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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七月，齐景公、郑简公联袂来到晋国为卫献公说情。晋平公设宴招待他们。席间，晋平公吟了一首《嘉乐》之诗，其中有“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这样的句子，以表扬齐、郑两国君主的厚道。
当时国弱陪同齐景公在座，他也回敬了晋平公一首《蓼萧》之诗，其中有“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这样的句子，意思是，晋、卫两国均为姬姓，是兄弟之国，您就放过卫侯一马吧！
陪同郑简公而来的公孙舍之也吟了一首《缁衣》之诗：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这是郑国人怀念郑武公的一首诗，赞美郑武公能够给贤者提供朝服、馆舍和美食。公孙舍之以此劝喻晋平公看在齐、郑两国诸侯不远千里来访的面子上，答应他们的请求。
晋国大夫叔向见到此情此景，请晋平公向两位国君下拜，说：“寡君拜谢齐侯关心我国宗庙的安定，拜谢郑伯一心一意对待我国，没有贰心。”
这是相当高级的装疯卖傻。齐、郑两国以诗喻事，为卫献公求情；叔向却故意装作听不懂，仅仅依着诗的本义来答谢两国。也许在晋国人看来，茅氏的三百名晋军之死已经触动大国的底线，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放过卫献公。
宴会之后，国弱派晏婴私下去找叔向，说：“晋侯在诸侯之中宣扬他高尚的品德，关心诸侯的疾苦，补正他们的缺失，所以诸侯都尊其为盟主。现在为了卫国的臣子而逮捕卫侯，这可如何是好呢？”
叔向将这话转告赵武。赵武又转告给晋平公。晋平公便也不卖弄风雅了，派叔向去找齐景公和郑简公，将卫献公的所作所为告诉他们，明确表态：晋国不可能就此罢休。
国弱还是吟诗，这一次是《辔之柔矣》：“马之刚矣，辔之柔矣。马亦不刚，辔亦不柔。志气麃麃，取予不疑。”意思是，马的性子虽烈，仍然要用柔软的马辔来驯服，盟主对待诸侯要宽严有度。
公孙舍之则吟了《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这是未嫁的女子怕别人说闲话而嗔怪情郎的一首诗。公孙舍之的意思是，人言可畏，卫侯虽然犯下大错，罪不当赦，但在众人看来晋国仍然是在干涉他国内政，国际影响很坏。
晋平公听到这样的诗句，终于答应让卫献公回国。但是，答应归答应，晋国方面却一直没有放人。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卫国将公主卫姬送给晋平公当小妾，卫献公才得以回国。
晋平公此举，一则有趁火打劫之嫌，二则触犯了“同姓不婚”的规定，在当时遭到国际舆论的指责。
公元前546年春天，卫献公从晋国回到卫国。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君位的第三十一年，也是他第二次登上君位的第二年。当他进入帝丘的时候，他发现朝中的众臣对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
变化的起因，是当他被囚禁在士弱家里的时候，先期回国的宁喜已经把持了朝政，成为了卫国的实际主宰。
这也怪不得宁喜。当初卫献公派公子鱄与宁喜谈判，不是说过“政由宁氏，祭则寡人”这样的话吗？现在宁喜真的大权独揽了，卫献公却感到很不舒服。大夫公孙免馀看出了卫献公的心事，主动向卫献公提出要刺杀宁喜。
卫献公假惺惺地说：“哎呀，如果不是宁喜，寡人也没有今天。再说，让他执政也是我当时的承诺。你现在贸然去杀他，未必能够成功，只怕空得恶名，还是不要了。”
公孙免馀听出了他的弦外之意，说：“那我就自作主张去杀他，您当作不知道就行了。”
卫献公就真的不知道这件事了。同年春天，公孙免馀与大夫公孙无地、公孙臣密谋进攻宁喜，结果事情败露，公孙无地和公孙臣都被宁喜杀死。卫献公听到这件事，仅仅是感叹了一句：“做臣子的有什么罪呢，可惜父子两人都为我而死了。”
公孙无地和公孙臣的父亲早在十多年前的孙林父政变中被杀，所以卫献公有此一叹。
同年夏天，公孙免馀再度密谋进攻宁喜，趁着宁喜上朝的时候，派人将宁喜和右宰谷杀死在朝堂之上。
