了《社团改进会会员守则》，包括：孝敬父母、忠爱祖国、勤俭治生、和平接物、公私分明、言行一致、力求进步及革除旧习。
第二章 帮会的命运：被历史抛弃（4）
谭人凤筹划“社团改进会”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帮会既可载舟，亦可覆舟，其宗旨就是要通过对帮会的“改进”，以达到“联络为同化之具，寓解散于归并之中”之目的，也就是把旧式帮会变成新式社团，所以，《章程》要求废除会党的一切旧式组织形式，采用当时流行的政党形式。由于帮会组织庞杂，谭人凤在全国范围内改造帮会的目的难以达到。1912年11月9日，谭人凤又备文呈报湖南总督谭延辏В肱肌渡缤鸥慕嵯嬷Р空鲁獭罚彩徽氯酰⑶胩费雨＇饬财政司拨款白银两万两作为经费。谭延辏в�1913年3月16日发出《准予社团改进会湘支部立案布告》，要求洪门改进后：抱定宗旨，恪守法律，保全治安，各地方官一体保护。至凡在该会人员，尤宜洗心向善，认定改组宗旨，毋得再蹈前愆，方不负本都督提倡之至意。倘有阳奉阴违，罔知自爱，或不法之徒假借名义，违反法律，扰害治安，一经查实，国法俱在，决不姑宽。所谓各地方官一体保护云云，不过是一句空话，实质上是要对会党的活动加以限制，对于危害社会治安者予以严惩。加上湖南立宪派和士绅们的反对，谭人凤只好停止社团改进会湘支部的活动。
帮会首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希望把旧式帮会改造成新式社团。1912年7月，青帮首领应桂庆拟把哥老会、青帮和洪帮等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中华国民共进会”，以期“组织纯粹民党，实行取缔会员，各处支部成立后，不准在外私开香堂，另立码头，剪除其旧染之习惯，免致与民国法律相抵触”。旋因应桂庆涉嫌刺杀宋教仁一案而被捕，共进会随即停止活动。
由于“中华国民共进会”仅仅是想把原来的三大帮会简单地融为一体，并未对其成员进行教育和约束，所以共进会成立后，江浙一带的帮会，纷纷打起该会的旗号进行活动，其中不乏破坏社会治安的违法活动，导致该会不断受到外界的质疑和抨击。而共进会总部又没有能力制止各地帮会的不法行为，从而受到地方当权者的打击。不过，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朱瑞，最初仅仅对肇事地区共进会的组织勒令解散，后来，各地帮会继续用该会的名义进行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如浙江海宁的共进会，在解散后仍沿袭该会名目，在外卖票开堂，敛钱惑众。浙江都督朱瑞于是下令在全省禁止共进会的活动：“查该会发起宗旨，原欲改革旧习，勉为良善，用意无可厚非。无如入会者，莠多良少，恃众横行，如已经获办镌造伪印、聚众谋逆之俞昆、管伟；私藏炸弹、招徒放票之包田芳；伪造旗令之黄云，及通令缉拿之刘金兰等，均或搜有共进会证书，或系共进会会员。”“乃官厅之文告频颁，而匪徒只猖獗更甚”，因此决定：“为本省秩序计，所有浙江各属之共进会，决计概令解散，以弭巨患而保治安。”
总之，民初改造会党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三 无法无天终覆灭
民国初年，帮会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纷纷要求军政府予以打击和取缔。当时有人指出了革命党人利用帮会的消极后果：“黔、蜀则公口山堂，两粤则洪门、三点，百货滞运，民不聊生，军队比之前日而行色，兵械较之昔时而更备，盗贼则比之从前而更多者，何也？无他，成功之速故也。当未成功之始，凡所谓运动、造谣、暗杀、其种种破坏进行之方针，不论智愚贤不肖，倘有一稍知流血主义者，皆收罗之，一以排斥满虏为目的。孰知汉阳一役，不数月而共和局成，是前日所收之破坏者，今日反以为建设焉。此流血所为见于共和之后也。”有的革命党人也对会党在革命前后的作用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如贵州的革命党人胡刚认为：“运用哥老会力量，虽也是革命过程中的一种策略，但是，在运用之先，就要熟计利害，于革命成功后，如何安顿这种力量，改造这种力量，使不致动摇革命的基础，影响社会的秩序。”
