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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起立，嘴对着酒瓶扬头喝了起来。
……
大约一小时前，法西斯卫戍部队同勇猛、无所顾忌地开进城的美军有过一场短促交锋。
在窗口放哨的是一个30几岁的人，脸上满是煤烟黑。他向两个不相识的人自我介绍是弗里德里希·奥默尔。他看见一辆停在广场中央的卡车，上面挂着用德文写的横幅：“请德军各位官兵先生把武器交到这里，再到拐角的学校去登记”。奥默尔放下望远镜说道：“给这群吓得屁滚尿流的家伙来一梭子才好呢；”一群群士兵正慢慢腾腾地从房屋、胡同里走出来，把步枪和自动步枪扔到车子上．站在汽车蹬子上的黑人下士班长，嘴里嚼着口香糖，十分得意地数着俘虏。
佩斯科夫斯基在慢慢地、费劲儿地回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侯、什么情况下见过这个奥默尔。他心里很窝火。“我难道老了？以前，我是很会记人面孔的……”他不住地看那个放哨的人，心里对自己说，“这是战前的事，很可能是在慕尼黑。他没有引起我什么不愉快的回忆，也没有引起什么愉快的回忆。我们只、是碰过一面……但是，她记得他……等等，那是在剧院里，安内玛丽讲过他。这是迷恋安内玛丽的霍茨英格尔的朋友。对，对，这是弗里德里希·奥默尔，奥林匹克冠军，美茵河法兰克福市市长的儿子……就是那个奥默尔，只是变样了，好象不是过了5年，而是过了15年。”
……
弗里德里希·奥默尔认为，现在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不要胆怯，万一上天偿他一命，免得日后没脸见人。是的，他杀过人，同时也准备被人杀死…不过，他觉得，在战争只剩下几天、也许几个小时的时候丧命，这未免太不公道、太荒唐了。但是，还有另一种力量，一种高于天生就有的自卫力量，这就是准备至死效忠元首。
奥默尔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如果允许，我还想说一句话，”策德拉格说道，“这句话是对您说的，施密特先生（策德拉格转身对佩斯科夫斯基说），您冒生命危险救了我一命。那颗在您袖子上留下痕迹的子弹，本来是要落到我身上的……假如您不冲过来把我按倒在地……我不知道，上天还让我多活几个小时，但是我愿意说，只有品德高尚、勇于自我牺牲的人才会这样做…如果‘健康’和‘顺利’这些词此时此刻听起来不显得是一种侮辱的话，我本来会十分高兴这样祝愿您的。所以，请允许我象拥抱儿子那样拥抱您。”
策德拉格说着，便走到佩斯科夫斯基面前、用右手拥抱他，两眼紧盯着他的肩膀，略微停了一会儿。这时，他的左手仍然没放下那只公文包。
施密特显得非常不好意思。
“先生们。我们大家都准备接受自己的最后时刻，”他说，”不过，说这些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刚才在听策德拉格先生讲话时，我心里想，如果我们８个德国男子汉一命呜呼，即使打死几十个敌人，我们的孩子和亲人也不会感到快乐和幸福。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心，于德国还有用处。我想提议……这儿一共有15瓶酒，我们是8个人。剩下的7瓶我们来抓阄。谁没抓上，谁就会见美国人。这是今天对勇敢的第二次，也许是最严重的一次考验。我以为是这样。”
奥默尔转过脸来，轻蔑地瞥了施密特一眼。
两星期前，佩斯科夫斯基见到了盖将军。这次会面后，他只好放弃回国的念头，做长期打算。他本来觉得这个理想就要实现。
盖住在雷根斯施塔特附近的一个农场里。前一天，他同一名助手竭力不漏一字地收听在瑞士举行的一场象棋比赛广播。苏黎世选手向自己遥远的对手发出了４个马初次交锋的几步棋。棋本来下得很一般。可是下到第九步时，王所在的那半边棋盘上的象忽然出棋不凡，它象马那样一连跳过几个自己的步兵，直插敌后。这时，广播员念了３行４位数字。在农场里，这些数字同样十分仔细地被记录下来。
数字被译成文字后，在盖的记事本里，“乌戈·策德拉格”这个名字出现了好几次。下面便是几个城市的名称，有人在这些地方最后看到过他。
“我受委托通知你，”盖对佩斯科夫斯基说道，“你要求加入联共（布）的申请，作为例外，在你没有出席的情况下已经讨论过了。你已经被接受加入共产党。祝贺你。现在我同你就象同一个共产党员那样谈话。”
盖将军要进行的一次谈话，是一次特殊的谈话。
