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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
“我最想听的。”常鸣期待着。
白慧没张嘴，却给了他一个难忘的、恐怕是终身难忘的目光，常鸣充满幸福地笑了。
“咱们该回去了，特别是你。你爸爸准不放心了，说不定还以为你参加武斗去了呢！明天见吗？明天正好是我的公休日。”
“明天见！”她忽对常鸣说，“我明天再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
“一切。”
“好。明天我也要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
白慧把手伸给常鸣。两人握住手。常鸣把她拉到身边，紧紧拥抱在一起。
“常鸣，如果我做过错事呢？”
常鸣陶醉在幸福里，他滚烫的嘴唇贴着她光滑而冰凉的前额上。
“只要是你，我一切都可以原谅……”
白慧无限感动地扬起她在爱的冲动中显得美丽动人的白白的脸儿。他要吻她。她使劲一推常鸣，摆脱了，随即蹦蹦跳跳地跑了。她甩动的小手在灯光下闪了一闪，整个身影便在夜的蓝色中隐没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白慧去找常鸣。
今儿，她穿一件轧了坚条子的绿棉袄，虽然很旧，颜色发白了，却洗得干干净净，又很合身，显出她苗条的身形。她脚上套一双黑条线面的肥头棉鞋，鞋面用棕刷刷过，乌黑如新。鞋带扎成一对一般大小的黑色的蝴蝶结。头发梳得光溜溜，辫子编得又紧又利落。不知因为天气好，还是怕弄乱头发，她没戴头巾。白慧向来不为博得旁人的好感而打扮自己。现在如何，只有天知道了。
她白晰的脸微微透出一些红晕，眼睛里仿佛藏着许多感受。这时，如果一个看惯了她往常那种缺乏表情的面孔的人，碰到了她，准会大吃一惊的。
她进了常鸣所住的大杂院。上了楼，敲敲门，没人应答。一推门，原来门是开着的，屋里没人，不知常鸣做什么去了。炉火暖烘烘地烧着，地面刚洒了水扫过；空气中有股湿尘和燃烧木柴的气味。屋内收拾得挺整洁。床上罩一条夫蓝色的新床单，象无风的水面那么平整和柔和。床上的小圆桌上放了几本书，还有一盆玉树，就是先前扔在屋门外边的那盆，积上已被冲洗掉，那肥厚、光滑、饱含汁水的叶子，给窗外射进的阳光照得湛绿湛绿，仿佛是翡翠微的；叶面上喷挂的水珠，象亮晶晶的露珠。
她第一次发现这间低矮的非正式的房间竟如此可爱与舒适，连竖在屋子中间几棵方柱子也显得挺别致。老槐树的枝丫在窗洞口交织成一幅美丽又生动的图案……
门儿吱呀一声，她扭过头。眼睫毛扬起来，心也跟着提了起来。没见人进来。哟，原来是只小猫。小猫从下边的门角探进来一个白色的、毛茸茸而可爱的小脸。用它蓝玻璃球似的一双眼睛陌生又好奇地打量着白慧。白慧知道常鸣没养猫，多半是邻居家的。她朝小猫友善地打招呼。小猫走进来，通身雪白，后面翘起一条长长的非常好看的大尾巴。尾巴一卷一舒。
“你来找谁呀？”她小声、象逗弄孩子那样亲昵地对小猫说：“常鸣同志没在家。你怎么自己跑进来啦……”她说着，忽想到她也是自己跑进来的，感到挺不好意思，幸好对方是只猫。
小猫走到跟前，傻头傻脑地看着她，朝她柔声柔气地叫，随之用下巴蹭着她柔软的鞋面，表示友好。她弯下腰抱起小猫，轻轻抚摩小猫的光滑而蓬松的毛。白慧向来是不大喜欢动物的。前半年，她和郝建国去搜查一个被揪斗的教师的家，这教师爱养金鱼。他们曾把这种嗜好当做剥削者的闲情逸致，甚至当做逃避革命和厌恶革命的行为。对那教师狠批一顿，并亲手将一缸金鱼都倒进地沟里了。
小猫卧在她怀里，撒娇似地扭着身子，和她亲热地打着呼噜，又朝着小圆桌那边咪咪地叫。
“你是要吃的？噢，不是。你想看书，是吧？好，咱一齐看。”
她抱着小猫走到桌前拿起一本硬皮书。这是鲁迅的一本集子。她翻着，忽然不知从哪页里跑出一块硬纸片飘忽忽、打着旋儿掉落在地。她弯腰拾起来。原来是张四寸大小的照片。照片上是个中年女人。穿制眼，略胖的一张脸儿，黑黑一双眼睛温和又慈祥。深陷的嘴角里含着舒心的笑意。白慧觉得这女人特别面熟，尤其是这双黑眼睛。突然！照片上这双眼好象对她睁大了，睁得非常大。跟着额角涌出一股刺目的鲜血，顺面颊急流而下。双眼闭上了，目光在最后一瞬分外明亮，仿佛不甘于消失似的……紧接着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在白慧耳边连续不断地响起来：
