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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府的成员也都认识。他们对苏联的所谓民族政策有自己的看法。可是，如果清醒地看问题，不论是平等党、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还是达什纳克党都早已远离故土，他们总喜欢以愿望代替现实。而客观的、反映实际情况的看法要有意思得多。”
【 ①沙米尔（约1798－－１８７１年高加索山宗教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者。—译者】
【 ②阿塞拜疆1912—1920年一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地主的民族主义政党。—译者】
上校不说话了，让我考虑如何回答。
“我在德国人中间长大，可是在巴库学习。据我看……阿塞拜疆人是信任俄罗斯人的……是十分尊重他们的。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阿塞拜疆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建了许多东西，改建了石油工业。”
“坦年鲍姆先生，我希望您先把问题搞清楚，然后回忆一些能使我们感兴趣的情况和事实。这样的报告会送到上边去的。”
我非常清楚上校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样的事实和解释。
我可以回忆舍马哈的富农分子骚乱，然后把它说成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衣民群众运动；我可以回忆农业集体化时在伊美列丁③人居住的两个山村里发生的骚动以及一位二万五千人工作队④队员（从第比利斯来的俄罗斯工匠）被害的事件。最后，我可以随便胡诌些什么，谁能核实，怎样核实呢？阿申巴赫十分明显地暗示，这样的报告才“符合潮流”、他已经设想好了关于我们谈话的报告：《一个来自俄国、生长在高加索的知情人谈阶级和民族动乱》。阿申巴赫说，这样的报告“会送到上边去”的。也许，他可以帮助我取得信任。可是，准需要这样的报告，为什么需要？这份报告会帮助谁、得出哪些结论？我是否有权走这一步？让他知道我并非投其所好，我有自己的信念，我决不想为了“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意”而放弃信念。
【 ③格鲁吉亚境内的少数民族。——译者】
【 ④系指1929年苏联派遣到乡村支援农业集体化工作的先进工人部队。—译者】
“高加索的各民族生活得象个大家庭。和我一起在师范学院学习的学生差不多有20个民族，也许有25个……”
“我的朋友，这些情况在你们出版的任何一份报纸中都可以读到，”阿申巴赫懒洋洋地说道，“现代的社会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充满了矛盾，尤其象你们那种刚刚在试验、确立中的社会，更是如此……生活给拥护这个社会的人，以及反对它的人，都提供了足够的事实。当然，您‘受影响’的时间太长了……以为一个人会在几个月之内摆脱这些影响，那是幼稚的。”
阿申巴赫拿出一把指甲刀，修起指甲来。
“我们还会再谈的，我的朋友。”
我多么想知道，我做得对不对？有没有什么疏忽之处？对于阿申巴赫的提议，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得更果断一些？
两天后的早晨，响起了电话铃。我听到暗语，便仔细谛听起来。对方和我约会，但没说时间和地点。这就是说，我必须在中午１点以前，到一个名叫“银咖啡壶”的咖啡馆去。这个小咖啡馆设在艾德哈大街的一处半地下室里。我不止一次走过这家咖啡馆，同安内玛丽散步时也常常路过。
我提前40分钟出家门，买了份报纸，在汽车上打开来读。我试图读完登在第一版上的一篇文章，可是读完之后，什么也没记住。我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十分费劲地反复读，十分勉强地理解文章的意思。
这个人是谁呢？为什么不早些让我知道？他会给我转达些什么？我应当做些什么？
在靠里面的一张小桌旁，后背朝门坐着一个黑头发的中年市民，他在读报。他大概早就习惯于呆在这个咖啡馆里，习惯于这种环境，习惯于读这份报。
这位“市民”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亲人——纳齐姆·鲁斯塔姆别科夫。
