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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她经常去酒吧、上网和逛街买裙子，对她的其他生活只能从笔记本上偷看到一部分。
在四月末的那几天，她这样写道：
这几夜辗转在几个PUB 里晃荡，仿若十五岁那年的夏天，我躺在床上紧张自己的小腿不够像安卡那样纤细，可安卡没有买过一条裙子，却鼓吹我一年四季都穿，即使是上海飘雪的冬天。
当嚣杂的音乐混合着不同度数的酒精，闪现在我面前的人，个个都面目模糊不清，认识的与不认识的，毫无理由地胶着到一起。除了我自己，没有人知道灯光下我的笑容很妩媚，但一定不是干净的。
我如同偷得了二十克拉的钻石一样享受着某一瞬间的快感，但这样的瞬间也在转眼间就烟散云散。在南的房间里，我发现那面干净的镜子，他一定在那面镜子前笑容温和地照过。从那面镜子里我闻到自己腐烂的味道。
迪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镜子里的你才是真实的，她在另一个世界，在同一时刻，和你一样照着同一面镜子。你看见了她，她看见了你。
那一个上午十点三十分，我在回学校的巴士上，很悲伤。
脚很放肆地跷到前面位置的靠背上了，好像一九九八年高考完了那样放松到失重的地步，我想要把自己放到很高的地方去，当年短发，倔强而粗俗的劣质表情，遇到很多场分不清敌我的群架，在学校门口晃着脚吃雪糕的时候，安卡对我说：“宝贝，今夜太冷了，等太阳出来了我们再私奔。”我没想过要和她私奔。我把头发烫了，穿着各式各样的裙子招摇过市，大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伪装得很完美，好像没有上一秒，在陌生人前我异常美丽地盛开着。
但时光一旦从十五岁那年上海的夏天，交错到二十二岁的广州四月，我就经常在酒精下，在照镜的时候，异常清醒地发现另一个我，另一个小偷，毫无防备地跳出来，和我吵架，并且拉扯我的头发，拉得我头皮很痛，她执拗不肯妥协，一如我，于是她每一次出现都和我打架，仿佛她突然跳出来就是为了和我在某段时间里一定要分出胜负来。可是我们始终都只打了平手，谁也没有赢过对方。
安卡走之后，我问过自己：她究竟是谁？这些年周遭人都藏到哪里去了？我为什么一点也不知道？她寄来的卡片里有大片大片的雪山，大片大片绿色的草原。
我快要毕业了，有什么东西躲在心口隐隐生痛，又欲罢不能。
害怕，再读安卡的来信。
Yvonne晚上在QQ上留言给我说，她要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了，刚刚接到考研成功的消息。
她说：“兄弟！这是个好消息啊！”
毕业这么久远了，她还有心思去念书，佩服。
厦门大学的新闻系，是想学新闻的学子的首选。我望着Yvonne白兔一样的QQ头像，读到这则消息没有感触，想起那年冬天，我在西安写过一封电子邮件给她。大意是说想念从前和苏晨呆在文学社的日子，云淡风轻。
后来也收到一封Yvonne的回邮，不过是三个月之后。
Yvonne的信很简单，大意是同情我过了巫山还想云雨的遭遇，但对我马后炮的爱情观念不屑一顾。她说她早就看出来我对苏晨的倾心和爱慕，但是她不想帮我，原因是她也喜欢我。
那么这个意思，让我有点吃不了兜着走。
事过境迁，世界每天都在改变。
艾米丽把自己打扮成花仙子，但是笔记本里新的记录却不快乐：
他腼腆的笑容里有温雅，像湖水微漾，清爽，只是不容易看到他笑；他干净的，散发着蓝天的凛冽气息，有时候是空气和木质的味道。又不只是这些，还有温柔，嗓音低沉。使人留恋。即使和他在一起也只有静默。
散漫，被动而且忧伤。他就像哥伦布，他却装着一无所知。
我是爱上他了吗？
这样，我的安卡呢？
我要成为一个没有过去的人，心怀不轨地走向另一个陌生的未来。安卡以前坚定地说过“肯定有未来的！”我信她，我相信她说的一切话，即使明明知道那是烟花的誓言。安卡说等她上完大学就带我去荷兰，就可以让我嫁给她。
这世界上，没有谁能承诺给我一个玫瑰园。
我不敢再回忆了，就怕有一天回头所有的路全部都被淹没，连安卡也不能在身边。
不知道再面对安卡的时候，怎样才能告诉她，我长大的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
