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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从打字机旁站起身（打字机打的是一份俄文底稿），打开了咖啡壶的开关。他工作时，得喝许多咖啡，而且很浓；同时，他对我能不多睡觉但不少干活，而且无须咖啡帮忙感到十分惊讶。
……
我信步向克拉斯纳亚诺维村的村边走去。从原村苏维埃办公楼走50—60步便来到村外。再往远去就没有房屋了。一直到小树林，只有几条管道。克拉斯纳亚诺维村曾经几度易手，只有农庄图书馆奇迹般地残留下来。它就成了我们暂时的栖身之地。书都搬到草棚里去了，在３个房间和阅览室里放上了行军床，我们要在这里呆上几天。
在一条布满弹坑的乡间小路上，我看到一只小黑狗，它很象一头小熊。它不解其意地嗅着熟识的门坎，但却不敢认它，凄楚而微弱地汪汪叫着，呼唤自己的母亲。我把它拿在手里，抚摸着，它不再叫了。在我的衣服上留下了一些毛。我把狗放开，可是它继续尾随着我。我走得快些，它也快些。我坐下了，没再抱起它，而是用手搔它的脖颈。小狗惬意地眯起眼睛，好象忘掉了自己的一切痛苦。
我感到自己就象这只小狗。我茫然不解地走着，不敢认我的故乡。我也想低声呼救，可是谁会听得到呢？
德国人写道。“红军”这一概念已不复存在，布尔什维克很快就要投降，希特勒即将在红场检阅。
谁曾想到，战争会这样开始？
我回到图书馆。小狗一步不离地跟在我后面。我开一筒帕什得特罐头①，小狗急不可待地乱蹦乱跳。我先给了它一半，它一口吞了下去。于是，我便把盒子摆在它的面前，小狗吃光后，把它那只小黑鼻子所碰到的一切东西都嗅了一遍。它大概是为了表示起码的谢意，把堆在阅览室各个角落的书，一本一本地叼到我的跟前。马尔夏克、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可食用的蘑菇》、《溺水者抢救法》……还有一本皮萨列夫③的书。我无意识地翻阅着这本书，忽然看到作者对普希金和《叶夫根尼·奥涅金》的评论。天啊，对普希金怎么能做这么坏的评论呢？为什么我从前没听说过这件事，为什么偏偏现在看到了它？我翻了几页，感到自己不由自主地深深体会到皮萨列夫的思想，我在心中暗暗问自己：“怎么，难道普希金也不是普希金了吗？
……我们又坐上了火车，车子向东驶去。
卢克从箱子里拿出一本谢多勃良③的书，凑到灯前，埋头读起来。
【 ① 一种用野味、鱼、肉、肝等做成的罐头。一一译者】
【 ②季·伊·皮萨列夫（１８４０—1868年）。俄国批评家、唯物主义哲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 ③谢多勃良（1768—1848年），法国作家。──译者】
冰冷昏暗的灯光成半环状落在我们邻座乘客的身上：男的50开外，女的45—46。这对革命前的地主，马克西姆维奇夫妇。正重返“家园”。他明显地精神亢奋，每次停车都说声对不起，把灯关上，望望窗外，然后跑出去，带一把土或小石子回来，摆在自己的面前。长着一头淡黄头发的太太，不住地吸着香烟，她虽然竭力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些，但并不怎么讨人喜欢。太太正在专心致志地摆牌阵，不理睬丈夫。
火车慢悠悠地走着。沿路防范很严，走在我们列车前面的是一列平板车。
卢克放下书，到隔壁一书车厢找熟人去了。我也出来吸烟。
我打开坎杰拉基临别时送给我的那个烟盒（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打着了打火机，就在这一刹那，一声巨响，好似天崩地裂。我一下飞了起来，向前、向着车门飞去。
我试图抓住窗旁的扶手，抓住突然间变得倾斜起来的地板，抓住门柄……我必须抓住什么东西才行……可是，我没抓住……我的脑袋撞了一下……
烟呛我的肺，辣我的眼睛，我苏醒了过来．灯已经灭了，我想站立起来，可是不行。我想大叫一声，可是只发出了一声呻吟，连我自己对自己也不满起来。
在拳击中，一拳被击昏后，难道就缓不过来了？喂，振作起来，强使自己站起来；乌利里赫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车厢先是歪在一边，而后又来了个底朝天。周围一片漆黑。
