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疚的人。
我怕有人要求上岗。近两年，无论是社会上还是企业内部，要求上岗的人愈来愈多。尤其是在企业已逐步起死回生的今天，我却仍无法让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重新上岗；尤其是当听到他们中某某因下岗后生活陷入困境时，我就会深感不安、自责。。。。。。我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我们这个千疮百孔、历尽沧桑的老国企，今天之所以还能顽强地活着，还能艰难地发展着，这些都与下岗职工所做出的牺牲、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怕有人向我求情。尤其是许多老同志在这个企业干了一辈子，可以说为国企奉献了一辈子，说起来，他们的工龄甚至要超过我的年龄。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企业能给安排一个子女就业或重新上岗。我知道，他们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屈尊”向我张这个口，可我却无法答应他们，我一定驳了他们的面子，伤了他们的心。。。。。。
有时，我曾逃避现实地梦想着，如果现在是计划经济该多好，如果现在的企业没有一个下岗职工该多好，如果我这个当厂长的能来个“大团圆”式的结局该多好。可今天轮到我当这个厂长了，却要别无选择地在改革这场“革命”中扮演这样一个“六亲不认”的角色。
我说这些是不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如果是的话，一咬牙一跺脚，那这个'婊子'我是当定了。可我又不甘心，又觉着有点委屈，于是我还想厚着脸皮为自己立个牌坊：我是为了企业的生存，我是为了上千人的生计和稳定。
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可能更适合于搞艺术，而不适合于搞企业。这些空洞苍白的自我开脱、自我表白，也许只能更加暴露出我内心的不安与空虚。但无论今天我个人得到了什么样的承认，企业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面对这些下岗职工，对我这个当厂长的来讲，都是一种尴尬、一种缺憾，都应当是“站着说话腰也疼”。
“国企”愧对银行
写下这个题目后，就觉着打击面太大，但为了“讨好”银行，为了过过嘴瘾，为了表白自我，最终还是没能管住自己这只“贱手”。
我接任厂长后，面对那令人窒息的历史债务，许多人提醒我一定要与银行搞好关系。对此，我很苦恼，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关系怎么搞？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我拿什么还？
人活脸，树活皮。做个国企厂长，无论企业大小，如果做到份上，说雅点儿：叫实现自我，回报社会。说俗点儿：就是要得到普遍尊重。尤其是如能得到银行的尊重，那我们这个国企以及我这个做厂长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我能得到银行的尊重吗？除非天上掉馅饼。让我将这几千万的历史贷款连本带息全部还清，这可能吗？
既然不可能，那我这个国企厂长的“接班人”，看来就注定是一个要被银行所讨厌、所鄙视的东西了。
有时真后悔，我何苦要接这个负债累累的烂摊子。
不少人当初就劝我：你真是个傻大胆，从哪方面讲，你们这个国企都是个“死亡工程”，你去当这个“陪葬”值吗？
我接任后，经过审计，企业资产负债率已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多，仅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就 “该死”。
但没有谁敢轻易让我们死，因为我们是国企。我们的活与死牵扯着上千名职工的生计，牵扯着银行，牵扯着政府，牵扯着一系列社会问题。
该死的如死不了，那活着恐怕就会是一种煎熬、一种痛苦、一种活受罪。
从表面上看，我们这个国企有厂房有设备，实际上这一切都早已成了银行贷款的抵押物，企业已成了一个“空壳”子。就如一个病人穿着衣服还像个人，脱了衣服全是“排骨”。悲哀的是，连我们的“排骨”都是银行的。
一想到这些，我那想干一番事业的万丈豪情就会一落千丈；一想到这些，我的气就会不打一处来。
有时我真想指着有关人员的鼻子问问：当初我们近似疯狂地一次又一次地从银行贷款时，我们考虑过企业的偿还能力吗？我们考虑过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吗？当我们拼命地用贷款去拆东墙补西墙时，当我们靠贷款发工资时，我们心安理得吗？
有时我还想“倒打一耙”地问问银行：当时你们是怎么把的关？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能让我们这样的国企贷到款？
