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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是听者无心，两句戏文不过偶然吹到耳内，黛玉仅仅感到“倒也十分感慨缠绵”。听了“良辰美景奈何天”两句，才“点头自叹”，意识到戏里也有好文章，但忽然想到了“世人”，没有和自身联系起来，说明尚未入境。听了“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两句，开始“心动神摇”，渐渐进入艺术境界。接着又进一步，由“心动神摇”到达“如醉如痴”，几乎不能自持，竟一蹲身坐在山子石上，反复咀嚼戏文的滋味。至此，黛玉作为欣赏者已经完全被汤显祖的戏曲艺术所征服。可以想见，黛玉一定是结合自己的身世际遇和到贾府以后的生活经验，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的。艺术欣赏过程到这里本来可以完结了，不料《红楼梦》作者另出己意，让黛玉凭借自己的文化知识，展开一系列丰富的联想，用欣赏者的艺术经验尽量加以印证和补充，把艺术欣赏中的共鸣推向极致。这就是“忽又想起”古人诗句，即唐代崔涂《旅怀》诗中的“水流花谢两无情”；“再又”记起前人词中的句子，即李煜《浪淘沙》中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又兼方才”和宝玉共读《西厢》看到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的句子。一时间都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整个过程，始而“点头自叹”，继而“心动神摇”，最后“心痛神痴”，渐次深入，情感渗入得越来越多，终于情景交融、主客一体、物我两忘，达到艺术领悟的制高点。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与中国文艺学（2）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形容欣赏者的情感渐次变化时，连用了三个“不觉”，就是说，艺术欣赏中的一层比一层深入的感情变化，是不自觉的，目的性让位给无目的性。理解的方式主要是感悟，自由联想代替了逻辑推演。文化素养构成了艺术欣赏深化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是林黛玉，而是一个缺乏文化知识的普通“世人”，即使看到《牡丹亭》的演出，也不一定产生共鸣，至少不会如此强烈，达到这样高层次的境界。我们从这段描写中，可以领悟到和总结出多少文艺学的大道理啊！
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一向讲究意境，不仅创作中多有表现，理论上也有概括。最突出的是王国维，他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这段话见于署名山阴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据赵万里先生说，序文实系王国维自己所作。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人间词话附条》及徐调孚的“重印后记”第256页、第261页。而在谈元杂剧的特点时又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册，第74页。王国维对意境这一概念解释得最明确，而把“意与境浑”看做文学的上乘，是很有见地的，但他没有谈小说。小说是否也有意境？有，《红楼梦》中例证很多。第二十六回，宝玉与黛玉《西厢》戏语不久，两个人都在情意缠绵之中。一天，宝玉无精打采，“顺着脚一径来到一个院门前，只见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举目望门上一看，只见匾上写着‘潇湘馆’三字。宝玉信步走入，只见湘帘垂地，悄无人声。走至窗前，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往里看时，耳内忽听得细细地长叹了一声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宝玉听了，不觉心内痒将起来，再看时，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这一段描写，意与境完全融为一体，景都是为情而设，目的是写出林黛玉春困幽情的意境。湘帘、翠竹写其幽，黛玉长叹写其情。第三十回龄官在蔷薇架下画“蔷”，是表现她的痴情，而宝玉在花架外面看龄官画“蔷”竟忘记自己被雨淋湿，说明宝玉之痴胜过龄官。整个一大段文字都是为了化出一个情痴的意境来。
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是第三十五回，黛玉立于花荫之下，远远地望见贾府很多人都去怡红院看望被打的宝玉，不由得想起自己的身世，伤心得哭起来了。紫鹃劝慰再三，才回到潇湘馆。
一进院门，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二句来，因暗暗的叹道：“双文，双文，诚为命薄人矣。然你虽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胜于双文哉！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鹦哥见林黛玉来了，嘎的一声扑了下来，倒吓了一跳，因说道：“作死的，又扇了我一头灰。”那鹦哥仍飞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鹦哥便长叹一声，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紫鹃听了都笑起来。紫鹃笑道：“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难为他怎么记了。”黛玉便令将架摘下来，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钩上，于是进了屋子，在月洞窗内坐了。吃毕药，只见窗外竹影映入纱来，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黛玉无可释闷，便隔着纱窗调逗鹦哥作戏，又将素日所喜的诗词也教与他念。
