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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大香堂后，便正式成为青帮成员。
香堂一般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喜事香堂”，如收徒、传仪注及祖师接续香烟流传后世等；第二类是“评事香堂”，要请“三老四少”来讨论帮内重要事项；第三类是“刑事香堂”，即对违反帮规者给予惩罚，届时也要请三老四少到香堂陈述、商讨受责罚者违反帮规的事实和公议惩处的办法，并进行执法。总之，只有遇到重大事件才开香堂，因而仪式庄重，帮内对之极为重视，青帮还为此制定了香堂规范：
第一，对于收徒者择定的日期、地址须严加保密，不得向外界泄露。
第二，须绝对服从主香者之指导，纵令千拜万拜，亦不得厌烦。
第三，须衣服清洁整齐，不得短衣拖鞋，露胸赤脚。
第四，开香堂时，须依法肃立，不得东张西顾、扶肩搭背、摇头摆脚、故意吐痰咳嗽、交头接耳。
以上是针对入帮者的要求，对参加香堂的帮内外人员也有严格要求，主要是：
第一，香堂门口不准自由出入，严防“空子”偷窥窃听、喧哗吵闹之事。
第二，凡有来宾，均须先签名报告，由“知客师”招待于客室。来宾不得擅闯香堂，如欲参祖时，应呈报主香人，经许可后方得入堂。
第三，不论何人一律脱去马褂背心，除却眼镜帽子，垂手低头恭立观礼，不准插嘴多言。
第四，若遇非常事故，如地方官到临、发生火灾等事，在场者须静立勿动，悉听主香人处理。
第二章 生存的武器：拉帮结伙（9）
第五，如有人发生疾病，得由主香人派人往医院诊治，或送回病人家中，但香堂仍然照开。凡在堂老少弟子，不得借词退出香堂，或发生自惊自扰不幸事端。
开香堂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如下：
第一，所有参加开香堂的人，在进入香堂之前，必须“净面”、“涮船”。净面即以清水洗面，涮船指漱口和饮水。第一口水只能漱口不能饮用，第二口水是净口水，须咽下。
第二，由收徒者带领众人鱼贯进入香堂。进入香堂后，要在祖位前行跪拜礼。跪拜亦有固定的程式，而且要背诵诗赞：如：“双膝跪尘埃，焚香朝五台，弟子【wＷw。Ｚei8。Ｃom电子书】请祖爷，临坛把道开。”诵毕起身，请收徒者参祖，然后由香堂各执事参祖。
第三，投师者在三祖师香案前，由三师各自交代“三帮九代”和“十大帮规”。所谓“三帮九代”，三帮就是指本门师、引进师和传道师三人所在的帮头，九代是指三位师父三代师父的姓名，三三进九，即九代。新入帮者须一一铭记在心，因为这是青帮最核心的秘密。
第四，由本命师把新入帮的弟子介绍给在场的前辈和同参弟兄，新入帮者则一一叩拜。
第五，“颂祖”。所有参加仪式的三老四少和新入帮弟子一齐跪下，由传道师念诵：
“祖师生长在杭州，武林门外把道参。三位祖师头里走，弟子磕头在后头。”
至此，开香堂的仪式结束。
参加开香堂的除三师和投师者外，还有两种人。一种是属于“帮场架势”的，大多和开香堂的老头子有交情来往，或虽无交情，也是经特别邀请而来；也有开香堂的人名气大，参加者虽不相识，特别赶来表示祝贺，借以拉拢的。另一种是对开香堂者不满，或因故有了隔阂，或因开香堂者不知名，怀疑其混充，而试图来抢占山头。但他们并不以暴力发生冲突，而是找机会用帮内的行话进行问答。经过一阵激烈的交锋，会出现不同的结局。来者若看到开香堂的老大确是有“道行”的“家里人”，又有许多有名望的人在场，仪式也很正规，双方自然冰释和好。有的虽然来势汹汹，终敌不过地头蛇，只得夹着尾巴走人。也有互相挑剔，各不相让，以致仪式不能继续进行半途而废者，这样，开香堂的老头子自然就站不住，只好另开码头。
（2）组织结构
青帮是一个由师徒关系构成的纵向型帮会，因此十分讲究论资排辈，主张“班辈分明，可论辈不论岁，是师即须尊敬，是徒即得恩待”。前辈与后辈之间的师徒关系是青帮成员之间最重要的关系，青帮就是靠师徒关系一辈一辈地传衍下来，这是青帮与其他帮会之间在组织结构上的一个重要差别。青帮非常重视论资排辈，每一成员在帮内都有字辈，这是确定他在帮内位置的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青帮的字辈有前二十四字和后二十四字。前二十四字以“清净道德，文诚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礼，大通悟觉”二十四字作为字派。至光绪十七年（1891），青帮又制定了后二十四字，即“万象依皈，戒律传宝，化度心回，普门开放，光照乾坤，带发修行”。民国年间，又续订二十四字，即“绪结崐计，山芮克勤，宣华转忱，庆兆报魁，宜执应存，挽香同流”。
