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3）深入报界
杜月笙为了便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运作，开始把自己的触角伸向新闻界。为此，他不仅同报界的老板拉关系，结交了上海的两大报纸《申报》的史量才和《新闻报》的汪伯奇，而且笼络编辑和记者。他首先笼络《新闻报》的总编辑唐世昌。唐世昌是上海报界最有势力的人物，既压得下惊天动地的新闻，也可以无中生有掀起大浪。杜月笙在结识了唐世昌以后，便不断有更多的编辑、记者成为杜门的座上客。许多新闻界的著名人物甚至干脆拜杜月笙为师，而杜月笙则对这些弟子给予安全保证。杜月笙在控制了新闻界以后，原来一些达官显要和富商巨贾也来向他暗送秋波，使得杜月笙的身价直线上升。
杜月笙在进入实业界后，很快又成了上海工商业的领袖人物，在抗战前后，他拥有的官商合办、私营工商业网和各行业公会的职务，包括董事长、理事、主席、经理的名义，不下150多个。在报业有《申报》、《新闻报》、《大陆报》（西文），在银行业有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汇银行，书店有大东书局，纱厂有恒大纱厂，交通机构有华商电车公司、大达轮航公司，学校有浦东中学、正始中学。此外在棉织厂、铁工厂、造纸厂、运输公司以及交易所，差不多都由他担任董事长，并有若干官商合办的机构请他担任董事。杜月笙每年在工商界的收入，不要说是股份上的利益，单单车马费就很可观。其他重要团体如全国船联会等，也都是由他担任会长。
张啸林也打着“实业救国”的旗号跻身实业界，他不仅伙同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还当上常务董事。此后，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纷纷找到张啸林，请他挂名，成为交通银行、通商银行、江浙银行等六七家银行的董事、监事。又经杜月笙推荐，当上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理事。他又联络范回春、周帮俊、黄楚九等，组建大赛马场“远东公共运动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共舞台对面开设杭州饭菜馆。又与杜月笙合组“霖记木行”，独家经营从苏联运来的木材。
杜月笙在发迹以后，常说自己是“鲤鱼跳过了龙门”，是“泥鳅修成了龙”。有关他的平日生活，以往坊间流传的许多趣闻，多属不实传闻。网上曾有一篇上海老中医陈存仁（1908—1990）先生对于杜月笙的回忆。这位老中医写得一手漂亮的汉字，曾为多位杜月笙的门生书写过“门生帖”，因此有机会亲自登门拜访杜月笙，并有所交往，所以他的回忆当属可信。陈存仁第一次同杜月笙见面是在一个端午节，在淞沪警察厅侦缉队长韦钟秀陪同下前往。他当时只拿了一本硬面贴报簿，簿上剪贴了三段有关杜氏的新闻。他回忆说：
杜氏私邸，是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书报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厦连云”，其实地方并不大。私邸中最主要的就是一间厢房，称为“大餐间”，大小不过二十二尺乘三十尺那么大。我去见他那天，是在下午一时许，杜氏刚起身，室内除我和韦钟秀之外，别无他客。他瘦瘦的个子，体重约一百磅，穿了一件熟罗长衫，身材好像一个文弱书生，只有一对鞋子显得有些特别，是纯中国布鞋款式，但不是布质，而是用深紫色的皮革来做的，此外并无特异之处。见面之后，彼此先寒暄了几句，都用浦东话。杜月笙请陈存仁坐在他的烟榻上，他自己就抽起鸦片烟来说：“困下来谈谈。”对陈存仁说：“你写的门生帖我收到不少，写得整齐干净，真是不错。”陈则答以：“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这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他接过去打开来看，是一本贴报簿，里面贴了三张剪报。杜月笙因为识字不多，所以请陈存仁读给他听。杜月笙最初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大约只识十来个字。后来请了一位教书先生，天天为他读报，还教给他认字。经过了若干年，他竟会看信看报了！他对熟人并不讳言自己一生从未受过教育，只是幼年时当了五个月的一年级学生，学费是小洋五毫。后因五毫筹不到，就此辍学。杜月笙虽然未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却有一套为人处世的本领。凡是办一件事，他先决定上策如何，中策如何，下策如何，三点决定后，还要考虑这件事的后果如何。所谓后果，即有无反应或副作用，好会好到如何地步，坏会坏到如何程度。在决策时，他往往先听别人讲话，自己默不出声，等到别人讲完，他已定下了决策，无非是说“好格，闲话一句”，或者是说“格件事，不能这样做”。他说过之后，从来不会变更。
杜月笙所受的教育，主要得益于听书，如《岳飞传》、《水浒传》、《七侠五义》、《三国》等，所以他对戏剧演出极感兴趣。