苏东坡说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着一‘见’字而意境全出矣”。看了上面这段描写，也是“意境全出矣”！如果把“境”区分为物境、意境、情境的话，那么潇湘馆中的竹影、苔痕当是物境，征引《西厢》的词句是情境，黛玉自叹是意境。但在这里，物、情、意三境是化而为一的，同为黛玉而设。鹦哥的长叹和诵诗，则又把已化出之意境重新渲染、叠印、深化，使物境全部情意化、人格化，然后又通过黛王隔纱窗戏鹦哥把已成之境淡而化出。其中，鹦哥诵《葬花吟》是诗境，黛玉隔纱窗戏鹦哥是画境。此等妙文，只有曹雪芹才写得出。明人朱承爵说：“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声音之外，乃得真味。”试看《红楼梦》中这类描写，可谓意境融彻，因而真味无穷。脂砚斋在一条批语中也说过：“余所谓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泛出者，皆系此等笔墨也。”至于用画家的笔法写小说，几经皴染便成一写意画或工笔画，一部《红楼梦》中更是多多。从文艺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有数不尽的好课题。
《红楼梦》写人物尤其不同凡响，可以说集中了中国古典小说写人物之大成，创造了极为丰富的艺术经验。人物的语言的充分个性化，使读者根据说话人的声音就可以分辨出是哪个人物，研究者多有指出。至于人物形象的生动、逼真、传神，每个读者都留有深刻印象。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写人物常常是一击数鸣，一笔多用。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与中国文艺学（3）
例如第二十九回，贾母带领全家人等去清虚观打醮，张道士送给宝玉一盘子贺物。地点是清虚观的楼上，贾母及众姐妹都在。宝玉于是叫小丫头捧着贺盘，他用手翻弄，一件件地拿给贾母看，说这件怎么样，那件怎么样。忽然贾母从盘子里发现了一件金麒麟，便伸手取出来，笑着说：“这件东西，好像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的。”贾母对哪个女孩子带什么饰物是关心的，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宝贝孙子贾宝玉的脖颈上系着一块玉，但因年纪大，没有记清楚是谁带的，所以说“好像我看见”。这写得很真实，完全符合贾母的年龄、性格、思想。薛宝钗马上接过去说：“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宝钗自己有金锁，她自然注意别人带什么东西，不仅记得，连大小都一清二楚，可见用心之细。这并不奇怪，因为她的金锁是为了将来找有玉的配，这在第八回就作了交代，所以第八回的回目是“比通灵金莺微露意”。宝钗在此场合表态，一来是博取贾母欢心，同时也说明她对饰物的关心，内心活动是相当复杂的。是否也担心贾母过于重视金麒麟，因而情敌中又多一史湘云？黛玉是有此想的，宝钗似也略有所动，只不过隐而不露罢了。宝钗一说，一下子提醒了贾母：“是云儿有这个。”证明贾母确曾看见过史湘云戴金麒麟，只不过一时未想起来。宝玉听宝钗、贾母说了以后，甚感诧异，说道：“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这是实在话。他痛恨金玉之说，谁带什么根本不留意，怎么会看得见呢？探春接过去说：“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理家时杀伐决断的三姑娘，够精明的了，但她对宝钗记忆力的评价却有一点欠深刻。所以林黛玉立刻冷笑道：“他在别的上心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一语道破，纯是黛玉口吻，锋芒、率真、急切心情跃然纸上。宝钗听黛玉如此说，便回头装没听见，正合“自云守拙，人谓装愚”的性格，但内心怕是也很难堪吧。宝玉此时的动作也很有意思，他听说湘云有这个东西，便悄悄把贺盘中的金麒麟揣在怀里了。而且一边揣一边又怕黛玉看见，于是拿眼睛来瞟人，结果黛玉恰好看见，正向他点头，似有赞叹之意。宝玉很不好意思，马上又掏出来，向黛玉笑道：“这个东西倒好玩，我替你留着，到了家穿上你带。”说是好玩是真的，宝玉的用意原是拿回去和史湘云比并玩耍一番；至于说给黛玉戴，那倒是敷衍之词，他未必不了解黛玉如是。所以黛玉说“我不希罕”。宝玉还是揣了起来，说道：“你果然不希罕，我少不得就拿着。”第三十一回“因麒麟伏白首双星”反证了宝玉的用意。
这段文字在书中只有一百六十个字，枢纽是金麒麟，每个人只说一句话，但贾母、宝钗、探春、黛玉、宝玉五个人性格全活跳出来。不过是平常的几句对话，却让人感到紧张，富有戏剧性。古往今来的文学名著不妨拿来一比，写人物达到如此境界的我想不易找到。还有《红楼梦》作者写入物时善于同中见异、异中有同、相似而不相同、叠影而不重复的本领，也足堪赞叹。
黛玉、宝钗、湘云三个人在贾府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大体上是相同的，所受教育也基本相似，性格却迥然有别。如果说黛玉的性格和人生是艺术化的，宝钗则是社会化的，湘云可以说是自然化的。元、迎、探、惜四位小姐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就更明显了。元春之贵，迎春之懦，探春之敏，惜春之僻，书中反复刻画。服侍小姐的丫鬟们，一个个伶牙俐齿，俏丽多姿，远远望去，实难区分，但为人、行事、言谈、举动，即气质和个性，又千差万别。如晴雯的锋芒，袭人的阴柔，平儿的宽和，鸳鸯的刚烈，紫鹃的笃厚，每个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总不见雷同。晴雯和小红口角都很厉害，但晴雯清高，小红浅薄。论才干，探春和凤姐旗鼓相当，但一个文，一个野，所以凤姐承认探春比她还厉害一层。《红楼梦》从不把人物简单化，惯于多侧面、多层次地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薛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纨袴子弟，打架斗殴，行为放诞，但内心深处时有忠厚的一面。柳湘莲救他一命，便忘却旧怨，只颂恩德，为湘莲出家当众落泪，茶饭不进。贾珍固然不好，可是秦可卿死后他“哭的泪人一般”，公开失态，倒也说明他对秦可卿不乏真情实感。至于宝钗的丰富内涵，使得研究者和读者长期聚讼纷纭，褒贬万殊，迄无定论，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表现太丰富了，简单的线性思维绝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红楼梦》里的许多女子，才貌都相当出众，但作者在写法上采取的是传神写意的手法，经常把具象抽象化，把形体灵动化，把相貌神韵化，把环境意象化，给读者若即若离之感，留有充分的想象余地。