青帮不同于天地会与哥老会，成员之间不是以兄弟，而是以师徒相称，非常重视宗法性师徒关系。加入青帮称为“进家”，师父被视为帮内成员的家长，帮内宣扬“拜师如投胎”，“收徒如生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强调“师道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尊师非尊其人也，尊其德也”。由于青帮也有互助的性质，所以也强调同辈之间的横向关系，强调“师徒如父子，兄弟如手足”。要求成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第六章 帮会与辛亥革命（1）
辛亥革命时期，帮会在革命党人的联络与引导下，积极参加了武装反清起义。
在武昌起义之前的十次起义当中，有九次以天地会成员为基本群众。四川哥老会十分活跃，既对革命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也给革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在广东最早联络帮会、成果最大的便是孙中山先生。
海外洪门不仅在经济方面给辛亥革命以巨大的支援和帮助，而且许多洪门人士不远万里回到国内参加武装起义，为结束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的统治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帮会——主要是天地会、哥老会与海外洪门——同辛亥革命有着密切关系。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国内主要是依靠洪门（天地会与哥老会）的现成组织。当时，革命党人主要是由青年知识分子和留学生构成，他们缺少同广大工人、农民的联系，而帮会正是由下层群众构成，从而弥补了革命党人这方面的不足，帮会实际上起到了革命党人联系广大下层群众的桥梁作用。而起义所需经费，则主要来自华侨、华人，特别是其中的洪门人士。辛亥前的历次起义中，其成员在两广地区主要是天地会（三和会、三点会），而两湖、云、贵、川、陕、甘、宁、内蒙、新疆、西藏、河南、陕西、福建等省的起义，则主要得益于哥老会的参与。辛亥武昌起义虽然以新军为主力，但新军中也有大量帮会中人。所以，帮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一 两广天地会：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两广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在革命党人的联络与引导下，积极参加了武装反清起义。在武昌起义之前的10次起义当中，有9次以天地会成员为基本群众。
在广东最早联络帮会、成果最大的便是孙中山先生。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00年惠州起义期间，兴中会骨干中有大量天地会中人，除郑士良、邓荫南等16人之外，还有李云彪、杨鸿钧等40人。后来又有黄三德、马福益等48位帮会重要首领加入了兴中会。1895年准备从香港开赴广州参加起义的20名帮会分子，“全数加入兴中会”。当时与洪门接触者除孙中山外，革命党人中还有陈少白、杨鹤龄、陆浩东等。
革命党人联络洪门的目的，在于利用其现成的组织和人力、物力，进行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许多革命党人亲自参加帮会组织，正如陈少白（1869—1934）所说：“因为要联络会党，非先入党不可。”当时恰好有一位从檀香山回来的陈南，与三合会中的人熟识，陈少白就托他想办法。陈南就邀请了一位资深三合会首领黄福到香港为陈少白“开台”入会。陈少白在加入三合会后，被封为“白扇”，陈少白认为取得三合会内的白扇地位，当了职，“将来办事就可以发命令，调动人马了”。
革命党人联络天地会的另一种办法是把天地会的首领吸收入兴中会。如归善的三点会首领曾捷夫被吸收加入兴中会后，曾帮助郑士良运动帮会；曾捷夫的族侄曾仪卿，手下拥有大量帮会分子，在庚子三洲田起义中，曾带领当地三点会会众策应革命党人；博罗三合会首领林海山，在庚子之役中帮助郑士良甚为得力。此外，加入了兴中会并且参加了惠州七女湖起义和三洲田起义的天地会成员还有蔡牛、陈福、黄杨、刘运荣等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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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帮会与辛亥革命（2）
两广天地会积极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两广举行的武装起义，基本群众即为天地会的成员。
