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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图之”。
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用“奉日本国王”字样，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对等关系。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应选择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地处海岛的日本，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是会奉若神明的。国书一到，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可是，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镰仓幕府，而幕府实权尽在执政北条时宗手中。北条氏以武士掌权，藐视公卿大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大元朝的皇帝放在眼里，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三月，元使赵良弼由高丽来到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日本国王，大宰府守护所再次拒绝，不得以被迫回国。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对于雄心勃勃，扩张**极强的忽必烈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当时，元帝国已经向东征服高丽，向南威逼宋朝，向西由中亚进入欧洲，席卷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放眼天下，视线所极，除了宋朝，只有一个弹丸岛国日本，而且当时的日本与宋朝关系十分密切，官方往来和民间交往十分频繁，对宋朝抗元有较大的帮助。征服日本，就可以卡断宋朝的外援之路，使其坐以待毙。
忽必烈想要征服日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说中日本极为富有。根据《旧唐书》记载：“倭国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若五斗器。”《新唐书》也记载：“永徽中，倭献琥珀，玛瑙若五斗器。”掠夺财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根本的特征。
从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起，忽必烈就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
当年四月，耽罗岛林衍起义，反对高丽王的统治，忽必烈乘机派元军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率军攻入耽罗岛镇压林衍。之后，元军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2000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宋朝之间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军可以全力进攻日本。随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至中都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战船900艘，其中大船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300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300艘，汲水小船300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
六月，900艘战船完工，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东征日本。联军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队，计有蒙汉军2万人、高丽军5000人，加上高丽水手6000人，共3万余人，由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亨统率，于当年八月出发。
第686章 元军征日（）
当时的蒙古军队虽然在襄樊之战中受到挫折，但成吉思汗时代横扫天下的余威犹在，且军纪森严，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队，每队设一长率领，组织极为严密，因此英勇善战，战斗力极强。此外，元军当时装备的火器借鉴了来自宋朝的先进技术（这是孙珲给宋朝弄出火炮后所没有想到的），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水平，曾经威镇欧洲，所以火炮作为此次征日作战的秘密武器，出现在元军的战斗序列中。