我问道：“先生，这里有人吗？可以和您坐在一起吗？”
“请吧，”
他毫无兴趣地看了我一眼，便又一头扎到报纸里去了。他既没显得兴高采烈，也没表现得怏怏不快。他装作有生以来头一次见到我，所以没有理由不继续看报。
我要了一份清淡的早餐。起初，我们默默地坐着。
“喂，喂，”鲁斯塔姆别科夫叫了两声，环视了一下周围，似乎想找侍者，他好象在报纸上读到了什么使他扫兴的消息。
他没找到侍者，同时确信没有人注意我们这张桌子之后，他看了我一眼，说道：“我不喜欢这种天气。昨天下雨，今天又下雨……听说明天还要下。这算什么６月天气呀？
我头一次听到他讲德语。
“没什么，春天的雨下不长。”
“这个侍者动作太慢。”
“我看咖啡煮得还不错……”
“您知道，战前这里的咖啡煮得可好了。是一个士耳其人煮的，那是位真正的师傅。
“听说，差不多有50多种煮法。”
“没听说过，可能吧。”
我的同桌不慌不忙地喝完了第二杯咖啡，看了看表，说道，他是开车来的，问我到哪里去，用不用带我一段路。我道了谢，脱口说出一条街名。“我差不多也到那里去。”
他用一只又大又宽的手，使劲儿地扶着桌子，站起身来。他摇摇晃晃地走在前边，好似每挪动一步都很费力。他的皮鞋后跟已经磨偏，走起来完全是一副身患气喘病、终日忙于老人喜欢做的事情的市民模样……他也许只顾得上保重自己的身体了。
咖啡馆附近停着一辆轿车，我们坐了进去。车子一开，鲁斯塔姆别科人便把那只关节有毛病的大手伸了过来：“你好啊！” 他微笑着问道。
我近来所忍受的种种煎熬和疑虑，只有现在，只有此刻，才一扫而光。这哪里是什么煎熬和疑虑，这简直是恐惧。既然我现在和鲁斯塔姆别科夫一起在慕尼黑，坐在一辆车里，这就是说，我有用，信任我。我的老师的音容笑貌使我感到这一点。
据我看，鲁斯塔姆别科夫不论做什么，总是把工作、任务、委托放在第一位，而执行任务的人，以及他的情感、欢乐、伤心、疑虑、痛苦，全都是第二位的事。至于我在马利安圆柱没能接上头，在那些日子里我有什么感受、什么想法，如何夜不成寐，好几个月我没能从派我到慕尼黑里来的人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他对这些并不特别感兴趣。
“您好，穆埃里姆①！”
【 ① 阿塞拜疆语，意为老师。——原注】
“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多么迫不及待地想先开口说话。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难道有人向我们保证过，说我们的工作将会毫不费力、一帆风顺？这就是说，事情就该如此。如果你动动脑子就会懂得，你在受到保护。领导认为，在时机未到之前，你应该安静地生活。现在该工作了。”
他就是这么说的：“工作。” 就这么平平常常地说了这两个字。
鲁斯塔姆别科夫开着车，就象他一生都住在慕尼黑，熟知它的大街小巷和复杂的十字路口。
“你听着，要记住。几天前，在一次车祸中，马克斯·坦年鲍姆和捷列扎村中学校长先生。他们是从基洛瓦巴德回家的。迎面卡车上的司机是喝得酪酊大醉的狩猎检查员。他本来想逃掉。他开了枪……结果把民警打死了……你会收到一封让你立即返回的电报。你要想办法留下来同伯父长住……不要匆匆忙忙，不要操之过急，事情要办得巧妙。”
我们的车子开上了通向纽伦堡的公路。
鲁斯塔姆别科夫望了望头顶上的小镜子，继续说道：“你母亲的身体很好。她已经调到基洛瓦巴德去了，在市人民教育局工作。”
鲁斯塔姆别科夫停顿了一下，好象表示关于个人问题的谈话到此为止，这些都是私事，与工作无关，与我马上就要听到的主要内容无关。
“你听着，要记住，”他又说道，这次他好象费了很大劲儿才开口。“事情关系到战争。”
我突然觉得鲁斯塔姆别科夫的面影飘忽不定，轮廓模糊不清，就象观众对放映员打口哨、发出嘘嘘声时银幕上出见的镜头一样…我必须克制住自己－－这几个月来，由于期待、情况不明，特别是由于刚刚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忽然觉得全身疲倦已极。真的要打仗吗？如果这是另一个人说的，也许还好些。可以怀疑，不必相信。可是，这是鲁斯塔姆别科夫说的：他在没说出这句话之前，掂量过多少次分量？世界上难道有这样大的天秤，可以用它来称这字字千斤的句子吗？
我作为一个年轻的红军军官，是首先得知这个消息的人之一。这个消息将会使世界上所有的电台和报纸都茫然不知所措。我们的人预先知道这个消息，这太好了，这是最重要的……现在，鲁斯塔姆别科夫，还有他的上级都在给我下命令！他们知道我会绝对服从的，我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因为这是我终生的事业，我再也没有别的目标、愿望和念头了。他们信性我！记得我是谁的儿子。