我在网上download了一首龙宽九段的《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下来听。
艾米丽说她喜欢这首歌。
艾米丽的生活，是以学习为辅的，以娱乐和寻找快乐为主，她好像真的很富有，夜夜笙歌，红酒，乱花钱，买衣服买鞋子。
艾米丽和我的区别在于，除了她的染色体是两条X X 而我的染色体只有一条X外，我们还喜欢各自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饮料、不同的沐浴露、不同的鲜花、不同的做爱方位和刷牙的时间，还有不一样的颜色。
“你是介于流氓和绅士之间既不彻底又无激情的漂亮男人，不好不坏地活在这世界上，让人家挺难过。”
“为什么难过？”
“因为你不是水，也不是火。”
不彻底不坚决就是一种模糊。
这和安卡阳光下坚定的微笑，形成风格鲜明的对比。
31。波拿巴在圣·贝尔拿特险坡上
总是在第二天中午醒来时浑身疲倦，这些醒来的时光，我突然觉得是这样的厌烦，仿佛睡上百年也无法补救。我不喜欢这样。
夏天特别漫长，仍旧慢慢地继续着。
这几天的梦里，我终于有了新的发现，知道自己在梦里叫什么名字了。
梦里，我在总是要走进去备课的办公室门上有三个数字：507 ，左边的墙上贴着一个暗红色的字牌：Steven Spielberg教授，字牌的下面还贴着一张A4纸的表格，安排着下一个月的历史和地理课程。我的名字是暗红色的，与此同时，又在门缝里收到一封信。我想起刚刚在抱着书往办公室走的时候，有个孩子正飞快地跑向走廊的另一边，不知道是淘气的小男孩还是小女孩。总之，我们都穿得很厚，冬天很冷的样子，我的右手袖口处露出几丝已经磨烂的灰色毛衣的线头。
显然，我在梦里是个怕冷的三十几岁的老头子，未婚，没有女朋友，领着一群不听话的高中生，喜欢看地理杂志。
信上指责我在讲堂上犯了多次错误，洋相出尽。我紧张地将眼镜取下来，局促地捏在手中。那些信上的字都是汉字。
正当我望着信纸发呆，桌上的老式电话机响了。我茫然地提起黑色的电话听筒，可能是对方在大骂，因此我的两条眉毛已纠结到一团。随后，我去了走廊另一端的一个房间，并与里面一个老头儿打招呼，他看见我朝里走去，就激动地挥舞着手臂，我以为是上课讲错历史的事儿被这老头儿知道了。
这老头儿可能是主任或者校长一样的角色，不然他那么凶干吗。
总之，我隐约觉得是知道发生了点什么事，当然不是指讲错历史年代的事，但也不算什么好事。于是我驱车去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并在一幢旧房子楼下停了车。对了，我开的这辆车也很旧，是一九七二年中国产的红旗轿车，全国编号三十七，开起来和老牛拉破车一样，不负众望地哐啷哐啷。这种伴奏使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滑稽。
我上楼梯，楼梯两侧墙上的灰闻声而落，纷纷，很听话的样子。在三楼的过道遇到一个很胖的女人，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多少使人不敢久视。她庞大的身体几乎堵住了整个过道，我望着她充满愤怒的眼睛和身上的肉，十分悲哀地不知道自己应该继续上楼呢，还是掉头就跑。
我没有跑。
本来对于“女士优先”这种小动作，我一直都坚持的，并不是说我想做绅士，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美德，但若是我又让来让去的话，只怕是又要见到那双愤怒的眼睛了。穿着长裙的很肥的女人与我说了一句话，由于她的侧身示意了让我上楼的意思，我不得不上。
我又爬上了一层楼。胖女人跟在身后。
我把手放进裤袋就摸到一串钥匙，而且还是一大串。我当然是无意识地摸到了这串钥匙。
原来那个肥胖的女人是我的一位本来十分善良的邻居，由于我住在她楼上，不知为什么楼上的水就穿过楼板滴到她床上了。据她反映，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过家，迫使她不得不打电话到我所任教的学校向院领导哭诉一番。
“哦，原来如此呀！”
我如释重负，随口应和。
一个多月？没回家？难怪她要生气了，也是有理由生气的。
可我自己都不记得这儿是我的家吗？这种情况下，只有钥匙才能成为证据。
