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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送。”
按照当时的外交礼仪，使者奉玉，是代表尊重；主人辞玉，是表示重情轻财。但是，西乞术此来不是单纯的礼节性访问，而是希望鲁国成为秦国在东方的盟友；而鲁国对于秦国的拉拢，保持了理性的态度，既不想得罪秦国，又不想得罪晋国，所以双方拉拉扯扯，纠缠再三。最后公子遂给秦国人戴了一顶高帽子，说：“如果没有仁君贤臣，难道能够治理国家？贵国之礼，一点也不微薄。”并以厚礼还赠西乞术。
同族相争造成宋国的动荡不安。实际上，鲁国也因公族内部事务差一点发生内乱。
事情与一个叫做莒（jǔ）己的女人有关。
大夫公孙敖从莒国娶了一个老婆，历史上称为戴己。戴己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谷，字文伯。戴己的妹妹声己陪嫁到鲁国，也为公孙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难，字惠叔。公元前620年，戴己不幸早逝，公孙敖又向莒国提出求婚，要求莒国再嫁一位公主给他做正室夫人。莒国人不同意，认为戴己虽然死了，按照传统习俗，她的妹妹声己应当继承姐姐的地位，成为公孙敖家的女主人。莒国人说得在理，公孙敖不便强求，但又觉得白跑一趟很没面子，转而要求将公主嫁给公子遂。
前面说过，公子遂就是东门襄仲，是鲁庄公的儿子。而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庆父是鲁庄公的异母弟弟。因此，公孙敖与公子遂是堂兄弟关系。
同年冬天，莒国遭到徐国入侵，派人到鲁国请求救援。鲁文公派公孙敖到莒国会盟，顺便替公子遂迎娶莒国公主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莒国对于鲁国的要求当然不能拒绝，于是安排公孙敖在鄢陵（莒国地名）迎接公主莒己。
没想到，莒己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公孙敖一见之下，犯了一个男人很容易犯的错误——将莒己据为己有。
在这场政治婚姻交易中，公孙敖好比一个不讲信用的代理商，翻云覆雨，视诚信如无物。莒国人急于与鲁国结盟，对公孙敖的荒唐行为也感到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把莒己娶了回去。可想而知，当等着当新郎官的公子遂知道自己的老婆被公孙敖夺走，心情是何等郁闷。所谓“杀父仇，夺妻恨，不共戴天”，公子遂立刻向鲁文公提出，要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攻打公孙敖。
我们在生活中也许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两个人在街上吵架，一直吵到脸红脖子粗，仿佛要大打一场。有经验的看官都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打不起来，要打早打了，何必浪费那么多口水？公元前620年冬天，当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想发动内战，而是希望借此引起鲁文公的注意，出来主持公道，替他出一口恶气。没想到，鲁文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政治是什么？政治在很多时候就是踢皮球。公子遂提出要攻打公孙敖，就是向鲁文公踢出了一个皮球。而鲁文公不愧为资深政客，轻描淡抹地一脚，又将皮球踢回给了公子遂：你不是要攻打庆父吗？那就打吧，我不干涉。
鲁文公真的那么潇洒吗？非也。有识之士都知道，这时候必须要有一位和事佬登台，否则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这位和事佬就是大夫叔仲惠伯，当时正在公堂之上。
据《左传》记载，叔仲惠伯对鲁文公说了如下一番话：
“臣听闻，动刀兵于国内叫做‘乱’，于国外叫做‘寇’。寇祸及他人，乱则只能殃及自身，死伤都是自己人。现在臣子要作乱，您身为国君不但不制止，反而推波助澜，结果必将是亲痛仇快，外敌也会趁乱而入，到时该怎么收拾呢？”
鲁文公听了这番话，又看看公子遂，意思是：怎么样，你还想攻打公孙敖吗？
公子遂沉默了。
叔仲惠伯好事做到底，在公子遂和公孙敖之间奔走调解，要求两兄弟消除怨恨，握手言和。在他的安排下，事情以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解决：将莒己遣返回国，大家都不要。
然而，莒己虽然遣返，公孙敖对她的爱慕却没有结束。第二年秋天，在位三十四年之久的周襄王去世，鲁文公派公孙敖前往雒邑吊丧。年近六旬的公孙敖再一次老夫聊发少年狂，居然带着吊丧的财物中途逃到莒国，放弃名誉与地位，投奔心爱的莒己去了。
公孙敖叛逃后，鲁文公让他的大儿子文伯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过了几年神仙日子，又与莒己生了两个儿子，估计是因为家庭支出日益增加，而贪污的公款也用得差不多了，于是厚着脸皮给鲁文公写信，提出回国的请求。文伯也替父亲求情。鲁文公听从公子遂的意见，折中处理这件事：准许公孙敖回国居住，但是剥夺了他的政治权利，不让他到朝中参与政事。但是，公孙敖在鲁国深居简出过了三年，忍不住对莒己的思念，又席卷了家中的金银财物，再次出逃到莒国去了。