血案发生之后，公子鱄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出逃到晋国。卫献公派人去劝阻，公子鱄说：“孙林父逐君，罪当一死，现在却在晋国享清福；宁喜纳君有功，现在却被您派人杀了。您的赏罚毫无章法可言，又怎么能够扬善去恶呢？身为君侯而没有信用，作为国家而没有法度，不是很难相处吗？再说，那时候是我答应宁喜执政的啊！”于是不听劝阻，执意要走。卫献公急了，又派人到黄河边去劝他。
公子鱄不见卫献公的使者，而对着黄河发誓，宣布再也不回帝丘，就在晋卫边境的木门（晋国地名）居住下来。据《公羊传》和《谷梁传》记载，终其一生，公子鱄不再向着卫国而坐，不吃卫国的粮食，不谈论卫国的事情，也没有再踏上卫国的土地一步。木门的地方官劝他出来为晋国服务，他推辞道：“为官而废弃自己的职责，这是罪过。如果尽到自己的职责，这就是宣扬我逃亡的原因，等于说卫侯的坏话。我难道还要向谁诉说吗？”
值得一提的是，公子鱄的离去给卫献公很大的精神打击。一年之后，公子鱄在木门去世，卫献公不顾兄长和国君之尊，亲自为公子鱄服丧，也算是向这位同胞兄弟表达了悔恨之意。
至于杀死宁喜的直接策划人公孙免馀，卫献公打算赏赐给他六十个乡邑作为领地。公孙免馀推辞道：“只有卿才能领有一百个乡邑，而我已经有六十个了，不敢超标。而且宁喜就是因为领地太多了，才惹祸上身，您如果再给我六十个乡邑，我怕自己无福消受哟。”
卫献公坚持要赏他，他推辞不过，接受了其中的一半。后来卫献公还打算任命他为卿，他辞谢道：“大叔仪为人忠厚，没有三心二意，您还是任命他吧！”
卫献公听从了公孙免馀的建议，任命大叔仪为卿。在这场政变阴谋中，这也许是他唯一做对的事。
【楚人栽树，晋人乘凉】
公元前547年春天，秦景公派自己的弟弟公子鍼出使晋国。这是公子鍼第二次来到新田。早在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549年5月，秦、晋两国已经就结束敌对状态进行了谈判，晋国的韩起和秦国的公子鍼于当年互访对方的国都，达成了口头上的和平协议。因此，公子鍼这一次出使晋国，就是要将口头协议变成白纸黑字，盖章生效。
为了迎接公子鍼的到来，晋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大臣叔向紧急召唤行人子员。
所谓“行人”，就是负责迎来送往的外交官。恰好当时子员在老家休假，由另一位行人子朱当班。子朱主动站出来对叔向说：“子员不在没关系，还有子朱呢！”
说了三次，叔向却没有听到似的，对他不理不睬。子朱发火了：“我和子员都是大夫，凭什么在朝堂之上当着大家的面故意不用我？”说着拔出佩剑，指向叔向。
叔向说：“秦、晋两国不和已经很多年了。今日之事，幸而成功，晋国就可以得到安宁；不成功，则战端又起，不知道又有多少将士战死在沙场之上。子员沟通两国的关系，毫无私心杂念，而你却常常意气用事，违背国君的意愿。像你这种用邪恶来侍奉君主的人，我又岂会害怕！”也卷起袖子，拔出佩剑，准备迎战子朱。大伙一看，这也闹得实在不像话了，赶紧将两个人拉开。
晋平公将这一幕看在眼里，感叹道：“晋国差不多接近大治了吧！我的臣子争执的都是国家大事。”
相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解读。晋平公的宫廷乐师师旷对此不以为然，说：“公室的地位恐怕已经受到动摇了。臣子之间有矛盾，不在心里暗自较劲而公然以武力相争，不修德行而挑起是非，这是个人欲望膨胀的表现啊！敢于在朝堂之上拔剑相向，公室的地位能够不下降吗？”
当然，这些话，晋平公并没有听到。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将尊严看得很重，腰中的佩剑从来都不是装饰品，而是随时准备维护自己荣誉的武器。
同年夏天，楚康王联合秦国人派兵入侵吴国。大军抵达雩娄（地名）的时候，发现吴国早已经有防备，便放弃了攻吴的念头，转而进攻郑国的城麇（jūn，地名）。郑国派大夫皇颉出战，被秦楚联军打败，皇颉也成为了楚军的俘虏。
亲手俘获皇颉的是楚将穿封戌——穿封县的县公，名戌，所以称为穿封戌。但是另一名楚军将领王子围一口咬定，抓获皇颉的不是穿封戌，而是他本人。
王子围是楚共王的儿子、楚康王的弟弟，来头不小，但是穿封戌并不买他的账。两个人争执不下，于是找大宰伯州犁出面来主持公道，判定是非。
前面介绍过，伯州犁是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公元前576年，“三郤”唆使晋厉公杀死伯宗，伯州犁逃到楚国，受到楚共王的重用，担任了楚国的大宰，至此已经有近三十年。
伯州犁是个聪明人——不聪明也不可能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在楚国混得如鱼得水，而且担任主管刑事案件的大宰达三十年之久。他一听两个人的来意，马上说：“这事我可断不了，最好的办法是将俘虏本人叫过来，当着两位的面问个清楚。”