我甚至“用心险恶”地想，如果我们贷不到款，如果企业无法正常运转，如果工资发不了，那么企业内部的矛盾也就无法再掩盖。早发现早医治，我们也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债台高筑、“病入骨髓”的结局。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我说这些，可能立即会遭到不少国企厂长的唾骂：你这个小兔崽子当厂长才几天就胡说八道，我们问你，银行是谁的？企业是谁的？国家的！我们有困难不向银行伸手，向谁伸手？要知道，即使贷款发工资也是为了安定团结。亏你也算读过几天书的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就是要用普遍联系的眼光来看问题。而你却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来评判是非、来否定以往，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以往的一切都跟当时的环境有关，我们是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是啊！我怎么能拿今天的一切去要求历史呢？如此说来，我倒是应该去最大限度地理解他们，去理解那时的一切。
可谁又理解我呢？银行能理解我吗？我这个国企厂长的“接班人”能说：我只对现在负责，而对企业以往的债务概不负责吗？如果都让我来负责，我负得了吗？这公平吗？
可今天的现实是：我不负也得负。我多次提醒自己：没谁逼我当这个厂长，一切都是自找的 ―――死要面子活受罪。
不少人也劝我：何必那么认真、那么累？企业又不是你的，款又不是你贷的，况且像你们这样的国企比比皆是，你怕什么？
倒也是，我是国企，我怕谁？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何况银行目前还没要我的“命”。可能正因为我是国企，银行才最大限度地宽容着我、理解着我……否则，我早“死”定了。
本性难移。我还是轻松不起来，那沉重的历史债务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把利剑，让我无法正常地呼吸……
牢骚、埋怨常常是弱者与无能的表现。面对那令人窒息的历史债务，我的表现只能如此。
欠债不还，无论我们有多少理由，都应有愧。如果哪天这个企业真的死在这些债务上，我们这些“贷款者”应愧上加愧。如果我们当初贷款时压根儿就没打算还的话，那就已不是愧不愧的问题了，恐怕银行的同志会用日本鬼子常讲的一句话：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激情管理
2002年春节期间，我读了郎平的《激情岁月》，被郎平那既然选择，就落子无悔、就要杀出一条血路的激情所感染着。春节过后一上班，我就极力向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推荐这本书。。。。 。。
2003年春节期间，从初四上班开始，我们就组织全体中层及有关人员观看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又一次被剧中石光荣等人物的激情所燃烧着，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我不知道是自己的哪根神经在作祟，有时候，我忽然听到一段庄严的音乐，或者看到一个助人的场面，浑身的血就会往上涌。我觉得人的一生无论做什么，要想有所成就，要想活得精彩，要想活得痛快，就必须有一种激情。这种激情绝非一事一时的冲动，而是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情感和思索，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人的全部力量在于思想”。管理企业，尤其是管理国企，更需要激情，我把这叫做“激情管理”。
回顾这几年我在管理中的所作所为，我感到自己始终就置身于一种激情之中，始终被一种激情所燃烧着。我常对朋友讲：我不是在用什么智慧、谋略管理这个企业，而正是用我全部的感情，这种感情其实就是我的思想。有人问我：你爱好什么？我说：我爱好“着急”，这并非玩笑，因为这国企里让我这个总经理着急上火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
什么是“激情管理”？我理解就是四个字：柔肠侠骨。
所谓柔肠，就是要有一颗爱心，就是要有一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情愫。作为总经理的我，就是要爱自己企业里的员工。每当我看到员工们那忙碌的身影，我都会一次次地被感动着，我都会觉得他们是最应该得到尊重的人、最应该得到关心的人、最应该受到呵护的人。做好这些，就是我这个总经理的责任，就是我这个总经理的价值。正是这样的“柔肠 ”，一次又一次地唤起了我的“激情”。