乙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便是兴中会成员兼帮会首领作为起义的领导和骨干，以天地会和绿林成员为基本队伍，由天地会首领朱贵金、丘四等参加策划。在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惠州三洲田起义，也是以三合会为基本群众。惠州府归善县的三洲田、稔山等处向为三合会活跃地区，帮会在这里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孙中山与杨衢云、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等商议，决定由郑士良率三合会首领黄福等北上惠州发动起义。
郑士良是归善本地客家人，又是帮会首领，很快在三洲田聚集了600多人。郑士良联络潮州、惠州、嘉应州等地的三合会与绿林首领，把队伍集中在惠州归善县与新安县交界的三洲田。起义军一发动，清军望风而逃。起义军从三洲田向东经淡水来到三多祝地方。不久，清方调集了4000余人，向该处逼近，另有两路清军分驻新安县的沙湾与淡水，以对起义军进行堵截。郑士良见情况紧急，决意先发制人，遂于九月十五日（11月6日）晚，派三合会首领黄福率领敢死队80余人，夜袭沙湾的清军，初战告捷。起义军乘胜向深圳推进，欲先攻新宁，再夺广州。起义军在镇隆地方大败清军，二十一日（11月11日）达到三多祝，四处前来投军者两万余人，其中大多为三合会成员。
壬寅（光绪二十八，1902）洪全福起义，其首领洪全福就是洪门中人，而起义的经费则由海外洪门成员谢缵泰动员香港富商之子李纪堂承担。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二十三日（11月3日）谢缵泰与李纪堂商量，决定把组织革命军队的任务交给洪全福。洪全福遂召集粤港洪门弟兄克期大举，并拟定国号为“大明顺天国”。丁未（光绪三十三年，1907）潮州黄冈起义，是由革命党人许雪秋、余丑（余既成）、陈涌波、余通等，利用当地洪门势力举行的。潮州黄冈一带洪门的势力较大，入会者逾数百。革命党人余丑、陈涌波为了联络洪门，皆加入其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十一日（5月22日）晚，起义军攻占黄冈，建立军政府，出示安民，洪门中人纷纷加入起义队伍。
丁未（光绪三十三年，1907）惠州七女湖起义，也是以帮会分子为基本群众。革命党人邓子瑜以洪门为基本群众，派归善、博罗两地洪门首领陈纯等集合洪门分子，在归善、博罗和龙门三处分路起义。陈纯等潜入惠州后，在归善县七女湖集中了百余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二十二日（6月2日）起义，一举夺得清军防营的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军巡船哨弁多人。接着乘胜进攻泰尾，该处守军闻风而逃，起义军连克杨村、三达等墟。二十七日攻至柏塘，起义军尽缴敌械，各处帮会纷纷来会，声势大振。
廉州防城起义中，三合会也起了重要作用。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钦、廉两地农民聚众抗捐，两广总督周馥派军前往镇压，抗捐首领被杀。孙中山便派黄兴、胡毅生冒险进入清营，劝说清军统领郭人漳、标统赵声参加起义。又派王和顺深入到钦、廉两州的腹地，联络当地的三合会。王和顺到达后，收集抗捐武装，分派干部由南宁至桂林各县及防城、钦州各地联络洪门成员，编练成队伍。三合会首领梁建葵、梁少庭、刘显明等亦率众来会。王和顺得知清军防城守军刘辉廷等有反正之意，于同年七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率洪门会众200余人，在防城北部的王岗山起义，兼程攻取防城。因有刘辉廷等人充当内应，起义军一举进城，杀死知县宋渐元等人。
第六章 帮会与辛亥革命（3）
在镇南关起义中，帮会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镇南关是中越边境的要塞，附近山顶建有炮台，山路陡峭，易守难攻。清军在此驻有重兵，革命党人采取劝说清军官兵投向革命的策略，用内应外和的办法夺取。当时镇守南炮台的哨长李福南原来是帮会首领梁兰泉的部属，梁在加入同盟会后，李受其影响已经投向革命方面，镇守北炮台的姚子安已经决定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二十六日起义。黄明堂、李佑卿、关仁甫等如约率领在越南境内的革命党人500余人进入中国境内。二十五日午夜过后，便先后占领了镇南关的北、中、南三座炮台。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决定由黄兴统领余众亲入钦州，发动钦廉上思起义。3月27日，黄兴率领黎仲实等帮会首领及越南华侨青年200余人，绕道越南，进攻钦州，在钦廉上思一带苦战40余天。云南河口与越南的老街隔河相望，地势险要，且为滇越交通的枢纽，清朝当局在此设有重兵，边防督办王玉藩在此镇守。