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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各国的动乱引起了楚共王的关注。公元前576年夏天，早就按捺不住寂寞的楚共王再一次挥鞭北上，征讨内乱连绵的郑国和卫国。这个时候，距晋楚两国的宋之盟仅仅三年。
【晋国的隐忧：三郤乱政】
公元前576年夏天，楚共王在郢都举行阅兵仪式，誓师北伐。他的弟弟公子贞对这次出征持有不同意见，劝谏道：“我们不久前才与晋国签订和平友好盟约，现在就背弃它，恐怕不妥。”
公子侧不以为然地说：“敌情于我有利则进，有什么不可以的？”在公子侧看来，什么盟约不盟约，统统都是浮云。楚国群臣基本上也是这种论调，只有年老体衰的大夫申叔时在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担忧地说：“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有难了，诚信守礼是明哲保身的根本，无信无礼，祸患就要来到了。”
楚国大军一路北上，先是占领了郑国的暴隧（地名），然后入侵卫国，抵达郑卫边境的首止。
郑庄公的子孙时有惊人之举。楚军主力进入卫国之后，郑国大夫公子喜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他带兵南下，占领了楚国的北部城市新石，对北伐楚军的后勤运输线形成严重威胁。
当时晋国的中军元帅栾书很想出兵与楚军决一死战，韩厥及时制止说：“根本用不着，楚君背弃盟约，役使人民打不义的战争，人民必定会抛弃他。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还能打什么啊？”
韩厥的这番话倒没说错，然而也使晋国失去了一次打击楚军的绝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郑成公等不到晋国的援军，内心不安，立场也发生动摇。身在武城的楚共王趁机发动外交攻势，派公子成出使郑国，请求与郑国和谈。
公子成给郑成公提出一个不能拒绝的条件——以土地换和平，将汝阴（楚国北部地名）的土地统统划给郑国。另外，由于许国连年遭受郑国的进攻，民不聊生，许灵公向楚共王提出，将国人全部迁入楚国境内，以求种族的延续。楚共王答应了许灵公的请求，将楚国的叶城划给许国人居住，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儿送给了郑国。这笔人情做得太大了，郑成公大喜过望，马上派公子騑前往武城，与楚共王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盟约。
楚共王挥师北上的同时，晋国的另一个主要盟国，宋国也发生了内乱。这一年夏天，宋共公去世。当时宋国的政权把握在如下宗族手中：
右师华元，宋戴公的后人，“戴之族”的代表人物；
左师鱼石，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的代表人物；
司马荡泽，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
司徒华喜，宋戴公的后人，华父督的玄孙，“戴之族”；
司城公孙师，宋庄公的后人，“庄之族”；
大司寇向为人，“桓之族”；
少司寇鳞朱，“桓之族”；
大宰向带，“桓之族”；
少宰鱼府，“桓之族”。
通过以上名单不难看出，“桓之族”在宋国政坛人多势众，占有绝对优势。宋共公死后，司马荡泽阴谋叛乱，派人刺杀了宋共公的大子——公子肥。
老好人华元对此无可奈何，哀叹道：“我身为右师，明确君臣大义，就是我的职责所在。现在公室岌岌可危，我却无能为力，我的罪过大了。既然不能尽忠职守，我怎么还敢占着这个位置呢？”于是出逃到晋国。
左师鱼石听到这个消息，想去把华元追回来。鱼府拉住他说：“让他去！他如果回来，必定会讨伐荡泽，桓族受到牵连，就要灭亡了。”
“唉，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他如果回来，就算给他权力讨伐，他也不敢。而且他立过很多大功，国人都拥护他，如果他不回来，国人对我们群起而攻之，那才是桓族的灾难！退一万步说，他就算真的讨伐荡泽，祸及桓族，也不至于对向戌动手。向戌不死，桓族的血脉也就保住了。”鱼石如是说。
这里说明一下，向戌也是宋桓公的后人，历来跟华元走得很近，是华元的亲信，所以鱼石有此一说。而且，这位向戌不是一般人物，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还闪亮，意义还重大。关于向戌的事，以后会讲到，在此不提。
于是，鱼石登上马车，一路狂奔，终于在黄河边上将华元截住了。“请您，请您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务必回到商丘，主持大局，否则宋国必乱！”鱼石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抓着华元的手。
华元沉默了片刻，说：“要我回去不难，请左师您支持我讨伐弑君之贼荡泽。我知道这事对您来说，有点为难，毕竟荡泽是您的同族……”
“国事为重，一切就由您作主！”鱼石打断华元的话，斩钉截铁地说。
