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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10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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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菊在街上帮人擦皮鞋,正巧遇上了初中同学阿宽。阿宽喊菊时,菊有点不知所措,脸色绯红。阿宽说,你怎么在城里干这个?菊尴尬地说,下岗了,没找着别的事,擦几天皮鞋,省得闲着。阿宽爽朗一笑说,别干这个,跟我干得了。我在跑运输,给城里菜市场运蔬菜,你到时候帮忙过过称,一天给你二十,比你干这个强。菊说,那行吗?阿宽说,咋不行,到时候上你家给碗水喝就行了。
  就这样,菊跟阿宽干起了运输蔬菜的生意,收入也不错。每次阿宽给她发钱,她都说自己多拿了不好意思,要拿出百十元给阿宽买点东西。
  阿宽还是上学时的老样子,朴实,爽快。菊觉得阿宽帮了自己的大忙,也经常请阿宽上家里吃顿便饭。菊那天喝了点酒便说,阿宽,世上的人都在变,就你没变。阿宽说,不是我没变,菊,是你没变。实话对你说,当初我老婆嫌我穷,跟别人跑了的时候,我杀人的心都有。我恨过所有女人,为报复女人,我泡过小姐,又把她扔掉。女人不是爱钱吗?我阿宽现在有…有…钱了。阿宽那天也喝多了。
  从那以后,菊单独和阿宽在一起时就有点不自在。阿宽总问,菊,我那天酒喝多了,没有违法乱纪吧?菊淡淡一笑说,怎么会呢?
  菊那天把阿宽扶上床时,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阿宽壮实的手臂搭在她瘦弱的肩头时,她顿时感到心里暖暖的。她把阿宽放在床上,正想起身帮阿宽脱鞋,阿宽有力的手一把抓住了她。她没站稳,一下倒在阿宽的怀里。阿宽醉醉地说,菊,别走开。阿宽说完便睡着了。菊静静地躺在阿宽的怀里,情不自禁搂紧了阿宽。这时,客厅的时钟敲响十二点。菊猛地想起了自己死去的老公。她又跑到客厅望着老公的遗像哭泣起来。阿宽在床上打着呼噜,菊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夜。
  阿宽显然不知道这些,还是一天到晚忙着跑运输,菊的脸色也开始红润起来。终于有一天,阿宽西装革履提着一个小包来到菊家。菊说,今天咋这么精神?阿宽说,要娶媳妇嘛,能不精神?说着,就拉菊去婚姻登记处登记。菊迟疑地说,等两天不行吗?阿宽说,不行。我等不及了。等两天到哪儿去找你这么不贪钱的女人。菊噗嗤一下笑了。
  
  竹
  
  竹是个喜怒哀乐爱挂在脸上的人。今天看到报上又称她是女强人,就满脸不高兴,逮着谁就想对谁撒气。凌志见竹进门后鞋都不脱就气呼呼地把报纸重重地摔在饭桌上,便奇怪地问,嗳,又谁惹你哪?竹坐在沙发上,把脱下的鞋往门口一扔,没好气地说,没你事儿,做你的饭去。
  竹最烦别人说她是女强人,她对女强人这个称谓很反感。
  一听到女强人这个词,竹就会联想到强人所难、强盗等词汇。总之,竹的思维很奇特。
  她认为能干的女人还是女人,只不过背后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艰辛和酸楚而已。女人天生就是弱者,爱哭、胆小几乎是所有女人的共性。竹说自己也不例外。
  如今这年月,女人能干,还不如年轻貌美。你费尽心机谈的合同,左推右拖签不下来,人家漂亮小姐撒个娇就结了。能干有什么用?什么女强人?全是扯淡。
  然而,竹确实精明强干,在前任总经理贪污受贿锒铛入狱,公司连年亏损的情况下,竹极不情愿地接下这个烂摊子,能把它经营得有条不紊,并创收千万元,这就是本事。
  竹是个典型的工作狂,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同事们怕她累垮了,就劝她悠着点儿。竹说,我也想悠着点,可别人都在拼命挣啊,你悠着饭碗就被别人抢跑,那就要挨饿。再说老天爷不叫我生孩子,不就是让我轻装上阵,全力以赴地工作吗?
  自从当上了总经理,竹就很少在家吃饭。总经理少不了应酬,而竹最怕这种应酬。竹是个直肠子,不会说违心的话,搞不好就把人得罪了。那次请工商、税务吃饭,酒喝到最高潮时,大家都在相互说些逢场作戏的话,竹却念了段时下流行的顺口溜:“财政是爹,银行是娘,工商税务两条狼。”搞得大家不欢而散。
  更令人心焦的是,应酬来,应酬去,竹的身体应酬得越来越胖,脾气也应酬得越来越坏了。凌志却说,竹是到了更年期。
  更年期寓意着什么?竹想,男人四十一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何况自己都四十二了,恐怕连豆腐渣都算不上。瞅着自己发胖的躯体,竹下了下狠心,开始节食,喝减肥茶。直到有一天,胖是减了,但她在作报告时昏倒了。
  躺在医院里,竹望着凌志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凌志对竹耍贫嘴说,以后别再减肥了,瘦子有啥好?搂着像一捆干柴。我不嫌你胖。别人说啥没用,管他呢。
  竹是不在乎别人说什么。记得有一次,一个泼妇为了泄私愤,在办公室指着竹破口大骂,骂竹是不会下蛋的老母鸡。竹只平静地回敬了一句,你除了会下蛋还会干什么?
  竹回家还是大哭了一场。自己受委屈不要紧,她感到对不起凌志,不能为他生个孩子。每次和凌志一起散步时,凌志看人家孩子那种慈爱的目光就像钢针一样刺痛着竹的心。
  竹虽然很少回家吃饭,但早餐她每天必须亲手做。她做的甜米酒,能让凌志喝一口,甜上一天。凌志就笑,以后你别做早餐了,怪忙的,怪累的。竹说,那不行。撒切尔夫人都天天给丈夫做早餐,何况我这个小小的总经理。凌志说,不是的,再这样下去,我的牙都得甜掉了。
  竹笑说,甜掉了,我不嫌你就行。
  凌志大笑,老婆你搞清楚,到底谁嫌谁哟?
  
