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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指挥棒”。
早在1961年5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就受中央军委的委托，在天津主持召开了全军作战会议，着重研究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随后，总参谋部在各大军区、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门成立了“防突袭办公室”。他们的任务按林彪的话，就是吃了饭不干别的，专门研究蛛丝马迹，提早发现敌人发动突然袭击的征候。
林彪如此重视“防突”问题，首先，是从中央的战略部署考虑。6 0年代初以后，中苏两党及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毛泽东就未来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敌人有可能进攻的方向以及中国战略后方建设、国防科技和人民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作出了大量富有战略远见的决策。 对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它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为此中央军委提出了“北顶南放”、“岛重于岸”的重要防御思想，并提出要重视“突然袭击”在未来战争中的破坏作用。 ①【刘志楠：《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3年3月。】其次，可能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1941年6月，希特勒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德国机群空袭时刺耳轰鸣和呼啸而降的炸弹声，给正在那里学习、养病的林彪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回国后，他多次讲起这段经历。1959年夏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取代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长。当年11月，他到广州休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刘兴元找去，出了三个题目：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二是经济发展对军事的影响，三是现代战争中的突然袭击问题。要求刘兴元组织一个临时写作班子，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为将于1960年1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研究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作准备。三个题目共写了十万多字。林彪对突然袭击的材料尤感兴趣，这期间，他还要参加写作的一位参谋给他讲过诺曼底登陆战役。
讲到战备，不应忽略周恩来在这方面做的大量工作。关心和过问战备，这不仅是周恩来作为国家总理的职责所在，也和他的经历有关。建党初期，周恩来曾长时间是中国共产党内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最高领导地位确立之后，他又成为毛泽东领导军事斗争的主要助手。林彪在兼任国防部长后就曾说过：我这个国防部长有一大半是总理替我当的。“九一三事件“后，有人在批判时，说林彪的话是对周恩来过问军事工作的牢骚和不满，如果除去这个意思，这话是如实反映实际情况的。
在中苏两国政府副外长级谈判确定后，父亲的秘书符传荣整理了一份希特勒德国突袭波兰、苏联及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资料汇编。父亲认为这个材料有参考价值，便叫总参“防突办”加了个标题：“缓和姿态与突然袭击”，复印后送中央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周恩来看后又要去了三份，说要外交部等单位参考。中央军委要求防突袭办公室及时掌握敌方蛛丝马迹，周恩来要求总参情报部每日8时前，将获得的最新情报向他做一次汇报。党中央要求全党全军提高警惕，切实做好战备工作。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到国庆节期间，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似有一触即发之势。总参“防突办”根据林彪要求特派参谋阎洪釜去“林办”帮助工作，其任务就是直接向林彪提供主要敌对国家的最新军事动向。林彪交代阎洪釜着重研究的问题是：苏联究竟有无可能对中国发动原子袭击？
为了防止苏联故伎重演，9月25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批示召开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参谋长、作战部长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主要研究加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战备问题。
会议由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主持。27日会议结束。当晚19时40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与会人员并合影。父亲说，接见时还发生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小插曲：参加会议的70多人早已成4列在活动阶梯上站好，当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在门口出现时，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突然带头呼起口号来。由于这不是一般的群众集会场面，人数不多，而且被接见的多数是毛泽东很熟悉的高级干部，大家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别扭。毛泽东尤其敏感，马上皱起眉头，冲大家摆了摆了手，一面急促地说：“不要，不要！”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时的口号不是一句就完事而是成系列的，中途不能停下。当这位副部长硬着头皮带着大家把整套口号喊完，毛泽东已经很不耐烦了，他接着说了一句：“讨嫌！”随即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入座，同大家一起照相。毛泽东余愠未消，连连催促：“快点，快点！”照完相，他只说了两句话：“不留同志们在北京过国庆了。大家早点回去抓紧做好战备工作。”说完，便径直走了。
按照毛泽东的习惯，像这样的接见，他往往喜欢和被接见者中的熟人开几句玩笑，对大家讲一讲话。而今天这位副部长的唐突举动使他大为不快，一点兴致也没有了。许多被接见者因毛泽东匆匆离去而大感失望，那位领衔呼口号的副部长则大受埋怨，自讨无趣。
