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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米尔诺夫在整屋子的骚动声中跳上了铺板，举起手来：“安静些！……安静些，兄弟们！”
大家都不作声了。
“假如你们加入了游击队，这也并不等于说，马上就可以打游击了。……应该先有一个纪律……”
我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
“每一个部队，包括游击部队，都应该有秩序，有指挥员。我现在建议，请我们的中尉同志来当游击队的指挥员。”
于是，人们又骚动起来了。我站起来说：“你们对于我的信任，使我感到非常荣幸。这先要谢谢你们；可是，请你们别忘记，你们还不是游击队员，我也还是一个艇长。大家请坐下来。”
大家都在炉子旁边的床铺上坐了下来。
“在去参加游击队之前，总得先学习一下。我们得好好地研究步兵的武器；但是可惜得很，你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步兵的武器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得熟知可以卤获来的武器。我们得很好地知道爆破作业，善于爬行，学会进行白刃战，判断地形，还要学会其他许多东西。所以我要建议，从明天起，我们开始来学习这些东西。游击队员应该是最坚强的，灵活的，刻苦耐劳的，能够忍受任何长途行军的艰苦，并且不怕严寒。关于必须作早操的命令，至今也仍还是个命令；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还得更加努力做早操；要知道，每一个身体不好的、孱弱的、没有经过锻炼的人，在部队里只会成为负担。”
我们一直谈到吹熄灯号的时候。
最后，大家都就寝了，我也上军官舱去准备就寝。各猎艇的军官几乎全部住在这间充满着炉烟的又大又冷的房间里，然而，这房间还只被占据一半，因此便显得更其冷了。阿塞也夫、阿莫辛、和我的铺位是并排的。当我盖上被窝的时候，被单像是一层新冰似的籁籁地响起来。我牙齿打着冷战，把水兵们的心情说给他们听。尤里·费多罗维奇和阿莫辛告诉我，几乎每一艘猎艇上的人员都作过这类的谈话。
早晨，领导上召集全体军官开会。对我们宣读了一道关于合并为一个联队的命令。全体军官和联队的领导机构人员会了面；领导方面交给了我们一些冬季的基本任务。在封锁的环境之下修理猎艇，是于作战一样重要的。以后提出了一项任务：充分训练猎艇上的全体人员，以便能在陆上前线作战，维持市区的革命秩序，并能在海湾方面担任防守。此外，我们还得钻研过去的航行的经验。当场宣布了修理猎艇的计划，训练水兵的计划，以及举行关于战争经验讲演会的日程。关于要将我们使用到陆上前线这一问题，分队长回答说，目前还没有这个必要，但我们应该作充分准备。
会后，我们这一小队的军官们聚集在指挥部的房屋里，商量完成这些任务的具体办法。大家推派阿塞也夫给水兵们讲授怎样使用步兵的武器——步枪和自动枪；阿莫辛担任讲授地形学和“步兵战斗条例”；我担任讲授工兵作业和爆破作业。各猎艇的人员改编为班，排，连。从第二天起，便得按照作业时间表开始学习。
第二天，我们分散在营房的大院子里和附近的街道上练习爬行，扔手榴弹，战斗跃进。到处响着一些对于水兵们的耳朵不习惯的口令：
“散开！向房屋右方那棵树，跃进，冲呀！”
“右方有坦克出现！”
“向大树左方孤立的土木堡垒匍伏前进……冲呀！”
“向机枪射击！掩护侧翼！”
在海湾的冰面层上则进行着迫击炮动作的训练。
在院子的一角，用刺刀无情地刺着假人，刺得肚子里的稻草都露出来了。
“向右上方，回击！”
“左方掩护起来！”
大家严肃地学习着，尤其是因为“步兵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那些讽刺“步兵妈妈”的俏皮话，也愈来愈听不见了。
