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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共３个人：上校、乌利里赫·卢克和我。还有一个传令兵兼杂役，或者是杂役兼传令兵。他军容端庄、蓄着细细的黑胡，面带意味深长的笑容。只有十分自尊自贵、但由于情况所迫不得不扮演某种角色的人，才会有这种笑容。杂役把10多公升香滨酒，还有许许多多日本小碟儿（上校不久前到过日本）摆到桌上。碟子里放着切成小块的肉。先用一根长棍儿捡起肉，然后放到滚烫的徽榄油里稍微炸一下再吃。盛橄榄油的火锅摆在桌子中央，上面画满了奇妙的花纹。
杂役庄重地打开香槟酒瓶口上的金属丝套子，把瓶子拿到一旁，准备它嘭的一响。可是，瓶子只是轻轻地发出哇哇声，不知为什么它很不情愿地把软木塞推了出来。阿申巴赫不满意地皱了皱眉头。
“我们德国人，和俄国人一样，不习惯讲很长的祝酒词。我也只说几句。坦年鲍姆先生，为您的健康干杯。您给您的新相识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我感到自己的双颊泛起了红晕。从前，我曾经为此而感到难为情，对自己不满意。我认为，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必须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我真羡慕潘捷列耶夫。在需要不露声色的时候，他可以象一尊石像那样使人感到高深莫测。
“你可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伊斯兰教托钵僧，”有一次，我对潘捷列耶夫说。“据说，现在这也是有油水的行当。就靠你能说会道，有漠视一切的本事，你准能飞黄腾达…”
“那我一定要收留你给我擦毯子，我那不成材的野孩子啊！”潘捷列耶夫学着我的腔调答道。
可是现在，我对泛起的红晕一点儿也不感到遗憾。
上校说：“我觉得，您对在自己先辈的故乡所看到的一切并非无动于衷。祝愿您有新的发现。”
阿申巴赫慢慢地把一杯酒喝完。用主人的目光环视餐桌，看吃点儿什么菜佐酒才好些。他拿了一小块插在小细棍儿上的火腿面包，然后询问似地看了卢克一眼。
卢克用不大的声音说道：“我很高兴我们能够相识，弗朗茨。”
“谢谢。谢谢你们二位对我说的一番话，也谢谢二位帮我能有所见所闻。”
“亲爱的弗朗茨，您在我们这里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我，对，我想还有卢克先生，都很有兴趣了解一下您对德国的印象。这使我们能有机会从侧面，用一种不带偏见的眼光看一看德国。您能不能谈一谈，在德国，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我没有马上回答，先看了乌利里赫一眼。他朝我轻轻点了点头，鼓励我说。
“作为客人……对于我所不喜欢的东西，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我相信，您对我们的一切也不会全都喜欢的。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方面的差别实在太大了。如果谈最主要的……你们工厂、工地的组织工作做得很好，一切都考虑、预计得很周到，这些我都很喜欢。我还喜欢你们街道的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学校也是这样，特别是乡村中学。卢克先生带我去雷根斯堡时，途中参观过一所乡村中学：校舍很好，实验室设备也很好。我是个教师，对这些很感兴趣。还有什么呢？我从来没想过，巴伐利亚的文化宝库竟如此伟大……而我原来以为，在这个安闲恬静的一隅，人们生活在世就是为了酿造啤酒、喝啤酒，所有其他的事都是顺带做的。总的说，我对德国的了解当然很少。但这并不完全是我的过错。我们彼此疏远得太久了。”
“尽管如此，亲爱的坦年鲍姆先生，我们还是更有兴趣听您讲一讲，哪些地方您不喜欢。您读过苏联的大学，您学过政治和经济，您有知识、有信仰，我们非常重视这些。请不要客气，您还是忘掉自己是客人吧。在您的血管里流着雅利安人的血液，我们的欢乐也应该是您的欢乐，我们的不幸也应该是您的不幸。您很清楚，这完全是私下的、朋友之间的谈话，没有任何责任要承担，不是吗？”
“我想，上校先生，我说不出什么新东西。不过，我的初步印象……有些人过于奢华，而有些人只住木棚，勉强度日。住房也太贵了……”