毛泽东走后，与会人员转移到湖南厅，听林彪等人讲话。林彪在讲话中提出，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有人把林彪的这几句话归纳为“一个观点，三个一切”用来指导部队的战备工作。周恩来、康生也讲了话，都要求部队提高警惕，切实做好战备工作。接见结束后，与会人员回到住地京西宾馆已近午夜，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人又召集大家布置会议的传达贯彻措施。外地各单位与会人员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次日乘专机离开北京。
五
196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大庆。建国后，按惯例要在节前发布国庆口号。经周恩来主持拟制的口号共有28条，其中关于备战方面的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毛泽东在审阅时感到意犹未尽，他提笔又加了一条：“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就要有所准备！”这条口号长达83字，已经不是口号，倒像是简短檄文、政治宣言。这条口号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对战备工作的态度、决心。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国领导层是不惧怕战争的！
国庆前夕，林彪视察了北京卫戍区某部和西郊军用机场。他看见停放在地面的飞机摆得过于密集，大为不满。回到毛家湾住地，立即召见空军司令吴法宪、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和分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
在会客厅，林彪先是批评了空军缺乏敌情观念，指示吴法宪立即将北京附近各机场的一部分作战飞机向外场转移疏散。接着，林彪拿起一条一米多长的指示棒，指点着铺在地毯上的一张标有部队部署情况的北京地区大比例尺地图，询问北京附近地区的设防和首都节日防护工作情况，吴、温、阎分别作答。
谈话间一位秘书进来报告：总参情报部侦听部门刚刚收到情报，蒙古方面通报今夜将有暴风雪，情况可疑。林彪对“暴风雪”三字特别敏感，他眉头一皱，望着吴、温、阎说：“这会不会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暗语。”父亲见吴法宪、温玉成都没吭声，便说他来此之前已经获知了这个情况，已叫人查询了气象部门，蒙古方向今夜确实将有暴风雪。听了父亲的说明，林彪紧蹙的眉头才又舒展开来。但他接着又出了一个题目，要吴、温、阎认真分析研究一下：一旦苏联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吴、温、阎临走时，林彪再一次提醒他们：国庆是个关口，一定要加强戒备，准备应付各种意外情况。
国庆北京一片节日景象。10月1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照例在天安门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当晚还举行了焰火晚会，场面壮观，气氛热烈，看不出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但为了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群众“十一”的欢庆活动，各级军事部门却殚精竭虑，高度戒备。他们从最坏情况出发，暗中做了周密安排和各种应变准备。军委办事组指示各级首长均应进入自己的指挥位置，前沿部队和大城市的车辆要进行疏散。空军把一架直升飞机预先降落在天安门和午门之间的空场上，以备出现紧急情况时保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可以迅速向城外指定位置转移；边防部队严阵以待；“三北”边防部队进入一等战备；军事情报部门和所有远程雷达不间断地进行侦察探测；为确保能在天安门上及时收听到紧急的敌情报告，父亲指定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亲自携带一部电台和几名干练的情报、通信人员到天安门城楼上，与情报部门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军事情报部门的敌情报告源源不断汇集指挥中心。
国庆节总算平安度过，但战备工作并未丝毫放松。苏联一旦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和最大威胁是由中蒙边境直指北京。张家口是拱卫北京的主要设防地带。国庆节刚过，经毛泽东批准，林彪由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和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副司令马卫华等陪同乘飞机勘察张家口一带地形，并接见驻军领导干部，检查了部队战备工作落实情况。
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人的疏散问题。毛泽东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林彪提请与会人员着重研究，苏联如果对中国发动核袭击我们应采取的对策，他表示：“毛主席的指示是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重要措施。”
周恩来对几个问题做了重点阐述。他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讲起，系统地论述了帝俄的侵华史。讲到当前的中苏关系，他认为苏方缺乏通过谈判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诚意，不可低估苏联领导集团的冒险性。他拥护毛泽东关于老同志疏散的决策，并提出了落实意见。
康生在发言中强调，苏联现在有几个师进驻蒙古，实际上已对蒙古实行了军事占领，其目地就是为下一步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做准备的。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疏散事不宜迟。
康生发言之后，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寂。忽然，江青嗲声嗲气地叫了起来：“总理呀，你是不是也关心一下京剧革命呀？我们的工作可真艰难哪！”
周恩来微微皱起双眉，望着江青，一时没有讲话。
江青又絮絮叨叨讲了起来：“现在有人千方百计破坏‘样板戏’，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红灯记》里李玉和痛斥鸠山说他气得‘血压升高手冰凉’，观众看到这里就发笑，整出戏演出效果全都破坏了，实在无法容忍，这不改行吗？！”
林彪看了看江青激动得像要跟谁决斗似的架势，知道原定议题已经讨论不下去了，如果让江青继续讲下去，会议不知到要开到什么时候。好在他和周恩来把该讲的基本上都讲到了，会上也没有不同意见，干脆散会。
“你是内行，”林彪先给江青戴了一顶高帽：“你认为不好的地方，修改就是了嘛！就不必开会讨论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
父亲列席了这次会议，他还带来了部署图，预先张挂起来，准备汇报战备工作情况和回答与会人员的提问。江青这一搅，他准备的材料根本没有派上用场。