1931年，杜月笙集资50万元，在家乡浦东高桥镇重建杜家祠堂。翌年祠堂落成，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家祠落成典礼。众多的达官贵人、社会名流纷纷送去匾额，以表祝贺，其中有：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军政部长何应钦、实业部长孔祥熙、司法院长王宠惠、警察总监吴铁成、前大总统徐世昌、前大总统曹锟、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国学大师章太炎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蒋介石送的匾额“孝思不匮”。
杜月笙成为青帮头子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大量收徒弟。杜氏接受门生帖时，仪式简单，行礼时规定三鞠躬，不许下跪叩头。门生究竟有多少，向无统计，在上海本地约有2000人，外地各省约有三四千人。后来，门生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恒社”，取“如月之恒”的意思，组织极严格，会员500余人。抗战时期，杜月笙担任赈务委员会委员长，1942年10月他到西北去巡视，因为以往西北两次旱灾，均得到他的捐助，投门生帖的近2000人，他收了1500名门生。
上海青帮，经过清末民初的风风雨雨，终于从一个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逐渐蜕变成了黑社会组织。
4。阶级构成的变化
民国年间上海青帮人物的阶级构成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不再属于下层群众的社会组织，而是成为统治阶级压迫广大民众的工具，其首领多跻身于上流社会，其成员的阶级构成也颇为复杂。成员中既有流氓打手、军警、特务，以及外国租界里洋人的奴才，也有党政军里的中高级官员，工商界、医药卫生界的头面人物。除了三大亨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
张镜湖 曾与高士奎同在徐宝山部下任职，担任七十四旅旅长，其较出名的徒弟有韩复榘、孙桐萱及三十师师长王修身、陇海铁路驻沪办事处处长陈守志。
曹幼珊 名焕智，字幼珊，山东历城人，因排行第三，帮内兄弟尊他为“曹三爷”，也是青帮江淮泗的大字辈。他早年曾在扬州当过马快（警探），后来投在徐宝山手下，但未受到重用。清末民初来到上海后，广收门徒，以便与湖州帮争夺地盘。所收徒弟多为人口贩子、开妓院的老鸨以及在码头上行骗的“翻戏党”。这些人多属于下三流的角色，所以，他虽然是青帮“大字辈”，在社会上却没有多少影响。
樊瑾成 字宝瑜，江苏徐州人，人称“樊大胡子”，私盐贩出身，加入青帮后，成为兴武六帮的大字辈，形成一股势力。后来经大字辈的汪禹丞牵线，接受招安，成为淮北“缉私统领”。辛亥革命后，被收编为湖南军阀赵恒锡部下，担任第七军军长。1920年皖系垮台后，先回到扬州当寓公，后来迁居上海，是张啸林的老头子，由张啸林供养。
袁克文 字克寒，袁世凯次子，为了逃避袁世凯诸子争夺“太子”之位而从天津前往上海，通过“灵前孝祖”的方式，加入青帮并取得大字辈的辈分，以便人身安全得到保护。他自幼喜爱书法、诗词和古玩，成为青帮大字辈后，在上海文艺界收有大量门徒，后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自任主席兼审查。他对于同一字辈的人，不问职业高低，都与之结为异姓弟兄。他曾对弟子陈悌敏说：“切不可轻视下流社会，因为下流社会的知识虽然简单，但只要不轻视他们，对我们就很有帮助，这是我在上海孝祖后的经验。我自对你张爷爷孝祖之日起，随时随地都有人做我的临时保镖，这些义务保镖都是上一流的人派来保护我的。因为我对他们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他们都服从我的指挥。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南市城隍庙去玩，刚说出这句话，其中一个义务保镖说：‘我去布置一下，可以使大家安心。’他出去一会儿回来对我说：‘布置好了，等您吸足了烟，我们就随您去玩。’我抽好烟，带着他们到新北门下车，就见到有人和布置的人耳语，我一路走，一路看着玩，也一路留神注意我的前后左右，都有人在暗中保护我。”
张树声 江苏人，有南“天王老子”的外号，以区别于北方冯玉祥部下的张树声。1919年，袁克文等17名青帮大字辈人物在上海举行恳亲会时，张树声以“耆德龄高”被推为“老大”。
张树声 字俊杰，生于1881年秋，原籍河北沧县，清末曾在冯玉祥所在的第六镇第十一协第二十一标当哨官（相当于连长）。辛亥革命时充当营长。参加冯玉祥的滦州起义，失败后逃到上海，参加了青帮和红帮。后来冯玉祥由四川回到河北廊坊后，张树声也从上海回到廊坊，被冯委任为高参。1918年在湖南常德被冯委任为团长。1925年春，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张树声在军中任帮办。1930年西北军瓦解，张树声来到上海，黄金荣为他准备了一处住宅，他便在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蚌埠、徐州、开封、汉口等地招收青、洪两帮的徒弟。他每到一处，就开一次香堂，由徒弟们照顾吃住，临走时由徒弟送行。由于他在青帮里的辈分高，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徒子徒孙约有9万之多。上至蒋介石周围，下至中统、军统、各机关、水旱码头都有他的徒弟。他在重庆总是在两家饭馆开香堂，每次开香堂，他都要讲一套帮会的历史，也就是帮会“反清复明”的一套说辞。张树声虽然主要搞青帮，但是也搞洪帮，这同四川的袍哥有一定关系。张树声在重庆被称为“无冕之王”，有一次他患病，在一家教会开办的宽仁医院做手术。这所医院是当时重庆最阔气的医院，他居然包了二楼整层的房间。从病床到大门，都有便衣“副官”站岗，并且佩带着美式左轮枪。每天前来询问病情者川流不息。有坐汽车的、有坐滑竿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送的礼品摆满了整整两间屋子。