而日本武士部队的基础是守、介地头制（庄头制）。这市是源赖朝建立幕府时期形成的兵制。任守、介地头职的武士，多为有功于历代将军或执权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马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从其品秩看，也不过是从五位上到正六位下的中下级官员；地头，是管理公私土地进行征税的官吏，并对其管理的土地拥有警察权，其职位更低，隶属于守。他们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积大小，蓄养私兵。某一守率队出征，其一族的家人、族人即成为该守部队的骨干随同出阵，守所辖的地头，亦率其家人、郎党自成一队，归守指挥。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组织巩固，不易溃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于君主马前为荣，因此战斗力颇强。但是，这种队伍又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战斗时偏重于一骑对一骑的单打独斗方式，因此战斗几乎是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不易于指挥，无战术可言，根本无法和元军相抗衡，整体战斗力其实相当弱（越南陈朝地方军也是类似的制度，战斗力也非常低下）。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征日元军在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三将的指挥下，十月三日从高丽合埔出发，驶向对马。十月五**近对马岛。当地地头宗马允助国召集八十余骑弛向元军登陆据点，双方展开激战。由于众寡悬殊，宗马允助国及其嫡子养子共十二人战死，对马守护军全部被歼。六日元军占领对马岛。十四日傍晚，元军攻入壹岐岛。元军两船约400余人先行登陆，部队上陆列好队伍后即立赤旗为标记，与守护军左卫门尉平经高（平内左卫门景隆）所率领的百余骑激战。经高军战斗不利，退于城内防守。十五日陷城破，经高自杀殉城。十六日，元军逼近了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
日本大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兼任“三前二岛”守护藤原经资得到元军进攻对马的战报后，一边上报幕府，一边部署防御。而战报在十月十七日方送到镰仓幕府，十八日至京都。到十月二十二日，方知对马岛为元军所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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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7章 九州占领（）
受伤的左副帅刘复亨被送到了船上医治。元军统帅忻都召集其余将领讨论明天的军事行动。经过一天的战斗，元军对日本武士的勇猛战斗，颇有惧意，而且对一队队参战的武士部队难以估计其准确数字，以为数倍于元军。同时元军虽然占领了滩头阵地，但死伤不少，兵疲矢尽，并且统帅受伤，这些对久经战阵的元军统帅忻都产生了影响，从而不能准确地判断出战争双方的形势。高丽军将领金方庆比较冷静，他看到当时的战争形势对元军比较有利，只要坚持苦战，便能攻克大宰府，保住阵地以待援军。所以，他建议：“我军虽少，但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
忻都犹豫不决，由于担心日军夜袭，他打算命全军回到船上，这时精于水战的部将张禧“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硫磺气”，判断近日可能有暴风雨大室，建议全军上岸，在岸上扎营避雨，海湾中的战船则分散驻泊，“各舰相距百步下锚，以免大风至时相互碰撞损坏”，忻都采纳了张禧的建议，下令全部陆军以最快速度登岸，选择险要可避风雨之地扎营固守，海湾中的战船较小者驶入河口避风，较大者则各自相距百步下锚，以免碰撞。
午夜时，台风暴雨果然大至（日本群岛四面环海，除东北部沿海外，均被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流所环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黑潮，气候形成较温和潮湿的海洋性季风气候。在每年八、九、十月间，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台风袭击；博多湾恰好正位于台风的袭击区内），由于事先做了准备，元军避免了台风袭击时各舰船互相碰撞，所以损失极小，仅有大小战船二十二艘毁沉，方台风渐停之时，暴雨又降，海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将无法相救，故而溺死者约一千余人，受伤的左副帅刘复亨也在死难者之列。
台风暴雨的来袭没有给元军造成太大的损失，但却坚定了忻都和元军众将的作战决心。忻都庆幸自己听了张禧的建议，没有上船，因而躲过一劫，他认为这是天意要助他成就征服日本的大功，是以第二天即二十二日一早便率军出发，前往进攻大宰府水城进攻日军。
此时日军已在大宰府水城列阵，由于昨夜暴雨打湿了火药，元军火炮暂时不能发射，是以元军这一次没有使用火器，而是先以弓弩猛射日军，然后以骑兵向日军发动冲击，步兵跟进，日军兵少势弱，根本无法抵挡元军如同潮水般的进攻，全军五千余人尽为元军所屠灭，大宰府水城为元军攻占。
在进攻大宰府的同时，忻都还派出一只小型舰队，前往长门海域，以牵制长门的守军，使其不敢救援大宰府。元军进攻长门的消息，震惊了镰仓幕府和京都。民心不稳，舆论惊慌，以致市中无米，民有饥色。谣言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元军占领九州、元军已从东海、北海入侵等等”。朝廷的公卿大臣尤为恐慌，在朝议中甚至有人主张迅速将朝廷迁往关东，招募武士浪人守卫京都等。后宇多天皇亲临神宫祈祷七昼夜，龟山上皇在清水神社祈祷，又派人去伊势神宫祝词：愿以身代国难。各王公大臣纷纷向寺、社献币、写经、诵经。