“哦，这您可说得不太对。自从我们新政府执政以来，房租降了许多。给工人盖了很多新住宅。可是，在另一点上，您说得完全正确。我们的社会差别实在太大了。不过，这历来如此，所以也就这么沿袭下来了。有的人更精明、更机灵一些，他们的精力更加充沛，百折不挠，不伯冒险。这种人天生就应该生活得不同于那些难于适应环境的人，不同于那种既懒动手、又懒动脑的人。人和人不同。我非常理解，为什么对您来说，这一点那么显眼。是的，我知道，我读过不少关于五年计划的书。我知道，近几年来，你们为将来而牺牲今天，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在全国范围内这样做，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钦佩。事实就是事实，你们国家的生活有了如此巨大的改变，您自然有理由对在象德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里所发生的现象傲然视之。”
我竭力用手势表示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上校继续说道：“可是，我所想知道的不是您对这些纯粹日常生活问题的看法，我觉得更重要、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德意志精神的振兴对您的内心是不是有某些启示，您对元首所达到的团结一致是不是感到欣慰，对战况是不是感到高兴。法国已经完了。法国得到了它应该受到的惩罚。用不着有什么远见卓识便可猜到，现在等待着英国的是什么。您作为一个德国人，注定有幸目睹帝国生活中将要发生的伟大事变。如果您愿意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待它，您就会懂得许多道理。请多多思考。”
这番话是什么意思？是一般的好客，还是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阿申巴赫是个忙人，我很难相信，他是在和我随便聊天。也许，我“孤单单”地度过的这些日子，并非象我有时感觉的那样毫无意义。
……
晚宴后，乌利里赫在送我回家时对我说：“弗朗茨，看来你和阿申巴赫上校之间的关系不错，你要珍视这一点。”
“谢谢，乌利里赫。我看得出，你对我也十分同情，也抱有好感，我同样十分珍惜这一点。”
我和乌利里赫已经慢慢地“你我”相称了。
明天我又该到马利安圆柱去了。现在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对自己说，作好今天也没有人来的准备。也许，不来还更好些。这说明，应该来接头的人安然无恙，否则就会有另一个人来，或者让我知道为什么不来接头。现在不过是时机未到……他们相信我能忍耐。分别前，坎达林采夫曾经说过：“要精神振作，永远记住，许多人都惦记着你……”
“许多人？” 是的，是的，是这样，不可能不是这样。
如果在马利安圆柱你谁也没碰到……那绝对没有什么可怕的。情况变了……或者是想让你生活得安定些。没什么可怕的。不过，你白白自己骗自己。如果今天也没有人来，那你就很难忍受了……
结果，依旧没有人来。
深夜的空气湿透了树叶、青草和雨水的气味，从敞开的窗户涌进来。窗外的老榆树懒洋洋地摇曳着湿滚滚的枝条，在迷股的月色中，地板上、墙壁上、床塌上树影婆娑。
从前，在我们捷列扎村的家里，也长着一棵百年苍翠的老榆树。这棵树早已死掉了，和那幢带凉台的两间一套的房屋一样，已经不复存在。父亲牺牲后不久，移民村在离原先那幢房屋２００米远的地方，为我们盖了一所新房。这主要是为了让我永远不再回想起阿加·基什一伙土匪疾驰穿过捷列扎村、里帕把枪对准父亲太阳穴的那一夜。
那时候，我在潘捷列耶夫家住了几个星期，斯拉夫卡成了我的兄弟，他们全家尽量为我减轻痛苦。母亲还年轻漂亮，我知道勇猛无比的坎达林采夫正在默默地、羞怯地爱着她。不，不，我没搞错。失去父亲的男孩子懂事早。他爱妈妈，妈妈也猜到了他的心思…她为了我而未再改嫁，不愿把自己的心再分给别人。她从来没有和我谈起过这些。坎达林采夫千方百计地、哪怕在某些方面竭力代替我的父亲。他不是我父亲的挚友，只是他的同志，是一个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奉献给革命，但却不要任何回报的革命者。
坎达林采夫给我做的那张弓。在我的床头上挂了很久。弓下面挂着用榆树皮做的箭壶，里面插着６根带金属头的箭。我觉得手边有一件武器是很重要的。如果有谁来袭击我们家，我可以用它来自卫。
