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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你谈到的女性写作和网络，我们很感兴趣。你是否经常上网呢？
王干：首先我是从来不灌水的，一开始我是抵触网络的，最初的时候很多网站让我把文章挂到网上去，我是不同意的。我到了2000年才开始上网，主要是看体育新闻，有时候你看电视不方便，所以就看网上的直播。到了后来我发电子邮件，聊天几乎没有过。
主持人：书里你说自己在网上叫“令狐王”？
王干：当时我在下围棋的时候叫做“令狐王”，网络对我们的影响真的很大。我们生活变化最大的是网络，网络真的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我女儿出国在美国，我们现在视频聊天，每天都能见到。我起初听了以后就觉得是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聊天，你的孩子可以看到吗？
王干：因为时差的关系，她现在休息，我没有打扰她。网络改变了很多的生活方式，最明显的是以前搞新闻的人，他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把稿件发传真到各个报社，但是现在这些人已经失业了。为什么呢？如我们现在聊天，网络把新闻的快捷、保真程度大大提高了。
王干：我现在每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网络，网络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随时点击查阅资料。以前我们要到图书馆查资料，现在网络已经让我们方便了很多了，你不出家门就可以掌握大量的信息，所以网络对我们的生活改变很大。
主持人：很多网友都对“女性写作”很感兴趣，您能说一下吗？
王干：我们中国的文学，有史以来女性占的比例非常的少，李清照、蔡文姬、朱淑贞等，古典文学的女作家非常的少，三千年的文学史屈指可数也就三十个人。现代文学史女作家多起来，像冰心、萧红、杨沫等女作家都出来了，到了解放以后，我们的女作家也出现了很多，但是比例也很少。到了现在女作家的队伍突然壮大了，现在女作家基本和男作家的比例是1：1的。女作家的人数已经接近或者超过男作家了。
主持人：质量呢？
王干：质量还不太好说，就是“女性写作”已经成为一个热潮了。整个文学的位置现在已经下来了，它已经成为作为我们精神、心灵的载体，很多以前优秀的男作家把文学的理想是等同于文学、宗教、政治理想，有的则把它当作事业来做。
主持人：为什么？
王干：因为80年代我们的成才道路很少，当官、经商、媒体都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选择非常的少。文学是惟一可以低成本创大业的事业，因为文学只要你一支笔就可以投稿了。当时文学也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现在不一样了。做文学梦的人，相对来说反而是一些女子，男人去做经商、媒体去了，女性在生活中的选择其实反而没有以前多了。
王干：女性的就业特点一个是年轻美丽的当演员、影视、白领、文学、服务等行业，所以文学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情感的出口。另外，文学还可以挣钱。我们今天的文学整体偏女性化、阴性化了。它甚至已经不是一个男人使用的工具了。所以文学出现了时尚化写作是很正常的，所以女作家大量的涌现是非常正常的。
主持人：所谓的“大众文化”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王干：我们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处于一个繁荣时期，我们80年代的文学非常的火，其实很多方面是大众文化的替代品，但是到了80年代后期，媒体发展起来了，“大众文化”发展了，文学的这部分功能慢慢的被剥离了，于是“大众文化”就开始成长起来了。
王干：“大众文化”就是被大众喜欢，被大众传播的文化产品。比如影视、网络、时装、旅游、媒体文化等等。很多的人是做了文学以后再做媒体的，很多时尚刊物以前是做文学的，很多报社的记者以前是诗人。这个说明文学的功能已经向“大众文化”转移了，“大众文化”也在提升、替换文学的某些价值和功能。所以我的《赵薇的大眼睛》其实是想看看“大众文化”是如何颠覆我们传统文学的，反过来它也在扩展、提升我们的文学天才，所以我从文学评论到现在的文化也是关注文学的方向的，文学其实已经转换到网络、影视里面去了。
主持人：南京也是一个古都，你为什么放弃南京而到北京生活呢？