常玉清 青帮兴武六邦通字辈，原是湖北荆州驻防旗人，清亡后到上海，在日本纱厂做搬运工头，后升至总稽查。在敛钱得手后，开设江苏旅馆、大观园浴室。1932年淞沪抗战时，他联络大汉奸胡立夫、姚子都策应日寇。后逃往大连，躲在日寇卵翼下。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又随日寇到上海组织“黄道会”，有成员千余人，为日寇效劳，被汪伪授予“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之职，有“江北大王”之称，曾拉拢其师曹幼珊为日寇做情报工作。
顾竹轩 原名松茂。排行老四，因为鼻子大，故人称“顾四鼻子”，苏北盐城人，人力车夫出身。后来买了几辆黄包车，租给别人，自己坐收租金。为了托庇于青帮，他借同乡关系拜法租界的青帮大字辈曹幼珊为老头子，成为青帮的通字辈。曾任上海天蟾舞台经理、上海市参议员。后来又拜黄金荣为师，在上海进行过多次谋杀，其中有7位有名望的。他收徒多达10000余人，包括两租界的便衣探员和黄包车老板。他为了同唐嘉鹏争夺大世界游艺场经理的职位，唆使其徒弟王兴高杀死唐嘉鹏。事后王被捕，判刑10年。起初讲定由顾竹轩负责王的家属的一切开支，3年过后便不按时付给，大有毁约之意。王兴高请饶伯泽密告此案内情，揭发顾竹轩乃是此案的主犯。经调查属实，饶伯泽亲自同公共租界总巡商量，直接将顾竹轩拘捕，移解上海市第二特务区地方法院审办，顾竹轩被判刑10年，直到抗战开始，才由顾祝同出面保释。抗战时期，他为日寇搜集情报，每月从日本人手中得到银洋2000元津贴，供其挥霍。
仅从民国年间上海青帮著名人物的职务和社会地位即可以看出，青帮已经不再是下层群众的结社组织，而是军阀、官僚和大商人手中的工具。
第五章 上海青帮的覆亡和三大亨的结局（1）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上海的帮会采取了令其自行解散的政策，在上海滩霸道多年的青帮寿终正寝：黄金荣愿意悔过却难以自新，杜月笙晚年凄凉客死香港，张啸林暴毙在军统枪口下。
帮会和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历代当权者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清王朝无法解决帮会问题，民国政府也解决不了黑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同样也面临着如何解决帮会和黑社会这个社会性难题。
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认为帮会和黑社会的一般成员，原本也是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民，由于他们的基本利益和生存权利的不得保障，才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和主流社会相悖离或对立的道路；即使是上海黑社会的青帮三大亨，也都是穷苦出身。因此，要解决帮会和黑社会问题，必须从解决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存问题入手。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工会、农会等劳动者的组织，帮助广大穷苦百姓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帮会以往那种互助和抗暴的功能已经失去了作用，帮会的组织也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因此人民政府便命令帮会和黑社会自行解散，对于有罪恶的帮会头子则予以惩处；对于一般帮会成员，则帮助他们解决生计问题，使之重新回到劳动人民当中。一般的帮会和黑社会的头子失去了群众基础，成了光杆司令，也就无法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抗衡，只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至于上海青帮三大亨，由于各自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一 黄金荣：悔过却难自新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结束了国民党政权，陈毅率领的第三野战军准备进驻上海。4月27日，杜月笙、王晓籁、金廷荪等人已经前往香港，黄金荣究竟何去何从？他面临着十分矛盾的心情。