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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卷2:国家-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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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

祖宗崇拜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最高的人生目标就是“光宗耀祖”,最起码的社会义务则是“传宗接代”;而一旦犯了错误,遭遇惨败,受到制裁,则“愧对列祖列宗”。

那么,什么是“祖宗”?

祖宗就是“最老的父亲”。祖的甲骨文字形,就是一根露出龟头勃然雄起的阴茎。它也就是“且”,起先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这样的象征物,世界各地都有,只不过在中国叫“祖”。石制的叫石祖,陶制的叫陶祖。后来这东西越做越大,就从雕塑变成了建筑。印度的塔,埃及的方尖碑,其实都是。

◎甲骨文的“祖”(前一·九·六)。

◎甲骨文的“且”(甲四一四)。

很明显,正如国和或是同一个字,祖和且也是同一个字。国家是由部落演变而来的,祖宗崇拜则源自男性生殖崇拜。





氏族变成部落以后,生殖崇拜就变成了图腾崇拜;部落变成国家以后,图腾崇拜又变成了祖宗崇拜。祖,则一贯到底。图腾和祖宗都是男性的,祖当然要坚守岗位。只不过在图腾时代,它要变成动物,比如蛇、鸟、牛、羊、龙等等。但骨子里,还是那话儿。

显然,祖,是父系制度和男权政治的象征。

但,图腾是把男性生殖崇拜神圣化,祖宗则是把图腾崇拜世俗化。所以“祖”的形制和意义都要变。在氏族时代,它就是生殖器;到部落时代,就变成象征物;到国家时代,则变成了宗庙和神主。

宗庙就是祖先的祭殿,神主则是祖先的牌位。神主应该是先有的,办法是把男性祖先的符号刻在石祖或陶祖上。当然,他得对氏族有开创之功。后来,祖宗越来越多,性器也不再堂皇,就换成石牌和木牌,但仍然叫“祖”。为了供奉神主,又盖起了房子,这就是“祖庙”或“宗庙”,简称祖和宗。宗字上面那个“宀”(读如棉),就是房子;下面那个“示”,就是牌位。

这就是“祖”的新概念——神主和宗庙。神主就像图腾一样重要,宗庙则像祭坛一样崇高。因此,建立氏族或家族,都要先建庙。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做“籍”。祖立则籍立,祖在则籍在,祖毁则籍亡,叫“毁庙灭籍”。这样的籍,当然就叫“祖籍”。

进入国家时代以后,祖(祖庙或宗庙)便成了国家的象征。以祖庙为中心,国君率民而居,叫做“国”。祖立则国立,祖在则国在,祖毁则国亡,叫“毁庙灭国”。这样的国,当然就叫“祖国”。

华夏既然是“祖宗之国”,也就不会是天国、神国或者法治国。

那么,华夏的体制是什么?





家天下




还是先看埃及。

埃及的部落变成国家后,很快就天下一统、中央集权了。而且,是统一在神的旗帜之下。至高无上的是太阳神,他是上下埃及共同的保护神,与上下埃及共同的君主法老相对应,叫什么名字则另当别论。太阳神之下,是全国性的“方面神”,比如尼罗河神(奥西里斯)、手艺神(普塔)、妇女神(尼费塞斯)。他们对应着中央政府各部门,相当于中国的“六部尚书”。

地方上,首先是上埃及和下埃及各有一个保护神,然后是各地区又有各地区的保护神,对应着各地方官。也就是说,埃及的神也是有“行政级别”的。他们的级别会随着王朝的更替而调整,甚至形象都会跟着变化。

显然,古埃及的政治体制,是“人神同构”。

中国则是“家国一体”。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君臣官民都是父子,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君父、臣子、父母官、子弟兵,真是“好大一个家”。'10'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跟埃及一样,也是从部落直接变成国家的。我们并没有像希腊人那样,炸毁氏族血缘组织,然后“按照地区来划分居民”,由公民重新组成国家。但是,我们又没有像埃及人那样,把图腾变成神,而是变成了祖宗。因此,族民变成国民以后,依旧“四世同堂”,照样“认祖归宗”。

