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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院宫载仁怕冈村宁次不明白，派作战部副部长青木诚一大佐坐飞机到武汉，亲自传达大本营的命令。要青木诚一告诉冈村宁次，第一六师团是皇军的鸡肋，食之无味，扔之可惜。进攻南昌的任务决不能交给第一六师团。
为了促使冈村宁次改变决心，他要青木留下，担任第十一军副参谋长，监督冈村宁次执行大本营的命令。
青木作为新任的副参谋长，知道自己是无法实行监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任务的，他更怕得罪冈村宁次。所以，青木在到达武汉后，并没有完全地传达大本营的决心，并说，大本营提出不宜使用第一六师团，供冈村宁次参考，希望他慎重考虑一下。
一向我行我素的冈村宁次听了青木前后矛盾、不清不楚的传达后，十分傲慢地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闲院宫载仁不了解前线情况，他只是纸上谈兵，我这次偏偏要用弱兵挑大梁，我相信第一六师团不会辜负我的重望。”
玩弄两面派的青木点点头，表示赞同他的意见。
为了能顺利攻占南昌，冈村宁次将第十一军指挥所从武汉搬到了离南昌不远的德安县城内。战前，他几乎每天都到这两个师团指导攻城训练，尤其反复演练坦克攻城。
他将全军各师团的坦克和250门大口径火炮集中起来，交给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使用，要求以集团坦克进攻南昌。演练中，驾驶员提出坦克从德安一下子开进南昌，路途远，油料不够的问题。
冈村宁次很重视这个意见，召集联队长以上军官开会研究，发动大家想办法。最后，大家提出两个办法，一是坦克后面挂备用油箱，二是在途中空投一次油箱。
关于发起进攻的具体时间，冈村宁次同司令部参谋人员反复考证。很多人认为，以往一般是早晨和夜间发起战斗，这已成了不成文的习惯规定。这难以达到奇袭效果，确定在3月20日下午4时发起攻击。他们认为中国人按惯例行事，这个时间比较麻痹轻敌，他们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后，蒋介石明白南昌处于南北敌人的夹击之中，日军进攻南昌只是早晚的事。而且，他知道南北敌人的装备精良，南昌不一定能守得住。他本不想在南昌和日军作过多纠缠，可是，面对着越来越小的地盘和全国人民的呼声骂声，他必须要在南昌和日军作一次生死搏斗。因此，蒋介石从撤出武汉后，就多次发电报给薛岳，命令他全力守南昌，不要有丝毫的怠慢。
薛岳认为，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在南浔路损失较大，起码要休整到4月，才有力量进攻南昌。他将自己的分析告诉第十九集团军司令罗卓英，要他担任前敌总司令，率部在南昌以北构筑坚固工事。
薛岳考虑到南昌以北的守军有12个军30个师，单位多，黄埔一、二期的高级军官也不少。的网友上传，（乡（村（小（说（网免费提供阅读，如果你喜欢请告知身边的朋友，谢谢！
他怕这些人不听罗卓英的指挥，便亲自在南昌召开师以上单位协调会议，研究作战方案，最后确定的部署是：宋肯堂的第三十二军防守南浔铁路的两侧，包括铁路以东的鄱阳湖沿岸；夏楚中的第七十九军，防守南浔铁路以西至潦水两岸；
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防守虬津市的修水南岸；李觉的第七十军，防守白槎、柘林的修水南岸；夏首勋的第七十八军防守箬溪的修水南岸地区；彭位二的第七十三军防守武宁以东修水以北的建口、金鸡山口一带；李玉堂的第八军防守武宁城；
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防守高安至清江公路上莲花塘；卢汉的第一集团军防守奉新、高安以西至宜未、上高之间地区。总计25个师，战线绵亘580余公里，东起鄱阳湖，西至洞庭湖，南起长沙，北至武汉。
涉及30多个县的广阔战场。薛岳的这个方案，由于防线过宽，造成了兵力分散，加上缺乏飞机的侦察，对日军在德安、永修集结大批坦克的情况一无所知，对冈村宁次的兵力部署以及战术特点更是一无所知。
大别山位于我国安徽省、湖北省、河南省三省交界处，横跨鄂豫晥三省，呈东南往西北走向，长270千米，是长江、淮河的分水岭。
这样的地形和其所在位置，进可威胁日军占领的这周边城市，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章非选择的根据地位置，在河南的六安等地，这样一来，他们可以和华北地区的何大飞这一部汇合上。
何大飞这部人，章非考虑到不吸引日军的注意，一直没有让他们行动，多数在发展势力和建设为主。
这一年多来，何大飞借用行商的名义，在华北和中原几个省建立了自已的一套情报系统，所谓知己知彼，情报工作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
另外就是根据地的工业，章非布局总算有了收获，随着大面积的地区沦陷，何大飞借机招到了很多的技术人才，在大家的努力下，基本上已经能进行生产作业。
第三章 长沙大火（1）（）
第282章 长沙大火（1）
全面抗战爆发，李宗仁将军曾经发表过一份文章，就是焦土抗战。
主题是：“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奋起而全面抗战以图存。我们虽是一个落后国家，工业建设和交通设备尚未现代化，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胜负之数，不待蓍龟。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以迫我作城下之盟。但吾人必须避我之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
“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人力和物资，并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泥沼之中，积年累月，则暴日必败无疑。”
最早是33年草拟的一篇讨论抗日战略计划的论文，名之曰焦土抗战论。文成之后，李宗仁还送给胡汉民，希望用他的名义发表，以引起国内外的重视。
胡汉民虽然承认李宗仁的看法完全正确，不过，他认为还是由作为武将的李宗仁自己发表为佳。
李宗仁遂自己署名，送交报馆和通讯社发表。“全国各报竞相转载，成为当时舆论研讨最热烈的题目之一”，“焦土抗战”四字后来在抗战期间曾被广泛引用。
在1936年4月17日发表的关于中日问题的谈话中。在这篇谈话中，李宗仁“力说焦土抗战的必要”，“第一次阐明焦土抗战的意义与前途”。