我用手摸到了一盏灯，它还有些温热，这就是说，我昏倒的时间并不长。我想爬回自己的包厢。我用手掌支撑起身体，伸手向前，不觉大叫一声，我的手伸到开水里去了。从“泰坦”式锅炉里正往外流水。
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激励了我。我跪了起来，用全身的力量压在门柄上。这扇门通向通过台。可是，门卡住了，打不开。我又想打开附近一间包厢的门。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于黑暗，我看出了两个一动不动的人。
远处传来口哨声和枪声。
突然间，透过这轰轰声、嘈杂声和口哨声，我听出来——也许是我在臆想？——有人在叫我。我怔住了，心里想，如果不设法答应一声，我肯定要遭到这两个人的命运。我血流满面，感到自己越发软弱无力。可以爬到包厢的窗口，但喊声好象是从相反方向传过来的，这是不是乌利里赫在喊我？我又听到：“弗朗茨，你还活着吗？”我往回爬去。
在车厢走廊的尽头，出现了一个手持电筒的人，这正是卢克。
“我在这里。小心……这儿有热水。”
“一切都好了，弗朗茨，一切都好了。稍等一会儿。忍一忍，忍一会儿。”他把头探出窗外，喊道：“来人哪！”
卢克把我拖进一间包厢里，把手电筒挂在衣服的领钩上，摸到我头上的伤口，用手指按住。好长时间也没来人。他掏出手帕，盖在伤口上，再把我的手放在手帕上，吩咐说：“按住，别松手！”他迅速脱下军服，又脱掉衬衣，把衬衣撕破，给我包扎了脑袋。他这一切都干得十分从容，十分熟练。
终于来人了，电筒的光直射我脸。如果不把电筒挪开，我的眼球好象就要掉出来，脑袋也要裂开似的。
忽然，好象从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半梦呓般的念头。也许这是因为我失血过多，觉得自己处于半昏迷状态。也许－－
我应该装作自己的感觉很坏。什么可伯的事也没发生。俄国人炸毁了列车，里面坐的尽是法西斯军队和从前的地主。他们炸得很漂亮，外加扫射一番。不过，对我们这节车厢他们倒是应该小心一点儿，不管怎样；这里面坐的是自己人，没有必要这么早就送他去见祖宗。既然我可以思考，这说明我的情况还不算太坏。乌利里赫给我包扎好，把我拖开，离那可恶的开水远些。我越来越感到左臂上有块烫伤，既然我感到四处疼痛，这就说明我的脑袋完好无损。现在我必须装作伤势沉重，必须让乌利里赫确信，是他救了我一命。其实，这也并非夸大其词，假如不是他……
我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我想起了塞顿·汤普森……人们往往更加珍惜自己在困难时刻帮助过的人，而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却未必如此珍惜。我要尽量装作失去知觉的样子……
我好象真的失掉了知觉。至少如何把我抬出去的，我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你真能睡，” 第二天早晨乌利里赫说道，“已经８点多钟了。”
在地上铺着两件军大衣，我躺在上面，脑袋下枕着不知是谁的一个松软的公文包，里面可能是些替换的内衣。枯草在早晨散发出的气味同焦糊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了。
“感谢上帝吧，” 乌利里赫说。“假如地雷晚爆作十几秒钟，你大概就得到那边去躺着了。”他用手往远处指了指。
游击队在路轨转弯的地方埋下了地雷。前３节车厢和火车头一起飞进地狱去了。我们这节虽然翻了个儿，可是在离悬崖５米的地方停住了。
地主马克西姆维奇的那位生满淡黄头发的妻子，双手捂着脸，无声地 泣不停。马克西姆维奇面朝行车方向坐着，死了。
从最近的一个车站开来了救护列车。我被放在担架上，抬到第一节车厢。假如我还有力气，我一定请他们不要把我放进这节车厢。我想，从今以后我绝不再乘第一节车厢了。
我住进了野战医院。
先冲洗了伤口，然后作了缝合手术。这条口子从头顶一直开到后脑勺。
出院时，医生十分满意地看着我，他象一只好奇的小鸟，稍微歪着头，说道：“再见吧，幸运者！
安内玛丽·卢克写给弗朗茨·坦年鲍姆的信
亲爱的，我的亲人！
这些日子我好象是在梦中度过的。白昼漫漫，黑夜无边。我知道你遭到不幸。痛苦的预感使我心碎。我为你向上帝祈祷过。我的祷告一定为圣灵所闻！我收到了乌利里赫写来的信，第二天紧接着又收到了你的信。我吻着它，简直要手舞足蹈起来。我和爸爸烤了大馅饼，买了一瓶酒。这不是一顿普通的晚饭，简直是一次盛宴。