北九州镇西守护所得知元军进攻后，在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率领下的守护部队立即前往救援。日军总指挥为藤原经资，大友赖泰作副手，在他们领导下，有藤原经资领导的“三前二岛”的御家人武士部队、大友的丰后武士部队、筑后守护北条宗政、肥后守护安达成宗的、以及岛津久经所率领的萨摩、大隅、日向三地的守护武士部队。参加第一线的战斗人员大约有四万余人，连藤原经资的父亲、八十四岁的入道觉惠都披甲上阵。此外，四国和中国地方部分御家人和武士，参加了九州的战争，宇都宫贞纲率领约六万中国地方的武士部队，作为后备军在必要时将前往筑前支援。
为了挽回军心士气，夜幕降临时，熟习近海作战的松浦党御家人草野次郎经永，率少数部下分乘小舟偷袭元军，纵火焚烧元军战船，乘元军慌乱之际斩首二十一级。这一果敢行动引诱了其他武士效法，偷袭元军彻夜不断。元军为预防偷袭，将大船调于外围，日军船小难以正面冲击。偷袭者至，元军以火炮强弩猛射，日本武士的小船非碎即穿，损失逐渐增加。日军统帅藤原经资见状下令，若无命令不准进行偷袭。
元军在大宰府经过短暂休整后，继续发动进攻，由于一连多日皆是晴天，打湿的火药得以晒干，元军的火炮又开始发威，每遇日军前攻，便先以火炮轰击，再以弓弩齐射，然后骑兵冲阵，日军根本无法抵挡，不过月余，九州全境便为元军攻占
九州失陷的消息震惊了日本全国，而忻都也为日军的强悍震动，在占领九州之后，他没有马上进攻四国和中国地方，而是派出了使者前往京都，晓谕日本统治者，要求其投降。但执权北条时宗不由分说，将元使斩首于镰仓龙口。消息传来，忻都等人百思不得其解。忻都愤怒之余，也打消了不战迫降日本的念头，专心的准备再次发动进攻，一举灭掉日本。
忻都等人对日本缺乏了解，并不知道，自古以来，决定日本与大陆外交走向的一直是朝权贵族，但是这一次，冒着激发战争的危险而坚持强硬政策的却是镰仓幕府年轻的执权北条时宗。蒙古国书送达日本的时期，镰仓幕府凭借承久之乱的胜利扫肃了国内的朝权势力，然后通过对三浦之乱的镇压消灭了幕府内部反对得宗的势力，建立起了以北条氏为中心的执权政治。北条时宗就任执权的时候，北条氏的专权达到了顶点，年轻的执权自信而专断，不肯在异国的威胁面前低头，更何况这种威胁的发端源自于当时日本人眼中的野蛮民族蒙古人那里。
第688章 没落幕府（）
另一方面，此时日本社会正处于一个欣欣向上的大变革时期，其显著的特点就是宋朝钱币在经济领域的大量流通以及武士阶层、农民、工商业者、金融业者各方面之间经济活动的频繁发生。与当时社会的繁华气象相对应，幕府御家人为了负担奢侈的生活，不惜举债度日，甚至将自己的所领与庄园都予以抵押。而普通的农民则受到了领主更加残酷的剥削，正嘉年间的大饥馑期间，各地强盗蜂起，恶党横行。这种现象并非是单纯一时的景象，而是日本在充满朝气的镰仓武家政权领导下急速前进的反应，处于巨大变革浪潮之中的日本，人们或者逐波逐流为潮流所裹挟，或者为争夺属于自己的未来而奋斗，全然没有意识到另外一个更加洪大的拍打世界的巨浪的到来。
但是，也并非没有清醒看世界的人。早在文应元年（公元20年），日莲宗的始祖日莲上人便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迁，在《立正安国论》一书中预言了他国入侵，日本内乱的前景，劝说幕府改弦更张，皈依正道。日莲上人的这些话对于已经完全**化的镰仓幕府显然毫无用处。
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幕府一边发布恶党镇压令来改善社会治安，一边凭借御家人所领回复令等德政令的手段，以牺牲工商业主和金融业者的利益为代价明确保护作为幕府支柱的御家人的利益。在这样动荡的社会环境下，镰仓幕府必须坚持武家政权的权威，才能继续维持北条执权的统治地位。正因为如此，镰仓幕府根本没有可能在对蒙古的交涉中轻易低头，否则幕府的威权顷刻间便会崩塌。��忽必烈和忻都都自恃武威，对于岛国日本的强硬态度不能理解，他对于日本国内激荡昂扬的社会状况的了解是非常不够的，对于日本坚持抗战的决心也没有充足的体会。
就在最初的蒙古使者到达日本的文永五年（公元28年），接获蒙古国书以后，日本朝廷尚在进行繁冗讨论的时候，幕府便已经向西国的御家人下达了警戒令。文永八年（公元27年）东国的御家人在幕府的动员下陆续前往九州戒备，第二年二月九州当地的御家人开始在筑前、肥前一带的沿海巡逻警备（异国警固番役）。与此同时，九州的御家人一方面强化武备，一方面也加强了对领内恶党的镇压。
文永九年（公元272年）十月，幕府开始调查各地领主、守护的领地以及庄园公领的土地数目，以便掌握各地的军事动员力和经济力，为全面的抗战进行准备。调查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御家人买卖领地的行为。
凭借与蒙古抗战的契机，北条执权不但攫取了朝廷在西国的行政权力，在幕府内部和社会文化领域也采取了强硬的统制政策。当年北条时宗捕杀了有不稳迹象的异母兄弟北条时辅，并将对幕府持批判态度的日莲流放到了佐渡。
镇压恶党，控制守护，抑制、封杀异己分子，实行全面警戒，通过诸多手段，镰仓幕府从一开始就抱定了彻底抗战的决心。
北条时宗强硬的态度一来表示幕府坚决抗战的决心，二来也是为了压制异国入侵以来武家政权所面对的尖锐矛盾。
元军入侵时，九州的御家人武士积极参战，固然是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地，但是许多西国，甚至东国的武士团体也奋勇争先，先后前往九州参战。对于这种积极的态度的解释当然不能肤浅地用所谓“保家卫国”的真理来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