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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我可能比以前更加了解佩斯科夫斯基公民了。我还懂得了，具有某种动力，哪怕是很小的动力，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今天在圣母塔旁发生的这件事，将来会产生什么结果，我还推想不出来。
斯拉夫卡是一名真正的运动员。当他得知比赛那天我要去跑他那一棒时，他的态度显得十分冷静而且超然，好象这与他无关似的。我没有对他表示同情，我们之间常常有心照不宣的事。我又想到自己应该学习他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善于喜怒不形于色的本事。
发给我一套新服装——带红色斜条的白背心、蓝短裤、胶鞋。比赛开始前一小时，我们乘上汽车。运动员被分段送到起跑点。车到阿塞拜疆石油公司时，我跳了下来，兴高采烈地向大家挥手，好象说：等着吧，一切都会顺利，我误不了事……
我是第十六个跑到维罗尼卡跟前的。接棒时我是第九名，我马上起跑，超过１个、2个、3个……至于后来的情况，有多少人快到终点时超过了我，最好不要去想它了。这次比赛使我后来好长时间都不愿意在赛跑上再试自己的能力……尽管如此，我对这一切并不感到遗憾。就是因为赛跑我才认识了维罗庚卡。至于姆纳查卡尼扬和坎杰拉基称赞我有天才的那些话，尽可当作耳旁风。
“嘿，嘿！嘿，嘿，嘿！大家都到公路工程学校来！”
每天从清晨直到深夜都安排得满满的。大家明白：我们不仅要学一个人的课程，而且要学两个人的课程。这样说尽管有些夸大其词，但的确如此！一种课程是为自己学的，另一种是为我们准备成为的那种人学的，而且要繁复得多。不仅要懂得两种语言，了解两个国家，而且要知道第二种思维方式，习惯于新的尺度，新的生活目的和价值观念。“必须使自己确信，别人的价值观念和目的，现在就是你的，即使是暂时的，但却是你的。假如你只是装装样子，扮演一个角色，那落网的机会就要多得多。
昨天，我整整半天都象一个预科学生那样学写数字。从前我以为，阿拉伯数字“７”全世界的写法都相同，正象“５”和“３”一样。可是德国人的写法却有些不同。差别虽然很小，但是有差别。我必须忘记自己从前的写法。鲁斯塔姆别科夫不慌不忙地、认真地写给我们看。他无论做什么都很认真，也希望我们学会这种本领。“本领”和“认真”这些概念，也都具有民族特点。按照我的理解，德国人所认为的“本领”，是一种不慌不忙、不多说话、处事得当的艺术。
“７”的写法是：一横，然后拐一个很尖的角，竖笔稍微弯曲。不打小横杠。横拆以后的竖笔要逐渐写得粗些。可是我写着写着，一走神，便习惯地加上了一条小横杠①。我只好再拿一张干净纸，重新练起。
【 ①苏联人习惯于把“7”写成“ ”。——译者】
我一面研究德国的风俗、习惯、习俗，一面不由地注意到，“那里也有高明之处”，换句话说，有些东西我们学学并非不好。
我产生了一种纯粹职业性的欲望，想把一切都做得很地道。这并不是说，我想成为一个完全正确的人，在思想、行动、处事等等各方面都很正确。我认为这种努力“把自己身上的一切缺点都改掉”的完全正确的人，是最令人厌烦的人。如果你在改掉“缺点”的同时，也丧失了一部分自“我”，那么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你将毫无用处。
我必须学会不用笔、墨水和纸写东西，把一切都记在脑子里，需要时，再把“写好的东西”
读出来。我希望我的工作、职业和将来要完成的任务，不至于使我国同德国疏远、仇视、交战；我希望自己在可能的限度之内，能尽微薄之力，促使我国同这个美好的国家和人民逐渐接近。我相信，法西斯犹如在手脚以至思想都被束缚起来之后做的一场恶梦，这场梦一定会过去……会很快过去吗？在我有生之年能过去吗？
梦，这只是一瞬间的事，但却好象延续了几个小时（纳齐姆·克利莫维奇这么说。应该相信他，但我不知道，谁能验证这种说法，用什么方法验证。）；就连人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瞬间。我还有多少年才会身老神衰？30年，最多40年。干我这一行的人，职业年龄不会太长，因为总是在紧张中生活。逐渐会习惯于这种紧张，感觉不到它，但早晚总是要还这笔帐的，当然如果不发生别的情况，以至缩短职业年龄的话。
30年或者40年。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目标并决心要达到它，那么这段时间还是相当长的。
我很用心地练习写数字。
