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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美经济联系的加强，扩大了美国的对华投资。1936年，美国在华投资从1934年的2。7亿美元上升到3。4亿余美元。但是，白银协定的签订，使美国通过购买白银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获得了英国的支持后，继续谋求英国对华投资和贷款。
1937年春，孔祥熙率代表团以出席英王加冕典礼的名义赴英，与英国方面进行磋商。7月底至8月初，中英在伦敦达成了各项借款协定：广（州）梅（县）铁路贷款协定（300万英镑）、浦（口）襄（阳）铁路贷款协定（400万英镑）、整理内债借款协定（2000万英镑）。此外，还草签了梅（县）贵（溪）、三（水）梧（州）铁路借款协定（共800万英镑）。
国民党政府在谋求英、美提供财政援助的同时，还大量从欧洲其他国家借款。
1934年8月23日，德国代表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一个贸易协定，即中国以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品。1936年4月8日，中德在柏林签署《易货协定之补充贸易合同》，德国政府将向中国提供一笔达1亿金马克的商业信贷，中国以此购买德国工业品或其他产品，并向德国提供农产品和矿产原料。协定签订后，国民党政府主要队德国购买武器和军用工业物资。到1936年10月，德国交付给国民党政府价值1000万马克的武器装备（包括已在运华途中），其中有钢盔、反坦克炮弹、探照灯、海岸炮、水雷、高射炮、榴弹炮等。
这样，国民党政府在外汇拈据的情况下获得了部分急需的军事工业品。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还与德国工业集团达成了数笔铁路信贷。其中有1934年3月与德国沃尔夫公司达成玉山一南昌铁路工程协议，德方提供价值800万元法市的材料贷款；1936年2月，由中国银行等与沃尔夫公司签署萍乡一南昌铁路工程协议，德方提供1000万元法币的材料贷款；1936年11月，铁道部为湘黔铁路工程和平汉路整理工程，与德国爱森钢铁公司等达成了价值为4000万元法市的材料借款。
1935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张嘉璈为铁道部长，利用他在西方金融、经济界的影响，与欧洲各国进行铁路投资谈判。张除与德国达成协定外，还分别与荷兰、比利时、英国、捷克、法国的一些银行达成铁路借款协定，签订的铁路借款共达31932370英镑。＇张嘉璈《中国铁道发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63～74页。＇
1937年上半年孔祥熙访欧期间，还与一些国家达成了新的借款协定。其中有：与荷兰孟德宋公司达成中央银行信用借款1000万荷币；与瑞士银行分别达成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1000万瑞士法郎、财政部充实法币外汇准备借款5000万瑞士法郎；与法国银行团分别达成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2亿法郎、政府购置军用飞机信贷1。2亿法郎；在捷克与司各达公司达成购买机器、工业材料借款1000万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后因全国抗战爆发，成约大部未能实现。
国民党政府在外患日甚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客观上加强了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抗衡的经济实力。宋子文在谈到英国决定对华贷款时指出：虽然这些贷款不能公开用于预算项目（指直接弥补增加军费而导致的赤字），但却有助于中国当局的“预算”局势。＇（英）《外交与企业：1933～1937年英国对华政策》，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70页。＇
大批外汇的获得，不仅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而且直接充实了法市的外汇保证，使统一的市制得到巩固，有利于调整战时经济。多笔铁路贷款合同的签订，加速了对国防具有重大意义的铁路建设。一批军火与国防工业设备的进口，使军队装备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些，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能力。
国民党政府多方争取外援的努力，虽然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暂时巩固了法币的地位，有利于抗战。但是主要方面是以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为出发点的。英美等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的种种财政经济“援助”，是以强化其在华特殊利益，争夺有利投资场所和倾销商品为直接目的，往往以中国方面付出重大代价为前提。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英美等国经济联系的加强，中国的财政金融进一步受到外国的控制，经济主权和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民党政府寻求外援加强了英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更为加深。
