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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不若行之，行笃则知愈明
就一个人的学问和修养说，他必须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
——《三松堂自序》“50年代及以后”
做学问需要两步：想和做。在想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将自己置身于浩渺的宇宙天地之间，尽情地享受驰骋的乐趣。但“做”则完全不同，它需要真正耗费脑力和体力，需要面对过程中的许多困难。然而，“做”又是至关重要的，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当我们将所学真正地用于实践，才算是将其转化为了自己的学识，才算是真正地学会了。
冯友兰先生说：“就一个人的学问和修养说，他必须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如果仅只读了一些经典著作，掌握了一些文献资料，懂得一些概念或范畴，而完全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人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人也不是社会所需要的。
做学问如果只是停留在“想”的阶段，即使是满腹经纶，也无法将其认为是真知灼见的东西灵活地运用于实践的话，那么就一如“纸上谈兵”的赵括一般，学问在他那里不仅毫无价值，反而成为导致他失败的因素。
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船长，每次出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能化险为夷，他驾驶的船只经历了数百次的风暴，每次都安全抵岸。正因为如此，人们都称其为“船王”。
船王有个儿子，备受宠爱。船王把所有的经验都毫无保留地教导给了儿子。儿子也背得滚瓜烂熟，跟众人谈起航海经验来头头是道。后来，船王在一次出海时暴病身亡，众人一致推荐船王的儿子接任船长。这天，海上起了一场小风暴，船王的儿子努力回忆船王教导过的话，按船王教导的去做，可好像一点儿作用都没有。很快，一个巨浪打来，船只沉没了。
显然，船王的儿子和赵括一样，都只会纸上谈兵而已，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实践。所谓的学问，不论是别人倾囊相授的，还是自己苦学而得的，仅有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却总是容易被忽略。而铭记这一道理的人，才能将学来的理论转化为自己的知识，索罗斯便是这样的一个人。
号称“金融天才”的乔治·索罗斯，在当代金融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海森伯发现的“测不准原理”：金融市场是毫无理性可言的。他曾经坦言，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自己也亏了很多。因为自己也测不准，出错了，所以，短期的投资走向他不预测，因为太容易证明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索罗斯的基金运作十分成功。
1992年9月1日，他在曼哈顿调动了100亿美元，赌英镑下跌。当时，英国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加剧。梅杰政府把基金会的大部分工作交给了年轻有为的斯坦利·杜肯米勒管理。杜肯米勒针对英财政的漏洞，想建一个三四十亿美元的放空英镑的仓位。索罗斯的建议是将整个仓位建在100亿美元左右，为此他必须借30亿美元来进行一场大赌博。
最终，索罗斯胜了。9月16日，英国财务大臣拉蒙特宣布提高利率。这一天被英国金融界称为“黑色星期三”。杜肯米勒打电话告诉索罗斯，他赚了9。58亿美元。事实上，索罗斯这次赚得近20亿美元，其中10亿来自英镑，另有10亿来自意大利里拉和东京的股票市场。在这次与英镑的较量中，索罗斯等于从每个英国人手中拿走了12。5英镑。
索罗斯曾把他的投资理论写成《金融炼金术》一书，阐述了他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对射理论”和“盛衰理论”。他认为市场参与者的知觉已影响了他们参与的市场，而市场的动向又影响他们的知觉，因此无法得到关于市场的完整的认识，但市场有自我强化的功能，繁盛中有衰落的前奏。→文·冇·人·冇·书·冇·屋←
从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到索罗斯自己的投资理论，这一实质性的转变就源于索罗斯的投资实践。对于所有做学问的人而言，实践都是把别人的理论转化为自己的理论的关键点，一如冯友兰先生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学习，到形成自己的哲学理论一般。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游刃有余，熟能生巧达“化”境