孙中山鉴于云南河口一带天地会的势力强大，便将策划河口起义的任务交给原广西天地会武装首领黄明堂主持，由王和顺、关仁甫辅佐。黄明堂便将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撤退到越南的队伍100余人组织起来，潜伏于中越边境地区。又于滇越铁路沿线布置了200余人，伪装成苦力，伺机行动。当时河口督办王玉藩手下的两营兵丁分别由管带黄元贞与岑德桂带领。黄元贞早已与革命党人取得联系，愿意充当内应。不幸黄元贞等人的活动被王玉藩侦悉，情况十分紧急。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1908年4月29日）夜间，黄明堂派关仁甫等率领革命军从越南老街渡过红河向河口左侧的万侯进发，黄元贞带领部下宣布起义，守备熊通将王玉藩击毙，其部下也随之投降，云南河口顺利被革命军攻破。
二 海外洪门：对辛亥革命的支援
孙中山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时，曾受到海外洪门的热情帮助。
1894年兴中会的创立，就得到了海外洪门成员邓荫南等人的大力支持。兴中会初期的成员，大多是洪门分子。孙中山为了争取海外华侨的帮助，曾三次赴美。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中山第一次赴美时，因未能得到洪门致公堂的帮助，收效不大。孙中山从实践中认识到，鉴于美洲华侨中十之八九皆列籍洪门，故欲收革命宣传之实效，必借助洪门之帮助。遂于1904年第二次赴美途经檀香山时，接受其母舅、檀香山洪门人士杨文柄与胞兄孙德彰之建议，决定亲自加入洪门。由洪门前辈钟兆养介绍，胡福大佬主盟，在国安会馆“入围”，加入洪门致公堂，并被封为“洪棍”。从此，洪门中人便尊孙中山为“孙大哥”。孙中山在到达美国后，得到了洪门致公堂的大力支持与帮助。1904年3月，孙中山抵达美国旧金山后，保皇会为了阻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串通美国移民局官员，诬称孙中山的护照是伪造，而将他囚禁于码头的小木屋。全美致公堂的首领黄三德闻讯后立即组织营救，他与致公堂英文秘书兼《大同日报》总经理唐琼昌等人，以5000美金将孙中山保出，又延请律师同华盛顿有关当局交涉，终于使孙中山得以脱险。孙中山获释后，受到致公堂黄三德等人的热情接待，让孙中山在致公堂堂址下榻。
第六章 帮会与辛亥革命（4）
洪门致公堂组织筹饷局为国内武装起义筹集军饷。辛亥革命期间，历次起义中所需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起义士兵的军饷，革命组织的活动费，创办报刊等的宣传费，以及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的车旅费和生活费，绝大部分是海外华侨所捐赠。两次参与广州之役和惠州起义的洪门志士邓荫南，把他在檀香山的商店、农场全部出卖，用来充当起义的军费。据不完全统计，仅1907年至1908年两年之内，华侨所捐助的款项即达约20万元。黄花岗之役，本来计划筹募港币13万元，结果筹得港币万余元。在东南亚，新加坡洪门人士张永福不仅为革命党人在海外的革命宣传投入了大量资金，而且为革命党人在两广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提供经费，仅1911年广州起义他就捐资10万余元。
在美洲洪门致公堂为革命筹款的过程中，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将总堂之楼宇抵押，以支援革命。温哥华、多伦多的致公堂也相继效法，将其公产抵押，各得1万元，大多捐助国内革命。加上美国檀香山、旧金山、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等地华侨与洪门的捐款，总数达万余元。据温雄飞回忆，致公堂方面热心于变产助饷的工作，当推唐琼昌、黄三德二人。黄花岗一役之后，据香港总机关统筹部出纳科科长李云海的统计，海外各地捐款，共收到万元，其中美洲侨胞捐款有万元之多。
海外洪门成员还回国亲自参加反清武装起义。
1895年广州之役，海外洪门成员邓荫南、谢缵泰等参与了领导。1900年10月的惠州起义，领导人是新加坡洪门人士邓子瑜和婆罗洲三合会领袖黄福。1902年的广州起义，更是以海外洪门首领洪全福的名字载于史册。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从一开始就是由黄乃裳、林受之、许雪秋等洪门会党人士所组织和领导的，许雪秋还在这次起义中被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都督”。同年发动的惠州七女湖起义，参加起义者除本地三合会分子外，还有许多新加坡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