我多么想念你呵！
恩斯特叔叔有些不舒服，得了流感。星期六和星期日我是在他那里度过的，现在他已经好多了。你的来信，他一连读了好遍。先让我问候你，不久他会写信给你的。
我的女友的哥哥来找她，住了３天。他受了伤，重返前线前休几天假。这项规定不知对负伤的译员是否适用？没答应给你天假吗？
我已经给乌利里赫写了信。热烈地吻你，期待着你的每一个消息。
你的安妮
卢克把传单一下子从打字机的滑架上抽了出来。他整整用了半天时间写这张传单。
“对俄国人应该讲究方式方法。给他们看的传单，要写得很简单，就象写给老相识一样。让他们感到，这里写的都是实话。让他们能够理解，照你的主意办。我是这样写的，我们德国人并不反对俄国人，我们反对的是布尔什维克和那些委员们……让他们懂得，他们已经被包围，反抗是徒劳无益的。你把稿子译一下。”
又是这个令人绝望的、无法得到答案的、折磨人心的问题：怎么办？如果是另一个苏联侦察员处在我的地位上，他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大致想象得出潘捷列耶夫的做法。他会请示的。如果他接不上头，也不能联系，那么为了得到指示，他会翻山越岭、穿过战线，采取极端的做法。他这样做当然是极为正确的。
我不能完成敌人的任务，说服自己的同胞——战士和军官们——去投降。他们在包围圈里的反抗，会帮助苏军指挥部赢得时间，调集后续部队，建起防御阵地。我该怎么办呢？唯一能给我出主意的，就是我的良心、我的军人的天职。我必须取得敌人的充分信任，好在将来起作用。“中央”正是为了这个才保护我。如果我不翻译这个传单，别人也会翻的。这种传单反正是要有的。
卢克把投降并准备向报界发表声明的人名单拿给我看。我读着，怒火冲天……他们怎么能这样干，为了保住一条命？命看来比荣誉和职责更可贵？现在就什么都干了…他们会发表什么声明？乞求什么？以谁的名义发誓？
传单里写道，士兵伊万·苏拉宁在受到考验的时刻，表现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应有的行为。故意错译，把姓中的一个字母改动一下…不写“苏拉宁”，而写“苏萨宁”。让被围困的战士读过传单后想起伊万·苏萨宁。但是，这太冒险了。我无权冒这样的险。如果被俘的军官中有人想邀功，告诉德国人，这个姓改变了整个传单的含义，那该怎么办呢？……不，我无权冒险。
我着手翻译传单，竭力不去想那些为了保全性命而举手向德国人投降的人。
我们是在一所原乡村中学二楼的教员休息室里工作。在隔壁的教室里，从昨天起，在地板和体育课用的垫子上便躺满了伤兵。不知是谁把一条床单撕成两半，用这两块布在房顶上钉成十字形，于是，学校便成了德国飞行员手下留情的唯一一幢房子。这个坐落在几条公路交叉口的小村庄，本来由一个团驻防，结果全团人马，还有这个小村子全都荡然无存。只剩下了一座学校，还有伤员。他们被德国人用救护车运到后方去了。
卢克坐在一把安乐椅里，椅子的靠背已经破旧。在他面前摆着一架崭新的打字机。他不能长时间地坐在那里没事干，看见我在沉思，便说道：“也许，重新开个头？比如这样写，‘俄国士兵们！现在，德军正不停顿地直向苏联首都莫斯科大举进发……’告诉他们现在战线在什么地方，说明抵抗是毫无用处的。对，对。就这么写！”
在给《晚报》写的第一篇通讯中，我描述了二等兵里哈德·切尼克如何为抢救被白俄罗斯游击队炸毁的油库而牺牲的故事。“里哈德·切尼克是一位真正的士兵，他是刚毅和勇敢的榜样。我愿让他那些住在波茨坦的亲属们知道，他彻底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德国士兵们以其奋不顾身的精神，避免了大火向铁路工人住宅蔓延……孩子们满怀感激之情在士兵的墓前敬献了鲜花。”署名是“格哈德·卡利”。
除了我的地址之外，这篇通讯对卡林·帕尔姆毫无用处。不久，我收到了一份报纸和一封十分客气的复函。
“尊敬的坦年鲍姆先生！十分感激您对我们报纸的关心。我们收到了您写的通讯，并决定在本期内刊载。现将这期报纸寄给您。我们十分希望同您合作。我们对东线战斗参加者所获得的生动印象非常感兴趣。可以配合事态发展写成简讯、报道、通讯。下列选题谨供参考：被解放了的各省居民如何欢迎德军士兵；采取何种措施以恢复城乡生活；英雄事迹；幡然悔悟的游击队员（指有所醒悟和自动投诚的人）。最后这个题目可以写成采访记，约300—350字。祝您荣立战功，并恭候赐予稿件。”
