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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唯乐—痛苦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唯实原则。但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种更加基本的原则，即他所称的重复—强迫原则（repetition…cnpulsion），它具有恢复早期状态的倾向。如果从逻辑上推到极端的话，这意味着那里存留一种使生命变为无生命物体的倾向，弗洛伊德称之为“死本能”。这与其说是临床的结论不如说是一种哲学的推论，只有极少数几个信从者觉得能够接受这一观点。这也表明弗洛伊德有关本能的理论有了变化。他曾几次试图把各种本能分为两组对立的类型，他就用这种方法把本能归入生本能和死本能两个基本的范畴。他认为死本能外向化时，就会引起攻击性冲动，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痛苦。
在以后的两年里，弗洛伊德又出版了两本著作《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和《自我与伊德》，后者为新的自我心理学奠定了基础，并且直到现在人们仍在对它进行着富有成果的研究。弗洛伊德以前曾把精神过程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三个方面：但是通过进一步研究，他认为这种划分法虽然不失有用，然而还存在着一种更加基本的尺度。这时，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三分法，他把所分的三个部分称之为伊德、自我和超我。伊德相当于来自原始本能的能量的原始贮藏库。弗洛伊德认为它是一种完全没有分化过的能量，但是伊德也许并不象他想象的那么完整。自我则是从伊德产生出来的与外界进行接触的专门性力量。弗洛伊德在研究了病人身上几种形式的抵抗之后，以充分的理由提出假设：自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无意识的。这个结论也附带地说明，人们为什么坚信那些产生于内心深处的决定是自发性（自由意志）的。
早在几年之前，弗洛伊德就已提出“自我理想”的概念：它是一种自恋性力量，它批判自己本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驱使自我达到更严格的道德标准或审美标准。后来，弗洛伊德把它重新命名为“超我”，不过其含义则大大地扩展了：它是从自我分裂出来的部分，它体现了插入其中并由一定程度上被同化了的父母的要求和标准。然而由于它在攻击性冲动中有着较深的根基因而能引起一种极度痛苦的犯罪感。其程度之难以忍受，使得人们设法寻求逃避——这是一个与犯罪倾向有关的题目，或者以各式各样的自我惩罚和自卑感来减轻那些感觉。所谓“良心”，就是衡量自我和超我之间心理紧张程度的一种尺度。
大约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在一九二三年春天，弗洛伊德的口腔上部患了癌症。同年十月，他做了一次根治手术，上颚一边只好全部切除，于是他必须装上又大又复杂的假牙，这给他带来了不少苦恼。在这以后的十六年里他吃了不少苦头，除了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以外，还动了三十三次手术。在这漫长的时期他从来不哼一声，而是默默地忍受着巨大的病痛。
一九二五年，弗洛伊德发表了《抑制、症状和焦虑》，该书阐述了焦虑和恐惧的性质及来源；他在这一年中还应约撰写了一部简短的自传。一九二六年，他写了一本为普通人而不是受过医学或精神分析学训练的人运用这一学科的可行性进行辩护。他担心精神分析学会变成医学的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属部分，以致它对于人类更广泛的意义会被人们忽视。但是，他想使精神分析学的应用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一九二七年弗洛伊德写了《幻觉的未来》一书，为此他受到宗教界的强烈谴责。严格地说，这本书对精神分析学并没有什么贡献，它只是表达了弗洛伊德的信念即单靠愿望和恐惧的心理动机就足以形成宗教的信仰，尤其是对上帝和永恒的信仰，这里根本不需要求助于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两年之后，又一本不受欢迎的书《文明及其不满》问世。弗洛伊德在书中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根本弱点，并指出了许多必须加以补救的缺陷。他在较早些时候写的《群体心理学》中，就对联接各个社团的纽带的性质及其来源作过大量阐述，这对社会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另外在这些年里，弗洛伊德还发表了不少临床方面很有价值的论文，以及论著《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这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写的那两卷讲演在内容上得到了更新。