从前，爸爸经常带我去参加射击。他的枪法好极了，我为他感到自豪。别人使的都是毛瑟枪、勃朗宁，而我父亲从国内战争时起，就是那枝那干式手枪。他射击时沉着而自信，枪法比别人都好。他十分珍爱自己的枪，睡觉时把它放在枕头下面……我真不懂，他怎么会没打中第一个爬进窗户的匪徒。也许，他知道，如果打死他们一个人。匪徒们就会对我们全家下毒手。他抵挡着，为了赢得时间，好让妈妈和我离开屋子。他以为我们可以从后门，穿过花园走掉，彼得会掩护我们……不过，看来他还不太了解妈妈。
现在在捷列扎村应该是几点钟了？也是夜深人静时……妈妈睡了吗？我的亲妈妈，亲爱的妈妈…我们还要等多久才能见面？签证期限只剩下两个月了。以后怎么办？回家吗？如果回家，那也决非是荣归故里。好象是休了一趟假：“参观了名胜古迹、文化遗迹，了解了一些风土人情。”
再也没什么了……在报告里我还能写些什么呢？
假如潘捷列耶夫猜到，我这一趟旅行变成了这个样子，他就不会羡慕我了。他如果现在处在我的地位上，一定会用自己清醒而又重实务的脑袋，对所发生的一切作出千百种解释，千百种使自己满意的解释。
斯塔尼斯拉夫和维罗尼卡他们那里怎么样？他离校了吗？如果已经离校，到什么地方去了？维罗尼卡呢？“你不知道，没有你我是多么痛苦。亲爱的，我是怎样地等待着你啊！”
那时，我以为会分别很久。我对把任务交给象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侦察员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我自己并不十分了解这项任务。
维罗尼卡象想念一位英雄那样想念着我……当然，如果想的话……也许，她已经把我忘记了？身边还有一个英俊少年斯塔尼斯拉夫呢！他当然不会对她隐瞒自己的感情。我是不是过于自信了？她的确说过“我等着你……”
可是，离别时都是这样讲呀！我还不了解维罗尼卡，她对我也并不十分了解。假如她知道我日夜都干些什么，她不会对我有什么好感的。
可是，我十分想念维罗尼卡。而且想得越来越厉害。就在这样的深夜里，当窗外的那棵老榆树静悠悠地摇晃着，用枝条驱赶着睡意的时候，思念尤深。报务学校的女教师教女孩子们如何建立远距离通讯联系……一部机子在这里，另一部在那里，人们远隔千里，却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无线电，无线电……我如果能有一部只有一个波段的小收报机，该有多好啊……这些无线电波充满整个世界，它们无所不在。比如这里，在床和书架之间，天花板下面的空间，在窗户里，只是要捉住它们才行。
人可以把自己的思想传给同一房间里的另一个人，甚至可以传给在隔壁房间里的人。这就是说，在我们人体内也存在着某种微型发报机和微型收报机。这是不是说，在我们人体内深藏着某种尚未发育的能力——调谐并接受别人发出的波的能力？
无线电教师斯特伦佐娃同志，我多么想学会接受你的波啊。没有你们的消息，我愁闷极了。我非常想知道，你们是不是身体健康，是不是还象从前那样常常去游泳池，游到跳伞塔，习惯地蹬上去，勇敢地往下跳。听说，你们要学跳伞。请千万要小心、谨慎、仔细。请相信，我多么愿意能和你们呆上一天，哪怕一小时；多么愿意和老朋友见见面啊。分别以后才慢慢懂得，斯塔尼斯拉夫、科泰和沙根都是多么好的小伙子。他们离得很远吗？他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这是怎么回事……是我的幻觉？一种奇怪的、陌生的波压住了我的思想和回忆，驱散了朦胧的睡意，把对德国人民的广播讲话传到我的房间。作家托马斯·曼的讲话自远方传来。我侧耳倾听，尽量不漏掉一个字。
“……德国人民将在世界上占有自己的位置，”收音机里说，“但是，如果他继续执迷不悟，”我把声音调得低些，“他最终将会懂得，在这世界上他不能占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世界已被黑暗和恐怖所笼罩。不过，那时已经为时己晚。不要自寻灭亡！打倒欧洲的刽子手国社党徒！我知道，如果我大声疾呼：‘和平！和平与自由！’，那么，我也同样表达了德国人民最深切、最热烈的愿望。德国人民，拯救自己吧！拯救自己的灵魂吧！不要再俯首贴耳了，不要再效忠于暴君了，他只关心自己，并不考虑你们。当今世界绝不会同意、也不会容忍使人类感到恐惧的‘新秩序’……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继续顺从并且信任暴君，从而把你们带来的灾难再增加十倍，但是，这场灾难最终也将是你们自己的灾难。”
我一面听着伟大作家的讲话，一面问自己，这席话能使很多人动心吗？能在许多人心中引起反响吗？