穿封戌说：“好啊，当面对质，我没意见。”
王子围意味深长地看了伯州犁一眼，说：“就照大宰的意思办，我相信大宰会秉公办理。”
于是皇颉被押过来，站在穿封戌和王子围面前。
伯州犁对皇颉说：“这两位贵人争论不休，为的就是你啊！我听说你是一位君子，应该明白事理，不会乱说话，是吧？”
皇颉点点头，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向你介绍一下。”伯州犁将手高高举起（上其手），指着王子围，“这一位，王子围，是楚王尊贵的弟弟。”
王子围矜持地笑笑，面有得色。
伯州犁放下手（下其手），虚指穿封戌，说：“这一位呢，穿封戌，是穿封县的县长。穿封你听过吗？在我们楚国方城山外，一个不怎么出名的小县，一般人不知道。”
顺带一提，伯州犁这两个动作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上下其手”的来历。穿封戌当然气得脸色铁青。
伯州犁当作没看见。确实也没看见，因为他的眼光一直落在王子围身上，瞧都没瞧穿封戌一眼。“现在，”他将脸转向皇颉，“你如实说，究竟是哪位贵人俘虏了你？”
皇颉也不傻，伯州犁这样上下其手，早就心知肚明了。“难怪我被俘虏！”他煞有介事地说，“王子在战场上气势如虹，我一遇到他就手脚发软，情不自禁地弃甲投降！”
听到这样的回答，伯州犁暗暗给皇颉使了个眼色，意思是算你小子聪明。王子围则给了伯州犁一个赞许的微笑。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穿封戌突然抄起一支长戈，向王子围猛刺去。
王子围连忙闪避，拔腿就跑。穿封戌穷追不舍，一直追到王子围的营帐，被卫兵们挡住才罢手。
如果穿封戌得手了，楚国的历史也许要改写。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城麇之战中，郑国大夫印堇父与皇颉一起戌守城麇，两人都被楚军俘虏，印堇父被当作礼物送给了秦国人。
印堇父的家人凑了一笔钱财，要求郑国政府与秦国交涉，将印堇父赎回来。当时子大叔担任郑国的令正，负责撰写外交文书，写好之后拿给子产审批。子产看了之后说：“你这样写是赎不回印堇父的。”
“哦？”对于德高望重的子产，子大叔历来是持尊敬的态度的，但是他左看右看，实在找不出自己的文书有什么毛病。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子产说，“你想想看，秦国接受了楚国奉献的俘虏，却因为贪图郑国的财物而释放他，体统何在？秦国不会这样做的。”
“可是……”
“应该这样写——在此拜谢君侯帮助郑国。如果没有君侯的恩惠，楚军恐怕还在郑国徘徊。”子产说，“另外，千万不要送太重的财礼，否则适得其反。”
子大叔暗自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嘛！他没有接受子产的建议，带着几大车金银财宝就动身了。他来到秦国，秦国人一看国书，果然很不高兴，礼物也不收，坚决不放印堇父回国。
子大叔碰了钉子，才想起子产对他说的话，赶紧更改了国书，又将献给秦国人的财物改为普通的见面礼，第二次送过去。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秦国人很爽快地答应了国书上的要求，将印堇父交给他带回了郑国。
别说礼多人不怪，很多时候，要办好一件事情，“度”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城麇之战后，晋楚两国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原来的一味对抗，变成了互相试探和解。带来这种变化的，是晋国的中军元帅赵武和楚国的令尹屈建。前面已经说过，这两个人私交甚深。
一个宋国人——向戌观察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决心向自己的前辈华元学习，率先挥动铁锹，填平晋楚两国之间的鸿沟（公元前579年，华元促成晋楚“宋之盟”）。
《左传》记载此事，认为向戌是“欲弥（mǐ）诸侯之兵以为名”，意思是说他贪图名誉。这是典型的“动机论”。晋楚争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原诸国卷入两个大国的争端，深受其害近百年，没有一个国家不想平息战乱，过几天安稳日子。向戌作为宋国的大臣，与赵武、屈建的交情都不错，愿意从中穿针引线，促成天下的和平，不应受到指责。