一九三〇年，弗洛伊德的文学才能使他得到了歌德奖，这是他非常重视的一项荣誉。第二年，他的故乡为庆祝他的七十五寿辰，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出生的那条街道，许多科学协会接受他为名誉会员，但除了他一九〇九曾作过讲演的克拉克大学曾授予他荣誉学位外，再也没有哪所大学授予他类似的学位。然而，一九三六年，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他八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这一年使他感到满意的另一件事是，他被接纳为英国皇家学会的通讯会员。
弗洛伊德在流亡中
一九三三绝纳粹党人开始对犹太人进行迫害，这对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是一个重大打击。当时弗洛伊德在德国的许多支持者被迫逃离自己的国家，他的著作在柏林被当众焚烧。此后不久，他的出版公司的大部分存书又在莱比锡被没收。尽管在德国的主要销路已经丧失，但该公司仍然全力挣扎，直到一九三八年纳粹入侵奥地利，公司房产被没收为止。
纳粹的迫害促使弗洛伊德思考犹太教的性质和起源问题，这一问题占去了他一生中最后五年的大部分时间。他把《摩西与一神教》写了又写，该书在当时信奉天主教的独裁政权统治下的维也纳，没有机会出版发行。一九三八年他离开维也纳后，该书终于问世，英译本也在他逝世前的几个月得以发行。这是一本想象力极为丰富的著作，书中的一些观点既难以证实也不容易予以反驳。弗洛伊德在书中推断，犹太教中特有的一神信仰，与第一个传播这种信仰的、富有单命精神的埃及法老阿肯那顿推行该信仰有关。通过对有关摩西出身的奇异故事进行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推断摩西实际上是埃及人，他提示说，摩西是一个忠于阿肯那顿的信仰的贵族，阿肯那顿死后，他的一神信仰就遭到埃及人的坚决抵制。由于这一看法，弗洛伊德在曾经把他尊为本民族伟人的犹太人那里，第一次受到了冷遇。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摩西向犹太人灌输一神信仰时，必须面对人们的强烈反抗，他认为摩西就是在一次反对他的权力的暴乱中被杀身亡的。于是，弗格伊德进一步设想，摩西被害之后，人们为这样对待伟大领袖而悔恨，这是一种与弑亲愿望的先天反应有关的悔恨，他认为这是人类遗传特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摩西的学说后来由少数几个忠实的信徒珍藏起来直到几百年后才由一些伟大先知将它立为教义。
尽管压力重重，弗洛伊德坚决不同意离开早己成为故乡的维也纳。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纳粹入侵奥地利以后，局势已经很明显了，如果还不走的话，要不了多久，他就会象别的犹太人一样厄运临头。在这关键时刻，欧内斯特？琼斯飞抵维也纳，劝他移居英国，英国内务大臣亦为他、他的家庭以及他的学生提供了最充分的帮助。是年六月，他克服了纳粹分子设置的重重障碍，终于飞抵伦敦。九月，他又搬到马兹费尔德花园，这是他最后一次搬家。九月问，弗洛伊德接受了最后的手术治病，这也是最大的一次手术。到了次年二月他癌症复发，医生认为已无法再动手术了。然而在他逝世前的一个月，弗洛伊德还在忙于他的本职工作，还在接待来访者，撰写文章。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弗洛伊德在伦敦与世长辞。
1939年9月23日，精神分析法创始人西格蒙？弗洛伊德在伦敦逝世，终年83岁。
茨威格生平及代表作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1881－1942）是奥地利的著名作家，从二十年代起，他“以德语创作赢得了不让于英、法语作品的广泛声誉”。他善于运用各种体裁，写过诗、小说、戏剧、文论、传记，还从事过文学翻译，但他的作品中以传记和小说最为著称。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茨威格出生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家里。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文艺熏陶，十六岁便在维也纳《社会》杂志上发表诗作。一八九九年中学毕业，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德国和法国文学，接触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研究和翻译过法国波德莱尔和魏尔伦、比利时凡尔哈伦的诗歌。一九零零年曾去柏林学习过一个学期。他有意识地深
入社会底层，了解一些遭人唾弃的卑贱者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一九零三年获博士学位。
茨威格早期的诗集《银弦》（1901）和《早年的花冠》（1906）、小说集《埃利卡·艾瓦尔德之恋》（1904）等，受当时盛行的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缺乏内容和新意。