战线越来越接近法西斯匪徒的首都，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战士们就要返回故乡，同妻儿、母亲团聚。自天他们被迫面对死神，黑夜不得安歇，但这一切就要成为过去了。差不多３年来，全国日夜盼望的一天已经为时不远了。
可是，盖却必须对佩斯科夫斯基说，他的战斗还不能很快结束。
“我受委托转交给你的任务，是一项十分特殊的任务。而且要冒特殊的风险……因为，完成这项任务同一般对这样一个侦察员的安排是矛盾的，这种侦察员……‘已经暴露了身分’，我们俩在脑子里都闪出这个念头。如果不是现在这种时候，你经过别尔哥罗德侦察行动以后，一定会在后方把你十分牢靠地保护起来．但是，法西斯战线正在崩溃，法西斯匪徒逃向自己的老巢。指挥部相信你有经验和才能，相信你能进入另一个角色。从今天起，你的工作、你的目标，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叫做你的猎获对象是一个叫做乌戈·策德拉格的战犯。他曾经在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活动过……有很多人命．他手中有份特工名单……他既怕别人，也怕自己人。根据现有的情报，他企图潜逃到南美洲，那里有人等他。这是个聪明、诡计多端的敌人。你知道，他曾经搞掉过我们两个特工，而这两个人都不是新手。他常常兜圈子，出冷门，把线索搞乱。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个很危险的对手。我们没有权利让他溜掉。找到策德拉格，不要放过他。这是你和找为把法西斯匪徒的残渣余孽从我们的国土上清除干净，而对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同志、对孩子们应尽的共同义务。这是给你准备的证件，化名托玛斯·施密特，波罗的海沿岸某地中学教师。对于现在的身分你应该知道些什么……要牢牢记住。”
……
一小时后，盖掏出烟盒，找到一枝香烟，递给佩斯科夫斯基：“这是‘卡菲别克’牌香烟，你的家乡巴库出产的。只是烟嘴是另一种。现在你说说，有什么话要转告妻子和母亲？”
“在这种情况下该说些什么，就转告他们什么吧……维罗尼卡就要临产了……让她不要担心。请允许我……离这不远有一个叫里帕的叛徒。他杀死了我的父亲。我希望准许我……”
“忘记这件事吧，” 将军不客气地说道，“把他交给我们吧。现在，现在要谈和谁取得联系，以及联系的方法。”
分手前，盖打开了水壶，把白兰地倒在壶盖里，递给佩斯科夫斯基，说了一句完全不象一个肃反工作者应该说的话：“好吧，上帝保佑你！”
……
当佩斯科夫斯基说到“这是今天对勇敢的第二次，也许是最严重的一次考验”这句话时，他侧目睨视，发现站在机枪旁的弗里德里希·奥默尔十分激动地转过身来。在奥默尔的眼中，闪着掩饰不住的憎恶的目光。他确实什么也没说，克制住了。但是，大家把第一瓶酒喝完后，他会怎样呢？
“不管怎么说，他从心底里反对我提的建议。出过一次‘风头’的人…习惯于引人注目。我必须小心谨慎。策德拉格先生对我的建议会有什么合法？”佩斯科夫斯基把目光移向策德拉格，可是他已经不见了，不知到哪里去了。很可能跑到那堆锌桶后面去了。佩斯科夫斯基不慌不忙地跟踪而去。可是他刚刚走了５步，策德拉格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手中的公文包已经不见了。
“噢，您又跟上我了，我的神奇的救命恩人。不过，我有什么值得须受您这般关怀的呢？您已经监视我３天了。现在既然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想问您，为什么您不向美国人开枪？除了我，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在策德拉格的眼中，闪现出一种居心叵测的目光。
奥默尔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喝完了一瓶后，伸手拿第二瓶，表示他根本不把抓阄的建议放在眼里，他决不会举手去找美国人投降。
从大街上传来爆炸声。炮手班把自动炮拖进被砸碎的肉店橱窗里，向对面楼房的第二层开火。对面响起了一阵自动步枪声。美国人不打算费力去强攻，决定用大炮把楼房摧毁。
炮的口径不算大，佩斯科夫斯基还没见过这种炮，但是威力惊人！炮手班是在明处打，躲在对面房子里的敌人把他们班长打伤了。于是美国人改变了做法，不再留枪林弹雨显本事了。小钢炮把对面楼房的厚墙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美国人射击完后，等到了一个不大的间歇，于是便围坐成一个圆圈，让指挥员慢慢恢复知觉。