一个战士用他的武器，到最熟练的时候，也会觉得他的武器就成为像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就像他的手脚一样。
——《三松堂自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俗语说“一年生、二年熟、三年巧、四年精、五年通、六年达、七年贤、八年师、九年博、十年专。”任何知识与技能的学习，都必须经过一个由不知到知、由不熟到熟的过程。唯有到了能随心所欲地使用知识与技能时，才算真正将其化为己有，达到“化”的境界了。
冯友兰先生曾在其自传中讲过这么一段话：
有一个会开汽车的朋友告诉我说：开车开到熟练的时候，车就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车的四个轮子，就好像自己的两条腿一样。一个人在人丛中走来走去，但不会碰倒一个人。一个会开车的人，在众车之间驾车，决不会碰车。哪个地方车能钻过去，哪个地方钻不过去，他是一望而知，不假思索就可以决定的。我想：一个战士用他的武器，到最熟练的时候，也会觉得他的武器就成为像他的身体的一部分，就像他的手脚一样，达到这种程度，就叫做“化”。
对于哲学的研究与应用，冯友兰先生已经达到“化”的境界了。正如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所言：当代中国哲学界最有名望的思想家是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三家学说都表现了中西哲学的融合。唯有冯友兰先生的哲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各半，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西结合。
确实，冯友兰先生用他毕生的精力来了解和熟悉哲学，哲学就好像成为他的手脚一般，已经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已经达到了“化”的程度，故而他能将西方的哲学思维与理念信手拈来，亦能将中国古代的哲学阐述到冠绝一时。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重复，重复，再重复的过程，就像庖丁解牛之所以能游刃有余，也是熟练使然。世间之事，皆是如此，求知更是如此。很多时候，人们需要的就是熟能生巧而已。
日本著名的推销大师原一平在即将退休之前，在城中最大的体育馆做告别职业生涯的演说。那天，会场座无虚席，大幕徐徐拉开，舞台的正中央吊着一个巨大的铁球。为了这个铁球，台上搭起了高大的铁架。
原一平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走了出来，站在铁架的一边。人们惊奇地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这时，两位工作人员抬来一个大铁锤放在原一平的面前。主持人这时对观众讲：请两位身体强壮的人到台上来。好多年轻人站起来，转眼间已有两名动作快的跑到了台上。
原一平这时请他们用这个大铁锤，去敲打那个吊着的铁球，直到把它荡起来。一个年轻人抢先拉开架势，抡起大锤，全力向那吊着的铁球砸去，一声震耳的响声随之传来，但那铁球动也没动。他就用大铁锤接二连三地砸向吊球，很快他就气喘吁吁，可依然丝毫未动。另一个人也不示弱，接过大铁锤把吊球打得叮当响，可是铁球仍旧一动不动。
台下没了呐喊声，观众好像认定那是没用的。此时，原一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锤，然后认真地用小锤对着铁球敲了一下，然后停顿一下，再一次用小锤敲了一下。人们奇怪地看着，老人就那样敲一下，然后停顿一下，持续地做着。
二十分钟过去了，会场早已开始骚动，人们用各种声音和动作发泄着他们的不满。老人仍然在一锤一停地继续着。人们开始愤然离去，留下来的人们好像也喊累了，会场渐渐安静下来。
大概在进行到四十分钟的时候，坐在前面的一个妇女突然尖叫一声：“球动了！”霎时间人们都抬起头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个铁球。那球以很小的幅度动了起来，不仔细看很难察觉。原一平仍旧用小锤继续敲，人们好像都听到了那小锤敲打吊球的声响。吊球在老人一锤一锤的敲打中越荡越高，它拉动着那个铁架子“哐、哐”作响，它的巨大威力强烈地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终于，场上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在掌声中，老人转过身来，慢慢地把那把小锤揣进兜里。老人开口讲话了，他只说了一句话：在成功的道路上，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以百倍的恒心和耐心等待着成功的到来。
求知需要的正是原一平这样的精神，或许很多时候知识看起来都像画鸡蛋一样简单，但真正的知识不在于鸡蛋画得如何，而在于不断重复画蛋过程中所训练出的得心应手。这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谓的“化”，和民间谚语中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有异曲同工之妙。
学问尚专精，研摩贵纯一
