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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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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当齐桓公和管仲考虑托付身后大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

宋襄公因此成为了齐大子昭的保护人。

诸侯托孤,一般都是托付给国内的卿或大夫,托付给一位外国元首,还真是很少见。齐桓公对宋襄公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齐桓公能够指定霸主继承人的话,说不定也会指定给宋襄公。

而在宋襄公的心里,他也正是把自己当成了齐桓公的霸业继承人。这种想法,在他圆满地完成齐桓公的嘱托、将大子昭送上齐国国君的宝座之后,变得愈发强烈了。

照着齐桓公的葫芦画瓢,宋襄公于公元前641年在曹国召开了第一次诸侯会盟。这次会盟只邀请了曹国、邾国、滕国、鄫国等几个小国参加,可以视为宋襄公开拓霸业的一次试水。

然而,这次试水搞得很不成功。

首先,作为东道主的曹国对这次会盟表现得不冷不热,没有为会议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参与会议接待的官员级别也很低,没有安排群众手持鲜花夹道欢迎,没有文工团表演,没有会议聚餐,没有桑拿泡温泉,更没有准备土特产作为会议纪念品。

其次,滕国国君滕宣公目无会议纪律,一路晃晃悠悠,直到会议开幕两天了才到会。见到宋襄公,也全然不似见到齐桓公一般战战兢兢,而是漫不经心地打了个招呼,说:“不好意思,天热,路上不好走,来迟了。”便摇着扇子东张西望地找自己的座位。宋襄公正在主席台上对着为数不多的几位听众做题为《继承遗志,维护稳定,团结一致尊崇王室》的长篇大论,被滕宣公这么一搅局,词也接不上了,气得命卫兵当场将滕宣公拿下,关进了大牢。

更过分的是鄫国的国君鄫子,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露面。等到大家散了伙,各自回家,他才气喘吁吁地跑到邾国,向邾文公作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被淮夷人赶得东奔西跑,原来齐桓公发动大家修的鄫城又是个烂尾工程,根本没办法居住,总之家里的事情太麻烦了,手忙脚乱,所以没赶上会盟,请大会主席团原谅。

邾文公又好气又好笑,命人先将他扣下来,并派使者到宋国去请示该如何处置。宋襄公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背对着使者说:“他不是被夷人赶得走投无路吗?就用他来祭祀次睢(suī)之社,请睢水之神赐福于我们吧。”

睢水是汴水的支流,次睢之社是供奉睢水之神的场所。东方诸夷族也都信奉睢水之神。宋襄公这么做,一方面是杀鸡给猴看,让中原诸小国看看怠慢他的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宗教上讨好东夷人,希望与东夷人建立友好关系。如果能够和平解决东夷人的问题,对他刚起步的霸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杀掉一个鄫子又有何不可呢?

这件事遭到了公子目夷的极力反对:“按照传统,祭祀的时候该用什么牲畜都有明确的规定,马、牛、羊、猪、狗、鸡六种祭物不可杂乱使用。如果是小规模的祭祀,连大牲口都不能用,何况是用人?祭祀就是为了给人祈福,人民就是神的主宰,如果用人献祭,什么样的神能够享受?当年齐桓公称霸天下,帮助鲁国稳定局势,去除庆父之乱,帮助卫国、邢国重建家园,君子仍因为他有趁火打劫、吞并鲁国的念头,而批评他品德有问题。今天您开一次大会,就关押了两国君主,还想去祭祀莫明其妙的睢水之神,让祖先蒙羞。以这种方式建立霸业,能行吗?唉,我不如早点死了,免得看到你胡作非为。”

公子目夷的话说得像是苦口婆心,可谓是忠言逆耳,宋襄公一句也听不进,还是叫邾文公杀了鄫子,献祭给睢水之神。在他看来,如果要建立霸业,就必须不择手段,先树立自己的威信。再说了,当年齐桓公第一次举行北杏之会,不也是将不来赴会的遂国给灭了吗?

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发兵攻打曹国,讨伐其怠慢之罪。这样一来,参加宋襄公第一次会盟的四个小国,倒有三个受到他的征罚。

公子目夷再一次表示反对,他对宋襄公说:“当年周文王讨伐崇侯虎之乱,打了一个月还没结果,他马上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于是回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才再一次发兵攻打崇侯虎。结果不等他动手,崇侯虎便主动投降了。诗经上说,礼乐教化和法制,要从老婆开始抓,然后推广到兄弟,最后推广到亲族与国家。就是告诉我们治理国家要由内而外。现在的情况是您自己德行还有所缺陷,就急着去讨伐别人,试问又怎么能够取胜?”