实际上,中国古代国家的建立和管理,一直就是家族式的。从西周到春秋,是三个层次的家族: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它们也分别叫做王室、公室和氏室。秦汉以后,只剩下皇室和皇族。但在地方上,尤其是广大农村,仍然祠堂遍地,家谱续传。一个人要想安身立命,依靠的还得是父老乡亲。

这就叫“天下为家”,也叫“家天下”,或“家国体制”。

家天下,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它解决了一个西方学者认为两难的问题:要家庭还是要族群。按照他们的研究,家庭是族群的天敌。但凡家庭稳固的地方,族群一定松散;如果性交自由,则个体自然成群。因此,要么开放家庭,给个体更多自由;要么发明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把家庭融化在其中。'11'

中国人的家国体制,就是这样一种“更高级的形式”。

如此说来,这种体制是最好的?

对不起,世界上没什么最好,只有最合适。对于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它也许是合适的。这种制度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清末,就是证明。但传统社会解体后,中国人六神无主,张皇失措,道德滑坡,不知何去何从,同样是证明。

看来,还是黑格尔说得对: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反过来也一样。因此,一种东西如果曾经长期存在,那就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同样,如果它居然能够毁于一旦,那就一定有不合理性。更何况,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罗马城墙上刻的这句话,说得一点都不错。

显然,问题不在“好不好”,而在“为什么”。

那就回顾一下夏商周吧!



* * *



'1'先后征服埃及的,是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

'2'本章关于古埃及宗教以及神权与王权关系的论述,请参看金观涛、王军衔《悲壮的衰落》。

'3'十八王朝的这位女王叫“哈特舍普苏特”,是“图特摩斯一世”的女儿,后嫁给她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图特摩斯二世”,并生下“图特摩斯三世”。所以“图特摩斯三世”既是她的儿子,也是她的堂兄弟。这种乱伦的近亲繁殖在古埃及王族中非常普遍。

'4'篡夺法老的王位的阿蒙神庙祭司叫“赫利霍尔”,事情发生在公元前1085年。

'5'迦太基(QRT HDST),坐落于非洲北海岸(今突尼斯),与罗马隔海相望。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迦太基开始向非洲内陆扩展,并开始称霸西地中海,与希腊分别控制着地中海的西东两边。最后因在三次布匿战争(Punic Wars)中均被罗马打败,而于公元前146年灭亡。罗马人摧毁迦太基之后,在公元前122年便建立新城殖民于原迦太基城废墟领土之上,公元前29年罗马将迦太基设为非洲阿非利加省的一部分。

'6'西罗马帝国亡于公元476年,东罗马帝国亡于公元1453年。

'7'德国法学家耶林说过,罗马人对世界有三次征服,第一次用武力,第二次用宗教,第三次用法律。法律的征服是最持久的。

'8'罗马法规定的“身份权”中,最重要的是“自由权”。没有自由,即为奴隶。这就区别了“奴隶”和“自由人”。其次是“市民权”,包括参政议政、担任公职、选举被选举等“公权”,结婚、诉讼、处分财产、建立遗嘱等“私权”。这是罗马公民的“特权”。这就区别了“罗马人”和“非罗马人”。至于“家族权”,则实际上是“父权”。这就区别了“父子夫妻”。

'9'罗马法还规定,只有同时具备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三种“身份权”,才是“完整的人”。否则,就叫“人格减等”。丧失家族权叫“小减”,丧失市民权叫“中减”,丧失自由权叫“大减”。罗马人的统治手段,就是让被征服者处于不同的“法律地位”。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颁布敕令,授予罗马境内所有自由人公民权利,就是“怀柔政策”之一。

'10'正因为中国古代的国家体制是“家国一体”,所以当年海瑞骂皇帝,司法部门就参照“儿子骂父亲”来量刑。流氓地痞叫“地头蛇”,也因为高高在上的是一条龙。

'11'见恩格斯《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援引吉罗?特龙《婚姻与家庭的起源》一书所引埃斯潘纳斯《论动物的社会》的说法。





谁代表先进的文化,谁就代表“中国”,

也就能在古代文明的T型台上走猫步,

以“天下之中”自居,为其他民族做榜样。





第六章

闯他一回红灯





启废禅让




没有证据证明,夏并不存在。

由于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质疑。它甚至被怀疑是周人捏造出来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当然有道理。问题是,如果没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讲得通吗?'1'