  兰
  
  兰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十年的忍让,到头来换来的是丈夫一句冰冷如铁的话:我们的缘分已尽,分手吧。
  兰听后没有感到震惊,只是很绝望。她想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可丈夫说,离婚谈不上谁对谁错。
  结婚十五年来,前五年兰和昆还是出双入对的恩爱夫妻。可后十年,昆的文凭、职务日渐见长,脾气也日渐见长。动不动就说兰是个只会卖菜做饭目光短浅的小市民,开始是笑着说,后来是板着脸说,再后来就不愿和兰一起上街了。昆觉得兰像一潭死水,怎么也激不起一点浪花。怎么说她都不急不恼,夫妻之间连架都吵不起来,日子过得没味透了。
  兰心里更是万分委屈,这些年来,为了支持昆学习工作,自己把外出培训学习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自动放弃,一天到晚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地为昆服务,可到头来,昆已是具有硕士学位踌躇满志的处长了,自己还是个原地踏步的中专生。兰是个本分人,从不指望夫贵妻荣。但让她始料不及的是,昆和她在文凭、职务上产生距离后感情也产生了距离。
  兰万万没想到这一点。她不知自己错在哪里?
  记得上小学时,昆总抢着帮她背书包,成天蜜蜂一样围着她转。上初中男女生一般都不大搭话,可昆每天放学还要等兰一起回家。上中专时,昆发现班里好几个男生对兰献殷勤,就幡然醒悟,开始疯狂地追兰。兰性格温柔沉静,以为与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相互了解,可以白头偕老,谁知感情这东西如此变幻莫测?
  兰心里郁闷时,就回忆从前美好的日子。那时,昆爱调皮地歪着脑袋看着她,说她是美丽的兰花,带着淡淡的幽香。遇上她,是他这一辈子的幸福。
  因此,昆每次发脾气,兰都忍着,承受着,从不向外人提起。
  一次,昆喝醉酒后被人送回家,躺在沙发上喊着一个人的名字,兰听到这个名字叫雨霞。兰的心被深深刺痛,她知道这个雨霞是昆的女秘书,一个大学毕业分来不久的靓女生。后来,兰没有向昆问起此事,她也不想知道昆和雨霞之间的故事。
  日子还是一天一天地熬着。兰一天比一天消瘦。
  终于有一天,昆不在家,雨霞来了。一身素雅的装束,一脸纯真的笑容。兰一见到她就情不自禁地自惭起来,而雨霞与她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兰姐你真漂亮。兰心里没谱,不知说什么好。雨霞直截了当谈到昆,谈到她和昆的关系,谈到鲁迅的小说《伤逝》,爱情要不断更新。兰一直静静地听着,最后,她听明白了,这个可爱的女孩与昆只是上下级关系。雨霞性格活泼开朗,昆爱和她聊天,自然也谈到家庭的关系。她这是特地来劝说兰的。雨霞最后一句话兰记忆犹深,她说,兰姐,你一直是在为别人活着。
  兰说,我一直是在为别人活着?
  雨霞着实给兰上了一课。兰忽然明白了自己这些年错在哪里,她善于忍受,但不善于沟通;最重要的是,她一直忽视了自己的存在。
  一个女人,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成为男人的附庸。自尊、自强永远是女人自我保护的法宝。兰感到自己醒悟得太迟了。与昆的距离已经拉大,这是一条鸿沟,尽管两人都想去填平它,但也难免有刮风、下雨、发山洪的时候,这条鸿沟还能填平吗?兰决定和昆好好地谈一谈。
  