敬即是上海话所谓“当心”。我们做事，必须全副精神贯注，“当心”去做。
——《理想人生》“存诚敬”
罗曼·罗兰曾说过：“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凿许多浅井，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凿一口深井。”在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到最好，但却一定可以把其中的一件事做到最好。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更容易成为强者，为学尤其如此。
综观世间学有专长之人，都是由于其对某一领域有所偏好，专注于心，穷根究底，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冯友兰先生便是一个典型。就像画家专注于画板、音乐家专注于琴键、农夫专注于季节与大地一样，冯友兰先生关注的便是哲学。
冯老作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无论何时，无论身处何境，都始终专注于哲学的研究。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他一个人艰难地啃完了耶芳斯的《逻辑要义》原著，此时的他只有16岁，对哲学的热情却已是如此炙热；面对北京大学法科备受青睐、文科出路遇冷的差别，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己中意的文科，学习哲学；刚到哥伦比亚大学时，语言的障碍和东西方哲学的巨大差异，令他非常不适应，他仍专注于解决心中的哲学困惑，并获得了实用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的评价；建国之前，他长期被纷繁芜杂的行政工作所困扰，但他心中始终坚持对哲学的那份专注；即便是在批判整天没完没了的环境下，冯老仍坚持他的学术研究。
正是凭着这份对哲学的专注，才成就了冯老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他将这种“专注”称之为“敬”，他说：敬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精神总动员”。敬即是上海话所谓“当心”……我们做事，必须全副精神贯注，“当心”去做。做大事如此，做小事亦须如此。所谓“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是也。
专注于心是做学问的大原则，博而不专，杂而不精，必然会成为学术研究的最大阻力。
世界上有座“人人都是语言学家的城市”，然而，就是这座每位市民至少都会三种语言的城市，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大文豪。
这个以语言见长的国家即卢森堡，它处于欧洲“十字路口”，夹在德、法、比三国当中，人口仅四十万，其中外籍人口占到26％。其首都卢森堡市，有八万人，是欧洲金融中心和钢铁基地之一，外国人占的比例更高。由于对国外经济的依赖性，在卢森堡，每人精通三种语言是未出娘胎就注定的。
当婴儿牙牙学语时，母亲首先教其说本国的卢森堡方言，这是国人日常交谈的口语；进入幼儿园后开始学德语和法语，因为二者是官方语言，而德语更是教学宣教的语言，不懂德语就不能跟着神父念圣经唱圣诗；小学同时用德、法两种语言授课；中学修第三门外语，如英语、拉丁语等，因为国内没有大学，要深造必须出国留学。
在卢森堡，约定俗成的是，报纸用德文出版，杂志用德、法文出版，学术杂志只有法文。广播用德、法语，电视用法语。招牌、菜名、各种票证、车票、单据也是法文。议会辩论语言只许用法、卢两种。法庭审讯犯人使用卢语，宣判用法语，判决书用德文打印……走进一户人家，你会看到父亲在读德文报，儿子在念法文书，女儿在唱英文歌，母亲在用卢语唠叨。
对于外国人高度赞美的语言的多样化，卢森堡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埋怨为了谋职和生存，将大半精力都消耗在三四种语言的学习与运用上。虽然他们懂得的语言多，但能够真正精通的却太少。透视卢森堡，该国之所以难以诞生一个文学巨匠，并非是其文化底蕴的匮乏，而是各种泛滥的语言阻碍其走进文学殿堂的纵深处。
斯蒂芬·茨威格曾说过：“一切艺术与伟业的奥妙就在于专注，那是一种精力的高度集中，把易于弥散的意志贯注于一件事情的本领。”一个人如果能做到除了追求完整意志之外把一切都忘掉，完全沉浸于对自我的提升之中，那他就能在求知的路上走得更远。
立学于勤，成功源自“九分汗”
无论古今中外，凡在某一方面成大功，立大名底人，都是在某一方面勤于工作底人。有人说：一个人的成功，要靠“九分汗下，一分神来”。
——《冯友兰谈哲学》“励勤俭”
所谓天才，就是努力的力量。“无讼在哪一方面成功的人，都要努力。如果非常懒惰，而想成功，正如希望苹果落在自己嘴里，一样的不可能”。有句老话叫“天道酬勤”，也就是说，天意总是厚报那些勤劳、勤奋的人。迷信天意固然是虚幻的，但只要付出了努力，一生就一定会向积极的方向转变。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的真理，不投机不取巧，踏踏实实做人做事，你就一定能够成功。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天才，有的只是一种天分，而勤奋能够将天分变为天才。只有勤奋，才能让人永远追求进步，永不停息，做学问尤其如此。