“……你应该到德国军队里去。忠心耿耿地为他们服务。这是‘中央’委托我对你说这番话的。你的主要目的是扎下根，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如果能弄个一官半职，那再好不过了。这种事不简单。要记住，对你这个外来人，他们总是不信任的，虽然你也是个日耳曼人。你将从卡林·帕尔姆那里得到任务。地址很简单：柏林，《晚报》……”
我知道，我将把这次谈话的每个细节、每一分钟都铭记心头，终生不忘这部汽车、这条公路、头顶上的这面小镜子。我知道，我在这辆车里度过的每一秒钟都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忠心耿耿地服务”——这是最重要的。他们是不是理解，这对我将会意味着什么？是的，他们一切都清清楚楚，所以才命令我这样做。我是一名战士，这是我的天职。对于我，除了履行职责，在这世界上再也不存在什么。
“……卡林·帕尔姆，”鲁斯塔姆别科夫说道，“是‘前线来信组’的秘书，这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可靠朋友。你不管到什么地方，必须首先给她写一篇短文。你成文章将用格哈德·卡利这个化名发表。有些读者会猜到你在哪里的。”
我们会面的时间不长。关于我的同学，鲁斯塔姆别科夫只谈了几句：“他们如期毕业，都得到了军衔。”如果能问问他们现在部在哪里，那该多好呵。
“叶夫格拉弗，我对你的祝愿，是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说的那些话，”
鲁斯塔姆别科夫临别时说。“我还祝你走运。我想说，我们都非常信任你。你要永远……记住这个。”
我在长途汽车站下了车。
……
“最好是搞错了，鲁斯塔姆别科夫最好是搞错了，他说的关于战争的消息，最好全是假的……如果这个消息不是鲁斯塔姆别科夫说的，那会好些。别人说的……可以不必相信。”
我心里想。
第三章 电报
从捷列扎村发来的电报是阿格利毕娜署的名。我头一次读国际电报，虽然我知道电报内容，但还是不能一下读懂那些用拉丁字母拼成的俄语单词。
安内玛丽急不可待地抢过电报，慢慢地默读完，咬起了嘴唇：“是个坏消息，有人死了。你听着。‘6月14日车祸父马克斯坦年鲍姆亡（句号）19日葬礼（句号）请接受深切同情并慰问伯父（句号）阿格利毕娜’。”
安内玛丽不住地重复说：“现在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就是说，一切全完了…就是说，永远完了？”
我用一只拳头托住下巴，双目发呆。我想起自己的父亲，想起他殉难的一刻……不觉泪如泉涌。
“和伯父商量商量，和乌利里赫商量商量，”安内玛丽尽量平静地说。“你伯父会非常伤心的。我给乌利里赫打电话。”
２０分钟后，屋前花园的门口响起了汽车的急刹车声，我在窗外一看，看见卢克急急忙忙从“奥贝儿” 牌轿车出来。
“请接受我的同情，弗朗茨。”他握了握我的手，看着我的眼晴。“你决定怎么办？我担心，你根本来不及。即使全程乘飞机，那也得换好几次。从慕尼黑到柏林，你总得先到大使馆，然后再往南折，到华沙的航班每周有３次。所以最好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走。必须同上校商量一下，他也许能想些办法。”
在乌利里赫说这些话时，安内玛丽冷冷地看着他，然后转身对我说：“你一走……一切就全完了……你再也回不来了……别慌，好好想想，”
她用这样一种语调说话，似乎谁也不应该怀疑我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我请你好好想一想。”
伯父满身都是颉草酊①的味道。他的前额上渗出一层汗珠。他把手帕捏成一团，象个棉塞，用它擦着汗。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
【 ① 一种安神镇静的药水．——译者】
“你反正赶不上葬礼了。咱们最好相依为命吧，你我都再也没有亲人了……”
“伯父，我怎么能这样？”
卢克给机场打了电话。他得知再过２小时40分钟有去柏林的班机，但机票已全部售完。这时，他立即同阿申巴赫联系。
上校请我听电话。他对我深表同情，答应尽力帮助我搞到机票。他停了停，又补充道：“尽管如此，我作为一个久经世事的人想作一下推测…请您相信我的话……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你们那里的人已经得知您和安内玛丽的关系。这就很糟糕，您会遇到麻烦的……假如不谈别的话。很难相信这一切，让您回去的电报会不会是假的？您在柏林谈话以后就会清楚多了。如果您觉得…您需要商量，请在柏林给22—33—44打电话：两个2，两个3，两个4，很容易记。我的同事会帮您的。我原来的提议仍然有效。请记住这一点，我的朋友。”
