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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这条关于公民资格的法律，恰恰是伯里克利执政期间，由他本人提出的。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位让他神魂颠倒的同居女友。
这真是不折不扣的作法自毙。
但伯里克利只能咽下苦果，尽管他是雅典城邦最有权势的人。事实上，伯里克利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对城邦的贡献无与伦比。正是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达到鼎盛，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为“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雅典，也被伯里克利本人骄傲地称为“希腊人的学堂”。
伯里克利，是可以相当于大禹或周公的。
然而伯里克利的待遇，却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只能跟其他人一起住在普通居民区里，房子是土坯垒成的墙，坡式屋顶上盖着赤陶的瓦片。作为民选的将军，他也只能听命于公民大会。他甚至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出席公民大会受审，并判处巨额罚金和解除职务。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里克利发表“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第二年。正是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伯里克利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也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保证希腊城邦的繁荣昌盛，希腊人民的幸福安康。他的演说是那样的真诚和实在，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会被自己赞颂的制度，一耳光打得满地找牙。
命运相似的还有丘吉尔。
领导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胜利之后被他的人民利用民主制度卸磨杀驴的。1945年7月，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落败。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只能黯然神伤地走下舞台。据说，挨了当头一棒的丘吉尔闻讯以后曾发表了这样一句名言：伟大的民族对自己的伟大人物，总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此刻的心情，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实际上，这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评论伯里克利的话。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这样的民族，一定是崇尚民主的。事实上，只有民主国家的公民，才会如此“忘恩负义”。更重要的是，也只有这样国家的公民，才能够这样做。
因为民主的要义，就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
是的，国家的公共权力不是哪个人的，也不是谁家里的，而是全体人民的。是全体人民当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权利”部分地让渡出来，这才共同组成和变成了“公权力”。使用公权力的执政者，只是让渡私权利之全体人民的代理人。故，他必须由人民选举，得到授权；必须对人民负责，受到监督；还必须有一定的任期，通过选举来换届。终身制，必非民主。
所以，民主国家的国民一定“忘恩负义”。他们固然看重你以前都做了什么，做得如何，却更关心你将来怎样，想干什么。丘吉尔被取代，原因就在这里。同样，民主国家的国民也难免上当受骗。伯里克利的下台，还有许多不怎么样的总统和总理的上台，便是如此。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都有限制。因此，如果看走眼选错人，有后悔药可买。可见，民主是“可以纠正自己错误的制度”。也因此，它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
这就是民主。它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喜不喜欢。
君主的来历
与伯里克利的可怜兮兮相反，埃及的法老俨然是神。
古埃及人对法老的尊崇，今天看来近乎病态。当时官员和贵族最大的荣幸，是能够匍匐在他面前亲吻他的脚印；最值得夸耀的，则是终身不曾挨过他的鞭挞。他的名字不能叫出声来，因为据说里面有无法抗拒的魔力。他的王衔中有一只鹰，那是太阳神的图画文字符号，就像中国太阳里的“三足神鸟”。
◎这是埃及第一王朝四位法老的王衔，其中第一位纳尔迈，也叫美尼斯，是兼并了上下埃及的人，古埃及最早的法老。这四位法老的王衔中都有鹰。
鹰神荷鲁斯原本是地方“保护神”，后来成为上下埃及共同的神。法老，就是国家保护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是“太阳神的儿子”，死后则成为诸神中的一个，就连入主埃及的希克索斯人也这么说。这样的权威当然毋庸置疑。只是到了帝国的后期，挑战中央的地方统治者才自称“月亮神托特的儿子”。