（三）改善中苏关系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地区也构成威胁。鉴于中苏在这方面的共同利害关系，1932年2月26日，中国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的代表颜惠庆，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递交信函，建议讨论中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代表欣然同意。同年12月12日，颜惠庆与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交换中苏复交照会，宣布中苏复交。
1934年3月，蒋介石派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这是两国军界在复交后的首次接触。同月，颜惠庆在莫斯科向苏方表示，倘若发生日苏战争，中国将支援苏联。1934年9月，苏联决定加入国联，中国给予热烈欢迎。
1934年10月中旬，蒋介石派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访苏，秘密探讨建立中苏对日同盟的可能性。临行前，孔祥熙告诉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蒋介石请蒋教授协助”增进中苏关系。＇《蒋廷黻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年版，第153页。＇
1934年10月16日，蒋廷黻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雅科夫举行会晤，就中苏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蒋向苏联保证，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站在日本方面来反对苏联，在一定条件下还将和苏联一起反对进犯之敌，并希望以培养相互了解和信任的方式，达成某种攻守同盟的默契，两国通过非官方性质的秘密形式，摸清了对方的态度，明确了合作的前提，并决定以外交以外的秘密商谈方式谋求一致，实现合作。
1935年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派长期逗留在国内的颜惠庆回任驻苏大使，并派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任驻苏大使馆武官，以增进友谊。2月19日，又批准艺术大师梅兰芳接受苏文化协会邀请，赴苏演出。3月23日，苏联和日本、伪满签订中东铁路买卖协定。
这是苏联政府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国民党政府理应向苏进行严正交涉，但为保持中苏问的关系，并没有作出强烈反对的表示。
苏联在推进中苏合作方面也起着关键的作用。由于国际法西斯势力的迅猛膨胀，希特勒德国和日本的密切勾结形成了东西方的战争策源地，直接威胁苏联的安全，苏联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亦持积极态度。
1935年5月，随着所谓“满蒙边界纠纷”的加剧，蒋介石指示颜惠庆向苏表示，一旦日苏战争爆发，苏联将可以得到中国军队的支持。苏对此极为重视，对中苏关系置于新基础上感到高兴，并指示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寻求一切可能的方法同蒋介石合作。5月9日，鲍格莫洛夫提出加强中苏事务性联系的建议，继而又要求举行两国的商约谈判，并暗示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1935年10月18日，广田三原则刚刚传到中国。19日，蒋介石就与鲍格莫洛夫进行秘密会谈。蒋介石提出，由于中苏两国受到来自同一方面的威胁，他是赞成改善中苏关系的，尽管他本人不反对签定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但它只是形式上的，关键在于中苏能否签订一个确实保障两国及远东和平的协定，它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为了打消苏联政府的疑虑，详细说明蒋介石的意图，孔祥熙又会晤鲍格莫洛夫，说明日本人欲在华北制造一个与蒋对立的傀儡政权，故可排除蒋日合作的可能；日苏战争即将发生，中苏军事合作可以相互支援。孔进而直接了当地对苏大使称：中国政府在迫不得已进行武装抗日的时候，在海上获取任何军需物资都很困难，是否可以经由新疆从苏联获得军需物资。
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又成立了以立法院长孙科为主席的中苏文化友好协会，进一步作出对苏友好的姿态。
1935年底，蒋介石派陈立夫偕张冲秘密取道欧洲，准备赴苏同苏联首脑“商谈对日军事同盟”，后因未能取得斯大林关于就秘密军事同盟进行交涉的允诺，遂令陈立夫“返国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京交涉。”＇陈立夫：《抗日战争准备工作之回忆》，载（台）《近代中国》，1977年第2号，第20页。＇
苏联方面鉴于蒋介石的某些诚意，于1935年12月14日指令鲍格莫洛夫，苏联同意就蒋介石所提出的协定同中国方面进行具体商讨。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想通过汪精卫寻求德国的合作，但根本得不到答复。