华元回到商丘，马上安排华喜、公孙师带领商丘的居民进攻荡氏，杀死了荡泽。《春秋》记载：“宋杀其大夫山。”山，是荡泽的名字，按照微言大义的原则，直书其名，不书其氏，是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示谴责之意。
果如鱼石所料，华元将讨伐的范围严格控制在荡氏一族，没有扩大到整个“桓之族”。然而，荡泽因弑君之罪而死，宋国朝野对“桓之族”都充满了敌对情绪，要求讨伐“桓之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避免祸患，鱼石带着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桓族人士，举家迁出商丘，来到睢水之滨，搭建起茅屋居住。华元派人挽留他们，被他们拒绝。入冬之后，华元又亲自来到睢水之滨，请他们回去。
“右师请回吧，我们自知有罪，无脸回商丘。”冬天寒风凛冽，河边尤其刺骨，鱼石穿着粗布大衣，颤颤巍巍地对华元说。
“自知有罪，就更应该回去，逃避不是办法。”华元态度很好，“你们要相信国家和政府嘛，至少应该相信我嘛，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判决。”
鱼石等人一齐摇头。华元也不再劝说，旋即登车绝尘而去。华元走得这么利索，鱼石等人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不是华元的风格啊！他至少应该苦口婆心地劝说半个时辰，实在不成，无可奈何地回去才对啊！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鱼府，他说：“我们这次没有听从华元的劝告，以后再想回去就不可能了。华元眼神飘忽不定，说话又这么干脆，恐怕心里已经另有想法了。如果他不是真心想要我们回去，现在一定是快马加鞭，自己急着赶回去了。”五个人连忙登上一座山丘，远远地望去，杯具了！只见平原上一辆轻车在迅速移动，一路烟尘，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
向带惊得合不拢嘴，问道：“右师这是……想干嘛？”
“不对劲。”鱼府说，“咱们跟踪他看看。”
于是五人驾着马车，跟随着华元的马车，一直跟到商丘的城门口。只见华元入城之后，商丘的城门立刻紧闭，守城的士兵全部登上城墙，原本干涸的护城河也被注满了水，这阵势，分明是在防范桓族人士进攻商丘嘛！而且，从行动的迅速程度来看，只能说华元是早有准备要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了。
鱼石苦笑：“好你个华元，人家都说你忠厚，没想到耍起心眼来，比贼还精！”
鱼府冷笑：“这也怪不得人家。当初你请人家回来，人家立马答应，只管提条件；现在人家请咱们回去，咱们还要扭扭捏捏。这下好了，真的回不去了。”
向带瞪大了眼睛：“那我们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鱼府叹息道，“人家早有准备，我们难道还能硬攻不成？”
五个人一合计，睢水之滨的族人也顾不上了，驾着马车直奔楚国而去。后人评价鱼石等人的行为，认为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正确的做法是：一、在请华元回来之前，先将荡泽抓住治罪，划清界线；二、退一步说，如果做不到第一点，那就在华元回来并杀死荡泽之后，自囚于官府，请求宽大处理；三、如果上述两点都做不到，那也没有必要举家迁到睢水之滨，直接造反得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句话：逃避不是办法。再说句题外话，读史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读后人对历史的评价更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因为中国人的智慧和狡黠，全写在那些竖排的文字里了。
鱼石等人既然逃到了楚国，华元就放手重振朝纲，立公子成（宋平公）为君，并任命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几个人齐心协力，渐渐将宋国的局势稳定下来。
与楚国签订和平条约，得到了楚国割让的汝阴土地和许国的旧地之后，郑国人一下子忘乎所以，自信心膨胀起来。公元前575年夏天，郑成公派公子喜带兵入侵宋国，结果在汋陂（yuēbeī，宋国地名）被宋国大夫将鉏、乐惧打败。
宋国人显然小瞧了郑国军队的战斗力，一战得胜之后，便松懈下来不加戒备。公子喜抓住这个机会，将部队偷偷转移到汋陵（宋国地名），打了宋军一个措手不及，反败为胜，还俘虏了将鉏和乐惧。
在这种情况下，晋厉公再也不能安之若素了，他命令栾书召集众卿开会，讨论应对之策。
在这次会议上，士燮说：“如果按照我的意愿，巴不得诸侯全部背叛晋国才好，晋国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晋国的忧患还不小。”
咦？士燮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想造反了不成？