没错，君主制的要义，就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
神的儿子当然要住进神殿。实际上，“法老”（pharaoh）本有“宫殿”之意。称国王为法老，正如称皇帝为“陛下”，称王子为“殿下”。他们甚至死后都要住进宫里，只不过那宫殿叫“庇里穆斯”，也就是金字塔。
神有神庙，王有王宫，朝廷当然也就叫“庙堂”。
但，君主并不是神，也不该是神。最早的君主，原本是部落的酋长。他们起先叫“尹”。尹，就是手上拿了根东西，甲骨文的字形跟“父”十分相像。
◎甲骨文的“尹”（《甲骨文编》甲一七一二）。
◎甲骨文的“父”（《续甲骨文编》乙九七一）。
父，也是手上拿了根东西。只不过尹手上拿的是“杖”，父手上拿的是“斧”。但有人说父拿的也是“杖”，还有人说父拿的其实是“炬”，因此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也就是“带头大哥”或“主心骨”。
◎埃及法老权杖。
其实，父或尹，手上拿的是炬，是斧，是杖，都无所谓。因为不管他拿什么，都意味着有“指挥权”。所以，炬也好，斧也好，杖也好，都是“指挥棒”。后来，变成“指挥刀”。再后来，变成“权杖”。
与此同时，尹，也就变成了君主的“君”。
◎金文的“君”（天君鼎）。
君，从尹从口，也就是部落王或大酋长在发号施令，听命令的则是“族群”。群，原本是不能用来说人的。人多了叫“众”，兽多了才叫“群”。＇7＇不过这是春秋以前的观念。到战国，君已经成为“人群”的领导者。但，群是“羊”字上面一个“君”，说明“君”原本是牧羊人，比如“姜”或“羌”。尧舜联盟中的部落酋长叫做“牧”（十二牧），不是没有原因的。
显然，君，最早是劳动者，这就是氏族的族长；后来是领导者，这就是部落的酋长；最后才是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国君，是侯、王、皇帝。
作为劳动者和领导者的“君”，原本是一些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是在族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刀耕火种、杀出重围时脱颖而出的。策划，则神机妙算；围猎，则奋勇当先；迎敌，则指挥若定；农耕，则每每丰收。这样的人，当然不难获得族民由衷的尊敬和拥戴，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甚至可能因为特殊的贡献而在死后被尊为神，比如大禹。
于是，“君”就变成了“主”。
◎甲骨文的“主”（甲一五○）。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灯中火主”，也就是灯芯。
主，原本是灯芯。＇8＇后来，却变成了“主人”和“主宰”，甚至“救世主”。
这是跟民主制完全不同的道路。
殊途同归
道路的选择有如航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海图。
东方各国选择的都是君主制。而且，也都是先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然后从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从各自为政走向中央集权，变成王朝和帝国。
最早建立了集权制的是埃及，这就是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第一王朝。＇9＇然后是两河流域，这就是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王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国的大秦帝国则要晚得多（见附录表2）。而且，印度的国王也不是神或“神的儿子”。他们属于“刹帝利”，等级比“婆罗门”（祭司）还低。到阿育王时代，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末年，国王才自称“诸神的宠爱者”。＇10＇
中国的道路有所不同。
中国的君主不是神，而是圣。他们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是“人中之龙”，只在天的面前称臣。当然，也没有什么祭司或教皇之类的人物，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所以，中华帝国是最稳定和最完善的帝国，稳定到不可能被蛮族征服，也不可能在自己内部发生制度性的革命。
海图，确实是多样的。
希腊和罗马是另一条路。他们的政治体制其实有许多种，包括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简单地说，雅典选择的是民主，罗马选择的是共和。雅典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然后被马其顿王国征服。罗马的共和则存在了近五百年，然后是君主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也是五百年。＇11＇
航线，也是多样的。