从一九零七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创作上渐趋成熟。除了《泰西特斯》（1907）、《海滨之屋》（1912）和《化身戏子》（1913）等剧本外，他还发表了小说集《最初的经历》（1911），由有声望的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茨威格在《柏林日报》（9月19日）上发表《致外国友人》一文，表明自己忠于同他们的友谊，以及来日和他们携手重建欧洲文化的愿望。第一次大战期间，欧洲许多知名作家都未能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影响，唯有少数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反战立场，茨威格便是其中之一。
茨威格经历了战后的灾难：饥馑、寒冷和通货膨胀；对他触动最深的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此后的二十余年是他的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的主要作品，大多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一方面是传记著作。他的《三大师》（1920）论述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斯陀耶夫斯基。接着，他撰写了《罗曼·罗兰》（1921）。其他的传记著作有：《同魔鬼作斗争》（1923，记述三个患精神病的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自画像的名手》（1928，记述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精神疗法》（1931，记述发明催眠术的奥地利医生墨斯墨尔、所谓“基督教科学”创始人玛丽？贝克和著名精神病学者弗洛伊德），《玛丽亚？安托万内特》（1932）和《玛丽亚？斯图亚特》（1933）等。这些著作表达了他对于以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为中心的西欧文化的尊崇。
另一方面是小说。《心的焦躁》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作于一九三八年。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包括：《恐惧》（1920；1925年改写）、《马来狂人》（1922）、《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22）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1922）、《月光胡同》（1922）、《看不见的珍藏》（1927）等等。他作品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他最擅长的手法是细腻的心理描写。他尤其着重选取资产阶级社会中妇女的不幸遭遇的题材，揭露“文明人”圈子的生活空虚和道德败坏，谴责对女性的不尊重和对人的善良品质的残害，赞美同情、了解、仁爱和宽恕。他努力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描写道德败坏给人带来的情感上的痛苦，揭示个人心灵中种种抽象的美德，甚至让已经堕落的人身上闪耀出道义的火花，他的目的是要改进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人们的精神面貌。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一九三四年发生维也纳事件，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要求德、奥合并，茨威格不得已迁居英国。一九三八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便加入英国籍，不久又离英赴美，一九四零年经纽约去巴西。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他在去世之前，完成了《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这是他一生的历史，也是他那一代人的历史；这是对昨日的世界，亦即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沉沦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回忆。他死后发表的《象棋的故事》（1941），是他的最后一篇小说，沉痛地诉说了一个心灵和才智遭到纳粹摧残的人的经历。
茨威格一生写过、同情过许多人的不幸遭遇，他的不幸遭遇自然也得到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的同情。
斯蒂芬。茨威格代表作
《恐惧》
《月光小巷》
《看不见的珍藏》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茨威格之死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突然传出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南美巴西服毒自杀的消息。近四十年来，德国文学的研究者纷纷探讨这位作家的死因，提出种种疑问，作出种种解释。为什么茨威格会走上这条绝路？莫非他流亡国外，生计无着，穷愁潦倒？抑或看不见前途，悲观绝望？