冯友兰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为哲学而努力，西方因他的著作而知中国哲学，就连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都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他所著的“三史六书”是所有了解中国哲学的人都不可能绕过的。
做学问至此，冯老无疑是成功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哲学界的天才，但冯老付出的努力也远非常人所能想象。从一个中国哲学的门外汉到无法跨越的大师，其中的艰辛与汉水都是为成功而付出的代价。冯老正是秉持着这份勤奋，才收获了如此之高的学术成就。
从来就没有无需勤奋努力便能成功的天才。爱迪生说：“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一句话道出了天才之为天才的真谛。大凡学有成者，无一不是勤奋刻苦的知识追求者。就像冯老所言：世界上，历史上，凡在某方面有大成就底人，都是在某方面特别努力底。古人说：“业精于勤。”人没有不勤而能精于某业底。
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在19岁以前还从来没有进过中学。他的童年生活充满了贫困与艰难，他曾是一个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偷盗等勾当上的问题少年。然而有一天，当他拿起《鲁滨孙漂流记》时，人生从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看这本书时，饥肠辘辘的他竟然舍不得中途停下来回家吃饭。第二天，他又跑到图书馆去看别的书，另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一个如同《天方夜谭》中巴格达一样奇异美妙的世界。
从这以后，一种酷爱读书的情绪便不可抑制地左右了他。一天中，他读书的时间达到了10～15小时，从荷马到莎士比亚、从赫伯特斯宾基到马克思等人的所有著作，他都如饥似渴地读着。19岁时，他决定停止以前靠体力劳动吃饭的生涯，改成以脑力劳动谋生。
杰克·伦敦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德中学后，不分昼夜地用功，从来就没有好好地睡过一觉。他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四年的课程念完、通过考试后，他进入了加州大学。
他怀着成为一名伟大作家的梦想，一遍又一遍地读《金银岛》、《基督山伯爵》、《双城记》等书，之后就拼命地写作。他每天写5000字，也就是说，他可以用20天的时间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他有时会一口气给编辑们寄出30篇小说，但它们统统被退了回来。
后来，他写了一篇名为《海岸外的飓风》的小说，这篇小说获得了《旧金山呼声》杂志所举办的征文比赛头奖，但他只得到了20美元的稿费。五年后的1903年，他有6部长篇以及125篇短篇小说问世。他成了美国文艺界最为知名的人物之一。
一个人知识的多寡，和他的勤奋程度永远是成正比的，正如冯老所言：无论古今中外，凡在某一方面成大功，立大名底人，都是在某一方面勤于工作底人。一个在某方面勤于工作底人，不一定在某方面即有成，但不在某方面勤于工作底人，决不能在某方面有成。此即是说，在某方面勤于工作，虽不是在某方面有成的充足条件，而却是其必要条件。有人说：一个人的成功，要靠“九分汗下，一分神来”。
反躬默省，成长的第一步
反思，总是在生活中遇见什么困难，受到什么阻碍，感到什么痛苦，才会有的。
——《三松堂自序》“40年代”
当惹了麻烦、闯了祸、做错事、伤害了别人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对大多数人而言，首先想到的是逃避责任，他们习惯于将自己的过失与错误归咎于外在的客观条件或他人的干预，而不是主动承认错误，从自身的努力、能力上寻找原因。这是一种缺失，反思与自省的缺失。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认识错误是拯救自己的第一步。”孔子的弟子曾参也曾说：“吾日三省吾身。”在古代的先贤那里，反思与自省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行为，它应时刻伴随身旁，不断地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反思，总是在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受到什么阻碍，感到什么痛苦，才会有的。如同一条河，在平坦的地区，它只会慢慢地流下去。总是碰到了崖石或者暗礁，它才会激起浪花。或者遇到了狂风，它才能涌起波涛。”但并非所有的人，在面对困难、阻碍和痛苦之时，都会做出相应的反思与自省，始终还是有一些执迷不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