事实上,从尧舜到商,中间必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和过渡时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尧舜”,反倒是无所谓的。

同样,把夏看作一个发育成熟的“王朝”,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准确地说,夏是“部落国家”,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是“半独立国家联盟”。夏商周,可以叫“三代”,不能叫“三朝”。他们都不是统一国家,也不是领土国家,甚至不是完全形成的国家。独立主权国家的出现,要到战国。完全做到“按照地区划分国民”和“依靠权力处理事务”,则要到秦汉甚至秦汉以后。标志,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之前,是漫长的成长期。

催生这古老文明的助产士是夏启。由于夏的君主称为“后”,所以又叫“夏后启”。夏是国号,后是王衔,启是人名。后,不是前后之“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是“后”,意思是诞育者。在传说中,正是夏启这位诞育者废除了禅让制,开创了世袭制,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中华民族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这就叫“启废禅让”,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启,真是个好名字。

不过,司马迁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恐怕很纠结。

作为历史学家,太史公不能不实事求是;而儒家的影响,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按照儒家的说法,尧舜禹,都是温良恭俭让的。让,十分重要。交权的要禅让,接手的要谦让。所以,舜接班,先要守丧三年,然后是避让,一个人跑到南河之滨躲起来。让谁?尧的儿子丹朱。可惜“同志们”不干。各部落的酋长,谈工作、打官司、唱赞歌,都找舜,没人理睬丹朱。舜,这才正式接替尧,做了部落联盟的CEO。

这个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过他是躲在阳城,避让的则是商均。

不客气地说,这是胡扯!

尧舜禹时代,制度不是禅让吗?父死子继,不是还没变成规矩吗?那么请问,舜和禹,凭什么要避让前任的儿子?所以这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算有,也是做秀,还是后来那些儒生帮他们做的。

其实这又何必!避让,就一定是美德吗?担任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当然好处多多,至少能满足男人的雄心和权欲。要不然,尧和舜为什么死不放手,夏后启又为什么当仁不让?但从法理上讲,接过权杖,毕竟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尤其是在那个多事之秋。那么再请问:舜和禹的避让,或谦让,或礼让,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是有担当呢,还是没有?

何况就算想当老大,又如何?男儿本自重横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欲旺盛,既不光荣,也不可耻,只不过正常。但如果装腔作势,就虚伪。可惜这种虚伪根深蒂固。后来曹操当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让之”。

这是一种恶俗。

永远让人尊敬的司马迁,也未能免俗。





老调子已经唱完




不装的是夏启。

按照也许是编造出来的老规矩,禹在生前也指定了接班人,这就是“益”。禹去世后,益也萧规曹随,躲到了箕山之阳。然而故事却并没重演。酋长们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结队地拥戴启当老大。启也不客气,受之无愧了。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戏演不下去。

如此结果,很让儒家没面子,可惜却是铁的事实。更何况,如果不承认世袭制的合理性,则汉武帝的合法性岂不也成了问题?

只好打圆场,说明“事出有因”。

司马迁说,启这个人,其实是很优秀的。不像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扶不起来。再说,益当二把手的日子短,才干和功劳都还没来得及表现。所以酋长们都拥护启,都说我们的领袖不愧为缔造者大禹的儿子啊!'2'

好一个“吾君帝禹之子也”!扯来扯去,只有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

是的。禹的儿子,这才是关键。

其实,前面讲的那些,什么“禹子启贤”,什么“佐禹日浅”,都不能自圆其说。启优秀,难道益不优秀?不优秀怎么能入禹的法眼?益当副手的时间短,难道启的时间长?他可是一天都没干过。说到底,就因为世袭制势在必行,此刻不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的资历深、功劳大,比启还要德才兼备,恐怕也没用,除非益的实力大大超过启。

实力才是资本,世袭才是趋势。

事实上,启废禅让之前,各部落的酋长恐怕已经世袭。这时,如果联盟的老大还得“让”,谁都别扭。相反,能把禅让制给废了,则皆大欢喜。那些早已变成“各路诸侯”的家伙,当然乐观其成。