文伯历来体弱多病，而父亲公孙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又使得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终于于公元前613年去世了。临死前，他向鲁文公请求由弟弟惠叔来继承家业，获得批准。公孙敖在莒国得到消息，又写信给惠叔，要求惠叔以重金贿赂朝中大臣，好让他再次回鲁国。惠叔照做了，鲁文公也同意了。但是这一次，一代情圣公孙敖没有踏上鲁国的土地，途经齐国的时候，死在了路上。他的家人赴鲁国告丧，请求以卿的礼节回鲁国安葬，被鲁文公断然拒绝。
公孙敖的灵柩在齐国一停就是数月。第二年夏天，齐国有人给他家里人出主意，将灵柩抬到齐鲁交界的堂阜（齐国地名）停放。鲁国边境的军政长官将这事报告给了鲁文公。惠叔则仍然穿着孝服，带着悲伤的神情，向鲁文公请求取回公孙敖灵柩，回国安葬。鲁文公开始不答应，惠叔就立在朝堂上守候，直到鲁文公松口。
公孙敖以罪臣之礼被安葬。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太令人伤心了，以至于灵柩回到鲁国之后，遗孀声己既心痛又心寒，拒不相见，只是在灵堂内设了一道帷幕，躲在帷幕内伤心大哭。而他的堂弟公子遂，本来按照礼仪应当在其下葬的时候哭，也因为曾经的夺妻之恨，不打算哭。这时又是叔仲惠伯出来劝谏说：“丧礼，是亲人关系的终点。虽然不能善始，但可以善终。古人说，‘兄弟致美’，有困难的时候互相救助，有开心的事就前去祝贺，遇到灾难要表示慰问，祭祀祖先的时候恭敬如一，有人过世则致以悲伤之情——各种感情虽然不同，然而不绝其爱，就是亲人之道。您做事从来不失其道，怎么在这件事上授人以柄呢？”经这么一教育，公子遂才挤出几滴眼泪，带着兄弟们在公子敖灵前假假地哭了一阵。
若干年后，文伯的儿子仲孙蔑长大成人，又从惠叔手里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所生的两个儿子跑到鲁国来投奔他。仲孙蔑对这两位叔叔极其仁爱，国人皆知。但也有人暗中使坏，对仲孙蔑说：“这两个人来鲁国，是为了杀你。”仲孙蔑将这事告诉了季孙行父。莒国来的两兄弟听到了，互相商量说：“夫子（指仲孙蔑）以爱我们闻名，我们却以想杀他闻名，落个以怨报德的恶名，还不如一死。”于是主动要求参加抵御外族入侵的战斗，全部战死沙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周襄王去世，公孙敖带着吊丧的财物逃到莒国，鲁文公也没有再派人补送丧礼。可能在鲁文公看来，这丧葬费只要花出去了，不管花到哪都算是尽到了义务。后来新任周天子（周顷王）派大臣毛伯到鲁国，索取会葬的礼金。对于王室的行为，《左传》不以为然地批评：“非礼也。”大概意思是，天子不求私财，总是低三下四地向诸侯讨丧葬费，未免太跌份了。
【用人唯亲还是用人唯贤】
公元前615年冬天，就在西乞术访鲁之后不到两个月，晋国西部边境再次震动。为了雪耻五年前的令狐之役，秦康公亲自率领大军讨伐晋国，一举攻占了羁马（晋国地名）。
晋国人起兵抵抗，在河曲与秦军对峙。晋军由赵盾担任统帅，荀林父为中军副帅，郤缺担任上军主帅，臾骈为上军副帅，栾盾担任下军主帅，胥甲为下军副帅，范无恤担任戎车驾驶员，韩厥担任司马。
韩厥是老臣韩简之孙，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韩献子。在当时的人看来，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前面说过，司马就是军中的司法官，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宪兵司令。秦晋两国大军在河曲对峙的时候，赵盾故意派人驾驶自己的战车冲撞到队列中，干扰部队行军。韩厥将这个人抓起来，审问之后，就按规定将他处死了。大伙纷纷议论说：“韩厥这下玩完了，他的主子早上才任命他当司马，晚上他就杀掉主子的司机。这样的人，谁还敢用他啊？”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赵盾将韩厥召到中军大帐，不但没有骂他，反而以礼相待，说：“我听说侍奉国君的人，应该比而不党。以忠信之心推举仁义之人，叫做‘比’；出于私心而推举人，叫做‘党’。军中律令无人可犯，即使是我的手下犯了军律，也不包庇隐瞒，这就叫做‘义’。我向国君推荐你，心里还害怕你胜任不了这个职务。因为推荐一个人当官，这个人却不能胜任，这就是最明显的结党营私行为。所以我故意派人来试探你，请你继续按自己的原则处理军务，不要手软。单从你处理这件事的手段来看，以后执掌晋国军政大权的，除了你还能有谁呢？”
很多年后，这位韩献子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韩国。
赵盾的这番“比而不党”的理论，孔夫子也有类似的论述，那就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而不党”意味着，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在任何年代，这都是值得称道的政治态度。