这是在和我联系。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尽可能报告调到我段战线的部队的番号和部署情况。３天后，我发出了第二篇通讯。
第七章 审讯
“坦年鲍姆先生，请您参加审讯一个俄国将军。10点整开始，在师部。”
俘虏是一个姓马尔科夫的将军，他是骑兵军团指挥官。在国内战争时期，他有一次带领骑兵团闯进邓尼金的后方，故意让敌探偷去一封“等待主力部队”的假密令。可是天一亮他便率部冲锋；一举荡平整整一个白匪军官团。他总是高举战刀，和旗手并驾齐驱。在人传口诵之中，他简直成了一个成仙得道的神人——一个刀枪不入、百战百胜的红军团队指挥员。
可是，命运发给他的护身符，有效期只到 1941年秋。
配备给军团的火炮是由马拖着走的，法西斯的两个坦克纵队越过了布雷区，闯到炮兵后面猛烈轰击。与此同时，其他坦克包围了撤退的团队。
将军从自己的指挥所眺望着谷地里发生的情况，没有破口大骂。他的喉咙干了，骂不出来。
马尔科夫的右手被弹片打伤，手指无力地搭拉着。他象甩体温表那样，狠狠甩两下，便把手指甩掉了，然后把手往上扬了起来。他看到前面的马乱作一团，并且人立起来，听到年轻传令兵绝望的凄惨叫声：“将军同志！包围上了，包围上了，他妈的……”他心里想：是不是已经到做那件事的时候了？把手枪对准太阳穴，用左手干，还是再等等，别着急。万一盼望多时的空军会来增援呢？早就答应他要派空军来…可是即使来了，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向谁开枪，往哪儿投弹？
马尔科夫用左手很不方便地从枪套里抽出手枪，可是，他没来得及开。机灵的德国兵发现是一个将军，便打掉了他手中的枪。
俘虏由阿申巴赫上校的儿子于尔根·阿申巴赫中尉审问。他是国家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不久前，从莫吉廖夫来到师部。一个已经谢了顶的将军不时地出来进去，他的种种神情表明，他有要事在身。
阿申巴赫十分亲切地迎接坦年鲍姆，握了握他的手：“听父亲提起过您。非常高兴同您相识。” 他压低了声音，补充说：“是个重要人物，我就指望您帮忙了。”
马尔科夫在最近几天里的遭遇、感受和损失，足够他饱尝一生。在将军的眼里，生命本身已不再具有什么价值。他带着一种豁出去的神情坐在那里，就象师傅对一个尚未启蒙的个徒弟说话那样，丝毫不动肝火、但却十分坚定地告诉这个年纪轻轻的中尉：他是不会回答问题的。
坦年鲍姆翻译道：“将军，我们很赏识您的勇敢，而且我们懂得，您已经尽力而为了。现在，您必须做那些不依您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回答德国指挥部感兴趣的问题。您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告诉您这个道理恐怕是多余的。”
“枪决吗？”将军丝毫不以为然地问道。
“德军不杀俘虏，相反，您作为一位将军，将会得到同军衔相称的关照。第一个问题。您知道在这段战线上有多少红军吗？”阿申巴赫用棍儿指着地图问道。
“我对你们处有什么可说的。我所知道的全都同骑兵军团有关。现在军团没有了，他的指挥员也就不存在了。即使我能说出点儿东西，我反正也不会说的。我根本没有什么好说…”
“他会后悔的。”阿申巴赫把要他审讯将军，看作是一种莫大的信任。他受到上司应有的注意和器重，现在，许多事情将取决于在这间屋里谈话的结果。他觉得自己开始的调子没能起作用，便决定拿出威严来：“他会非常后悔的。”
马尔科夫稍稍歪着头，看了他一眼：“可以吸烟吗？”
叶夫格拉弗突然想起了挂在捷列扎村家里的照片，就是那张被里帕一枪打穿了的照片。那是父亲和几个红军指挥员的合影。他想起了站在第二排右起第一个位置的那个体态匀称、头戴平顶羊皮帽的人，就是那个首批获得红旗战斗勋章的指挥员们中的一个……现在坐在他面前的，就是马尔科夫·伊万·瓦连京诺维奇。
“将军先生，您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够了。指挥部将会把这看作是您的忠顺的一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