  梅
  
  梅是我的好友,不是《家》中那个郁郁寡欢的梅表姐;而是一位活泼开朗的现代女性。
  在我眼中梅是个独特的女子:美得独特,善得独特,处事更独特。
  认识梅,首先是因为梅的美丽。
  梅是那种让人见了一眼就难以忘怀的女人。而我这人又天性“好色”,喜欢与美女为伍(可我不是同性恋),这就是我与梅交友的前题。
  与梅第一次相见,是在几年前一个很尴尬的场面。
  那天,我们年轻帅气的科长杨在科里几位靓女的怂恿下,率领全科先是在海鲜楼喝得五迷六道,然后又晃晃悠悠去歌舞厅唱歌。正当一位浓妆艳抹的坐台小姐坐到杨的腿上撒娇时,忽地进来了一位白衣紫裙的靓丽佳人。这位佳人的到来,男士都眼前一亮,我们科几位靓女都感到相形见绌。佳人露出玉齿微微一笑,指着坐台小姐说:“小姐,您坐错了地方吧?”坐台小姐恼怒地说:“关你什么事?管得着吗?”这时,杨大惊失色,猛地推开坐台小姐呼地站起来(酒可能也醒了一半)吼道:“怎……怎么管不着?她是我老婆。”等大家醒过神来,想再仔细一睹芳颜时,佳人已影去无踪了。
  靓女们顿时讪笑:“科长今天可惨了,准备回家下跪吧。”
  要说,杨算是个不错的男人。工作认真负责,长得又帅气,脾气也温和。唯一的缺点,也是他致命的弱点,就是太花心。
  他的理论是,天下男人都一个德性,都希望自己的老婆保守些,别人的老婆开放些。男人见了漂亮女人,就像女人见了漂亮衣服一样,即使到不了手,也要眼巴巴多瞅几眼。
  杨倒是表里如一。
  他不像有的男人,人前装得满脸严肃,人模狗样;背地里却是猪狗不如。他敢公开地大大方方地与美女们调笑周旋。那种泡沫爱情把他滋润得很茁壮。
  他善于处理内外关系,对外逢场作戏,对老婆情真意切。因此,他一直保持着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的良好纪录。
  在没见到梅之前,我猜想科长老婆肯定和我一样,长得对不起观众。
  自从那天见到了梅,我心中就感到忿忿不平。科长也是的,守着那么漂亮的老婆还心猿意马,四处拈花惹草。真是太不知足了。
  心里是那么想,但每次杨出差不在家时,科里派我去梅那儿送工资或什么的,我从不说杨半句闲话。不是因为我多高尚,我是不愿看到梅这样的漂亮女子委屈生气。
  梅对我很友好,每次去她家,她总是倾其所有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我。她爱笑,一笑嘴角就微微上翘,眼睛弯如月芽儿,迷人极了。她脸上的笑容犹如冬日的阳光,让你感到暖融融的。
  与梅交往很轻松很愉快,我们常常一起逛商店、书店,她从不向我打听科里的事,这让我感到安然。
  她爱美的劲,让你没辙。见了她喜欢的时装,她能一件件试个没完。自个儿在镜子跟前照够了,就笑嘻嘻地来问我:“怎么样,好看吗?”我说:“好看。”其实梅真的穿啥都好看。
  梅试衣多,买衣少。梅悄悄告诉我,她每月的工资要省下五十元寄给她资助的那个山区特困生。这件事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包括杨。她说:“能帮助别人,心里感到很幸福。”
  梅十分爱自己的丈夫,包括杨的缺点她都能包容。她处处用柔情浸染感化着杨。
  我佩服她的大度,欣赏她的为人。但我也担心她将来成东郭先生。
  中国进入WTO后,梅就报名学起了英语,而且学得很起劲,有时还酸不溜秋地给我对几句。白天上班忙,只有晚上去上课。杨有些不以为然了,嘴上说是担心梅的安全,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
  憋了几天,杨终于装着玩笑的样子对梅说:“嗳,小心点,别让老外把你勾走了。”
  梅听后,格格开心地笑个不停说:“老外才勾你呢,我们老师是个女的。”杨乐得哈哈大笑:“嘿,你早说呗,害得我几晚没睡好觉。”
  责任编辑维佳
  
  
  