“她死了，死了，死了，死了……”
这声音象一只大锤，一下一下猛击着她；她摇晃着，简直站不住了。光啷一声，怀里的猫和手中的书一齐掉在地上。猫被砸在脊背上的书吓跑了。
白慧手里捏着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还是那温和慈祥的样子。时间再一次在她身边停止了，她已经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和将要发生什么事了！
这时，楼梯响了，有人走上来，并传来常鸣的声音：
“你怎么这样惊慌张张？遇见生人了吗？那不是生人，是咱的老相识。她名叫白慧。”
显然，常鸣在和受了惊吓、逃下楼的小猫说话。他刚在楼下的盥洗室漱洗过，手端着脸盆走上来。他身穿一件褐色的粗线毛衣，饱满的胸脯把毛线编织的竖条图案全撑开了，里边的白衬衫领翻出来；才洗过的脸湿漉漉地散发着一种朝气，显得清爽又精神。他早听见白慧上楼的声音，知道白慧就在屋里。
“可以进来吗？”他站在门口开着玩笑说。
里边没有回答。他把屋里的白慧想象得幸福又腼腆。
“噢，原来有气派的将军都是这样默许他的部下的。”他笑着说，推开门走进去。白慧坐在圆桌旁的椅子上。他一看见她，立刻惊愕住了。白慧的脸白得可怕，只有眉毛显得分外黑；表情难以形容，好象各种最难受、最痛苦的心情都混在一起，从这张脸上表现出来。
“怎么？”他放下脸盆，问白慧：“你不舒服了？”
白慧直怔怔地看着常鸣。
“你怎么了，白慧。”
白慧依然直盯着常鸣，目光呆滞。她没有力量站起来了，坐在那里把手中的照片举到常鸣面前’问：
“这是谁？”
常鸣的神色立刻变了。他把照片拿过去看着，痛苦的阴云顿时跑到脸上，眼里涌出泪水。他声音低沉地说：
“这正是昨晚咱们分手时，我说准备要告诉你的事情。我不能瞒着你。她是我的妈妈！”
白慧挨了致命的一击。她声音颤抖地：
“她是做什么的……”
“是第四中学的外语教师……”
没错了，就是她！白慧声音小得连自己也听不见了：
“她现在在哪儿？”
“死了，活活被那些极友分子折磨死、打死了！”常鸣身子一歪，一屁股重重坐在淡蓝色、铺得平平的床单上。床单的皱折向四边张开。他好象坐碎了一块玻璃。
一刹那，白慧心中的伤口猛烈地撕开了。她的心碎了！她觉得，命运偏偏在这里给她安排了一个大陷讲：落进去了！没顶了！然而凭着生命的本能，她在绝望中挣扎，好似溺水的人拚命去抓漂在水面上的破碎的小木板。
“她一定有罪！”
陷人痛苦中的常鸣完全没有去注意白慧和她的话。常鸣扬起满是泪水的脸，哀号着：
“她哪里有罪？她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祖国，热爱生活、青年一代和她自己的事业……她哪里做过半点危害人民的事？有罪的不是她，是折磨死、打死她的那些人，那些凶手！”
“不，不！”白慧拦住常鸣，生怕他说下去似的，“你了解她只是表面的。你不知道她的历史。她在旧社会难道没做过坏事？没当过圣母军？”
“什么‘圣母军’，你胡说些什么。她的过去我全都知道。她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他受感情的激使，冲动地叫着：“你听，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但不能告诉那些打人凶手！他们也不想知道，不想承认。如果他们承认这一切，还有什么理由毒打人？他们必须否定一切……我妈妈和爸爸都是原北师大的学生，是穷学生。毕业后，每人只有一张文凭，两手空空地失业了！爸爸给一个报馆抄写稿子对，现在他们会说这是抄写反动文章；妈妈给一个有钱人家洗衣服，看孩子对，他们会说这是给资本家当奴才，为资本家服务。后来，爸爸和妈妈把积攒的不多的钱全花了，才托人谋到一个中学教书的差事做。妈妈教外语，爸爸教中文。爸爸痛恨旧社会。上课时宣传了进步思想，被人告了密，触怒了国民党当局，给当做‘赤化分子’ 弄到警察局蹲了一年的监狱。在狱里挨打挨饿，受尽折磨，得了胃穿孔，差点死在狱里。出来后不成人样了。工作也丢了。那时我才两岁多，妈妈怎么能养活得了一家三口人。多亏解放了，救了我们一家。爸爸和妈妈一直没离开讲台，因为他俩都热爱教育工作，更因为热爱青年一代。妈妈说过‘总跟青年在一起，心也总是年轻的’。爸爸带病坚持工作。后来两人都先后评为‘一级教师’。妈妈这张照片就是当时照的。五九年爸爸旧病复发，大吐血死了。爸爸临终时，手指着我就是不合眼。