该学写“３”了。上半截要写得象个螺旋线圈，下半截就象一般的半圆形。重要的是必须学会写这个螺旋线圈，同时要记住，下半部分写得要比上半部分大些。今天我一定要写333个“3”。我的家庭作业是需要写多少就写多少。我完全能够写100个、150个。现在，我是一个非常刻苦的学生。有时我觉得，这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十分勤奋的学生，他每天都比规定的作多做许多练习，然后向自己汇报。
向自己汇报……将来，我可能处于这样一种境遇，在一段时间内这是我唯一可能的汇报形式。
老实说，这个“３”实在叫我腻透了。我停下来在心中设想着，在那边，在伙伴们中间或者会议上（他们也常常开会，也不象我们开得这么多），我应该有怎样的举止。我应该自然到什么程度？怎样习惯于争论，争论到什么火候？重要的不光是说些什么，还有音调、表情。手势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我发现自己不会微笑，我没有那种“讨人喜欢的微笑”。
老师给我们讲，他们如何在银行办理各种手续，如何使用支票本，告诉我们，如果人家不向你借钱，你绝不要主动借钱给任何人，即使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也罢。还告诉我们在银行、事务所、饭店应该有何种举止。
趁着对新学的这些东西印象还深，我便邀请刚结识的维罗尼卡·斯特伦佐娃到高山文化休息公园里的饭店吃晚饭。
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象这3天那样盼望着休假日。
我们在餐桌旁坐下来。服务员很有眼力，一下子就估量出我们的关系。她看我们只订了一顿十分简单的晚餐。两份浓汁焖小块牛肉、干酪、冰淇淋和柠檬水，便惊异地、用略带责备的口吻问道：“什么酒都不喝吗？”
“为什么不喝呢？我们非常想喝，”维罗尼卡说道，拿起菜单，装作点菜的样子。
厚嘴唇的服务员喜笑颜开了：“看来，这是到饭店来消磨时间的。”
“我们就是来消磨时间的，” 我不很得体地说道。
我身穿便装。服务员看了我一眼，我明白了，她一子就把我看成是那种惯于对女友十分吝的不正派的年轻人。把女友带到饭店，要一个菜，一瓶矿泉水，然后对自己的朋友们说：“我昨天和某某到饭店去了，吃得满开心呢！”
服务员侧身站在我的旁边，看到她围着一条满是油渍的围裙，我不知为什么想走。绝不是因为维罗尼卡可能要些我付不起钱的酒，我只是感到，我的情绪全被破坏了。如果我没学过要培养自己有忍耐力，对人态度要和蔼等等，我一定会对维罗尼卡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去找另外一家吧。”
服务员耐心地等起来。
维罗尼卡不慌不忙地一行行地看。服务员决定帮她挑选。
“有香槟、白兰地、波尔特温酒…”
“请给我们…”
服务员拿好铅笔和小本，等着记。
“再拿一瓶柠檬水。不过要凉一些。”
“你们最好到饭铺去吧，干吗要在饭店里白白占个位子？我有指标，又是这个时候，顾客很快就要来了。”
维罗尼卡十分和蔼地笑了，好象是对自己要好的朋友那样说道：“亲爱的，我们干吗要走呀？我们在这里也很好呀。”
我强使自己微笑。竭力装出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我觉得自己有进步。我懂得了，我是能够控制自己的。而且体验一下自我控制的艺术也并非无益。
这种情况使我想起了我所喜爱的作家瓦尔特·史格得①说过的一段话：“对丰富多采的人生的体察表明。奋不顾身、克制欲望很少能得到回报，只有履行义务之后的那种内心感受才给人以真正的奖赏一精神上的安猛。这是任何人不能赋予你，也不能从你那里夺走的。”
【 ①瓦尔特·史格得（1771—1832年），英国杰出的作家。——译者】
现在，我真的感受到了由于内心安谧而产生的那种信然自得的心境，因为我知道，我“克制了自己的欲望”，没有对服务员说那些她理应听到的话。
我和维罗尼卡闲逛了许久。我们观赏着这座城市，在我看来，它是世界上最美的。我对维罗尼卡讲述了坎达林采夫，还讲了父亲。这是我头一次谈起父亲。
鲁斯塔姆别科夫问大家，什么样的品格是侦察员所不应该有的。
坎杰拉基不假思索地一回答道：“贪婪”．他所理解的贪婪，既是指吝，也是指节俭，还指那种宁可不参加晚会也要让钱够用到月底的本事。他如果收到家里寄来的东西，便立刻合盘端出。他生性不宜在国外工作：祖辈的秉性和习惯在他身上表现得实在太强烈了，以致于无法把他派到那个国家去工作。那里的人们善于精打细算，习惯于酌量自己的愿望和可能。不难设想，那里的人们将会如何看待这个败家子。同坎杰拉基曾经推心置腹地谈过这个问题，可是他却回答说：“你们以为，我在那里也还能收到钱吗？或者我在那里会有百万存款？不，到那里我就变成另一个人了。你们有点儿良心吧，趁现在还可以，就让我象原来那样再生活些时候吧。”有时很难理解，他说的这番话是不是十分认真。