在向戌的倡导下，一批不同国籍的有识之士游走于各国之间，为和平呼吁呐喊。
公元前547年夏天，蔡国的公孙归生出使晋国回来，又马不停蹄地访问楚国。途经郑国的时候，碰巧遇到了楚国的伍举。
公孙归生是蔡国大师公子朝的儿子，伍举是伍参的儿子。公子朝与楚国关系不错，伍举与公孙归生自幼交往，情同手足。
伍举娶了申县县公王子牟的女儿为妻。王子牟犯罪出逃，有人揭发说，伍举从中出了力，亲自护送王子牟出国。为了这件事，伍举被迫出走，取道郑国，准备投奔晋国，没想到遇上了老朋友。所谓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两个人也不拘小节，扯了一些青草铺在地上当作席子，就喝开了。
临别的时候，公孙归生送给伍举一双白璧，说：“你要多多保重，咱们的祖先的在天之灵会保佑你的，以你的才能，完全可以侍奉晋侯成为天下的盟主。”
伍举长叹道：“那不是我的心愿啊！我只要叶落归根，如果能够将尸骨埋在楚国，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那你就更要保重了。”公孙归生说，“你走吧，我一定会让你回到楚国。”
公孙归生来到郢都，见到了令尹屈建。屈建向他了解一些晋国的情况之后，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晋国的列位大夫与楚国的大夫相比，哪个国家的更有德有能？”
公孙归生的回答很巧妙：“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但是晋国的大夫是贤明的，都是当卿的人才。”
说晋国的卿不如楚国的卿，这是先给屈建戴了一顶高帽子，因为屈建位居令尹，相当于楚国的众卿之首。而从屈建的实际表现来看，公孙归生这顶高帽子倒也送得贴切，有史为证：
公元前548年，居住在今天安徽省境内的少数民族舒鸠部落在吴国人的策动下背叛楚国。屈建率领大军讨伐舒鸠，在离城打败吴国、舒鸠联军，消灭了舒鸠部落。
同年十二月，吴王诸樊攻打楚国，包围了巢城（楚国地名）。巢城守将牛臣将城门打开，引诱吴军长驱直入，牛臣躲在暗处发射冷箭，射死了诸樊。
等到楚康王论功行赏的时候，屈建却坚持不接受，说：“消灭舒鸠是先大夫薳子冯的功劳。”楚康王于是将赏赐给了薳子冯的儿子，时任楚国司马的薳掩。
屈建居功不傲，在当时传为美谈。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听到公子归生这样表扬自己，屈建很高兴，示意他说下去。
“但是，”公孙归生话锋一转，“楚国虽然有人才，却往往为晋国所用。这就好比杞木、梓木和皮革，都是楚国的特产，晋国人得到它们之后，却能够用到实处。”
“哦？”屈建感觉到公孙归生话里有话，反问道，“难道晋国就没有同宗和亲戚可用吗？”
公孙归生说：“当然有，但是他们仍然喜爱使用楚国的人才。我听人家说，善于治国的人，赏赐有度，刑罚不乱。赏赐过了度，就怕小人得利；刑罚过了度，就怕冤枉好人。如果实在把握不住度，则宁可赏赐过分，而不可刑罚滥用。与其冤枉好人，不如让小人得利。因为如果没有好人，国家就跟着受害了。《诗》上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说的就是没有好人，国家遭灾。《夏书》上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也是怕好人被冤枉。《商颂》上说‘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赏罚得当，正是商汤得到上天眷顾的原因啊！古代的圣人治理天下，乐于赏赐而慎用刑罚，为百姓操心而不知疲倦。将要行赏的时候，心情愉悦，吃饭都要多加几个菜，这样可以将菜肴赏赐给下人，让大家都分享这种快乐；将要行刑的时候，心情郁闷，茶饭不思，降低伙食标准，音乐也不听了，这是让大家都知道他慎用刑罚；平时早睡早起，勤于政务，让大家都知道他为百姓操心。这三件事，就是‘礼’的最基本要素。”
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古人慎用刑罚，一是怕冤枉好人，二是即使刑罚得当，也于心不安。现代人显然缺乏这种“哀矜”的意识，每一个“罪大恶极”的人被处以极刑，总是一片锣鼓喧天，官民同乐，道德狂欢的背后，是人本思维的缺失。
“一个国家如果有礼，则不会败亡。”公孙归生接着说，“现在楚国滥用刑罚的现象很严重，楚国的大夫逃亡到别的国家，为这些国家出谋划策来对付楚国，这就是滥用刑罚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