这话宋襄公怎么听怎么不顺耳,当然不会放在心上。

齐桓公在世的时候,中原各国被齐桓公役使着开会、打仗、修城,已经疲惫不堪。没想到齐桓公一死,又冒出个宋襄公,叫着嚷着要做仁义大哥,本事不大,脾气挺大,而且手段毒辣。这前后一对照,大伙儿发现原来齐桓公还是挺好的,于是纷纷怀念齐桓公的恩德。陈穆公更是向各国发出呼吁:重温葵丘之盟的誓词,构建和平友好的国际秩序。这一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同年冬天,齐、鲁、陈、蔡、郑等国在齐国举行了会盟。

这次会盟没有邀请宋襄公参加,反倒是邀请了一位身份显赫的不速之客:楚成王的全权特使。

看来,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

“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死后,“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一度陷入对手突然消失的空虚之中。

二十年来,楚成王和齐桓公一直在玩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楚成王是老鹰,齐桓公是母鸡,而中原各国特别是弱小的国家是受齐桓公保护的小鸡。

很显然,楚成王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和地域优势,以及楚国人特有的狡黠,在这场游戏中一直占据主动。他不断变换自己的攻击位置,改变攻击策略,时而直奔主题、时而迂回进攻、时而各个击破,花样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将一只小鸡抓到爪子里,使得齐桓公这个鸡妈妈疲于应付,心力交瘁。

但齐桓公仍然是一只合格的老母鸡。在他的天空上,不只飞翔着楚成王一只老鹰,同时还徘徊着狄、戎、夷各族猛禽,他用自己的羽翼保护着中原各国不受来自东、西、南、北的入侵,或者减少入侵带来的痛苦。偶尔有一两只小鸡被叼走,也是在所难免的事。

凭良心说,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也该歇歇了。

这世上历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老母鸡虽然死去,小鸡们的生活还得继续,虽然活得和从前有些不一样。

齐桓公死后的第二年春天,新郑城头的墙头草——郑文公便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来到郢都,真心实意地朝觐了楚成王。

改换门庭,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郑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让楚成王非常满意,他热情地接待了郑文公,并且大手笔赐给他几千斤铜。

在春秋时代,铜是用来铸造兵器的主要原材料。楚国出产的铜以优质闻名,而郑国生产的刀剑以工艺精湛闻名。楚成王一时高兴给了郑文公这批铜,很快就后悔了:如果郑国用这批铜生产兵器,万一落到中原大国手里,对于楚国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他连忙要求郑文公签订原材料使用协议,要郑国保证将这批铜用于和平用途。

郑国用这些铜铸造了三口大钟,向楚国表态。

为了报答和讨好楚成王,他提议邀请楚国派代表参加在齐国举行的会盟。

齐桓公死后,齐国经历了五公子之乱,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齐孝公审时度势,对于把楚国人请到谈判桌前的做法,自然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再说,齐、楚两国本来就有一纸召陵之盟,这次同桌会晤,也可以视为再续前缘,不必担心人家说闲话。

蔡国本来就是楚国的小弟弟,唯楚成王马首是瞻,对于郑文公的提议举双手表示赞同。

陈国在蔡国的西北部,也是直接受到楚国军事威胁的国家之一,它一直依赖齐桓公建立的幽盟,才避免被楚国侵略。现在齐桓公已死,幽盟四分五裂,郑文公倡议召开诸侯大会,能够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响应,对于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陈国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

《左传》对这次会盟的具体内容没有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这次会盟是“修桓公之好也”。

可想而知,被排除在这次会盟之外的宋襄公感到相当失落。

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应该回家洗个脸,好好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重新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虚怀若谷地回到国际大家庭中,谋一份自己能够干好的差使。

洗个脸,是不够让他清醒的,可惜那时候没人出来教育他,给他几个更清醒的巴掌:

第一个巴掌:宋国历来只是一个二流强国,与当时第一阵营的齐、楚、晋、秦等国相比,无论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有很大差距。以宋国的国力想要号令诸侯,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

第二个巴掌:宋国是商朝的后裔,大庙里供奉着的也是商朝的列祖列宗。自周朝建立之初,宋国就是王室与姬姓诸侯共同防范的对象。宋国周边的诸侯布局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其目的只有一个:防止商朝遗民造反。现在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宋襄公如果跳出来要做中原诸国的仁义大哥,仍然难免引起周王室和姬姓各国的疑虑。