如果，打得开这门上的锁，我就是她邻居。打不开这门上的锁，我就不是她邻居。
锁被打开的声音，很清脆。我只是从钥匙中随意挑了一枚，过分看不出破绽的巧合，使我惊讶万分。
一只宝蓝色的人字拖鞋漂浮在水上，被门打开时的动荡带去了小小的水纹漾动，它竟然像跳起舞来；不远处的袜子却因吸饱了水而沉入底下。我用脚把拖鞋踢开，一晃眼看见那只袜子的LOGO：黄包车。又是中国字呀。
决定等会儿问一下这位邻居朋友，这到底是哪个国家？
第一次进了这家门，家里就已经水漫金山的样子，我去了厨房，猫着腰找到了故障处，水管坏了。肥女人帮我拿来了工具。我除了能在课堂上讲错历史之外，看来还会修水管。
我们很快解决了问题，接着，开始大扫除。在清除房间的积水时，看见一张照片。也许是野猫从窗子爬进来捣过乱，那张照片背对着天花板浸泡在水里。
我弯腰准备把它拾起来，这时电话又响了。
外面的阳光十分刺人眼。我打开窗帘，然后又迅速拉拢它。梦被打断，非常遗憾没有看见那沉在水里的照片，到底是谁？电话是So打来的，她说：“快来淘金路，吃烤生蚝哇。”
我很清楚，Steven Spielberg是拍《夺宝奇兵》的大导演，和我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去。
梦里出现的谜语、很多不能解释的东西，就这样离奇地抓住我，它们频繁地出现，以各种方式拷问我的睡眠，使我烦躁不安起来，上班的时候，便开车走起神来。这样太危险。
我去网络上和RORO说起这事，是不得不考虑去看神经科医生的时候了。烤生蚝，以后还有大把的机会吃。
RORO说，他认识一位懂得这方面事情的私人医生，曾神奇地治好过几个梦游十分严重的人。也许可以试一试。医生的名字叫菲南。RORO还提供了一串暗号。我感到一下子进入了解放前期地下党的角色。
我的脑子和梦里那个房间一样，一定是进水了。因为我竟然期待着在那些梦里不出来了，尽管阳光不是很灿烂。无论如何，我想知道一个结果，那张照片上拍下的是什么？我为什么会有一套自己不记得居住过的房子？如果我一个月都没有回过家，那我住在哪里？那个给我写信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感到羞耻，一个教师，把编年史讲错是件值得内疚的事情。我的错误使我觉得自己应该被拉出去枪毙。但是，矛盾的是，不管是做哪个国家的高中老师，都不符合我一贯的行为和作风，虽然老师都不算很差的职业，另外我又忘了在梦里问那个蓝眼睛的肥胖的邻居，我们是哪个国家？我知道我犯错了，讲错了编年史的年代，还有小孩子和我作对。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
倒是想帮助那个肥肥的邻居减轻一下体重，完全是从健康的角度考虑。
我一直对照片的事耿耿于怀，总是盼望着能再进入那个水管漏水的房间，可每次又总是去到另外的梦里，情节一点都不像放电影那么连贯。我希望自己能控制梦里那些情节的发展和变化。无庸置疑，不可能。
真的应该去看医生了。
第二日，我去了X 大学的附属医院。
我极其害怕医生这种职业的人，他们总是看见病人的痛痒而事不关己的样子，也许是他们见过的病痛啵涑梢恢帧巴槠＠汀薄Ｓ惺焙颍矣龅降囊恍┠幸缴堑淖齑揭捕际呛烊蟮模醋齑降难丈椭浪鞘嵌嗝瓷朴诶檬澄锢吹餮硖澹Ｄ暄钊瘢硬还炔倮停植还确抛葑晕摇Ｋ堑慕】底苁橇钗腋械接行┥衿妫盟埔怀≌秸醇谒肀咄旰梦匏鸬暮推健？/p》
挂号，神经科。导医小姐不喜欢笑，也许是我的表情很严重，她把我扔到六楼一个空荡荡的走廊上，让我自己去21号房间里找医生。然后她顾自走了，也不和我说再见。
我站在21号房门两米远的地方，一直犹疑，第一次看心理医生，觉得有些理不清的东西，似乎还妄图在前三分钟里清理一下。门开着，我仍是敲了门，才拿着病历走进去。
黑发挡住她的视线，也挡住了我希望开门见山就能看见的她的脸。
她抬起头来。是一个美女。用人造的各种标准来衡量，她都是一个美女，五官恰到好处地摆在恰当的位置，不偏不移，不大不小。但我觉得标准的美，就像“游标卡尺”。
原本是不敢这样大胆地直视女性的目光，但这天很奇怪。
整个治疗过程应该属于一种催眠。
不确定我是否被催眠成功，总之，回家之后的最初几天时间里，我连续头痛几日，没有梦，却眼睁睁地瞪着天花板，任十几张脸浮在我的脑海里，它们都是同一张脸，那个女神经科医师美丽但有些空洞的脸。