王干：我没有放弃南京。南京是很好的城市，文化太深厚了，我呆了十年太长了，我有点被浸泡进去的感觉。我当时主要考虑，我做过文学评论、编辑，我始终想做一个文学出版的事，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你这个批评家很多的理念应该在刊物上体现出来，如何体现到出版当中去呢？所以我有这么一个机会，感到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从批评家，到纸上谈兵，到了出版感觉很好。出版是介于媒体和出版物之间的东西，所以我到北京来，主要是想了解文学的最后一个流程，就是生产的流程——图书出版。
“城市文学”作家的类型
主持人：我们最后聊一下城市和城市文学。
王干：关于“城市文学”，“城市文学”是90年代中后期迅速成长起来的一种文学现象。我向各位网友求教一下，中国的古代小说为什么很少写农民？我们从《诗经》到《红楼梦》，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很少，大量的都是写山水、田园诗，没有真正的写农民。四大名著里没有农村题材的，但是很奇怪，我们新文学出现了以后就出现了大量的“乡村小说”，出现了大量写农民的小说。
主持人：这个是否和我们社会主义有关呢？
王干：我们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是人民，所以文学、文化必须要关注农民。所以鲁迅、茅盾最开始都是写农民的。到了解放以后，和我们国家的文艺政策有关系，解放以后出现了孙犁、柳青等大量的作家。
王干：到了我们这五十年，写农村的篇章，大约占了三分之二。我们哪个作家没有写过农民？今天刘恒、贾平凹等都在写农民，反过来，在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的农村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出现了很多让我们作家写作的现象，到了50年代中后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出现了一种“城市文化”。
主持人：“城市文学”有什么特征呢？
王干：最早的城市文学是作为一种现代主义现代派出现的，像徐星、刘索拉等对城市的模式、程序不满意，非常的叛逆。到了９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批作家，开始有城市文学的理念了，因为这个城市和乡村之间有一些规则，有一些程序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批写城市的作家，当然我们今天大量的民工进城，加入城市生活。它已经构成了城市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1994年，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阿克曼找我和《钟山》杂志联合开了一个城市文学的国际研讨会，对城市关注的概念不是我们编辑部提出的，而是德国专家提出的。他们当时连续开了几个城市问题的研讨会，比如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问题，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我们老城的老房子不能拆，谈了如何保存原有的文化品质的问题。
主持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时间关系，按照我们访谈的惯例你对城市文学的作家做个排行榜吧。
王干：文学的排行榜是最不可信的，让我做排行榜这个就有点难，我做个类型分析吧。北京的王朔，上海的王安忆，南京的韩东、朱文，广西的东西，广州的张梅，北京的张者，上海的朱大可，北京的邱华栋，安妮宝贝。
王干：王朔可能是在8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是最早把城市引入文学的，我们以前有很多写城市的作家，但是他们的意识并不是真正的城市意识，可能还是计划经济的意识，或者是乡村意识，或者是其他的社会方式。王朔是最早把城市这种意识和精神带入文学中的，他最早写了我们社会转型时期一批新的北京人的形象，你从王朔的作品里可以看到城市的焦灼不安，很多人在为自己的欲望忙碌，他们行骗也好，做一些很无聊的事也好，但是你就会感觉北京的状态能够非常生动的体现。
王干：王安忆是上海文化非常重要的代表者。南京的韩东和广西的东西是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他们主要写城市和乡村相交的状态。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交叉影响，有时候他们用乡村文化解构城市，有的时候用城市来解构乡村，东西有一个《后悔录》是写资本家在中国乡村文化面前的生存状态。
王干：张梅是广东的作家，她代表的是女性城市作家，因为广东这个城市非常的消费文化、市民文化，她比池莉更加的日常生活化，池莉的小说还经常地关注一下国家大事，而张梅的小说完全没有这个了。