第三个巴掌:抛开国力和政治偏见不谈,单从个人能力上讲,宋襄公也仅仅是中人之资,就算给他一个大国元首当,他也不可能成为诸侯中的第一人。

很不幸,这几个巴掌对宋襄公毫无作用。各国诸侯“修桓公之好”的第二年,他开始筹划一次大规模的会盟。用《左传》的话说:“宋襄公欲合诸侯。”

齐桓公自诩“九合诸侯”,现在宋襄公也想要“合诸侯”,自然是要做齐桓公曾经做过的事了。

很难理解,宋襄公连几个小国都摆不平,居然敢学着齐桓公的样子大会诸侯。

因而,鲁国大夫臧文仲评论说:“他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还勉勉强强;如果要大家顺从他的意愿,恐怕办不到。”

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向齐国和楚国发出邀请,请这两个国家派大臣到宋国的鹿上会盟,商讨结束南北对抗、促进天下和平的大事。

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宋襄公欲合诸侯,必须得到齐、楚两个大国的首肯,因此先在鹿上开一个三国部长级的预备会议,为接下来的诸侯大会作准备。

对于宋襄公不自量力的行为,公子目夷只能哀叹:“小小国家,却想当天下的盟主,不自量力,宋国难道就要灭亡了吗?”

齐孝公碍于宋襄公的情面,答应派人赴会。

楚成王看了宋襄公的信,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冯梦龙杜撰说,鹿上之会,齐、楚、宋三国君主均亲自到会,并联合发布了会议通知,通知各诸侯国于同年秋天到宋国的盂地会盟。但根据《左传》与《史记》的记载,联合发布会议通知可能确有其事,三国君主亲自会晤则是子虚乌有。

不管怎么样,那年秋天,盂地会盟如期举行了。参加会盟的有宋、楚、陈、蔡、郑、许、曹七国诸侯。

齐国和鲁国两个重要的国家缺席会议,原因是齐孝公对于这次会盟由宋襄公主持,很有些看法,而鲁僖公对于和楚国直接打交道,持审慎态度,所以都不愿意前来参加。

再来看看到会的七国诸侯,宋、楚两国自不必说,陈、蔡、郑三国诸侯目前都是楚成王的小弟弟,他们之所以应邀赴会,恐怕也是楚成王安排,至少是经过他同意的。

许国曾经臣服于楚国,但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和齐国也走得很近。在楚国和宋国之间,许国属于摇摆力量。

而曹国,前两年还因为会盟的事,被宋襄公派兵讨伐。这次赴会,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会议还没开始,似乎就包含着某种阴谋。

公子目夷十分担心,他说:“大祸就要在这里降临了!主公称霸的欲望太强烈,有谁受得了啊?”

但是宋襄公看不到危险,他满怀热情地接待了各国诸侯,幻想着通过这次大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到了正式开会那天,宋襄公作为东道主,第一个上台发言。他简单回顾了齐桓公的丰功伟绩,以及当年齐桓公将大子昭托付给他照顾的点点滴滴,然后切入正题,阐明这次会议的主旨是继承齐桓公的遗志,尊王安民,息兵罢战,同享太平。为了掀起会议的小高潮,他问在座的诸侯:“诸君有没有信心和我兹父共同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痛苦、只有健康和快乐的中国?”

他环顾了一下,大伙儿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场面有点尴尬。半晌,楚成王不紧不慢地站起来,说了一句很实际的话:“喊口号之前,最好先搞清楚,谁是今天的盟主?”

宋襄公装作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样子,想了几秒钟,然后说:“那,咱们就按爵位的高低来排,谁的爵位高就谁当盟主吧。”

如果按爵位,宋是公爵,在坐的诸侯没有人比他高;而楚是子爵,只能排到最后。这盟主的位置,当然是他宋襄公坐了。

没想到,楚成王脸上露出一丝红晕,很不好意思地说:“既然宋公如此抬爱,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宋襄公听了,愣了老半天才说:“咳,咳……这个,按爵位,您是子爵哟……”

楚成王打断道:“您搞错了,我明明是王,排在您这个公爵之上,怎么是子爵呢?”

“这个……您这个王,恐怕是自封的吧?”

楚成王笑了:“既然我这个王是自封的,谁要您把我请来的?”他把头转向其他几位诸侯:“诸君难道也觉得,我这个王是自封的吗?”

“什么话?”郑文公站起来说,“明明是公认的嘛!”