但，构成海图的要素，世界各民族却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公共关系、公共事务、公共权力、公共机关和公共规则。规则，有公民的约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国的礼法。礼法、王法、约法，原则上都应该是成文法。公权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书。因此，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图画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克里特的“线形文字”，印度河的“印章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字”。这是“文明的界碑”。
那么，选择航线的灯塔是什么？
安全与自由。
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自由的，选择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选择君主制。因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势，非如此不能保证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国民的自由不被干涉。但这样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古代便难免力不从心。这是大多数古老民族最终都要选择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是啊，要么有自然灾害需要抗拒，要么有外来强敌需要抵御，政府非得强势不可。＇12＇
问题是，安全可以用技术来解决，自由却只能靠制度来保证。因此，世界各民族又会殊途同归，最终都将走向民主。只不过在此之前，大家都得走过漫长的道路，包括西方，也包括中国。
然而，没有什么航程会是弯路，没有什么探索毫无意义。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为此，我们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并顺便访问几个港口。
比如雅典，比如费城。
* * *
＇1＇请参看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
＇2＇古老文明的创造者都是农业民族。埃及人把自己的国土称为“克麦特”（kmt，意思是有别于沙漠的“黑土地”），古巴比伦的一份文献称“田地是国家的生命”（见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第101页）；而在印度，“田地被小心地测量着”（《梨俱吠陀》）。
＇3＇关于塔萨代人和芬图人，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4＇安特卫普的标牌，见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5＇逃亡的农奴因城市而自由，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6＇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堪称“迷你型城市”。它的外圈是夯土而成的厚重的墙，上面有箭垛、枪眼和瞭望哨，正中则是公共空间。居民平时各人过各人的日子，有事集中起来商量。如果遭遇侵略，则同仇敌忾。
＇7＇《国语？周语上》：“兽三为群，人三为众。”
＇8＇主即“炷”的本字。小篆的主字，像一盏油灯之形，上面的一点代表灯芯上燃烧的火苗。所以，主的本义即指灯芯。主字后来多用为主人、家长以及主持、掌管等义，故另造“炷”代替它的本义。《说文？丶部》：“主，灯中火主也。从，象形；从丶，丶亦声。”本义为灯头火焰。
＇9＇最早实现了“中央集权”的是埃及。公元前3100年前后，以孟菲斯为界的上埃及（尼罗河上游）和下埃及（尼罗河下游），在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武力征服下变成了统一的帝国，这就是“第一王朝”。
＇10＇印度的“阿育王时代”为公元前273～前236年，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年。
＇11＇从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到公元前337年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签订城下之盟，雅典的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从公元前509年到前27年，罗马的共和近五百年。从屋大维建立帝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也是五百年。
＇12＇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公平的，选择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也要讲效率；更看重效率的，选择资本主义，尽管资本主义也要讲公平。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可以互补的。人类也终将在这一对矛盾中找到平衡点，走出共同富裕的道路。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独，费城则是它的转世灵童。
那灵魂，便是独立、自由、平等。
第三章
从雅典到费城
民主是个意外
战国前夕，现在叫做山西的地方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世袭的晋国大夫赵桓子去世后，其子立即被族人集体谋杀。理由是赵桓子的继位，原本就不符合前任赵襄子的遗愿。因此，他儿子不但不能袭爵，还必须被杀掉。