王干：张者的《桃李》是校园文化，写的是大学里面的教授和学生发生的古怪的故事，这种校园文化不是在乡村里出现的，它必须出现在市场化的影响下的校园，这里面折射的是城市政治、经济的发展。朱文代表的是游者文化，他的小说里面写出了90年代以后城市青年，到处游走的情况。我们城市的人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朱文写的必须充分。
王干：朱大可不是一个小说家，他是一个文化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朱大可最早在1985年提出城市诗歌，当时有张小波、宋强等，在他的理论和观念的影响下，在上海最早出现了城市诗派，后来我们批评家的观念基本上还是围绕乡村叙事产生出来的叙事，但是朱大可的思维和城市的文化更加的接近。
王干：邱华栋也是一个城市文化的优秀作家，他最大的特点是最早描写“北漂”的生活状态，写得非常生动。70年代出生的安妮宝贝，也是主要写城市生活的，到了安妮宝贝这里，主要写都市人的，特别是都市小资的孤独，淡淡的郁闷和浅浅的忧伤，所以她也是城市文学的代表作家，她代表了网络时代一群人的价值风貌。
王干：以上就是我总结的十大类型作家。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网友的问题我们不能一一回答了。非常感谢王干老师今天为我们回顾了一下文学史，给我们上了非常精彩的一课。祝各位网友周末快乐，再见。
王干：谢谢。
荷兰肖像绘画艺术赏析
肖骥波
十六世纪尼德兰的革命是历史上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西班牙封建统治，于1609年获得独立，建立了荷兰共和国，意味着尼德兰民族将走上自由、独立之路，为十七世纪荷兰政治、经济、文化开辟了新的纪元。
十七世纪的荷兰，是欧洲最强盛的海洋贸易国家。荷兰经济繁荣，文化昌盛，那里的人民享有广泛的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其他国家被迫害的异教徒纷纷逃到荷兰避难，许多学者著书立说。加之人民勤劳，热爱自由，教育普及，科学技术发达，思想文化进步。新的文化环境培养了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十七世纪繁荣与光辉的荷兰艺术——荷兰画派。它继承了十五十六世纪尼德兰民族传统，以写实、质朴为其艺术特点，与当时流行于欧洲豪华与奢侈、富丽华贵的巴罗克风格相去甚远，这种朴素的民族审美特质，使荷兰绘画走上了民族艺术之路。
荷兰的独立，是荷兰人民英勇顽强斗争的结果，他们充分意识到普通人民的力量与信念。他们勤劳、顽强的品质与热爱自由的天性，构成了荷兰人民现实生活的图画，因此如何表现荷兰人民的自尊、自信，如何反映人们的现实生活、人们的情感与愿望，就成为了荷兰画派多数艺术家关心的主题，艺术家们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生活，用画笔捕捉细微的日常生活及他们熟悉的各阶层人物，尤其关注下层贫民生活。荷兰画家一反千余多年束缚他们的神话和宗教题材，把全部的情感倾注于现实生活。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下层贫民开始成为画中的主角。从这层意义上来讲荷兰绘画就具有了民族进步性。这种进步意义在：艺术不为帝王权贵所专有，艺术的更大的职责是满足普通市民的需要。新兴的市民阶层，虽然渴望新的精神世界，但也有仅求现实安乐的狭隘观念，根据这一已有的目前需要作为艺术创作的标准，因此也就很难产生那种伟大的纪念碑式的艺术。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绘画摆脱了意大利风气，而走上了本民族艺术发展的道路。尽管画家所表现的不外乎市井生活以及这一阶层所需要的风景、静物、肖像等架上绘画，作为室内的装饰品。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肖像画有突出成就，而且风俗画、风景画以及各种各样的专门画家都应运而生。其领域之广，成就之大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一般说来，十七世纪的荷兰绘画成就最大之一是肖像画，而这方面有两位声名卓著的大师，他们是哈尔斯、伦勃朗。
佛朗斯·哈尔斯（1580——1666）出生于安特卫普一个服装工人家庭。幼年随父母迁居荷兰，当时的荷兰已独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的纺织业和海上运输业十分发达，沿海城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哈尔斯一家便定居于阿姆斯特丹西部的海港城市哈勒姆。这个水手、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城市，为哈尔斯的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源泉。虽然哈尔斯在性格上豪爽不羁，生活上放浪形骸，然而由于他在绘画上才华横溢，也能为当时人所重。据说鲁本斯和凡·代克都曾到他的画室拜访过。