陈、蔡两位诸侯也纷纷表态说,楚王是真的,如假包换。

许国和曹国国君一声不吭,悠然自得地看着这场闹剧表演。

宋襄公还想说什么,楚成王“哼”了一声,摇摇扇子,早就埋伏在帐外的楚将成得臣、斗勃带着几十名武士冲进大帐,直奔主席台,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宋襄公拿下。

在人家的地盘上捉拿人家的君主,乃是楚国人的拿手好戏。想当年楚文王为了息妫跑到息国去,也是用这招将息侯俘虏,还顺便把息国给灭了。

楚成王故伎重演,拿了宋襄公之后,立刻召唤在边境上侯命的楚国大军,连同郑、陈、蔡、许、曹各国部队,挟持着宋襄公,浩浩荡荡杀向宋国的首都商丘。

楚成王的如意算盘是,以宋襄公为人质,迫使宋国人开城投降,即使不灭掉宋国,也要将它变成楚国的附庸。

然而,留守商丘的公子目夷早有准备,严阵以待。楚国人攻城数次,均无功而返。楚成王恼羞成怒,命人将宋襄公绑到城下,扬言宋国人如不开城投降,便杀了宋襄公。

这是一场心理博弈。

宋襄公不自量力,在盂地会盟上自取其辱,舆论风向对他是不利的,中原各国都乐得看他出洋相,宋国人自己也觉得没面子,情绪十分低落。但楚成王在诸侯大会上公然绑架宋襄公,这种做法也确实有点过分,又挟持着宋襄公去攻打商丘,就更加引起了中原各国的警惕,也激起了宋国人的同仇敌忾。

这个时候,如果再杀掉宋襄公,不但宋国人不会投降,中原各国也很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反感,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人振臂一呼,很快会形成新的反楚阵线,对楚国大大的不利。

宋国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对楚国的威胁不理不睬。说实话,如果楚成王真的把宋襄公给杀了,对宋国倒是件“天去其疾”的好事。

楚成王没办法,只好带着宋襄公回到了楚国。回国之前,他还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派大夫申宜带了几车战利品,前往鲁国“献捷”。

鲁僖公收到这几车礼物,哭笑不得。按照周礼,诸侯如果战胜四夷,则献捷于天子,不献捷于诸侯;诸侯战胜诸侯,则连天子都不能献,因为违反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规定,天子如果接受了,也是“非礼也”。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面人。鲁僖公对于楚成王主动套近乎的举动,心里还是十分感动的。

到了冬天,楚成王又在宋国的亳城召集诸侯大会,讨论释放宋襄公的事。与会诸侯除了盂地之会的原班人马,还多了一位鲁僖公。

看来,几车战利品不是白给的。

宋襄公灰头土脸地从亳城回到了商丘。这次打击对一个常人来说,确实够大了。但很显然,宋襄公不是常人,他仍然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领导中原各国反抗楚国的压迫(虽然现在中原各国纷纷与楚国交好)。公子目夷对此深感绝望,他私下说:“看来宋国的祸患还没有了结,因为咱们主公所受的教训还不够深刻。”

回想起来,公元前644年,也就是齐桓公去世的前一年,在宋国发生了两件奇事:

第一件,有五块陨石从天而降,悉数落到宋国境内;

第二件,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

陨石降落,当然不是从赛伯坦星球飞来了汽车人,而是一种不常见的天文现象;水鸟倒飞,有可能是狂风将鸟儿吹得倒栽,无力飞起。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两件事非同小可。正好周王室的内史叔兴在宋国访问,宋襄公便抓住他问:“这是什么预兆?是凶还是吉?”叔兴说:“今年鲁国有丧事,明年齐国大乱,而您将号令诸侯……然而不长久。”

叔兴从宋襄公那里出来,为自己刚才的言论解释说:“其实宋公问错了。陨石降落,水鸟倒飞,都是因为阴阳不调,不关凶吉之事。凶吉由人,根本没有必要问。我是怕宋公生气,不得以才这么回答的啊!”

虽说是不得已的回答,叔兴却说得十分准确。当年三月,鲁国的重臣公子季友逝世。第二年,齐桓公去世,齐国大乱。而宋襄公所谓的号令诸侯,不过是一场让人笑话的闹剧,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鹬蚌相争,南楚得利】

公元前639年,也就是宋襄公盂地会盟的这一年夏天,鲁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负责求雨的女巫对此束手无策。鲁僖公在宫门外直跳脚,情急之下,下令焚烧女巫,以追究其罪责。

大夫臧文仲及时劝阻了鲁僖公这一荒唐的行为,他认为焚烧女巫绝不是对付旱灾的有效办法,正确的做法是:

一,将国库里的粮食分给灾民,发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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