10月1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于人民大会堂公开接见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指战员，有意对外显示中国首都一切正常。接见后，毛泽东即乘火车南下武汉疏散。周恩来留京值班，16日，林彪前往苏州疏散。“与此同时，毛泽东指定陈毅到石家庄，叶剑英到长沙，徐向前到开封，聂荣臻到郑州，四个人去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如果战争爆发，协助当地军政首脑指挥作战。” ①【熊向晖：《中国共产党若干历史问题写真》，中国言实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1页。】
为了落实毛泽东批示和政治局的决议，10月17日晚，周恩来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后，分批接见了一些老的中央领导人，其中有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邓子恢、张鼎丞、陈奇涵、王震等，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决定，并宣布了每个人的去处，周恩来特别对老同志们说明他已分别向有关省的第一把手打了招呼。
这批老干部疏散的具体组织工作统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负责，徐向前和聂荣臻没有出席体育晚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于次日上午在紫光阁专门做了传达。周总理要求大家于10月20日或稍晚离开北京。
与此同时，黄永胜责成父亲组织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于17日进驻既定指挥位置，军委办事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等随同进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分别按预定方案组成战时工作班子，进驻既定位置……10月的北京，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六
10月18日晚20时左右在中央军委前进指挥所住地，黄永胜秘书通知父亲到办事组开会。父亲的住所在山下，离开会地点约一公里远，当他气喘吁吁赶到时，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到场。
父亲一进门，见黄永胜手里拿着一张记录纸开门见山地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黄永胜传达了林彪的几点指示后，让父亲用电话迅速向部队传达，在场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都没发表意见。
父亲随即走进作战室，对记录稿稍做整理修改，他凝视着稿纸，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加个在编号吧！”
“按什么顺序编？”值班参谋问。
父亲考虑到这是“前指”开设之后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
就这样，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曾被说成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号令”，经父亲和一位值班参谋之手产生了！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21时30分。
随后父亲要值班参谋将稿子送呈黄永胜审查，但很快被告知，首长这几天活动多，睡眠太少，又患感冒身体不适，今天已提早服安眠药睡下了。秘书专门交待，黄平时睡觉困难，全靠药物入睡且用药量很大，服药后休息不宜打扰。
父亲考虑到，由于指示来自“林办”，按规定应向“林办”报告指示贯彻的执行情况，如果这中间有对林彪指示理解不准确之处，也可及时发现纠正。父亲指示值班副处长王宪志首先将“号令”上报“林办”，档案记载，“林办”收到号令的时间是21时44分。上报后，“林办”没有新的指示。
父亲看了看手表，苏联代表团明天上午即将入境，现在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剩十几个小时了。军人的直觉告诉他，如果苏联真要发动突然袭击，最大可能是在这段时间。时间紧迫，责任重大，不容延误，应立即向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有关机关传达。为了缩短传达时间，父亲将号令稿复印数份，参加值班的一位副部长、一位副处长和几名参谋一齐上阵，使用4部保密电话同时传达。
“一号号令”的内容大体是：
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日和20日应特别注意；
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不要麻痹大意；
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
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参谋人员按照先“三北”、后沿海和内地的顺序紧张地向各大单位传达林彪指示，父亲也在紧张地思考。他感到，第一个号令是发给全军的协同号令。黄永胜传达的几条中，有一条是针对“二炮”（战略导弹部队）的要求，但过于笼统，只讲了让“二炮”部队做好战斗准备。父亲认为，虽然“二炮”刚成立不久，拥有的装备和作战手段不是很多，但它掌握的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战略武器，如果掌握不好会出大漏子。于是，他专门给“二炮”下达了二号号令。为了调动和组织各种侦察手段掌握敌情，特向总参二部、三部等单位下达了三号号令。为使军事系统各机关、部门都作好应变准备，又向各总部、各兵总、国防工办、国防科委下达了第四号号令。几个号令传达完毕，时间已过午夜。部队接到号令后，认真迅速地进行了疏散。
父亲还告诉我一个情况。1969年10月18日晚，当“前指”值班室正在传达林彪指示过程中，又接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电话，说林彪询问一旦密云水库遭到轰炸，溢洪会给北京市区造成多大危害，是否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父亲听了值班参谋的报告后，因不了解水库的具体情况，便指示以总参谋部名义与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联系，请北京市提出意见。吴德听了总参谋部提出的问题，感到事关重大，经与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研究后，又向周恩来做了报告。周恩来要求北京市革委会派负责干部到现场实地勘察研究后提出建议。
北京市革委会随即派出北京卫戍区第一副司令、革委会副主任吴忠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水利专家赶往现场。大家很快便取得一致意见：密云水库虽然库容可达43亿多立方米，但水源地区连年干旱少雨，实际蓄水不过21亿立方米，只是“半盆水，”即使大坝被炸，对北京市区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密云水库是北京市区用水的主要来源，除万不得已，不能轻易放水。军委“前指”将北京市意见上报后，“林办”没有新的指示。
从备战的角度，对水利设施的防护是无可非议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之所以论证多年才迟迟施工，除水文地质等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