他明白他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个有罪的人：他在四一二事变当中，曾积极参加反革命活动，屠杀了不少共产党人；后来自己又为法国租界当局服务了多年，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充当青帮头子的几十年当中，干了大量欺压百姓和危害社会的事，成为上海黑社会的龙头老大。因此担心如果留在上海，共产党肯定饶不了自己。当时很多人劝他前往香港，但他担心身体吃不消，他说：“我的年纪已经80多岁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又对心腹说：“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条子，由杨虎转交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这样，黄金荣最后还是下决心留在上海。
不过，他还是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决定不参加国民党撤离前的大搜捕、大屠杀，掩护一些地下党员，支持他们接管上海，并且让门生搜集帮会头目的情报，将一份400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交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以便对其进行控制，防止他们进行捣乱；又让管家黄振世将他知道的国民党财产加以登记，请杨虎转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弟子不要参与国民党逃离前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他则让儿媳李志清把他所有的金银、外汇等财宝带往香港。尽管黄金荣自称他对李志清携带钱财前往香港一事并不知情，但从后来的许多事表明，这乃是黄金荣的另外一手准备。李志清在香港不仅汇钱给他，而且还按照他的指示，在香港、澳门购买了房产，甚至还拍了照片，在照片后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并让李志清在香港为他申请了去台湾的入境证。
第五章 上海青帮的覆亡和三大亨的结局（2）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黄金大戏院出租给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每月收入约数百万元（旧币）。黄金荣还有几处房产，也都由门徒承包，对外出租，租金数目可观。黄金荣在生活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鸦片照抽，澡堂照泡。解放初期人民政府之所以没有对他加以惩处，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对帮会组织有过明确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采取“观察一个时期再说”的方针，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市长陈毅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认为黄没有逃走，没有破坏，说明他至少对中共不抱敌意。他现在不问外事，就不必把他当做专政对象，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所以，解放初期一直没有动黄金荣。1951年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递向上海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对黄金荣加以处理。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人民政府开始着手处理黄金荣的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黄金荣让龚天健执笔，写了一份自白书，1951年5月2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全文如下：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庙姊夫开的裱画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在南门城内一家裱画店做生意，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裱画司务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想来，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
我被派到大自鸣钟巡捕房做事，那年我二十六岁，后升探长，到五十岁时升督察长，六十岁退休，这长长的三十四年，我是一直在执行法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譬如说卖烟土，开设赌台，危害了多少人民，而我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