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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晏婴。
他的家臣忍不住问道：“我们也要以死来追随先君吗？”
“胡说！”晏婴说，“他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君主吗？他是全体齐国人的君主，要死大家一起死，凭什么单要我为他死？”
家臣松了一口气，马上说：“既然不死，那咱们赶快逃吧！”
“笑话！又不是我杀了国君，我为什么要逃？”
“那……”家臣一时语噎，“咱们回去吧？”
“国君都死了，我们回哪里去啊？国君是人民的国君，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统治者，而是主持社稷的重要人物。作为国君的臣子，也不是为了那份工资，而是要扶持社稷。如果国君为社稷死，臣子也应当死；为社稷逃亡，臣子也应当跟着逃亡。如果国君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逃亡，除了他私人的亲信，别人为什么要跟着他去死、去逃亡呢？再说了，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我想回，又能回到哪里去呢？”
几天之后，崔家的大门终于打开。晏婴便走了进去，一直进到后院，将头枕在齐庄公的大腿上大哭。哭完之后站起来，向上跳了三次，才从容不迫地走出去。
有人对崔杼说：“快趁机杀了这个矮子。”
崔杼呆呆地看着晏婴远去的背影，老半天才摇摇头说：“不行。这个人在朝野之间声望极高，我不杀他，可以得民心。”
前面说到，公元前575年冬天，鲁国的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将自己的女儿献给齐灵公。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穆孟姬，她为齐灵公生了一群儿女，其中有一个儿子取名叫杵臼。齐庄公死后，崔杼立杵臼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景公。崔杼自己担任了齐景公的相国，又任命庆克的儿子庆封为左相，在大庙为齐景公举行了即位仪式。
所谓的即位仪式，其实就是表忠心大会。
不是对齐景公表忠心，而是对崔杼和庆封表忠心。为此，连宣誓的誓词都做了全新的设计。当司仪官念到“如果有不亲附崔氏、庆氏者……”的时候，晏婴突然站起来，打断司仪官的话，大声说：“我晏婴如果不亲附忠君爱国的人，请神降罪于我！”
在场的人都大吃了一惊。庆封脸色大变，当时就想发作，还是崔杼拦住了他，说：“由得他去吧，咱们没有必要跟这个矮子较劲。”
《春秋》记载：“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
而据《左传》记载，齐国的太史也是这样写的：“崔杼弑其君。”崔杼看到后，就杀死了他。接着要太史的弟弟写，又是“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了太史的弟弟。
那个年代，太史是世袭的官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别人不能插手，因此崔杼又将太史的另外一个弟弟找来，结果还是“崔杼弑其君”，这个弟弟又被杀掉了。
等到太史最后一个弟弟被叫来的时候，没有任何悬念，这个年轻人在竹简上写下了“崔杼弑其君”五个字。这下连崔杼也没招了，只好听之任之。如果他再杀死这个年轻人，齐国的历史就只能由太史的副手来书写了，而太史的副手也做好了准备，手里拿着“崔杼弑其君”的竹简，只等着崔杼来召唤。
你能砍下史官的头颅，但是不能掩盖历史的真相。
同年六月，晋平公再度发动诸侯在夷仪会盟，准备攻打齐国。崔杼派隰鉏为使者，向晋平公请求和谈。并且派庆封到仪夷的联军大营，向晋平公献上男女奴隶数百名，以及一批齐国宗庙中的礼器。为了贿赂晋国人，崔杼可谓不惜血本，上至晋国六卿、下至三军大夫，甚至晋国国内的留守将领，都收到了齐国方面送来的厚礼。在这种情况下，晋平公答应了齐国的和谈，派大夫叔向遍告诸侯，夷仪之会由“兵车之会”变成了“衣裳之会”。
至于那位牡丹花下死的齐庄公，此时正躺在冰冷的地下。崔杼将他安葬在临淄北部一个名叫士孙里的小村中，葬礼共使用了长柄扇四把，破车七辆，没有任何武器盔甲之类的陪葬品。
对于齐庄公来说，没有黄金珠玉也许不是问题，无矛可持，无甲可贯，恐怕才是最难受的。
【要会办事，也要会说】
前面说到，公元前555年，公子嘉为了独揽大权，趁着公孙趸领兵出征，引狼入室，将楚国人招到郑国，既害得郑国生灵涂炭，也害得楚国人被冻死成千上万，无功而返。这件事使得公子嘉在郑国的威望一落千丈，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