当然，赵盾这么做，多少还有点做秀的成分。在表扬了韩厥之后，他又公开对晋国的诸位大夫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祝贺了。这件事说明，我推荐韩厥是做对了。我绝没有结党营私啊。”
赵盾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给自己树立一种任人唯贤的形象，为提拔臾骈担任上军副帅进行舆论准备。
在晋国的官僚体制中，三军统帅和副帅被称为“六卿”，是军政大权系于一身的重要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臾骈原来只是赵盾的家臣，不管其人品和能力如何，一下子被提拔成为上军副帅，都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嫌，难免被人说闲话。赵盾希望通过韩厥这件事来堵住大家的嘴，可谓用心良苦。
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赵盾让臾骈担任这个职务，倒也没用错人。
秦晋两军主力在河曲对峙。臾骈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洞察力，他建议说：“秦军深入我境，后勤补给难以为继，打不起持久战，我们不如深挖壕、高筑垒，加强防御，等待战机。”
赵盾听从了臾骈的建议，于是深壁坚垒，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时间一长，远道而来的秦国人果然坐不住了，后勤补给困难自不待言，将士们对于在异国他乡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静坐战也没有心理准备。毕竟，时近年关，谁都记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热炕头。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秦军之中，有一位货真价实的“晋国通”，那就是在五年前的令狐之役后出逃到秦国的士会。秦军数次挑战晋军不成，秦康公就把士会找来，问：“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军该如何打破僵局？”
士会沉吟了一阵，说：“赵盾新近提拔了他的一名部下，名叫臾骈。晋军坚守不出，想必是这位臾骈的计谋，想消耗我军锐气，等待我军疲惫再实施反击。”
“嗯。”秦康公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赵盾有个同族的兄弟，名叫赵穿，是先君（晋襄公）的女婿。此人年少无知，不通军事，然而深受赵盾宠信，因此有恃无恐，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赵穿任职于晋国上军，对于臾骈出任上军副帅一事，据说颇有怨言。他觉得自己是赵盾的族弟，而臾骈仅仅是赵盾的家臣，现在反倒屈居其下，心里十分不痛快。您如果想要晋军出战，很简单，派人前去挑逗赵穿就成了。”
士会一席话，秦康公茅塞顿开，他拍拍士会的肩膀，以示赞赏。士会则深深地低下头。
十二月四日，秦军突然有了动静，派出一支部队直扑晋国上军营寨，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也不强攻，只是在营寨外摇旗呐喊，操着秦地方言嘲笑晋国人，然后虚晃一枪，很快撤走了。晋军根据赵盾的命令，对秦军的挑逗置之不理，躲在城寨后边坚守不出。不过，秦国人骂得实在太难听了，赵穿听在耳里，恼在心上，他对自己的部下发牢骚说：“我们粮草充足，枕戈待旦，就是盼着与敌人放手一战。现在敌人来了又不出击，还等什么呢？”
手下人说：“那……大概是在等待战机吧。”
赵穿不听则已，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说：“这都是臾骈想出来的鬼主意，我不管什么计谋，他不敢打，我们自己打！”于是不顾禁令，带领自己的部属前往秦军大营挑战。
赵盾得到消息，又恼又无奈。他对众将说：“赵穿此去，必定自取其辱，被秦军擒获。秦军得到赵穿，那就是获得晋国卿一级的人物了，我等又以何面目回去见父老乡亲？”
赵盾为什么说赵穿是卿一级的人物呢？有人解释，赵穿本来不是卿，只不过因为他是晋襄公的女婿，地位特殊，所以等同于卿。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实际上，在当时的晋国，有狭义的卿，也有广义的卿。狭义的卿，当就是指三军的正副统帅，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实权人物；广义的卿，则还包括司空、大傅等官员。赵穿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史料没有记载，但是从赵盾这句来看，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了。
赵盾这话说得很巧妙，就算是臾骈也不好表示反对。于是晋军打破沉默，拔营起寨，全军出战。时值冬日，天黑得早，双方互相放了一通箭，还没来得及短兵相接，太阳就下山了，黑漆漆的分不清敌我，只得息兵罢战，各自回营。