也就在同一年，雅典街头有个卖香肠的却被撺掇着去当政治家，因为他被认为具有一切民主派人士的共同特点：出身卑贱，会做买卖，厚颜无耻，蛮不讲理，全家老小都是无赖。一位将军对他说：你以为什么人能当人民领袖？不是要有学问，也不是要有道德，而是既卑鄙又无知。
哈哈，太好玩了！
当然，雅典发生的事情，不是史实，而是剧情，是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讽刺喜剧《骑士》中的情节。这出戏就是在晋国那个倒霉鬼被杀的公元前424年公开上演的，还得了头奖，因此它又是历史，或可以看作历史。它至少说明，在当时的雅典，很有一些人对民主政治不以为然。
这就意味深长。
众所周知，雅典城邦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例。它在后世，是被当作成功的典范而备受推崇的。谁能想到，当时竟会遭到如此嘲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喜剧原本也是最具民主性的艺术样式。喜剧，尤其是讽刺喜剧，只有在民主的氛围中才会有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民主国家，喜剧家才能真正享受到最充分的言论自由，不用惧怕因为刺痛了某些权势人物而受到政治迫害。可是，这种最民主的艺术却被用来嘲讽民主，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
然而只要转念一想，我们就会发现这恰恰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所在。想想看吧，反对民主的人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反对，还能获得满堂喝彩，请问还有什么制度比这更不坏呢？
但这个“最不坏的制度”，在当时却是异类，甚至意外。
看看左邻右舍就知道。
事实上，雅典试行和实行民主的那两个半世纪，世界格局绝非民主浪潮风起云涌，而是君主制度遍地开花。埃及，早在雅典民主改革两千五百年前，就建立了第一王朝，此刻正一会儿变成波斯人的王朝，一会儿变成埃及人的王朝。西亚，则从雅典实行民主制度的一千七百年前起，便走马灯似的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王国：阿卡德、巴比伦、赫梯、以色列–犹太，然后是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跟雅典同时代的印度和中国，则都在走向中央集权——中国从春秋战国走向大秦帝国，印度从列国时代走向孔雀王朝。有人搞民主吗？没有。
就连希腊本土，也是三种政体并行不悖：雅典，民主政治；科林斯，寡头政治；斯巴达，贵族政治。＇1＇在文明的起点上，希腊人也分道扬镳。
民主的雅典，渺小而孤独。＇2＇
因此，当阿里斯托芬使用他的民主权利尽情嘲讽民主制度时，他当然不会想到，在雅典2550平方公里土地上进行的政治实践，连同它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和教训，都将成为种子，成为泉眼。千百年后，这种子会长成参天大树，这泉眼会变成滔滔江河，变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潮流。
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一种制度、一种精神和一种文明，只要符合人类的共同人性和共同价值，就总有一天会产生出来，哪怕当时只是意外。
问题仅仅在于：意外是怎么发生的，特例又为什么会变成通例？
这得先让希腊人来回答。
山那边是海
柏拉图说，希腊人是“围着池塘的蚂蚁和青蛙”。
这个池塘叫爱琴海。
爱琴海是希腊人的母亲。她就像从海水的泡沫里创造阿芙洛狄忒（维纳斯）一样，把希腊人创造了出来。在欧洲，没有哪个地区会像希腊那样，拥有如此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以及如此众多的岛屿。站在希腊任何一个山顶，你看到的都将是蓝天白云下那浩瀚的大海，一望无际。
这是一个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自由世界。
如此开放的视野，是让人心胸开阔的。何况还有冬天和暖的阳光，夏天凉爽的信风，这至少保证了他们在露天广场召开公民会议，将不成问题。
只有一样东西神没给他们——肥沃的土壤。希腊的山坡是荒凉的，土壤是贫瘠的，许多地方寸草不生。适合生长的，主要是葡萄藤和橄榄树；适合生产的，则是葡萄酒和橄榄油，还有盛放它们的陶罐。这些产品很容易就能变成商品，贩运到埃及、波斯、马其顿等地，换取自己需要的粮食、木材和日用品。
于是希腊人说：好吧，我们航海去！
航海是自由的旅行。在滑翔机和降落伞发明之前，航海无疑最能让人体会到什么是自由，也最能让人明白什么是责任和理性。在航海中，任何头脑发热的轻举妄动和不负责任的胡作非为，都可能导致葬身鱼腹的灭顶之灾。希腊文明中一直有着自由和理性的精神，请不要忘记航海的作用。
还有殖民和经商。
殖民和经商也是希腊人的拿手好戏。据统计，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参加殖民的城邦有四十多个，派生出来的城邦则有一百三十多个，跟爱琴海的岛屿一样繁多。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小国寡民”，比如厄齐那城邦就只有100平方公里。但这些“小不点”却不畏强权。公元前492年，波斯国王大流士要求希腊各邦臣服，外交辞令叫“贡献水和土”。结果，帝国的使者在雅典被扔进了深渊，在斯巴达被扔进了水井。希腊人说：要水土，自己去取！
接下来，便是希腊人在马拉松和萨拉米以弱胜强，两次大败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