“侦察员的大敌是疏忽大意，” 我说，然后又补充道：“还有过于自信。换句话说，就是轻敌。”
“请您把自己的想法展开一些。”
“好吧，我尽量展开。这个回答也许并不完全准确。在小说和电影里，我们的侦察员总是胜利者。有时实在太轻易了。为什么呢？因为对方当间谍的都是些不可救药的败类，至少可以这样设想。别人的弱点我们了解得太清楚了。可是，我们自己的弱点呢？我们还必须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善于分析这些错误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老师说：“佩斯科夫斯基，如果您不说‘相应的结论’，也就是说，如果您不用那些公务人员的语汇，那么您的语言还是很不错的。请注意自己的语言，要注意俄文，更要注意德文。要学习在严肃的事务性谈话中用最少的话把事情办好。表达思想要简练。你们将来很可能同实业界那些总是十分忙碌的人打交道。这些人习惯于认为时间就是金钱。这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都是顺便说说。我想再说说我们已经谈过不止一次的、今后也许还会经常谈到的。这就是尊重、真正地尊重资本主义国家侦察工作的技巧，而不是尊重他们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和习俗。你们的对手将是一些十分有教养的人。他们领取优厚的报酬，经过精心的培养。如果我们只用思想信念和准备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对付他们，那我们就不会取得很多成就。每一次牺牲都会引起更多的牺牲。所以我特别想强调斯科夫斯基说过的两个词：‘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我们应该时刻记住，我们知之甚少，比我们应该知道的、必须知道的要少得多。是的，我们有很多长处：我们的思想锻炼、共产主义信念，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对别国人民的尊重。终有一天，你们会亲身体会到，尊重各国人民会使一个人不论在自己的眼里，还是在别人的眼里变得多么崇高。
“现在－－现在我想听听别的同学对这个问题都有些什么想法。潘捷列耶夫，您认为侦察员的大敌是什么呢？”
斯塔尼斯拉夫站起身说道，他完全同意前面几个同学的看法。为了不再对这个尽人皆知的问题进行争论，他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
“我不光想听到您只说伺意。我想……请允许我坦率地说，我希望您更多地参加我们的讨论，不怕说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潘捷列耶夫同学，请尽量回答提出的问题。”
斯塔尼斯拉夫不喜欢老师用这种一本正经的腔调说话。他不应该这样道话。斯塔尼斯拉夫生性温和。他竭力克制自己，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到了。
“我只不过想起了您的话：您说。有时候，沉默不语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本事。我认为，一般说来，侦察员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不善于理解、不能理解他所生活的那个国家的特点，那个国家人民的精神世界……”
“对，对，” 鲁斯塔姆别科夫鼓励道，“继续说下去，这也许是十分有意思的。”
“我想说，一个人可能花费许多年的时间研究某国，但是如果他不了解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家庭中的相互关系……那么他的研究就不会是十分有成效的。”
“请再说一遍，潘捷列耶夫，请不要离题。”
斯塔尼斯拉夫有些不好意思了，而这使鲁斯塔姆别科夫很不喜欢：“潘捷列耶夫同志，请您记住，您是运动员、是战士，而且还是未来的侦察员。您不是红颜少女，头一次背着父母到村外去约会。不要让任何人把您难倒。您要始终感到自己处于优势……是的，您还可以感到自己处干压倒我的优势，如果这有助于您集中思想并使思路继续下去的话。同学们，顺便说一下，争论的技巧，在争论中自我论证的技巧，当你感到自己正确时应该如何进行争论，以及如何打掉对方手中的王牌，这对我们学校来说，是一门很有益处的课程。我想，我们以后还会谈到这个问题的。潘捷列耶夫，现在请您继续谈下去，请原谅我打断了您。”