他认为：“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然后中国始有生存可能”；“全在我国大多数军民之能否觉悟，与军政当局之能否领导，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战之精神，毅然决然为民族解放战争而牺牲之一点而已”。
此后，李宗仁在很多场合开始谈论“焦土抗战”，比如1937年1月1日，李宗仁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发表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文，论述了他的“焦土抗战”的思想，指出“今日中华民族之唯一的出路，唯有立即对日抗战”。
白祟禧在电促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时也提到：“过去我公首倡焦土抗战主张，国人深表赞同。”李宗仁则表示“纵使全国化焦土，我也要战斗到底；只要有最后一粒子弹，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1937年10月1日，李宗仁在焦土抗战论的主张与实践的演讲中，首次提出“焦土抗战”有“三要义”：即全面战、持久战、攻击战，主张发动全民打持久战，“易抵抗为战争，以攻击代防御”。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出击，李宗仁还指出：在阵地战时，应以“游击扰之”、“以运动战消耗敌人之兵力”的战术原则。
要在全国广泛开展运动战与游击战，辅以必要的阵地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逐渐地消耗敌人的力量，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再做总的战略攻势。此后，白崇禧在军事抗战与政治抗战等演讲、报告中，对“焦土抗战三要义”又做了系统的阐述。
武汉陷落，长沙暴露在日军军锋之下，蒋介石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他的意思，是想在日军打到长沙时，将这座古城用一把火烧掉，如同他在花园口决堤之前早就打算水淹日军一样。
湖南省政府礼堂里，文武官员黑压压坐了一大片。蒋介石看到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劈头就问：“日本人来了，你们长沙准备怎么办？”
张治中说：“我估计日军可能从湘北、湘东两线进犯，可以凭借工事进行顽强的抵抗。”
“你以为这些工事可以抵抗敌人的进犯吗？你以为省府可以在长沙待下去吗？”蒋介石的语气咄咄逼人。
“是的，”张治中说，“作为湖南的省主席和保安司令，我接受时代所课予的新任务，决不躲避责任，决不畏惧艰苦，愿与湖南三千万民众同生死，共患难，誓死保卫湖南”
一年前表示要与南京共存亡的唐生智，觉得张治中这番话和他当时的誓言同样鼓舞人心，作为一个湖南人，他觉得应该有所表示，便接上去说：“文白兄是我们湖南的父母官，他表示坚决保卫湖南，三千万民众听到一定十分振奋，愿意誓死保卫家乡。”
蒋介石见文武官员们都没有领会他的意思，便用启发的语气说：“文白的决心很好，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特意从桂林赶来长沙的冯玉祥，没去体会他这位盟弟的意图，提议道：“除了湖南地方的准备工作，中央也要大力支援，比如部队的粮食和衣服问题，急如燃眉，希望早日解决。”
蒋介石见冯玉祥将他一军，不耐烦地说：“急如燃眉的不是部队的粮食和衣服，湖南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粮食和军衣可以就地筹措，不难解决。最急迫的问题是敌人来了，长沙怎么办？”
张治中恍然大悟：委员长并不关心军队如何打仗，他关心的是怎样处理长沙这座省城。他问道：“长沙囤积了不少物资，粤汉路上的火车头和车皮差不多都开到长沙来了，如果日军来了怎么办？是否要趁早运到西南去？”
蒋介石见张治中终于谈到了他所关心的话题，便把自己的意思说了出来：“这些火车头和车皮运到西南，单是空车就把铁路占满了，西南铁路要不要开车？处理的办法很简单，烧掉就是了”
白崇禧马上提出异议：“空车皮和火车头恐怕不好烧吧”
“有什么不好烧？”蒋介石固执己见，“倒上煤油，把所有的火车头和空车皮都烧掉”
张治中试探地问：“长沙呢？”
“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了”蒋介石加重了语气，“长沙我们不能住了，也不能让敌人来住！都给我用火烧了”
陈诚马上紧跟蒋介石的调子：“委座的训示，不仅对长沙，也可以说，对整个九战区都适用。”的网友上传，（乡（村（小（说（网免费提供阅读，如果你喜欢请告知身边的朋友，谢谢！
当晚的军事会议变成了讨论放火的会议，而蒋介石则变成了一名纵火专家，对于如何放火，如何烧毁一切，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冯玉祥、白崇禧、唐生智和张治中一再表示反对，也动摇不了他的决心。最后他请大家吃消夜，军事会议草草收常
消夜过后，蒋介石又召来戴笠和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人，秘密地叮嘱他们：“局势紧急，今天开会时我讲的，你们都要记住：万一日军要来，我们自己先放火烧光，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11月12日，岳阳失守，日军铁蹄踏上了湖南的土地。这时的长沙，已不见昔日的繁华，市井之间，笼罩着凄凉和肃杀。人们都听说了日军在占领区烧杀奸掳，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更是骇人听闻。长沙的妇孺老幼，提到日本鬼子就谈虎色变。
张治中在淞沪抗战中立下战功，调到湖南主持政局，整整一年时间了。这个安徽人少年时曾流浪四方，目睹中国大众的贫苦，颇有一番抱负。
如今国破山河碎，他只能以军人身份兼任一方父母官，常常苦笑。他是极想造福庶民的，然而，在他就任湖南省主席的前三天，长沙上空就第一次出现了空袭的日军飞机。
日军的炸弹，如同巨响的警钟提醒他：你是一省之长，也是一名必须率军作战的将军。湖南必须进入战时状态。因此，他提出湖南的建设应是“军事第一”。
现在，他接到报告：大批日军飞机轰炸平江和通城，长沙城内谣言四起，人们都说日军快要杀来了。他正在思考对策，副官急匆匆送来一份密电。他打开一看，原来是蒋介石从衡山发来的：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张治中不敢怠慢，立即赶回省政府，找到陈诚，低声问道：“这次长沙采用焦土政策，你的意见怎样？”
“当然要做的。”陈诚肯定地说。