机场上有人在等着我们。到柏林的机票已经买好。安内玛丽获准送我到机舱口。
“我的心告诉我，你会回来的。如果我们要分离很久，我将竭尽全力找到你，和你在一起。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这架双引擎、20个座位的飞机好象刚刚从传送带上拿下来似的。它霍地滑上跑道，稍停一会儿，便开足马力起跑了，然后不知不觉地离开了地面，盘旋着往上拔高。这时，我看见了安内玛丽，她向我挥动着头巾。在她旁边站着伯父和乌利里赫·卢克。
在飞机飞行了将近一小时时，航空小姐把驾驶舱的折叠门关好，然后请乘客们注意：“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刚刚得到通知，柏林云层过低、有雨，所以飞机将在莱比锡降落……航空公司请全体乘客作本公司的客人，请各位游览市容，参观教堂、国际博览会、高等学府……明天早晨我们再继续飞行，气象学家预报明天是好大气……航空公司为此谨向各位致以歉意。”
坐在我旁边的乘客是波茨坦的一位性情暴躁的胖商人，很不体面地骂了起来：他原定于明天早晨的重要会晤告吹了。到了旅馆，他面色阴沉地要了房间钥匙。每间房有两个床位。我大致猜得出明天这一天会怎么过，于是便学商人的样，决定不在游览上浪费精力。可是，很快我就后悔了。我的同屋刚一“合上疲倦的眼皮”，这座古老旅馆的厚实墙壁便被毫不客气的鼾声震得颤抖起来。这种鼾声我从前曾经听到过。
在我的印象里，最出名的鼾声演奏家要算科泰·坎杰拉基了。和他住在一个房间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幸。可是，现在我却想，科泰只不过是个无害的初学者，他的鼾声甘甜而又悦耳。
这是热闹的一夜。我悔恨自己没去游览市容，不然我会同另一个人合住一间房的。
我咳嗽两声，毫无用处。吹口哨，也只管一两分钟，我应该想些办法。半夜12点多钟，我打开灯。双眼紧盯着商人。我对自己说，如果我有点儿意志力，我应该能让他停止打呼。
“平静、均匀地呼吸，没有什么打扰你。平静、均匀地呼吸，别再打呼。”
我继续看着客商，逼着他那张皮肉松弛的脸、半张的嘴和满口被香烟熏黑的牙齿，心中不住地重复着：“平静、均匀地呼吸。”
突然，客商停止了独唱，用嘴抽搐地吞了一口气，翻了个身。我想，也许是光刺激的。我把灯关上了，等着音乐会继续进行。
我仰面平卧，纯粹出于预防的目的而在心中继续重复着：“平静、均匀地呼吸”。客商不再打呼了，这直是一桩奇迹。可是，我再也睡不着了。难道我真的发现自己有一种从前未曾识透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我天生就有，还是因为绝望而产生的？在这样的夜里不能成眠简直是一种罪过。这时，我产生了一个放肆的报复念头；为什么不把试验继续下去呢？
我起身坐在床上，深深地吸了两口气，两眼紧盯着客商肥大的后脑勺，在心里命令他：“你必须翻个身，脸朝我。你应该翻个身，脸朝我。”过了10分钟，我简直欣喜若狂，客商执行了命令。但是，这也可能是偶然的巧合。这时，我命令他醒来，穿上拖鞋，走到电灯开关跟前，打开电灯，然后再躺下。只用了不到１５分钟，客商就准确地完成了请他做的全部动作。这样，在整个莱比锡他便成了我最可爱、最亲爱的人儿了。我只剩下４个小时可睡了，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感到遗憾。客商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了自己。可惜的是，不能把这次出人意料的试验情况告诉给朋友们。我设想了一下坎杰拉基和姆纳查卡尼扬会怎样听我讲，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
飞机仍然不能起飞，情况的变化使我在到达柏林之前提前“作出决定”。
白天，我给伯父打了长途电话，告诉他飞机被迫降落在莱比锡，现在已经赶不上葬礼了。
“那就回来吧，回来吧，弗朗茨！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
“是的，伯父，我回去。”
回到慕尼黑，思斯特对我说；“你不知道，弗朗茨，你不知道，我是多么依恋你，没有你我是多么难熬……安内玛丽会怎样难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