所谓侠骨，就是能路见不平冲上去，就是能嫉恶如仇，就是能拍案而起……管理是什么？ 我理解就是没完没了的碰撞与'斗争”。领导的价值也就是要在这没完没了的碰撞与“斗争 ”中来体现，如果“刀枪入库，天下太平”，还要领导干什么？领导的作用就是“碰硬”。反思我们有些国企之所以在管理上混乱不堪，之所以没有干事的氛围，之所以有着个别谁也不敢碰、谁也不敢惹的“特殊人物”，关键是领导患了“软骨症”。领导的软弱麻木，是滋生不良与邪恶的最好温床。一个企业要有人气、要有士气，那么首先当领导的要有正气、要有“硬气”。正是这样的“侠骨”，一次又一次地燃起了我的激情。
记得诗人艾青曾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热泪？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今天，我也想说：为什么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激情燃烧？因为我对这个企业爱得深沉。。。。。。
仅改制救不了我们
国企已经、并将越来越少，像做我们同类产品的企业已没有国企了。我也想改制，但鉴于我们这个企业的特殊情况，改制谈何容易！改制十分渺茫。
别无选择，改不了制我也得继续干下去。
改不了制又怎么样？难道改不了制我们就必死无疑吗？难道改了制我们就能“长命百岁”吗？我看未必。现在有不少人把国企改制看成是拯救国企的唯一希望，并把以往国企的所有矛盾、弊端、失败统统归结为国企的体制问题。如果一些局外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如果我这个国企总经理也一味地喊破嗓子这样说，那恐怕就有着转移视线、掩盖自己无能的嫌疑。
听说在美国几乎每天都有不少的企业破产或倒闭，我不知道那些企业里有多少是国企？事实证明，国企并非一改就活。我们一些已改制的国企仍是穿新鞋走老路，仍是换汤不换药，仍是不死不活。可谓体制易改，“国企本性”难移。
请问：仅靠改制能救了我们国企吗？改制能代替我们的管理吗？国企前行要有两个轮子：一是体制二是管理。如果我们在管理上混乱不堪，在观念上陈旧僵化，在作风上拖拉疲软，仅改制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其实，改制对于我们这些在国企里当厂长、总经理的来讲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果我以往在管理上就是个“无能”的混混，一旦改制后，股东的眼睛可是雪亮的，大家是不会容忍我再继续混下去的。
如果将来我们企业有条件改制了，我这个当总经理的必须在改制之前弄清一个问题：为什么改制？是为了弄个“终身制”的老板当当？还是为了实现自我、回报社会，把企业当成毕生的事业来干？是为了个人赚点钱而拼命？还是为了大家共同致富而奋斗？是为了全心全意地依靠广大职工来更加规范地管理企业？还是为了自己当个“土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把职工都当成打工仔？如果这些问题搞不清楚，就稀里糊涂地改制，企业恐怕很难真正搞好。就我们这个国企目前职工的凝聚力、班子的战斗力而言，如果改不好制，我倒是担心会把人心改散了，所以，我常对班子的成员讲：改制对我们来讲是“人心工程”。
像以前大家见面常问“吃了没有”一样，现在不断有人见面就问我：改制了没有？看来国企改制已势在必行，国企“该死”也似乎成了一种共识，尽管如此，我们这个目前还无法改制的国企也用不着“怕死”，因为我坚信：仅改制救不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我这个总经理在管理上“无能”，如果我根本就弄不清为什么要改制？即使改了制，企业早晚还是要死。
我会不会堕落
小时候，常看到装满犯人游街的卡车，每个犯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块大牌子，那白纸黑字的牌子上十分醒目、十分？人地写着：杀人犯、盗窃犯、强奸犯……每次游街过后；那尘土与汽油夹杂在一起的气味都会让我头晕恶心，心情也会随之变得忧郁起来，会有一种恐惧感，我害怕自己日后也会变成一个犯人。
今天，已轻易看不到犯人游街了，倒是能频频地从电视里或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国企领导腐败堕落的报道。不过，我已不再害怕自己会变成一个杀人犯、盗窃犯或强奸犯……我倒是常常害怕自己会不会腐败堕落，会不会变成一个毫无责任感、毫无良知的人，会不会堕落成国企里的一条蛀虫。
原因有三：