报纸报道柏林的共产党组织被破获以及它的领导成员就捕的消息。抵抗运动力量分散了。全国上下在胜利的进行曲中如醉如痴。诚实的德国人却被投入监牢。
沙文主义的气氛笼罩着全国。
一大早，街上的铜管乐队便敲打起来。昨天晚上举行的庆典今天还在继续进行。饱食终日、志得意满的慕尼黑在欢送士兵开拔。一句熟悉的话不时地闯进窗门：“上帝，惩罚英国！”这句古老的德国格言，现在听起来却象一个国民口号。
我必须得学会等待。
我懂得，英雄本色不是在一切顺利、而是在逆风千里的时候才真正显露出来。侦察员也是如此。也许，有人想更好地了解我？也想让我自己更好地了解自己？老天啊！这是多么幼稚可笑的推断。人家干吗要我自己觉得自己束手无策、软弱无能呢？“振作起来！”“不要灰溜溜！”“神气起来！”这些我自己劝慰自己的话，早已失去作用。的确，我也有过另一种想法；会不会是在保护我，以备日后更需要时再用。谁知道将来会怎样呀？可是，这个想法我也觉得不够真实。首先，我实在没什么了不起，不会那么珍视我；其次，假如真的在保护我，那也会想方设法采取一些措施，哪怕传上两句话，别让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往我脑袋里钻。我觉得自己象一只花大姐，被两个坐在后排常得两分的学生在课堂上玩弄着：我跑到课桌边上，碰到一根尺子，转回来，还是碰上尺子，可是飞又飞不起来。
乌利里赫·卢克有一副号手模样的宽脸庞。好象他在很久以前吹号时，为了拔高音而使足全身力气，可是却忽然呆住了……从此便成了这副模样。如果从后侧方看他，那你绝不会看到颧骨挡住的面颊。他红光满面，这正是每个巴伐利亚人感到骄傲的，也是他们所认为的健康和美貌的标志。
他对我渐渐地不那么警觉了。在最初一段时期里，我始终感到这一点。乌利里赫常常同我和安内玛丽在一道。他喜欢自己的妹妹，对她十分依恋。我们３人一起去看卡尔辛坎剧团演出的半裸体哑剧。安内玛丽说，我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比预计的要快得多。她认为这是她个人的成就。过了几天，卢克邀请我去参观画展。他很随便地说，这些画是××国和其他国家的博物地拿来做短期展出的。大厅里有３个上了年纪的法国人，是工作人员，他们的目光冷漠、呆板，不论谁走近作品，用手摸它，或者索性把它拿走，他们好象都无所谓……
这里有几幅戈雅①的油画，画的是老工匠；还有提香②为几个加冕帝王画的肖像画，他们的面部表情都是闷闷不乐的；还有布莱盖尔③的一幅画，好象是从维也纳画廊拿来的，叫做《巴比伦之塔》。我根本没听说过这幅画，这使安内玛丽大为吃惊。卢克竭力利用这个机会，给我提供“思考的材料”。
【 ①戈雅（1746—1828年），西班牙画家和雕刻家。——译者】
【 ②提香（1490—1576年），意大利画家。——译者】
【 ③布莱盖尔，荷兰画家。——译者】
“弗朗茨，你看，走近点儿。你看这些人，这些机械装置，是不是有点象我们现在的起重机？你看，这座塔高耸入云，它是多么高大、壮观。人们在尽心尽意地工作：他们的神态各不相同，好象蚂蚁一般，天生就知道要干活，而且努力完成它，虽然他们知道绝不会因此而受到表扬，也不会为他们受勋……上面命令这些人造塔，于是他们便从四面八方集拢起来，把塔造好。可是你看……这副画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使我们相信，这座塔注定是要倒塌的。每个人都在干活，各干各的。可是塔却逐渐倾斜起来。你往这儿看，懂了吗？”
参观的人开始注意我们。人们把乌利里赫当成了讲解员。
为了避免误会，他往后退了一步，继续小声讲道：“你看见没有，塔从这儿开始倾斜起来。这座塔还要造许久，人们还要流许多汗，但却是为了这座塔迟早要倒掉。它不会有别的结果。这是一些语言不通、又互不理解的人们在造塔。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再看一会儿。”
“我们是往下看。还是等他？”安内玛丽没有听乌利里赫讲。对她来说，这都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她在看旁边的几幅画，同时仔细端详一位干瘦的太太。这位太太穿着一件墨西哥式斗篷，上面缀着五颜六色的小金属片。安内玛丽掀了掀鼻子，表示对这种服饰颇不以为然，便不紧不慢地跟在哥哥后面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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