妈妈说她一定把我培养成材。爸爸摇头，表示妈妈错会了他的意思。妈妈明白了，哭了，说‘我一定为党、为祖国把象鸣鸣这样一代代的孩子们培养成材’。爸爸才含笑闹上眼……妈妈她……整天象牛一样工作着。下了课，就和同学们谈思想、谈学习和工作，做个别辅导，常常忘了吃饭，很晚才回家。吃过饭，又带着身上的粉笔末子趴在书桌上批改学生作业，有时到深夜……当然，现在他们会说这是‘不遗余力地毒害青年’，那就由他们说去吧！反正历史不是靠他们做结论的。妈妈是个多么忠诚、勤恳、善良的人呵！年复一年，她把多少批学生送上了大学，或者送到工农业战线上去。年年春节、我家都聚满了妈妈历年教出来的学生们，有的看上去和妈妈的年龄差不多了。他们在哪儿工作的都有。有的已经很有成绩了。但他们依然还是那样尊敬和热爱妈妈……你看，你看吧”他跳起来，拉开柜子的抽屉拿出一包报纸裹的挺大的包儿，两只激动得抖颤的手从中撕开纸包。把一、二百张照片撒在圆桌上。照片上的人各式各样。有的是军人。有的是三三五五在一起照的。还有和常鸣的妈妈一同合影的。常鸣大把大把抓着这些照片，“看吧，这些就是所谓的妈妈毒害的人！难道这就是她的反革命罪证？凭这个来要她的命吗？妈妈的身体原来并不坏呀，她还能为革命做多少年工作呀！但被那些凶手关在学校的地下室里活活折磨死了，冤屈死了！一次次的毒打、酷刑、人格侮辱。他们揶揄人的尊严还不够，还要象法西斯一样，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那些自称为革命派、喊得最响最凶最漂亮的家伙们，他们的所做所为正是摧残革命的本身！我就是因为妈妈，给他们赶出家，到这里来的！不，不，不，白慧，你不要捂着耳朵，你不要怕听这些悲惨和残忍的事情。你应当了解我的妈妈……她临死的时候，两条腿全被打坏了，站不起来。身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
“她肯定不满运动，仇恨运动！”白慧双手捂着耳朵大叫。
“不！毛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是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变得更强大！她所恨的是那些背离党的政策而胡作非为的人，恨那些破坏运动的人！恨那些真正的人民的敌人！妈妈临终时对我说……‘鸣鸣，你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相信是非早晚会分明，到那一天，别忘了到我灵前告诉我一声……’一个人临终的话，往往是他心里最想说的话。白慧，你不要摆手，你听我说下去……”
“不，你不要说了。这不是真的！”白慧紧闭着眼，激烈地摇着双手。
“是真的。没有一点虚假。”你听我说呀！”
“不！”白慧突然张开眼睛，眼球通红，带着泪水，强硬而发狠似地说：“她不是这样一个人！”
常鸣呆了。他从迷乱的痛苦中惊醒过来，奇怪又困惑地望着白慧。白慧忽然站起来几步冲到门口，拉开门跑下楼去。她的模样完全象个疯子。常鸣大叫：
“白慧，白慧！．你这是怎么回事？”
常鸣一夜没睡。天亮时疲乏极了，昏昏沉沉刚合上眼，忽听门那边嚓嚓地响。他睁开眼，问：
“谁？”
没有回答。只见从门缝底下一点点地塞进来一个白色的东西。
“谁？”
他下了床。这时他听到一个人跑下楼梯的脚步声。他开了门，从地上抬起那东西，原来是一张信纸，折成一个交叉成十字花儿的菱形小纸块。他急忙跑到窗前，掀开窗帘往楼下看去，只见一个围着头巾、穿浅绿色棉外衣的女孩子慌慌张张地跑出大门去。那正是白慧。他想喊住她，但已经来不及了。
他打开信笺看，顿时呆住了。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下面是信的原文。
常鸣；
你恨我吧！我打过你的妈妈，而且是狠狠地打的，打得头破血流！我是你的仇人！
我昨天本想告诉你的正是这件事。谁知事情这么巧。这么残酷。她恰恰是你的妈妈。但我觉得这种巧合很好：它是对我最公道、最有力的惩罚。比我自己恨自己、自己打自己解气得多！
虽然不见得是我把你妈妈打死的（这决不是为自己辩解。也决不想求得你的宽恕！）尽管你说过你能原谅我的一切（我知道，这里边决不包括这件事）。但我想把这一切都详细地告诉你。因此我想见你一面。今晚八点钟，我在东大河大湾渡口的大钟下等你。我知道，你恨我，不愿意再见到我，我却请求你来。这恐怕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了我等你。