一是当这个国企总经理，我自认为我是有着一定腐败堕落条件的，我掌握着几千万的国有资产，我签一个字就能支出几十万、上百万。“不受监督必然腐败。”历史的教训已多次证明，我们国企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往往是软弱无力的。尤其是在我取得了一些成绩之后，在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对我的信任、对我的赞扬与日俱增的情况下，我害怕自己变得骄傲起来，变得不可一世，变得唯我独尊，变得飞扬跋扈……记不清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上帝要让谁灭亡，就先让他疯狂。
二是当这个国企总经理，有时我会有一种不安全感。有外商来与我们谈合作时问我：你能干多长时间？我被问住了。我明白，外商是担心我们“临阵换将”。
这是国企，我怎么知道自己能干多长时间？企业搞砸了，我自然干不下去；企业搞好了，我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干下去。俗话讲：一朝天子一代臣，一条路线一代人。我当这个国企总经理，说穿了不就是一张纸上那一行半字的任命吗？我上午是总经理，下午可能就是下岗职工。有时这种不安全感，还来自我那每况愈下的身体，如果哪天我躺倒了，什么也干不了了，我有钱看病吗？像我这个“残疾人”，恐怕连吃饭都会是问题。自身难保，我还怎么对自己的亲人去尽责任？
这不安全感会不会让我变得急功近利？变得浮躁虚荣？变得玩世不恭？变得“及时行乐”？
三是当这个国企总经理，有时我会有一种失落感。我自小受家庭的正统教育，讲吃苦、讲奉献已成为我世界观中的一部分。可今天现实中更多的是讲交换、讲算计、讲索取、讲回报。在一些人的眼里：我要么是“没贼心不早起”，要么就是一个“傻蛋”。
我推崇“物质上可以是乞丐，但精神上一定要当富翁。”可今天的现实是：没有钱什么也不行。吃饭要钱、看病要钱、住房要钱、上学要钱，孝敬父母更需要钱。有句老话讲：百行孝当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试想，我的父母如果有了病，需要住院、需要用药、需要请个专家，而我倾囊却拿不出几个钱来，那我到底还算不算一个孝子？
我有腐败堕落的条件，我有不安全感，我有失落感，我有“私字一闪念”，钱！对于今天的我来讲，的确有着一定的诱惑。我害怕自己会在不知不觉中腐败堕落；我害怕自己会不再那么容易被感动、会不再那么容易流泪，会不再那么“过分”认真；我害怕自己会不再嫉恶如仇、会不再爱憎分明、会不再拍案而起……我害怕自己会最终成为金钱的奴隶，会成为国企里的一条蛀虫。
也许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十分清醒。如果现在我就开始堕落，那我一定是十分痛苦的，因为我现在还算清醒。这种清醒也正是我写下此文的动力。这种力量虽然不一定能够永远阻止我走向堕落，但却永远会是一种镜鉴，时时令我自省。用我们在管理中的一句术语：预防为主。
我的母亲父亲
（一）母亲
不知怎么搞的？有天夜里竟然梦见母亲死了，从睡梦中哭醒后，再也无法入睡。天亮起床后，仍觉得心里沉甸甸的，早饭也吃不下，就忍不住把这梦告诉了母亲，听后母亲笑了，她说她一定能高寿；因为梦是反的。就算梦是反的，可如果母亲真的离我而去；对我来讲简直就是天塌了下来；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任何人还能像母亲那样疼我、爱我、理解我、宽容我。。。。。。
凡是了解母亲的人，都说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父亲也曾讲：你妈为了这个家付出了一切。母亲和父亲一样也曾是位军人，她写着一手好字，她思维敏捷、办事干脆，颇得首长与战友们的赏识。可是后来为了我，母亲不得不“脱了军装”、离开了自己心爱的部队。
我生下来就体弱多病，因早产体重还不足1。5公斤的我，简直就是一副成不了人的样子。听母亲讲：那时的产假也只有56天。母亲每天早上五点半离开家去上班，要倒上三次车才能到单位，每天晚上回到家都已是十一点以后了。由于给我喂不成奶，母亲每天都要数次到卫生间里用吸奶器将奶吸掉。根据部队的规定，母亲当时是没有条件要房子的，而父亲又远在外地的部队上，母亲只好把我托付给保姆。可我总是在不断地生病，而且有时病得吓人，直吓得保姆都不敢再带我了，由此保姆也一连换了好几个。
为了能将我养“活”成人，母亲只好向部队多次打报告申请转业。当时部队的首长曾几次去家里做工作，希望母亲不要离开部队，战友们也为母亲脱了军装离开部队而惋惜。可母亲为了我，态度十分坚决。多病的我可谓影响拖累了母亲的一生，从那时起至今，在这三十多年里，我已记不清自己大大小小得过多少次病，但我却清楚地记得，每次得病都有母亲在我的身边。
母亲喜欢干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有些“洁癖”。那时我们家住的是四合院，邻里关系非常亲近，无论是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有着相互送些的习惯。有次邻居给我们家送了一块“ 皮冻”，由于没有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