“他们自己要吃一梭子，”奥默尔说，“你们看，多么好的靶子！”
“然后怎么办呢？”佩斯科夫斯基问道。
“管它呢……好象我们还有什么‘然后’似的。我们有的都是老早已经过去的事了。”
“奥默尔先生，您应该记住，您不仅仅为您一个人负责。”
“我宁愿记住另一点。记住元首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命令。有人允许您投降了吗？”在奥默尔那张颧骨突出的面显上红一块紫一块。
策德拉格象解劝似地走到奥默尔跟前，对他耳语了几句。奥默尔不吭声了，象是在思索刚刚听到的话，装作已经控制住自己的样子，重又向窗外瞻望。
佩斯科夫斯基心里想：“……不，他并非装腔作势，也不是故作英雄姿态……他有信念。这就加倍危险。刚才，他亲眼看见拒不交枪的官兵被打死。他把他们当作英雄，想替他们报仇。策德拉格会对他说些什么呢？他对他有多大权威？策德拉格不希望发生口角吗？可是，为什么当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他说‘您在监视我’这样的话？这就是说，他怀疑我……打算搞掉我，又不想自己染指。奥默尔是真的平息下来了，还是装相？”
“不，当战争哪怕有十万分之一获胜的希望时，谁也没有准许我投降。现在，作为一个德国人的职责是要我们采取措施，保住８条性命。”
“施密特先生，请允许我对您说，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那就是因为在我们国家里，有不少象……”
“您想说什么？我洗耳恭听。我想，您很清楚，您已经没有权利不把话说完。”
“我从来没有不把话说完的习惯，”
奥默尔镇静、高声地答道，完全是一副习惯于让人听他演讲的腔调。“情况迫使我对您说，我指的就是象您这种人，指的就是准备叛卖元首－－还有德国的那些人。”
“您过于激动了，您井不清楚自己说的话的含义。”
“嘣、嘣、嘣”太阳穴里沉默多时的小锤子又敲了起来。
“如果我清楚呢？您真的有本事忘掉刚才您听到的话吗？”
“不，我不打算……”
大家都装作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根本就没听到这场口角的样子。十分清楚，非得火并不可了，这种话是不能原谅的。但是，谁对、谁错呢？很难评断。生活中，有时事情原本是一清二楚的，可是却说不出孰是孰非来……两人都对，两人都不对，让上帝为他们明断吧！
奥默尔难道不对吗？难道不是条顿骑士团骑士的热血在他心中沸腾？德国人难道不是从小就记得这样的话：“我将永远无愧于我的人民，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没有赋予我别的权利！”如果照施密特的话去做，岂不是有这样的权利了？岂不是说，在一个德国成年男子的一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刻，为了保全性命……可以忘掉一切？不，不应该这样，不能这样！让奥默尔开枪打死这个施密特吧！－－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施密特不象是个胆小鬼。他的话也自有其道理。难道人们没有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现在还甘愿一死，那不是太蠢了吗？……他们每个人多少次出生人死，谁知道飞机扔下的炸弹会掉在谁的头上，谁知道地雷躲在那里等着谁？现在去送死，那是大蠢了。施密特没让奥默尔开枪打美国人，就为了这个也应该好好感谢他。否则，大家肯定全完蛋，就象躲在离这不远的那栋楼房里的人一样，那些人大概也发誓不投降。可是，他们证明了什么呢？向谁证明呢？证明德国人会壮烈牺牲？难道这不是声言已为人所知的吗？证明相反的道理，如何光荣地、毫无愧色地保全生命，这倒还新鲜些。虽然现在根本谈不上什么荣辱和有无愧色。军队已经瓦解，柏林不久就要陷落。还好，奥默尔没有开枪。不然８个人的性命全被断送。现在要死只死一个。生活中有时为雪耻必须付出代价，毫无办法。
蔡费德说了几句话，但对能不能起作用根本没抱任何希望：“也许，你们别逗趣了？我们干吗让敌人高兴，互相仇杀，浪费子弹呢？你们两个都有点儿火气。忘掉刚才说的话吧。奥默尔先生，您应当表示歉意……”