公元前554年4月，公孙趸因病去世。郑国人将讣告发到了晋国。按照周礼，诸侯国的卿大夫去世，讣告对外只发给相应级别的卿大夫。但是士匄收到讣告后，想起了公孙趸为晋国所做的一切，感念之余，又将这事对晋平公作了汇报。晋平公不知哪根神经触动，居然亲自提笔给周灵王写了一封信，请求王室关注公孙趸的丧事。周灵王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大笔一挥，便批示赐给公孙趸“大路”车一辆。所谓“大路”，一说是天子诸侯祭天时用的车，一说是天子赏赐之车的总称，总之极其珍贵。公孙趸以诸侯之卿的身份获得大路车送葬，可以说是异数，引起了天下的轰动，而这正是士匄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去世，往往成为人们发泄不满、声讨不义之人的契机。公元前554年的新郑城中，一股怀念公孙趸、批判公子嘉的暗流涌动，终于在公孙趸的葬礼举行之后爆发。
后人无从得知当时的人们是否发明了大字报——从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似乎还不太可能，竹简毕竟不适合满街张贴——但是关于公子嘉的几大罪行，却被人们广为传播：
其一，公元前563年的尉止之乱，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派刺客杀死了公子騑、公子发和公孙辄等重臣，公子嘉事先知道情况而没有揭发，坐视同僚被害；
其二，尉止之乱后，公子嘉当权，独断专行，要求人们写盟书效忠于他，后来因为子产的劝阻才作罢；
其三，公元前555年引狼入室。
新郑城中群情汹涌，公子嘉也意识到危险临近，提高了戒备等级，每次出门，都由家臣带着族兵护卫。但这样做并没有使得他更安全。公元前554年秋天，公孙舍之和公孙夏突然发难，带领新郑的居民起来造公子嘉的反，将他杀死并瓜分了他的家室。
公子嘉是郑穆公的儿子。当年郑穆公有两个宠妾，一个叫宋子，一个叫圭妫。宋子生了公子嘉和子然，圭妫生了公子志。宋子和圭妫情同姐妹，公子嘉兄弟和公子志也情同手足，好得就像一家人。子然和公子志死得早，但他们的后人子革和子良都视公子嘉如父，所以在这次政变中受到牵连，被迫逃到了楚国。子革后来还当上了楚国的右尹，被称为郑丹或者然丹，在楚灵王年代受到重用。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公子嘉死后，郑国的政局重新洗牌，公孙舍之成为郑国的当国（首席重臣），公孙夏执政，而子产也跻身于卿的行列，担任了少正（官名，相当于亚卿），在郑国众卿中排名第四。
子产的长相十分奇特，据野史记载，“子产日角”，也就是额骨隆起，形成一个小太阳，和后世的包公有得一拼。虽然在民间传说中，他的知名度不如包公，但是在史学界和思想界，他的地位极其崇高，远非包黑子能及。
《孟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人送了一条鱼给子产，子产让仆人把它放养到池塘里。仆人偷偷把鱼煮来吃了，回去报告说：“刚放下它的时候，还半死不活的，不一会儿就摇着尾巴游开了，再后来就不见了。”子产听了很高兴，连连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去它该去的地方了，去它该去的地方了。）仆人出来后就对别人说：“谁说子产聪明，我明明把鱼吃到肚子里了，他还在说去它该去的地方了。”
子产究竟知不知道仆人已经把鱼吃掉了？孟子的回答高深莫测：“君子可以用合乎道理的事欺骗他，难以用没有道理的事蒙骗他。”这句话在历史上有很多解释，最普遍的理解是：君子宅心仁厚，上当受骗是难免的事；但是君子的判断力不会背离常识，用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情蒙骗君子也是不可能的。按照这种理解，鱼被放到池塘里，或者吃到仆人的肚子里，子产并不在意。人人都难免有自己的小算盘，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就好比你在街上遇到乞丐，他有可能是真的需要帮助，也有可能是来骗人的，但你没有必要寻根问底之后才扔给他一个钢镚儿。
从这个故事来看，子产是个漫不经心的老好人，信奉的是难得糊涂的人生哲学。但是别以为老好人好欺负，老好人发起火来，简直就是雷霆之怒。
公元前551年夏天，晋国派了一位使者到新郑，命令郑简公前往新田朝觐。子产以少正的身份接待晋国使者，劈头盖脸地发了一通牢骚：“我们郑国靠近晋国，你们好比草木，我们不过是草木散发出来的气味，哪里敢对你们有贰心？只要你们发布命令，我们就参加会盟，或者前来朝觐。没有朝觐的时候，我们没有一年不派人前来拜访，没有一件大事不跟从。但是，贵国的政令没有一个标准，搞得各国都很困乏，意外的事情屡屡发生，以至于我们没有一天不提高警惕，太累了！”
晋国使者没想到子产会来这么一套，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子产这通牢骚，实际上是冲着晋国的中军元帅士匄来的。