她对我的治疗过程是这样的。
“坐下，没有关系，别害怕……”
她充满怜悯的眼神，真令人感动。
“别害怕，来，放松自己，想象你是躺在一片温暖的云朵里……”
“对，对对，就这样，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
“对，很好，很好……不要转动眼睛，就看着我。”
她微笑着的脸晃动在我的眼前，我正躺在白色的医床上，想起电影里为什么心理医生的房间里都有沙发，是黑色的真皮沙发呢。
“很好，很好。”
我又在想她为什么不说“Very good ！”或者说“Terrific！”
接着，她拿着一个本子坐在我身边，问了如下几个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辛迦南。”
“你今年几岁了？”
“二十七。”
“你有女朋友吗？”
也许不仅是出于对我的怜悯，她不断问话，似乎要关心我的每一处细节。可是心理医生都会问这种问题吗？
“没有。”
“你做什么的？”
“的士司机。”
“你觉得我漂亮吗？”
“……”
我闭上眼睛不说话了，这种催眠是多么令人痛苦哇。我知道她其实算是漂亮的，但是长得太端正了，反而没有一种属于个性的特征。到处都没有缺点，其实那就是最大的缺点。而且是不可以容忍的缺点。
我很快逃离了X 大附属医院的心理病房，觉得六楼21号房间是阳光不能照射的地方。
一个星期之后，梦像减肥的反弹一样更加疯狂地跑回来缠住我，几乎是整个睡眠过程从未得到休息，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地换，比拍电影还仔细，布满很多细节和怪异的痕迹，驱使我不断去寻找为什么。总是在第二天中午醒来时浑身疲倦，这些醒来的时光，我突然觉得是这样的厌烦，仿佛睡上百年也无法补救。
我不喜欢这样。
另外一个有闲的下午，按照RORO给的地址，在中山图书馆的隔壁，我找到了这家私人诊所。拐进小巷子里，漆着绿色的木门紧闭着，旁边是石墙，大抵是有点潮湿，长了一层淡淡的青苔，而青苔却是很新鲜的样子，这青苔让人感到孤寂和忧郁。
这里也不像是城市的一角。
我想起来，广州已经两个月没有下雨了。
敲门，一位围着暗红色亚麻披肩的老婆婆开了门，一条缝。
“请问一下，您是菲南医生吗？”
老婆婆足足看了我两分半钟，才把门全部打开，示意我进去。
本来以为在这种潮湿的地方，里面应该很阴冷才对，估计错了，看来想象并不十分可靠。
屋子里再无其他人，想必她就是菲南医生了。客厅布置得像西餐厅，有很多的家具和各式各样的古旧的小摆设，几盏橘红色的小灯，光线柔和，但这种温暖不是阳光带来的那种。奇怪的窗子有种古朴的伊斯兰风格，但被窗帘遮住了绝大部分。空气中有一股尤加利香型的余味，各个地方都很整洁。房间里可供人行动的空间虽然不大，但也没有乱的感觉。
“想不想喝点什么？”
菲南医生问。
我点点头，正望着墙上的一幅画像出神，忘了说到底想喝什么。
“那喝点什么呢？”
麻烦她又问了一次。
“水。”
这是《波拿巴在圣？ 贝尔拿特险坡上》，大卫的名画，油画，271 ×232 厘米，正品应该躺在法国的凡尔赛博物馆。据历史记载，一八○○年，拿破仑在圣？ 贝尔拿特险坡的行军，是法国军队反击奥国干涉军的出其不意的行动。画里表现出拿破仑不顾雪山的酷寒、雪崩和脚下的万丈深渊，带领主力部队向意大利的山麓地带前进。
红披风，异常醒目。目光坚定而英勇，充满激昂的情绪。
看着看着，我觉得拿破仑的右手所指着的方向，与菲南医生的天花板相交的一点，正在闪闪发光，而那匹剽悍的马仿佛在下一刻就要飞起来了。
“你叫什么名字？”
幸好这时候，菲南医生又和我说话了。如果拿破仑的马真的飞起来，估计我和菲南医生都奈何不了。
“写字的梵高。”
“梵高？不是画向日葵那个疯子吗？”
果然有暗号，我迟疑了一下，接着用RORO给的暗号答案，一一回答。
“画画的那个是疯了，写字的这个有没有疯，现在还不知道。”
“那你哪儿不舒服？”
菲南医生继续问道。
“食指痛，很痛。”
菲南医生拉着我的手，坐下来。她说我病得很严重，但是不会是死掉的那种严重，是一种比导致死亡更严重的病。
从没听说过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病比导致死亡更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