你的仇人和罪人
白慧
常鸣捏着这张信纸，地面好象在脚底下液化了。周围一切可视的都虚幻了，化做无声的烟……
当晚，阴了天。下了大雪，又起了大风。
大弯渡口平日人就不多。在这种恶劣的天气里，又是夜晚，几乎渺无人迹。渡船不知停在岸哪边了。漆黑而空阔的河口上，大风雪好象一个巨大的无形的披发魔鬼，在远近发出一片凄厉的怪调的ao叫。开始时，不知哪儿还传来呼喊渡船的声音，跟着就消失了。
透过一阵阵飞卷而过、白茫茫的雪雾，隐约可见渡口处堤坡上的灯光大钟前，孤零零立着一个人影。钟上那根短粗的时针指着八点的地方。
这是一个女孩子，就是白慧。
雪花给风吹得有了力量，沙沙打在她的衣服上。大钟圆形的玻璃面上有大字报贴上又撕下来的痕迹。红色的秒针飞快地转动，时针渐渐移到九点、十点、十一点…… 她还是孤零零地站着。风雪愈来愈大，她却象一段锯断了的树干，一动不动地立着。浑身挂满雪，快变成白色的了。积雪已经盖住脚面，但她那一双细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闪着绝望而依然坚定的期待的光。
第二卷·一
“傻瓜！地道的傻瓜！要不就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没出息、保命、毫无作为的逍遥派。逍遥派就是对革命的颓废派。你同意我这么评价白慧吗？”
郝建国用他金属般嘹亮的嗓音说。他和前几年的样子有明显的变化。脸颊更瘦，颧骨突出了，下巴失了，轮廓也就更加清晰。由于长期处于严肃状态中，鼻唇沟过早地加深，和他的年龄，和他年轻的面孔很不调和。但那双距离过窄的大眼睛依然明亮有神，敏感而犀利，锐气不减当年。他一方面，有种在复杂的斗争中养成的成熟、老练的劲儿；一方面还有种青年人过早发迹而洋洋自得、忘乎所以的狂气。他还戴军帽，穿绿色军裤，上衣换成蓝华达呢制服。脚上不穿胶鞋了，穿的是厚底的黑牛皮鞋，鞋面象漆过那样亮，鞋底沾过水，走起来吱扭吱扭地响。当下他倒背手在屋子中间极慢地溜达着。仿佛有意欣赏鞋底发出的吱扭声。
他对面坐着的是杜莹莹，只是人胖了些，其它变化不大。孩子般的单纯气和温和的性情仍保留在她的圆脸上；左眼自然还是那样向外微微斜视的。她说：
“我就不同意你这样议论白慧。你总骂她，好象和她有什么私仇似的。”
“我和她有什么仇？我是说当年她不该当逃兵。不然的话，她也和我一样干出来了。不至于到一千里地以外‘修理地球’去！我没说她是‘坏蛋’，而说她是 ‘傻瓜’！这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不，你不了解她。她是自己要求走的，怎么是傻瓜呢？”
郝建国咧嘴笑了笑，说：“好，我们撇开她，先说说什么样的人是傻瓜……” 他正说着，外边有人敲门。“哦！你等等，有人给我送椅子来了。咱一会儿再接着说。”他到外边去开门。．当下他们是在郝建国的房间里。时间已过了五年。现在是春天”。屋内阳光明亮，窗外的树全绿了。
五年中，无论什么都有显著的变化，人更是如此t在六十年代末的大动荡暂时平歇下来之后，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去支边支农。白慧走了；郝建国留了校，靠着运动中冲锋陷阵的资本和拚力奋斗，飞黄腾达了；杜莹莹因心脏病，留在家中休养。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改变着人。这些暂且不说，单说郝建国的名字，也从 “郝永革”改回来了。
郝建国的皮鞋声从外边响了进来。他一边扭口头说：
“放在过道就行了。”
“不不！我给您放在屋里吧！”随着这声音走进来一个四五十岁、矮粗、眼球发红的男人。他穿得破旧，形容猥琐；头发和肩膀上沾了几朵柳絮。他搬进两把亮闪闪的电镀折叠椅，靠墙放好。杜莹莹认出他是学校财务组的老张。老张看见她却没认出来。他对郝建国挤了挤红红的小眼睛，露出殷勤和讨好的笑容，说：
“郝主任，我给您挑了半个多小时，差不多都有毛病。不是电镀有残，就是皮面颜色不鲜。就这对儿最好！”
“嗯：”郝建国朝他满意地、嘉奖似地点点头说，“你倒挺能办事。不坐坐歇会儿吗？”他这句客气话，实际上是不客气的逐客令。
“不了，不了！”老张立刻领会到郝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