据《左传》记载，自从公元前554年士匄上台主政以来，晋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比以往更严苛，给各同盟国下达的朝贡指标一年高过一年，动辄命令诸侯前往新田朝觐，或者发动诸侯出兵打仗，诸侯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士匄因此也获得了一个“老饕”的美称。
而在晋国国内，士匄的口碑也不太好。据《国语》记载，士匄曾经与和邑（地名）的大夫争夺田产，长期相持不下。士匄打算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动用军队压服对方。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晋国的大夫们有的保持中立态度，有的表示愿意去攻打和邑，更多的则是委婉地表示反对，最后是士匄的家臣訾祏（shí）苦口婆心地说服了他，才不至于弄出乱子来。
最让人耿耿于怀的是，公元前550年的栾盈之乱，主要原因是士匄心怀杂念，处事不公，有意打压栾氏家族。栾盈最后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士匄的所作所为使得国人十分反感，朝野之间议论纷纷，士氏家族的名望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但是士匄本人似乎对这一切并不太在意，自我感觉仍然十分良好。公元前549年春天，鲁国派叔孙豹访问晋国，士匄代表晋平公接见他。国事谈完后，士匄问了叔孙豹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不朽？”
叔孙豹回答不上来。
士匄便给他上了一堂历史课：“我士匄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虞舜以上的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在商朝是豕韦氏，在周朝是唐氏和杜氏。周王室衰微，晋国成为诸侯的盟主，我们世代食邑于范地，又被称为范氏。人们所说的不朽，说的就是我们这样的家族吧！”
叔孙豹听了很不是滋味，他很直率地对士匄说：“这不能叫做不朽，而是叫做‘世禄’。”
“哦？”士匄没想到自己会碰到一个软钉子。
叔孙豹说：“我们鲁国有位先大夫臧文仲，人虽然死了很久了，但是他所说过的话一直被人们记在心上，这才叫做不朽。我听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然时间久远而仍然活在人们心中，这就叫做不朽。如果只是家族延续，宗庙香火不断，世代有人祭祀，哪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家族，只能说你们家官做得大，不能算作不朽。”
士匄半天说不出话来。
同年二月，郑简公在公孙夏的陪同下访问晋国，子产托公孙夏给士匄带去一封信。
“您主政晋国，四邻诸侯没有感受到您的美好品德，只感受到了沉重的负担，对此我深感困惑。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不担心没有财礼，而是害怕没有好名声。诸侯的财货都聚集在晋君家里，同盟内部就会有不同的声音。您如果将这个作为利益，晋国的内部不会团结，您的家族也会受到损害。您怎么就不明白呢，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国家，哪里用得着那么多财物？”
“好名声，是装载品德的车子；品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根基牢固，才不至于毁灭。”子产接着写道，“一个人要有好的品德，快乐才能长久。诗上说，‘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快乐的君子啊，是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吧！‘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上天看着你呐，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说的有好名声吧！用宽容和谅解来发扬美德，那么就可以装上好名声向前走，远方的人都会前来投奔，近处的人也会感到安心。您是希望别人对您说‘是您养活了我’，还是说‘你榨取了我来养活自己’呢？告诉您，大象因为象牙而毁了自己，钱多不见得是好事！”
春秋时期，人们是用竹简来书写文字。士匄读完这封信，不觉大汗淋漓，原因有二：
第一，字太多，竹简太重；
第二，子产骂得太狠了。
良药苦口利于病。士匄出完这身汗，将自己主政以来的点点滴滴梳理了一番，反思了一番，不觉幡然醒悟，有如大病初愈。不久之后，他就下达命令，宣布减少诸侯朝觐的次数，减轻各国朝贡的负担。
郑简公此次访晋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请求减轻朝贡的负担，另一方面是希望晋国批准郑国讨伐陈国。