希特勒上台前，茨威格便看出法西斯包藏祸心，绝非善类。一九三三年法西斯分子上台不久，便制造了国去纵火案，企图向全世界证明，国际共产主义，也就是世界犹太主义，阴谋颠覆德国政府，是德国人民的死敌。可是法西斯弄巧成拙，明眼人全都看清了这次大火的秘密。柏林当时正在上演茨威格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火烧火燎的秘密》。人们站在广告牌前，相视而笑，心照不宣。这微笑激怒了做贼心虚的法西斯匪徒。这些真正的纵火犯终于撕掉了广告，电影被禁止上映。接着，柏林狂热的纳粹大学生在广场上焚烧进步作家和犹太作家的书籍，以表示对法西斯主义的信仰，对元首的忠诚。包括海涅、托马斯？曼和茨威格的作品在内的大批书籍被焚，这些作家的作品统统被禁。大批进步人士，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作家受到迫害，关进集中营，或被迫流亡国外，德国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对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过深刻分析的茨威格，根据《我的奋斗》和法西斯上台前后希特勒的言行，对此人也进行了分析，希特勒青年时代作为一个落魄的艺术家，流落在维也纳街头，衣食无着、走投无路；为此他绝不会宽恕维也纳，放过奥地利。有朝一日时来运转，他一定要以胜利者的姿态，随着凯旋的行列，进入维也纳，看到这座曾经使他蒙受耻辱的城市匍匐在他的脚下。因此，当大部分欧洲人士，包括张伯伦这样老练的政治家在内，都对希特勒抱着幻想，以为绥靖政策可使法西斯餍足的时候，茨威格却看清了法西斯的罪恶本质。一九三四年他被抄家，这是奥国当局所采取的一次难以自圆其说的行动。于是茨威格离开萨尔茨堡前往英国，一九三八年，奥地利被法西斯并吞。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年，除了两度访问美洲之外，茨威格一直侨居英国。一九四○年取得英国国籍，前往美洲，最后住在巴西。在这期间，他集中力量写作他的自传《昨日的世界》，并且创作了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茨威格在物质方面没有任何匮乏，而且也绝不缺乏荣誉。他在美洲的演讲旅行，总是一次次凯旋的进军；他在巴西举行作品朗诵会，总是万人空巷，深受欢迎。他有英国国籍，不像一些流亡的犹太人处处受到歧视，在饥饿线上挣扎；他拥有巴西的长年签证，是受到特殊礼遇的共和国的贵宾。那么，他为什么自杀？
我们不妨看看他在自杀当天写的绝命书：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义务亟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它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在此地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茨威格在自杀之前写的自传《昨日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份更详细的绝命书。他在回顾一生时描写了那个昨日的世界，他自己就属于这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作为作家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触动人们的感情。而在这现实世界里，他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他回忆起罗曼？罗兰对他说过的话：“它（艺术）可以给我们，我们个别的人以慰藉，但是它对于现实却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写了《象棋的故事》之后便就此搁笔，他那长达三十二年之久的巴尔扎克研究也就此中辍。其实，《象棋的故事》是揭露法西斯十分有力的武器，但这个武器的效用是内在的、缓慢的。而茨威格却急不可待，失去耐心了。脑力劳动之所以是他最高的乐趣，乃是因为他通过脑力劳动可以影响人们。如今既然无从影响人们，也就生不如死了。我们前面提到他在流亡期间物质上的优越条件，然而物质毕竟不是决定一个人幸福还是不幸的主要原因和条件。精神上的折磨往往甚于肉体上的酷刑，对于思想敏锐、感情细腻的人，更是如此。这点，他在《象棋的故事》里写得十分深刻而个人信服。在各式各样的法西斯的牢房里，有多少优秀之士不堪这种折磨，终于精神崩溃；又有多少人，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无声无形的酷刑，内心极度痛苦，终于在自杀中寻找解脱痛苦的途径。茨威格身在国外，没有受到他的亲友们遭到的厄运，但他去国离家，成为四海飘零的流亡者，内心同样各受折磨。他那敏感的心灵，既承担着自己的痛苦，也分担着在祖国受迫害的亲友、同胞的忧患。于是，他感到心力交瘁。这不是肉体的疲劳，而是心灵的疲惫。就像他在《富歇》一书中描写的“百日”期间拿破仑的精神状态一样：对命运的打击已失去抵抗力。这位心理分析的大师，自己也是感情细腻、极其敏感的人。
再加上他为人正直，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