一方面由于在安特卫普接受过佛兰德斯画派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在卡略尔的绘画学校效仿过佛兰德斯画风，因此形成哈尔斯早期作品中与佛兰德斯画家约丹斯颇相类似的气质，流露出世俗的欢乐和对生活的满足。1616年新作《愉快的伙伴》是他较早期作品，其后，如《快乐的酒徒》（1628）《弹琴的军官》等作品都表现出哈尔斯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深邃目光。然而最使哈尔斯感兴趣的还是那些兴致勃勃的酒徒。画家为这些酒友，特别是为一些下层人物作肖像。在他们身上，更能表现出哈尔斯豪爽不羁的天性与笔触豪放、痛快淋漓的艺术才华。如《吉卜赛女郎》（约1628年）、《玛莱·裴蓓》等，都极其生动地表现了这些人物乐观、活泼的形象。画家敏锐地抓住了对象的瞬间动作，而这一刹那正是对象呈现其典型性格最充分的时刻。再加上画家“往画布上扔颜色”，笔触奔放，色彩亮丽，这成就了哈尔斯伟大不朽的肖像画艺术。
十七世纪，荷兰肖像画发展最为繁盛。当时的肖像画已不限于单人肖像，还有团体肖像。这种团体肖像正是荷兰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必然需要。如射手团队、商业行会、慈善机关管理员画像群等。而且那时的肖像画也不呆板，带有风俗题材的特点。画家佛朗斯·哈尔斯是这种肖像题材画家的重要代表人物。1630…1650年间是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共完成了一百幅以上单人肖像。哈尔斯创作手法采取直接画法，尤其善于使用粗犷、奔放自如的笔触，明快有力地塑造生动的形象。《吉卜赛少女》（1628—1630）是其典型代表，主人公敞胸露怀，恣意畅笑的神情生动而又自然，好像她什么都不在乎，无拘无束。同时把一个居无定所、浪迹天涯、性格开朗、活泼而且奔放的年轻的吉卜赛姑娘表现得十分俏皮、豪爽而又可爱，她是一个自由热情的吉卜赛少女的典型，她没有思想的约束，也没有矫揉造作，姑娘那种民间气质，被画家娴熟的技巧、热烈的色调准确地刻画出来了。
哈尔斯的许多肖像作品，与其说是肖像画，不如说是风俗画更恰当。文艺复兴时期巨匠莱奥纳多·达·芬奇说：“如果一个画家仅仅只能作肖像画是不能称为巨匠的。”而这一说法却不适于哈尔斯，这不仅是由于他在作品中以奔放豪迈的笔触深刻揭露人物性格这种前无古人的绘画技巧，而且也由于他的作品并非一种单纯的肖像画，他没有把肖像画理解成孤立的绘画种类，对于他来说，对肖像画、日常生活风俗画和典型人物——醉鬼、丑汉或漂亮的小伙子和美丽的姑娘……的描绘等等，它们之间是没有界限的。哈尔斯的艺术之所以具有不同寻常的生命力，其原因就在于绘画种类的混合。这是值得一切肖像画家们深思的。
哈尔斯的晚年虽然由于生活窘迫，内心惶惑不安，但对其创作并无大碍，仍然产生了一些“更有批判性的实际感觉和更为细微的心理描写”的作品。如《一个戴宽边帽的男子》《威廉·克鲁斯》和《老人救济院的女管理员们》（1664）等，都是贯穿了他的民主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
伦勃朗·哈门斯·凡·雷恩，1606年7月15日生于荷兰莱登，父亲是一个家道殷实的磨坊主。在度过愉快的童年之后，伦勃朗先在拉丁语学校读书，后来进了著名的莱登大学，但他一心迷恋绘画，不久便离开了莱登大学，先后向雅科布·凡·斯丽堡和阿姆斯特丹的彼得·拉斯特曼学画。二十岁左右，他自己在莱登开了个画室，开始独立探索自己的艺术道路，通过画自画像、家人肖像来深入研究刻画人物形象和表情的技巧。他从老师那里间接接受了意大利绘画的影响，也初步熏染上了绘画上的戏剧性效果。
1631年伦勃朗迁居阿姆斯特丹，并定居下来。在1632年之前，是伦勃朗创作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他已经产生了像《读圣经的母亲》（约1629年）《杜尔普教授的解剖学课》（1632）《在一个有螺旋形楼梯的房中的学者》（1633）等著名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已显示出他长于用集中的光与阴影效果的才能。特别是在其作品《杜尔普教授的解剖学课》中，可以明显看出他的科学与理智精神，以及无可辩驳的坚强写实功力。
1654年，伦勃朗与一位富商的女儿莎士姬亚结了婚。他们倾心相爱，建立了美满幸福的家庭，于是画了一幅《画家和他的妻子》。这是一幅独特的双人自画像：一手高举酒杯，一手搂着娇妻；莎士姬亚端庄美丽，正回首嫣然微笑。至于画家本人，正值荣誉与财富、家庭幸福集于一身，真可谓十分惬意，踌躇满志，以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