张治中顶不住蒋介石的压力，立即将长沙警备司令丰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召来，研究如何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政策。他俩各自谈了自己的看法。张治中认为火烧长沙必须谨慎从事，他要丰悌搞个文字的计划。第二天，丰悌就将一份焚城准备纲要递到了张治中的手中。张治中看后，考虑了好一会儿才说：“此方案最好暂缓执行，还是先动员老百姓向城外疏散，敌人确实逼近长沙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再烧吧。”张治中说这番话时，心情十分沉痛。
第四章 长沙大火（2）（）
第五章 汪精卫叛国（）
第284章 汪精卫叛国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
其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转托意大利，接替德国，在中日两国间调停“和平”。
同时，积极动员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少川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平”。
1938年5月初，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由唐绍仪出面谈判一事，汪即说：“在辛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
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
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
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
这段话既暴露出汪精卫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同时，也暴露出汪精卫对蒋介石失望，急于迫使其下野，取而代之的隐秘企图。
同年6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与日人西义显在香港签订备忘录，准备组织“第三势力”。
双方心目中的“第三势力”的领袖就是汪精卫。同月20日前后，意大利驻华大使授意汪精卫致函近卫首相，意图在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卫鼓励下秘密访日，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近卫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员，决定“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而此人，双方也都认为非汪精卫莫属。
影佐祯昭公然对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10月25日，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汪精卫更加丧失抗战信心。
11月18日，梅思平、高宗武奉汪之命与日人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文件。记录规定双方的“合作”条件有“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中国承认满洲国”等六条。
其行动计划为：首先由日本政府方面发表上述“合作”的条件，汪精卫等即发表声明响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见机成立新政府”。26日，梅思平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随身携带与日方达成的协约以及近卫首相的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
29日，汪急召陈公博到重庆，对陈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
“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的俘虏。”
他并向陈透露，准备离开重庆，以个人身份出面，与日本交涉。汪随即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会商，决定接受“重光堂协议”，电港通知。
1938年11月29日。当日下午决定：汪于12月8日赴成都，10日到达昆明，近卫首相于1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互相呼应。
武汉失陷，蒋介石并未随国民政府迁渝，而是到湖南部署继续抗战。
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致电会议，认为日军自进窥武汉以来，死伤三十余万，计穷力绌，抗战已入“第二阶段”。
他估计，“吾人预定覆灭敌人之计划，必可实现于不久将来。”
11月7日，他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25日，又在南岳主持军事会议。11月30日，视察桂林，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以白崇禧为主任，统筹西南抗战。直到12月8日，蒋介石才到达重庆。
这一天，本来是汪精卫预定的出逃之日，但因蒋的到来，汪不得不改变计划。
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约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朱家骅等人谈话。
汪精卫坚持对日主和，他表示：中国和日本都有困难。“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
“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将到来。”
蒋介石所言与汪精卫相反，“下午，与党政各同志谈话，指示以后对倭方针，言明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并明告其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