当然不是，他的意思是，晋国这些年来政局动荡，国君还不知道自我反省；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不足以让国君清醒过来；最好是诸侯全部背叛，这样他才会明白形势的严重，检讨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做得很糟糕。这样的话，晋国才有可能励精图治，重振霸主的雄风。
晋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士燮如此悲观？说起来还是与“三郤”有关。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76年冬天，“三郤”因为与大夫伯宗有过节，便在晋厉公面前说伯宗的坏话，唆使晋厉公杀死了伯宗和他的亲信栾弗忌，伯宗的儿子伯州犁逃亡到楚国，受到楚共王的重用，担任了楚国的大宰。
伯宗是深受晋景公信任的老臣，历来以聪明睿智而著称。晋景公在世时，每遇大事，必与伯宗商议，听取他的意见。伯宗也时常以此为荣，颇为沾沾自喜。有一次，伯宗上朝之后，面带喜色回家。他老婆一边帮他脱衣服，一边问道：“您满面春风，貌似有喜事，何不说来听听？”伯宗喜滋滋地回答说：“我在朝中发表言论，诸位大夫都说我机智善辩，很像先朝太傅阳处父啊。”
他老婆停了手边的事情，正色道：“阳处父华而不实，直言不讳，因此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您像他有什么好高兴的？”伯宗很不以为然，说：“改天我请几位大夫来家里喝酒，你在一旁听听再说。”后来果然找了个机会，请几位大夫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吹牛。酒宴散后，他老婆评论说：“那几位的见识确实比您差远了。但是，人是不会长期容忍别人的才智在自己之上，这样下去，祸患迟早会降临到您头上啊！”劝他在朝中少发表意见，不要因为能言善辩而得罪人。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伯宗是个智商很高，而情商平平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伯宗并没有犯下什么过失，而且曾经给晋国作出很大的贡献。晋厉公仅凭“三郤”的一面之辞，就将这样一位老臣判以死罪，在朝廷上下都引起了反感。韩厥就曾经说：“郤氏恐怕也有难了！善良的人，是天地的纲纪，而郤氏屡屡陷害善人。郤氏不亡，天理难容！”
当时在国务会议上，士燮放了第一炮之后，郤锜和郤至的脸色就很难看，群臣也议论纷纷。士燮干脆接着放炮：“我听说做国君的，用刑罚来整饬百姓，国内安定了，才对外显示武力。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晋国的司寇对平民百姓用刑太多太滥，对贵族大臣却秋毫无犯。国内该用刑的都不用，凭什么用刑罚去惩罚郑国呢？人民对我们的内政有怨言，自然不支持这场战争，即使获得胜利，也是侥幸。抱着侥幸的心理来管理国家，必有内忧，内忧比外患还严重，那才是真正的灾难。何不暂且放过郑国和楚国，让他们作为使我们时时保持警惕的外患呢？”
大家听了士燮这番话，面面相觑。士燮继续说：“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对郑国、对楚国的战争都有胜算。没错，我们很有可能打赢这一场仗。可是接下来呢？我们的君主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放松文化教育，加重百姓的税收，用来提高宠臣的待遇，赐田地给喜欢的女人。诸位，请用你们的脑子想一想，土地是有限的，如果不夺取你们的土地，又用什么来赏赐那班人呢？到了那时，你们当中有几个人会甘心被剥夺土地？有几个人不会参与作乱？所以我说，此战不胜，那是晋国的福分；此战获胜，将会扰乱晋国土地的正常权属关系，最终会害了你们！”
栾书说：“您的话，让人感到震撼。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晋国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去诸侯的拥戴，一定要讨伐郑国！”于是在会上安排出征的有关事宜。
从当时晋国四军的领导人名单可以看出“三郤”势力之强大：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士燮；上军元帅郤锜，上军副帅荀偃；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郤犨，新军副帅郤至。“三郤”全部列入八卿，郤氏家族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
决定出兵之后，晋国派出使者，前往各盟国请求派兵助战。晋国四军基本上全体出动，只留荀罃带下军的部分人马留守国内。
郑国人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使者前往郢都报信。楚共王亲自带领军队救援郑国，摆开了一个左中右三军的阵势，分别是：司马公子侧带领的中军，令尹公子婴齐带领的左军，右尹公子壬夫带领的右军。