郑国之所以要对陈国用兵，是有原因的：公元前550年，楚康王为了支援齐庄公，亲率大军入侵郑国，陈国作为楚国的属国，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自从晋楚争霸以来，中原小国有如风中之烛，不是跟着晋国攻打楚国，就是跟着楚国攻打晋国，小国之间刀兵相见也是常有的事，本来不值得大动肝火。只不过陈国人在郑国的所作所为有点过分——陈军所到之处，填埋水井，砍伐树木，烧毁房屋，毁坏农田，极尽破坏之能事，给郑国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郑简公希望报复陈国。但是，打狗还得看主人。陈国好打，楚国不好惹，一旦楚国插手进来，事情就搞大了。郑简公需要征得晋国的同意才敢放手去干。换而言之，打狗既得看狗主人，也得看自己的主人。
但是晋国人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显得很暧昧，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晋平公派士匄跟郑简公会谈，要求郑国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要轻率地进攻陈国。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战端一开，劳民伤财，对大家都不利。您说，这又是何苦呢？”士匄苦口婆心地劝说。
郑简公不跟他争辩，突然朝着士匄行了一个叩拜之礼。士匄吓了一跳，连忙避开，表示不敢接受。
晋国虽然大，士匄始终只是一个卿，而郑简公是诸侯级的人物，二者不可平起平坐，更不能颠倒尊卑，由郑简公来向士匄行大礼。士匄完全被郑国君臣搞糊涂了：子产写信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郑简公却低三下四，向他磕头，这唱的是哪出戏啊？
当时公孙夏在一旁陪着郑简公，士匄连连用眼神暗示公孙夏，意思是你倒是说句话，这是怎么回事啊？
公孙夏也朝着士匄行了个叩拜之礼，然后说：“陈国依仗楚国而侵害郑国，寡君因此请求向陈国问罪，岂敢不向您行大礼？”意思很明白，咱们态也表了，头也磕了，至于晋国同不同意这件事，反正陈国是一定要打的。
郑国人说到做到。公元前548年6月，郑国派公孙舍之为大将，子产为副将，带领兵车七百乘讨伐陈国。郑军行动迅速，趁着陈国人不注意，夜袭陈国首都宛丘，轻而易举地进了城。
陈哀公慌不择路，在大子偃师的保护下，逃到郊外的墓地里藏了起来。正好司马袁侨驾着战车从墓地经过，两个人大叫起来：“带上我们，带上我们！”袁侨正急于逃命，哪里顾得上他们？一抽马鞭，跑得远远的，在黑夜中留下一句经典的回答：“我赶着去巡城呢！”
没过多久，大夫贾获驾着马车，载着自己的老母和妻子经过。看到陈哀公和大子偃师，贾获便要母亲和妻子都下车，将马车交给大子偃师，让他们赶快逃命。陈哀公觉得很过意不去，要贾获的母亲上车（一车正好载三人）。贾获说：“您贵为国君，如果与我母亲同车，恐怕不祥。”于是和妻子搀扶着老母走进墓地藏了起来。陈哀公父子因此得以逃脱。
有趣的是，郑国人虽然来势汹汹，进入宛丘之后，却表现得文质彬彬，不仅对宛丘的百姓秋毫无犯，连陈国的公宫都没有受到侵扰。为了防止有人趁乱打劫，公孙舍之和子产还亲自把守在公宫门口，禁止任何人出入。
打听到郑国人在宛丘的所作所为，陈哀公作出一个准确的判断：郑国人不是来消灭陈国，而是来讨一个说法的。如果是那样，事情就好办多了。他马上派袁侨回到宛丘，拿了一批陈国宗庙里的宝物去见公孙舍之，要求投降。
所谓宗庙里的宝物，无非是一些青铜容器或乐器，统称为礼器。这些礼器的时代有点久远了，很多都是周朝初年铸造的，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文物。但是在春秋时期，这些礼器的文物价值有限，人们更看重的是它们的政治价值，也就是它们代表着统治权力的象征意义。
公孙舍之答应了陈哀公的要求。
就这样，陈哀公从流亡之地又回到了宛丘。他穿上丧服，抱着社稷的神位，让宗室的男女反绑双手，分开排列，在朝堂上等待发落。类似的仪式，前面已经有过多次记述，大同小异，在此不再介绍。
公孙舍之拿着绳子会见了陈哀公，捧着酒杯祝陈哀公身体健康，并向陈哀公奉上玉璧一双。绳子是用来系马足的。拿着绳子觐见，是当时的臣仆之礼，以示为君侯服务之意。
子产进来后，仅仅是清点了一下男女俘虏的人数就出去了。接着郑国人在陈国的神社前举行了“祝祓”仪式，一方面因为入侵陈国，向陈国的社稷之神表示歉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陈哀公穿上了丧服，为其驱除不祥之气。总之，郑国人在陈国所做的一切，没有丝毫炫耀武功的意思，反而处处谨小慎微，堪称仁义之师。
郑军入城的时候，陈国的官员纷纷逃亡，将管理民政的户籍本、掌握军权的兵符和代表土地所有权的地契全部留给了郑国人。陈哀公投降后，公孙舍之命令将户籍本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