“顺便说一句，当我们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俄国人把凡是对胜利失去信心的同胞全部杀掉。惩罚他们，是因为他们反对自己的国家。俄国人做得很对，所以他们现在才能兵临柏林城下，就象俄国话说的。他妈……”奥默尔破口大骂起来，他瞪着佩斯科夫斯基，清晰准确地说出了最后一个字。
佩斯科夫斯基慢慢地喝着最后几口酒。
他喝光了，放下瓶子，对蔡费德说道：“请您量好距离，下令吧。问问奥默尔先生有什么条件。”
奥默尔从手枪里把弹夹抽了出来。
“我有３粒子弹，我想，足够了。我们站在墙角。拿枪的手下垂，数到‘３’时开枪。如果放完第一枪我们还都站在原地，那就放下手，再等数到‘３’。”
佩斯科夫斯基在枪里留了３发子弹，其余几发随手扔到背后。了弹碰到墙壁，在地板上滚了起来。
“如果我来挑选裁判员，您不会反对吧？就让蔡费德先生发口令吧。”
“同意、”奥默尔沙哑地答道。他利用最后几分钟时间练习，疾速振臂射击。他瞄准在墙上想象出的一个点，连续扣扳机。按照关于决斗的古老的迷信传说，他把粒子弹捏在左手心里暧着，免得卡壳。
两个对手之间的距离是13米。５个旁观者都退到墙边，有的人颇不以为然地喝着剩下的几口酒，有的人往窗外张望，看那里的美国人。
佩斯科夫斯基心中想：“现在，阿什拉菲老师教的东西全都要用上了。几乎不瞄准地射击迅速移动的目标。你应该设想一下他手的动作：甩起手臂，刹那间天然不动。他为了不让我先下手，绝不会瞄得很准。就是说，有一瞬间，他的手是不动的。我必须抓住这个空当开枪。我能打死他，可是我不把他打死。我把他的枪打掉。”
佩斯科夫斯基按照老习惯，把应该做的以及站到规定地方后该如何动作，都预先在心里演习了几遍。他知道自己至少有七分把握，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裁判员命令道：“准备！”他打量了一下两个对手。“枪放下。左面的光线比右面的好，请你们抓阄。”他捡起一粒叶夫格拉弗扔掉的子弹，那双手藏在背后，问佩斯科夫斯基：“请猜！
“子弹在左手。”
“猜对了。奥默尔先生，您靠窗户站。请交换位置。”
交换位置时，叶夫格拉弗注意到，对手的面色惨白，前额上的赤红瘢痕不见了。“他神经衰弱，手会颤抖的。很可惜，打掉他手中的枪要困难些。”
二人分别向两个角落走开，转过身来，相互瞧了一眼，又看看伙伴们，看看裁判员，忽然侧耳倾听起来。
街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又听到一阵马达的轰鸣。佩斯科夫斯基朝窗外望去，苏联坦克部队正开进广场。走在队首的军用吉普车上坐着一个宽肩膀的、幸运的年轻军官。人们把鲜花塞到他手里。几个美国士兵——有白人，也有黑人——忽地把他抱起，连连抛到空中。年轻军官束手无策地叫着。
裁判员下令了：“请各就各位！准备！1、2、3！”
奥默尔一扬胳膊，就在这一刹那，好象有人扯了一根看不见的线，夺掉他手中的枪，把它抛到一边去了。
奥默尔抓住自己的手腕，惊讶地看着手掌，他本来以为会看到血，可是并没看到。
“这枝枪不能再用了，”蔡费德说道，“手怎么样？”
“手不听使唤，挨了一下。我控制不住手。”
佩斯科夫斯基走了过来：“奥默尔先生，您还想打死我吗？我并非自找决斗，也不想危害奥林匹克冠军。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如果……”
叶夫格拉弗一面说，一面睨视坐在箱子上的策德拉格。
策德拉格把手伸到怀里，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枪，用一一块报纸挡着向他瞄准。
叶夫格拉弗霍地转身面对策德拉格，就在这一瞬，枪响了，叶夫格拉弗向旁边一闪，子弹擦着太阳穴呼啸而过。
叶夫格拉弗开枪了，几乎没有瞄准。策德拉格从箱子上咕咚一声倒了下来。
“先生们，这是怎么回事？！”蔡费德惊叫起来。
“我不喜欢有人朝我后脑勺开枪，”佩斯科夫斯基说道，同时，在心里向阿里弗·阿什拉菲老师遥致谢意。
当天，即1945年4月的一天，傍晚时分，他在箱子堆后面找到了那只鲨鱼皮做的公文包，然后，便悄悄地离开了百货公司。
……
基洛瓦巴德市人民教育局副局长玛尔塔·佩斯科夫斯卡娅乘火车抵达巴库。她疾步穿过车站广场，向电车站走去。她忽然觉得自己不能等车。不能站着没事干。她走过到处布满碎砖头儿的街心公园林荫道，来到电话局大街，然后拐到列宁大街。现在，她可以闭着眼睛走到岸边。海风把里海上空被海水浸泡过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