大军经过申县的时候，公子侧抽空拜访了在家养老的申叔时，向他请教对这次战争的看法。申叔时挠挠头，说：“我这老头子哪懂得什么战争哦！您一定要我说，那我就说两句。我听说，坚持高尚的品德、公正的刑法、端正事神的态度、正义的出师理由、合适的礼节和诚实守信六个原则，是战争之所以获胜的基本前提。现在楚国不修内政，对外断绝友好的关系，背弃与晋国的和平盟约，只图一时之快，不顾人民的死活，又赶着正当春耕农忙季节出兵，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是信用，进退维谷，都担心这次战争的结局，谁还会为楚国拼死作战啊？请您多加小心，说句不中听的话，我怕是再也见不到您啦！”
不只是申叔时看出楚军此行不利，就连郑国派到楚国去搬救兵的使者姚句耳也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他先于楚军回到郑国，对公子騑汇报说：“楚军行动倒是很迅速，只不过经过险要地段的时候，队伍散乱，一点也不整齐，此乃准备不足、斗志不昂扬的征兆，恐怕楚国这次是靠不住了。”
【第三次晋楚大战：鄢陵之战】
公元前575年五月，晋楚两国大军一支南下，一支北上，朝着对方逼近，大战即将爆发。
晋军渡过黄河之后，驻扎在黄河边休整。听到楚军将至的消息，士燮再一次向栾书建议避而不战，在他看来，晋国已经衰落，当务之急是整饬内政，励精图治，而不是跑到国外去争夺霸权。“领袖群伦的事，已经不是我们晋国能够做到的了，为什么不将它交给更有能力的国家去做呢？以我们的现状，能够做到君臣和睦，不出乱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有精力去管天下的大事？”
栾书懒得跟他嚼舌头，简单地回答：“不可。”便闭目养神不再搭理他了。
五月底，两军在鄢陵（地名）相遇。士燮仍然坚持自己观点，建议与楚国人谈判，化干戈为玉帛。
“现在收兵还来得及，我士燮愿意作为使者前去与楚国人谈判。”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士燮这样说。
“笑话！”郤至跳起来，指着士燮的鼻子骂道，“临阵退缩，完全是懦夫所为！当年韩原之战，先君惠公被秦国人俘虏；邲之战，三军败逃，溃不成军；箕之战，主帅先轸战死。这是晋军的三大耻辱，至今不能忘怀。现在我们不去洗刷耻辱，反而逃避战争，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
“我是不是懦夫，世人自有公论，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士燮冷冷地说，“洗刷耻辱有很多种方式。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是最愚蠢的方式。晋军的三大耻辱，每一次都不是因为缺乏勇气，恰恰是因为滥用了勇气才会如此。我们现在不顾内部的动乱而去争夺外部的霸权，分明是有勇无谋，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
辩论的结果，主战派占了绝对的上风。五月三十日这天，历史上著名的鄢陵之战爆发了。
天刚蒙蒙亮，楚军率先发动进攻。楚国人用的还是当年邲之战中孙叔敖的战术，全军出动，快速逼进晋军大营，意在不给晋军出营布阵的机会，获得战场上的主动权。
那个年代，战车仍然是各国军队的主力。而大规模的战车运动，没有布阵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无法发挥战车的威力，反而容易造成自身的混乱，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楚军的战术，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晋军的混乱。士燮的儿子士匄（gài）当时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见到此情此景，连忙向晋厉公建议：“请下令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这样便可以在军营中布阵。上天眷顾楚国也眷顾晋国，不会厚此薄彼，我们不用怕他们！”
士燮勃然大怒，随手抄起一支长戈将他赶出去，骂道：“国家兴亡有道，只有天知道，哪里轮得到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娃娃来说三道四！”
士匄的意见，不失为可行。士燮反应过激，却是另一种保护儿子的持重之举——军国无小事，献计须谨慎。献得不好，损兵折将，责任重大；献得好了，功高盖主，领导把你恨得片片儿飞，更不是闹着玩的。士匄年纪轻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必在这个时候发表意见，去蹚这趟浑水呢？
栾书看在眼里，微微一笑，说：“填井夷灶，自然是好计。只不过据我观察，楚军行为轻佻，傲气十足，我们可以坚壁固垒，严加防范，只要我军不自乱阵脚，三日之内，楚军必定气衰而退。到那时，我军再主动出击，从背后掩杀，必能大获全胜。”
“我不同意！”栾书话音刚落，郤至就站起来说，“别看楚军来势汹汹，咄咄逼人，其实有六处硬伤。第一，公子侧和公子婴齐素有仇隙，互相不团结，为兵家之大忌；第二，楚王的亲兵均为世家子弟，一味强调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