事不宜迟,顺水推舟,夏后启毅然“闯红灯”。

结果怎么样呢?他成了“元后”。其他那些,则叫“群后”。当然,他们原本就叫“后”,比如后夔、后稷、后羿。但,名称没改,性质变了。过去是部落酋长,现在是国家元首。这就像古代印度,部落首领叫“罗惹”,邦国君主也叫“罗惹”。正所谓“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当然,这时的国家还不成熟,只是雏形,因此只能叫“部落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也一定很多,它们被称为“诸夏”。诸,意思是“众多”。诸多的部落国家都叫夏,并非成了夏的“王臣”,只意味着仿效和承认。

诸夏,是“文化的认同”。

不认同的,则叫“诸狄”和“诸羌”。

也有不服的。

不服的部落叫“有扈”,地盘在今天的陕西户县,跟夏启原本一家子,都姓姒(读如四)。他们的唱反调,是反对夏启,还是反对世袭,不清楚,也许兼而有之。反正,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必须用拳头教训。于是夏启毫不犹豫地率兵讨伐,并且下令说:奋勇当先的“赏于祖”,临阵脱逃的“戮于社”。

文化密码,就在这道命令里。

夏启所谓“祖”和“社”,指的都是牌位。祖是祖宗的牌位,叫“神主”;社是社神的牌位,叫“社主”。社神就是土地神,也就是“皇天后土”中的“后土”。古代行军打仗,如果是元首“御驾亲征”,就要用专车装载这两种牌位随行,以便用神祇和祖宗的名义进行赏罚。夏启的车上有祖,说明他们已经有了祖宗崇拜,甚至早就有了。早到什么时候?尧舜。因为尧舜都没有图腾。没有图腾,崇拜什么呢?也只能是祖宗。

祖宗崇拜跟世袭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它甚至就是世袭制度的文化准备、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因为一旦确立了祖宗的地位,领导人的选举和禅让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选爸爸”和“换祖宗”的?

也许,我们的故事就该这样讲下去,如果不是有了“商”。





谁代表中国




商也是一个“闯红灯”的。

闯红灯并不奇怪,因为这就是他的“历史使命”。

正如尧舜禹是“三个代表”,夏商周也不是“三个王朝”。尧舜禹与夏商周,分界线是国家的诞生。尧舜禹代表之前的部落联盟,夏商周则代表之后的初级阶段: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进入西周后,国家就是国家,不再是部落。但即便是西周,也只有城市国家,没有领土国家,更谈不上“中央集权,天下一统”。因此,夏商周都不是“朝代”,而是“时代”。

时代总要终结,集权则是趋势。春秋是准备,战国是实验,秦汉是完成。之后的唐宋元明清,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再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十月革命三声炮响,这个时代也终结,中国又走到了今天。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夏商周也一样。

事实上,夏商周不但是三个阶段和三个时代,也是三种文化和三种文明。创造它们的,则是三个民族:夏族、商族、周族。当然,他们起先都不是民族,充其量是“部族”。这三个部族,应该大体上同时起源。司马迁说,夏的始祖禹,商的始祖契(读如谢),周的始祖弃,都是尧舜联盟的“内阁成员”。这个说法,并非一点影子都没有。张光直说,夏商周三代相继又三国并存,则完全可能是事实。

奇怪!并存的三家,怎么会是“三代”?

关键在于“谁代表中国”。

什么叫“中国”?古人所谓“中国”,首先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意思是“世界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地理条件是要在中原,因为这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建立在这个地方的城市,就叫“中国”。

当然,所谓“中原”,有一个较大范围;“中国”所在,也有弹性。比如夏启都安邑,在山西;夏桀都洛阳,在河南;商汤都亳(读如博),在山东;盘庚迁殷,又在河南。他们都是多次迁都的,所以商又叫“殷”或“殷商”。周的都城则有两个,一个叫“宗周”(长安),在陕西;一个叫“成周”(洛阳),在河南。反正,夏商周的都城在哪里,哪里就是“天下之中”,就是“中国”。

问题是,凭什么归他们说了算?

因为综合国力最强。

文化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谁是江湖老大,大家就跟谁学。何况综合国力最强的,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至少当时是这样。何况夏商周,也会有意识地推行,体面的说法叫“以文明去教化”,简称“文化”,是动词。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先“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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