■  吕志青
  “切”这个字是阿根廷人从印第安人的瓜拉尼语中借用来的。在瓜拉尼语中,“切”的意思是“我的东西”。但在潘帕斯草原居民那里,随着语气和上下文的不同,“切”表示多种多样的人类激情:惊讶,喜悦、悲伤、温存、赞同、抗议。
  ——俄约·拉弗列茨基《格瓦拉传》
  
  1、背景
  
  2001年3月,话剧《切·格瓦拉》在上海的蓝馨剧场上演,演出极为成功。演出结束后,剧组人员去复兴公园酒吧开了一个庆功会,之后大家打车回去。三个女演员和一个男演员兴奋劲还没过去,决意步行。走着走着来了状态,竟借着路灯,在马路上演起了剧中片段。一大帮上海人紧跟在后面,出租车司机用车灯帮着照明,街两边的居民打开了窗子。几个演员发了人来疯,走一段,演一段,正剧演完再反串,后面跟着长龙般的队伍,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出租车司机,演员们步行,他们就缓驶护驾,互相推波助澜,气氛很是壮烈。不觉天色将晓,队伍已经走到了旅店门口。
  这是张广天在《我的无产阶级生活》一书中讲到的一个情景。张说的这个晚上我正在上海,而且正是那长龙般队伍中的一员。
  当时我碰巧到上海出差,顺便去复旦看望在那里读博士学位的老戈。老戈从前跟我有过一段共同的流浪经历。那个晚上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从前。实际上,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几个混在上海的自由撰稿人。那晚,我们从蓝馨剧场出来之后也去喝了几杯啤酒,喝啤酒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谈论着格瓦拉,五个人分成了两个阵营。
  以老戈为首的一方,在总的倾向上对这个话剧是否定的。在老戈看来,演员带给观众的诱导是偏左的,而这种偏左来源于我们以往从教科书上得到的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提到了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提到了王国维对哲学发出的感叹: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提到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罗伯特·达尔的《论民主》以及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等等,总之一句话,他认为《切·格瓦拉》一剧是在开历史倒车。
  另一方则以老戈的一个小个子朋友为首,这位朋友将切·格瓦拉与堂·吉珂德与耶稣基督作了比较,他认为切与耶酥无论在救世思想还是在精神气质上都极其相似。比如,切曾说,要是有人给我一只手枪,我才上街(游行)!耶稣则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耶酥多次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切则在给他双亲的信中说,“我是一个为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也许结局就是这样。我并不寻找这样的结局,但这是势所难免的。”
  双方的观点是这样对立,由争执几乎发展到动粗。可就在这时,街上突然传来了喧闹声,接着我们就赶上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奇异的街头演出立刻使双方停止了争吵。更为奇异的是,我看到争吵的双方同样为那情景所激动。
  实际上,激动的还不仅仅只有我们这些人,许多工人(事后我们知道上海的运输工人在为剧组装台的工作中异常热情连夜加班)、市民和学生(复旦的学生为该剧的演出奔走相告四处张罗)都兴奋不已。
  将近凌晨四点,我离开朋友回到我所在的旅馆,可毫无睡意。黑暗中,我看到那个外号叫“切”的阿根廷人跟随菲德尔·卡斯特罗登上了“格拉玛”号游艇,由墨西哥向古马驶去。那是1956年11月25日凌晨二时。据说这艘游艇是卡斯特罗以一万二千美元的价格从瑞典一位著名人种志学者手里买下的,额定乘员八人,最多载十二个人,可他们却塞了八十二人!八十二个人将游艇变成了一个沙丁鱼罐头,八十二个人一齐唱着《七月二十六日颂歌》。天在下着大雨,海上起了风暴。八十二人当中,除了两三个水手和四五名战士之外,大多数人都晕船,又呕又吐的。走了一阵,突然游艇里进了水,偏偏抽水机又坏了,轮机停转了。有人拿来水桶舀水,另一些人则将罐头扔进海里以减轻负载,可忙乎了一阵才发现原来是厕所里的水龙头忘了关上,真的让人啼笑皆非。这还不算,整个航程需要八天时间,到第四天时,每人还能得到一小块干酪和几根香肠,到了第五天却只有一些烂桔子了。接下来的三天时间他们几乎是在饥饿中渡过的……一切看起来似乎都还没准备好。而且,当“格拉玛”号刚刚驶近古巴海岸就搁浅了,不多一会儿就遭到政府军的猛烈攻击,这一仗下来,只剩下十二个人。十二个人转移到马埃斯特腊山区去打游击。
  整个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希望。事实上,大多数人并无必胜的信念,也说是说他们并没能预见三年后进军哈瓦那的胜利,就连切也是如此。切在给他父母的告别信中以他一贯阴郁幽默的口吻说,“我正要去干的这桩事是值得为之牺牲的,尽管这桩事看上去是以卵击石。”换句话说,支配他们的不是理智或者说主要的不是理智……这个夜晚,我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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