在此情况下，只有加强对苏合作，于是，1936年10月，蒋介石特派蒋廷黻接替颜惠庆出任驻苏大使，以便进一步寻求中苏合作的方式。但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缔结中苏共同安全条约。接照李维诺夫的意见，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应该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处于同等的程度，在这方面，苏联既不应走在西方国家前面，也不要落在他们后面太远。＇《蒋廷黻回忆录》，（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
为了贷款给中国以购买苏联的军事装备，李维诺夫表示苏联愿意与中国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1937年4月，立法院长孙科与鲍格莫洛夫会谈，详细讨论苏联援华方式，苏以战争贷款的方式提供军事装备，贷款利率优惠，但必须以不发动内战为担保。孙科告之国共和谈进展，请予宽虑。＇程天放：《中俄关系史》，华盛顿1957年版，第211页。＇
1937年6月，苏联倡议国民党政府召集包括苏、美、英、法、日、荷等国的国际会议，起草太平洋地区性集体安全条约，如遭拒绝，苏联则准备与中国单独签订一项共同安全条约。＇（苏）维戈斯基：《外交史》第3卷，第896页。＇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曾与苏大使磋商该项议案，但毫无进展。
苏联以武器贷款的军事援华方针，对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中苏关系的改善，也为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十章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第一节 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确立
一、“二·二六”事件与军部法西斯化
日本法西斯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社会危机中，推动日本发动1931年的侵华战争，使日本暂时摆脱了危机。以此为契机，法西斯“军部势力”和“民间势力”互相勾结，借助战争煽动民众情绪，冲击“政党政治”，转移国内矛盾，使法西斯运动在日本全国得到广泛迅速的发展。
下层法西斯团体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频繁地策划武装政变，在社会基层煽起法西斯狂潮，扩大法西斯的影响，“自下而上”地推进法西斯化。上层法西斯分子，利用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极力庇护、纵容下层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并直接间接地参与法西斯的阴谋策划和行动，“自上而下”地推波助澜。
由于日本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在1932年暗杀日本首相犬养毅后，给政党政治以严重的打击，从此政党内阁结束，使新组成的斋藤内阁成为向法西斯亲军内阁过渡的桥梁。
法西斯“军部势力”在打垮政党政治势力后，军部势力内部矛盾上升。
主要由军部幕僚组成的统制派，主张通过上层合法的稳健的方式，推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逐步取消宪法、议会、党派及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天皇制军部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主要由少壮派军官组成的皇道派，则主张以武装政变的急进方式，打倒元老、重臣、官僚、政党、财阀等特权阶层，在“皇道精神”的指导下，建立一君万民的“皇道国家”和军部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由此可见，统制派与皇道派在拥戴天皇和建立军部法西斯政权上，目标完全是一致的，只是实现军部法西斯独裁的方法和手段不同。
由于军部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在军部掌有实权的以永田铁山为骨干的统制派，策划从军部中央清除皇道派，压制少壮派军官的政治活动，企图在军部的一元化统制下，建立法西斯的独裁统治。1934年10月，陆军省新闻班公布了《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这是统制派改造国家构想的“蓝图”。
1934年11月，发生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因策划军事政变而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的士官学校事件。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捏造的事件，两派对立更为严重。
1935年7月，反对天皇机关说的真崎甚三郎被罢免了教育总监职务。＇天皇机关说，指美浓部达吉博士依据明治宪法解释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应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否定国家统治权单属天皇的学说。＇