“我个人认为，侦察员在着手完成某一项特殊任务之前，不应当仅仅取得他工作的那个国家的国籍，他应该进入角色，搞清事物的本质和语言的真正含义……”
“您这些话想说明什么问题？”
“我不过是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个讲在大战期间派到捷列扎村的土耳其间谍落网的故事。他讲一口地道的阿塞拜疆话，自称是巴库一个石油企业家的儿子。他想在埃利萨维特波尔附近买点儿地产，据说他祖上好象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斯塔尼斯拉夫接着讲了一段故事。很久以前，我在捷列扎村曾经听到过－－
“我们电报员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有时到埃利萨维特波尔和沙姆霍尔车站去办事，”斯塔尼斯拉夫继续讲道。“一直到他被捕，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看到了些什么。原来，他在搞铁路运输的情报：什么样的军用列车开到什么地方去，在什么地方炸毁桥梁和道路最方便。搜查时，在他那里找到了地图。这个土耳其人是这样暴露的：有一次，他到埃利萨维特波尔去。顺便到一家饭店吃饭，认识了同桌的一个人。他听说，这个人开一家‘卡尔哈聂’—一赚钱的地方。你们知道，在我们阿塞拜疆，这指的是工厂。可是，这个土耳其人却以为，‘卡尔哈聂’这个字在当地的含义同在土耳其的意思是一样的，便开心得直搓手，问道，他可以不可以去拜访一下－－讲下去吗，”
“来吧，讲下去，”老师很随便地说。
大家饶有兴趣地听潘捷列耶夫讲。甚至连坎杰拉基也一只手托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只是我始终猜不透，是什么更使科泰感兴趣。是土耳其间谍如何落网呢，还是他终于去拜访了的那个“卡尔哈聂”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时，”潘捷列耶夫继续说，“同桌的那个人说，如果巴库来的客人要去拜访，他会感到不胜荣幸，随时恭候他参观自己的产业。客人在听到‘产业’这个词时，风流地挤了挤眼睛，用手拍了拍那个人的腿：好象说，我懂你说的产业是什么意思。‘您的姑娘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多大了？’土耳其人兴致勃勃地问。‘他们都是从附近乡下来的，有些姑娘非常年轻。’‘模样儿大概都很不错吧？您不会什么样儿的都要呀，对吧？’‘当然，不过也不十分注重相貌，只要健壮，熟悉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
“第二天，‘石油企业家的儿子’照着地址找来了，在一家纺织厂的门口停了下来。老板和总管已经在那里恭候。
客人诧异地看了看四周围，寻找着什么。然后，他忍不住地问道：‘您的卡尔哈聂在哪儿呀？’
‘这就是卡尔哈聂呀，’总管指了指工厂。‘的确，我们的厂子不算大，可是，我们还要建一栋厂房。’
‘可是姑娘们呢？姑娘们在哪儿？难道赚钱的地方是工厂吗？’
“这时总管才恍然大悟。他明白了，来客是土耳其人。因为在土耳其，‘卡尔哈聂’这个字指的是另一种赚钱的地方，就是妓馆。他把自己的怀疑报告给警察当局，于是这个土耳其人被跟踪了。搞清他是住在捷列扎村的一个电报员家里之后，不久便被捕了。
“这个故事很有教益，”
鲁斯塔姆别科夫说道，“当然，有些同主题无关的细节可以不必叙述，不过，这仍然是一段很有教益、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么，这个例子给了我们哪些启发呢。姆纳查卡尼扬同学，请您先想一想。
“出差时，公务在身时，不能想什么妓院，” 姆纳查卡尼扬咧开嘴笑着说。
“这是对的。可是这个故事还使我们深思一些问题。在专门文献里，曾经十分详细地记载过大战前德国搞掉一个俄国谍报员的事例。这个谍报员在参加一次军官聚会的时候，听到上校请他把窗子打开，使遵命执行。可是，他不知道窗子的垂直式插销怎么开法。他愉快地微笑着，把插捎上下左右地扭动了半天……装作在和别人谈话，所以不能集中精神一下把窗子打开。上校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人不是他自称的那个人。您看，他巳经满头大汗了。请把他的家族历史的详细报告拿给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