第二章 帮会的命运：被历史抛弃（5）
因此民国政府于1912年11月9日颁布命令，宣布解散包括帮会在内的秘密结社：
近闻各省秘密结会之风仍未稍戢。名目繁多，宗旨毫无，并有骗取重资，设会结党，以图暗杀破坏大局者。现在局势甫定，人心未安，凡我国民，均应联合一致，谋新制之进行，期国基之巩固，方为正办。且查秘密各会，结集之初，多出明代遗老，愤痛神州陆沉，迫而为此。今民国告成，五族联合，皆如一家一人，若再图同室操戈，岂非自相图害，以速灭亡，祸及全国，甘为罪魁，此而不惩，何以立国？
帮会的存在及其活动，不仅挑战了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而且为各省欲稳定地方秩序的新统治者所无法容忍。各地军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只好采取了对帮会进行打击的政策。
在各省打击帮会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偏颇之处，有些真正对革命有功的帮会及其首领，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广东的帮会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十分突出，是辛亥革命在广东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但在广东独立后，由于部分帮会分子游民习气未改，甚至胡作非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使帮会的名声遭到损害。然而遭到排斥和镇压的受害者，却多为追随革命较久、觉悟较高的帮会首领及其部下，最为典型的是王和顺的惠军。这支以帮会群众为骨干的队伍，很少被吸收入同盟会，甚至连帮会首领出身的老同盟会员王和顺、黄明堂等人也遭到排斥。在新成立的革命政府里，不仅都督、副都督等高级职位轮不到他们担任，连军政府各部的主要职务也无一委派给他们，甚至把这支队伍分批遣散。1912年3月，军政府还对王和顺的惠军发动大规模镇压，以帮会分子为骨干的仁字、协字两军，也遭到打击。连在广东辛亥革命中有过巨大贡献的帮会首领许雪秋也惨遭枪杀。
多数省份军政当局打击帮会活动的做法还是应该肯定的。许多军政当局既肯定了帮会的历史功劳，也指出禁止帮会活动的道理。1912年，云南都督蔡锷发布了《严禁开公口山堂告示》：
照得开山设堂，结盟拜会，在当初时候，都是为宗国沦亡，异族专制，不敢显然反抗，故苦心志士组织一种秘密的社会，抵抗恶政府，其用意很好的。但是，日子久了，越聚越众，伙党太多，流品太杂。有一种狡黠的，借了此种谬名目，哄骗良家子弟，磕诈钱财；有一种凶悍的，结党成群，奸淫抢掠，毫无一点人理。这两种人，便失了原来的宗旨，你们是不甘心的。于今清朝也亡了，共和政府也成立了，无论贵贱贤愚，只要守得正当的法律，造得相当的学识，各个都是自由的。你们岂不是同胞么？大家趁此时代，要努力为一个良民，不要蹈以前的覆辙。……凡群众聚合立公口、开山堂，歃血订盟，结拜弟兄，图谋不轨者，从左之区别处断：一、首魁处死刑；二、参与谋议，居该党重要之职务者，永远监禁；三、其他从事于诸种职务者，处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之监禁；四、附和随行其他干预公口、山堂事务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之监禁。……从今以后，父戒其子，兄戒其弟，未入会的，勿再失足（入会）。已入会者，早早回头，只要改得前非，就是一个好人。从前的公口山堂等名目，都要一律解散。那些票布标志，都要自行交出。……你们若不晓得利害，执迷不悟，隐瞒票布，不肯交出。或已经交了，还不肯解散会党的名目。一经别人告发，或被地方官察觉，本都督府只有按律惩治一法，你们也改悔不及了。
第二章 帮会的命运：被历史抛弃（6）
贵州政府也指出：“公口之设，究其最初之用意，殆为推倒满清而起，就始有利无害；满清已踣，即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