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核心人物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策划的，便散发了攻击永田铁山的秘密文件。在此影响下，皇道派相泽三郎中校，于8月13日在陆军省局长室砍死永田铁山。这次相泽事件，及以后的公审相泽的军法会议，使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对立日趋尖锐。
1936年1月，日本军部下达派遣驻东京的第1师开往中国东北的命令，因为第1师是驻防东京的两个师之一，是皇道派少壮军官的主要据点，于是出现了这次派遣是为使他们远离东京的传说。第1师的少壮军官，遂下定决心实行早已准备好的军事政变，以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
2月26日凌晨，驻东京第1师第1营和第3营的3个连，近卫第1师的1个连，共约1400余名士兵，在野中四郎上尉、安藤辉三上尉、栗原安秀中尉等21名尉级军官的策动下，占领了东京政治中心永田町一带，包围了闲院宫、高松宫、内大臣、首相、陆相、外相等官邸，枪杀了首相的秘书（误认为是冈田启介首相），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枪击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使其身负重伤。兵变的军官会见了陆相川岛义之，递交了《奋起宣言书》，敦促陆相向天皇转达，并提出了《希望事项》，要求将事态引导至维新方向，统一警备司令官等活动，勿使皇军互相厮杀。
同时，兵变军官已准备好起事成功后的组阁名单。
“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皇道派头目真崎甚三郎提出，应按兵变军官的《奋起宣言书》和《希望事项》稳定局势。接着，他又与海军的皇道派加藤宽治一起拜会伏见宫，要求建立“皇族内阁”，并建议“发布昭书，赦免事件参与者”。＇〔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
随后，陆军军事参议官聚集在宫中，在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的操纵下，拉着川岛陆相，写出承认兵变内容的《陆军大臣告示》，并通知给军官们，承认他们占领的区域是他们守备的地区，答应他们的要求，准备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
26日9时，川岛陆相进皇宫向天皇宣读了兵变军官的宣言书，天皇裕仁说：不管他们以什么为借口，我不高兴，他们给民族带来了耻辱，我求你尽快镇压他们。
27日，参谋副总长杉山元接受天皇镇压叛军的主张，但他一心想避免日本军队相互残杀，所以对事件采取拖延的态度。他首先发布戒严令，任命香椎浩平中将为戒严部队司令官，并由第1师第1团的小藤上校负责东京市内的警卫，进而将叛乱部队置于第1团指挥之下，这说明陆军已承认叛军为戒严部队。
2月27日，在中国厦门的日本领事馆发表声明说：叛乱的目的是为了将当时的内阁更换成军部内阁，日军青年军官的意思是席卷全中国和准备立即对苏作战，以便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强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页。＇
与此同时，裕仁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也极力袒护叛军，他说：“其精神纯系出于忧虑君国的前途，不必深究。”裕仁则愤愤地说：“对杀戮朕之股肱老臣的残暴军官，即使在其精神方面也是难以饶恕的，因为这等于谴责朕。”并表示：“朕要亲自率领近卫师平定叛乱。”＇〔日〕祢律正志：《无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日本海军对“二·二六”事件从一开始就持否定态度。因为遭受袭击的斋藤、冈田、铃木等高级官员是海军出身，海军方面担心建立的法西斯政权最终会导致陆军独裁。所以，海军从横须贺调联合舰队开进东京湾，让陆战队登陆担任海军省等处的警备。
2月28日下午，陆军参谋副总长杉山，从甲府和千叶县佐仓以及仙台、高崎调来配有坦克、火炮的大批部队及部分航空部队，以便从数量上压倒叛军。次日14时，全部叛军投降。
皇道派发动大规模军事政变，为统制派整肃军队提供了借口，他们认为叛变部队的行动，破坏了天皇制军队的基本秩序，如不加以制止，便意味着天皇制秩序的崩溃。而且叛乱的下级军官无视军方首脑竟擅自进行“革新运动”，严重损害了军部的威信，使人民谴责的锋芒转向军部本身，不利于军部政治地盘的扩大，必须严厉地镇压皇道派，确立统制派即军部中央的领导权，才能以此为交换条件，加强军部对政府的控制力。
因此，“二·二六”事件后，进行了严厉的肃军活动，以处罚叛军。1936年3月4日，天皇发布紧急敕令特别成立了东京陆军军事法庭，7月5日，第1次判决对叛军的全部首领19名均判处死刑，其余70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936年3月和7月，实行了包括对有责任者的处分在内的两次调动；8月，又实行了包括3000余人的大规模的走期人事调动。通过3次的人事调动，撤免了大批军官，基本完成了肃军工作。从此陆军中的皇道派被彻底清洗，统制派的统治权终于稳固地确立。
“二·二六”武装政变，是日本政治史上一次空前的大事变。以新陆相寺内寿一上将为核心的军部统制派充分利用这次事件，在对内严厉肃军，彻底清除皇道派势力的同时，对外展开强大政治攻势，以对付叛军的威胁为借口，全面控制政局，并将皇道派提出的要求为我所用。2月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