黛玉的相貌自然是绝顶出众的，但翻遍全书，竟找不到关于黛玉相貌长得如何的具体刻画，甚至面孔是长是圆，眼睛是大是小，身材是高是低，皮肤是黑是白，都未涉及。只在第三回进贾府时，通过宝玉的眼睛，说她形容特别，连用了五个排句：“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眼睛写到了，但只说是一双“含情目”，作“似喜非喜”状，绝口不提形状大小及眸子光暗深浅。眉毛像一抹轻烟，粗细、长短没有说明。到了第七十四回，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快结束了，才又通过王夫人的嘴，说晴雯的“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反过来说，就是黛玉的眉眼有点像晴雯。但晴雯的眉眼是什么样的？书中没有写。当然晴雯长得是好看的，凤姐说：“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生得好。”贾母也说：“我的意思这些丫头的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他。”得到凤姐和贾母这样评价，晴雯模样的出众可想而知，在丫鬟队中她够得上群芳之冠了。而林黛玉的眉眼像晴雯，由此也可知黛玉的美貌。作者这样写，就是艺术表现上的含蓄、不求穷尽，留空白、留余地，调动起读者的想像力和作者共同创造人物。
第一部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红学与中国文艺学（4）
写史湘云更奇，压根儿没讲湘云长得什么样，面孔、眉毛、眼睛、嘴巴，都未作正面刻画，一个字也没有提起。第二十一回写湘云睡觉：“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写到了头发、臂膀，没有涉及面容。第四十九回写湘云雪天的装束：“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脱了褂子，“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褙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花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麂皮小靴，越见得蜂腰圆背，鹤势螂形。”从外到里，衣着打扮写得细极，就是不及相貌。第六十二回湘云醉卧芍药捆，从别人的眼里看是：“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嚷嚷的围着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办枕着。”不独未及面孔，连身体形态也不着一笔。散落的芍药花、半埋的扇子、闹嚷嚷的蜂蝶、鲛帕包的花枕，都是湘云的身外之物。再就是作者写她好笑，喜欢讲话，又有点口吃。全部关于史湘云的外貌描写就是这些了。可是《红楼梦》的读者都觉得湘云长得不同一般，与黛玉、宝钗相比，鼎足而三，难分高下，不好硬说谁比谁更出众一些。
《红楼梦》里值得总结的艺术经验和艺术规律太多了，岂止人物写得好，其他方面也不乏独创之功，不愧为文艺学极为丰富的原料的宝藏，从这方面深入发掘，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是很大的，红学研究在这里尚有不易穷尽的用武之地。
具有典范意义的学科
红学之所以具有学科价值，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特殊经历也有一定关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的这番经历，使他在转折中和对比中了解了人生；后来走出家庭，东渡留学，然后又弃医学文，投身文学事业，终于成为中国文化的巨人。这和他早年的经历直接相关。一个大作家的造成，除了必需的其他条件，作家本人的曲折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至关重要。
曹雪芹的一生是富于传奇性的，生活道路比鲁迅不知曲折多少倍，遭遇的家庭变故和政治打击，为文学史上许多作家望尘莫及。他的祖上是从龙入关的皇室近臣，特别是曾祖父曹玺和祖父曹寅时期，他的家族达到鼎盛，如《红楼梦》中形容贾府时所说的：“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种极度荣华富贵中度过的。但是后来，随着康熙和雍正的政权交替，曹家受政治牵连，被抄家没产，从此雪芹社会地位大降，晚年竟流落北京西郊，过着身微运蹇、贫困潦倒的生活。由饫甘餍肥的富贵之家，一变而为“举家食粥酒常赊”；从地处江南的“温柔富贵乡，花柳繁华地”，到“寂寞西郊人到罕”；原来是朝廷的宠儿，现在是“坏了事”的罪犯的后裔。这种“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的生活巨变，这种堪称“大阅历、大悲欢”的人生经历，这种“翻过筋斗”的社会阅历，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直接契机。
大作家是需要有大阅历的，没有大阅历绝成不了大作家。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阅历在中外文学史上有代表性。中国过去讲究穷愁著书，认为文穷而后工，不是没有道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迁这段名言，经常为人所称引，其实后面接下去还有“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明确提出著书舒愤的观点。司马迁身受腐刑而撰写《史记》，就是实践他的主张。作为参证，恩格斯也讲过“义愤出诗人”的话。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就是穷愁著书、发愤著书的典型，研究曹雪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