秦军派了使者来见赵盾，说：“今日一战，两国的勇士都觉得不过瘾，明日请放手大战一场。”这是所谓的约战，也就是“下战书”了。
秦国人话说得很强硬，臾骈却从中看出了端倪。他对赵盾说：“秦军使者目光飘浮不定，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那是内心底气不足，畏惧我军的表现。由此判断，秦军并不想和我军一战，想必是虚张声势，很有可能连夜遁逃。我军不如提前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秦军逼退到河边，则可大获全胜。”
臾骈的这个建议，自然又是一条好计，无奈被赵穿听去了。他决心和臾骈抬杠到底，于是将他的哥们儿——下军副帅胥甲找来，两个人站在中军大营前大声嚷嚷说：“死伤的战士还没有安置好，就弃之不顾，是不仁义的行为；约好的交战时间未到而将敌人逼至险境，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坚决反对偷袭秦军。
要说赵穿的抬杠本领，和他不通军事的程度基本上成正比。他知道，如果跑到帐内去劝谏赵盾，肯定会被骂一顿，目的也达不到。所以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事情搞大，搞到赵盾下不了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和胥甲这么一闹，臾骈的计谋便成了公开的秘密，偷袭是不可能了。事实上，秦军很快通过谍报人员得到消息，连夜渡过黄河遁逃回国。
赵穿屡次三番违反军纪，使晋军的战略全部落空，本来应该受到严惩。然而，由于他是赵盾的亲族，而且特别受宠，在赵盾没有发话的情况下，以执法必严而著称的司马韩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介意啦。
河曲之役以秦军的主动撤退而告终，这不是赵盾想要的结局。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在一次大决战中彻底击败秦军主力，晋国就始终处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
南方的楚国也给晋国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是楚国毕竟离晋国很远，晋楚之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战场必定是在中原某国，对晋国来说是“境外决战”，具有较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而秦国不同，秦国紧邻晋国，与晋国仅有一河之隔。而且，从地形上看，秦人入晋乃顺势而下，晋人入秦则是逆流而上，秦人入晋轻而易举，晋人入秦难上加难，秦国占了有利地形。如果我们回顾秦晋之间的几次战争，不难发现，虽然晋国胜多败少，然而战争发生的地点，总是在晋国境内。晋国在战术上的胜利不能抵消其地理上的不利。
晋国要想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正视秦国的威胁。
河曲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詹嘉为瑕地领主，率领军队镇守桃林要塞，以防备秦军入侵。
桃林所在的位置，大致就是后世的潼关至函谷关一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春秋时期，桃林更是秦国进出中原，与中原诸国发生关系的必经之路。换言之，秦国如果想与东方的周王室、郑、卫、鲁、宋、齐等国进行外交往来，都必须通过桃林地区。晋国加强桃林的防务，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一旦隔断了桃林的交通，秦国和东方的联系也就被割断了。
河曲之役中，秦康公以士会为参谋，晋国的军机均被士会识破，使得晋国人大为不安。
只要士会这个晋国通还呆在秦国，赵盾就吃不香，睡不好。公元前615年夏天，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六卿（三军正副统帅）在诸浮（晋国地名）举行秘密会议。赵盾在会上首先发言：“士会在秦国，狐射姑在狄地，这两个人都是我晋国的精英，现在却为敌国所用。他们一日不回国，晋国就一日不安，该怎么办？”
赵盾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只是仔细想想，士会和狐射姑之所以投奔他国，还不都是被你赵盾所逼？
荀林父顺着赵盾的话说：“我建议将狐射姑召回来，一则可以叫他专门处理对狄事务，二则狐家世代有大功于晋国，理应特殊优待。”
郤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狐射姑当年主张立公子乐为君，是有乱心；派人谋杀阳处父，罪大恶极。与其召狐射姑，不如召士会。士会为人低调，知道廉耻；性格温顺，但是坚持原则；其智谋足以担当大任，而且也没有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前面说过，狐射姑是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