到吃午饭时，我们大家都弄得精疲力竭，因此很快便将汤喝光了。我们的汤是半钵子水，上面浮着几颗大麦粒子；接着第二道菜，两小勺豌豆泥，也吃得一干二净。有几位还在本人的一份饭之外添上了一块“封锁点心”，这是一片薄薄的湿面包，上面涂上一层厚厚的芥末，再撒上一层胡椒和盐，大家都相信这是很好吃、有滋养、并且有好处的。
十二月二十日，我被派在城市里担任夜巡工作。我接到命令和夜间口令之后，便带着加夫里洛夫和伊凡诺夫走出营房。街上是寂静而寒冷的。羊皮短大衣压在肩上，但是一点也不暖。吃了一个月半饱的伙食，使我感到，防毒面具匣就象是一块几千斤重的砝码，握在手上的步枪老是在向前垂去。我们默默地在荒凉的街道上走着，每走一步都要颠踬一下。在黑黝黝的像天鹅绒似的天空上，亮着像圆头针似的闪烁的星星。淡绿色的月光照亮了房屋。房屋的两旁和街心上堆积着巨大的雪堆。蒙着一层厚厚的毛茸茸的冰花的电线，像冻僵了的蛇那样悬挂着。还有一些没有窗玻璃的拖车陷在雪堆里。城市好像死了似的。但我们知道，在列宁格勒有的是生命，而且是坚强的生命，不然的话，此刻在这城里走的不会是我们，而是德国人了……我们沿着大马路走到第十二号街，停下来休息。我吸入马霍烟的香甜的烟气，眺望着我们学校的那座黄色建筑物。那边就是我们的教室的窗户，我曾在那里学习和梦想过的。
我们慢慢地向前走去。在第四号街和大马路拐角的地方躺着一个人，这人穿着一件旧皮大衣，还包着头巾。他的苍白而带菜色的脸和雪的颜色差不多。
伊凡诺夫俯身对他说：“公民，您怎么样了？”
他的眼皮慢慢地张开，接着又合下去了。
我们决定把这个来历不明的人送到救护站去。抬了十步的样子，伊凡诺夫就喘息起来，加夫里洛夫的脸上也淌出汗珠来。
对于饿瘦了的水兵们，一个人的重量也太大了。加夫里洛夫和伊凡诺夫稍稍休息了一下，重又担起了这个人。他们的步枪和防毒面具由我背着。又走了十五公尺的样子，我们三个又都站了下来，吃力地喘着气；再走了五步，我们又不得不作第二次休息了。
“水兵同志……别费事了……我反正活不成的，”这个陌生人突然用微弱的、断续的声音说道：“不对的，老先生，你还要活下去的，”加夫里洛夫安慰他。
“老大爷，这么晚了，您怎么还在街上？”伊凡诺夫探询道。
这个人好久不作声，后来低声说：“我……背我的老婆……到坟场去……还没有背到，……力气没有了……就扔了……我也跌倒了……爬不起来，人人都没有力气扶我起来……”
加夫里洛夫从防毒面具匣里找出了一小块面包，这显然是晚饭时省下，准备在夜间充饥的。他拿在手里翻弄了一会，打算掰为两半，但后来把一整块全递了过去。
“您拿着吧……吃吧……”
眼皮颤动了一下，慢慢抬了起来。他的下巴颤动着，他的手做出一个要接这块面包的动作。像是着了魇的眼瞳盯在面包上。
“您拿着吧……吃下去可以增加一点力气……”
一只手没有生气地放在雪上。眼神的光彩消失了：“不行……我不能拿，我反正快完了，我没有什么用了，可是你们……还有用……多谢，同志们……”
加夫里洛夫几乎是强迫这个病倒的老人吃下这块面包。伊凡诺夫捧了一捧雪来代替水，捧到这个不幸者嘴边。
后来，我们又拖拖拉拉地前进了。老人竭力想帮助他们两个，费力地跨着腿。可是，走了二十来步，伊凡诺夫绊了一下，于是他们三个人全都跌在雪堆上了。加夫里洛夫迅速地爬起来，但是伊凡诺夫却继续躺着，像一匹被鞭策的马一样在喘气。最后，看见一个红十字标记的大门。
现在是我和加夫里洛夫在拖这个人，伊凡诺夫背着步枪和防毒面具匣跟在后面。又经过两次休息之后，伊凡诺夫接替了喘不过气来的加夫里洛夫，接着，我们便走进了医院救护站。
两个穿棉制服的志愿救护队女队员接待了我们。
这两个少女给病人按了脉搏，作了听诊；我们在原地踏了一阵步，后来便悄悄地走出去，走到街上，在街上卷起烟卷来。
我疲乏地耳朵里嗡嗡地响着。
“为什么有一个救护员向我们赶来，”加夫里洛夫说。
一个救护员迅速地向我们走来：“水兵们，那个公民要请你们回去一下。”
“干什么？”
“他要谢谢你们。你们救了他的姓名，给了他吃的。”
“这算什么吃的，”加夫里洛夫挥挥手。
这时候，空袭警报响了，高射炮已在远远什么地方频繁地响着。
“您瞧……我们不能回去看他了。请代我们问候他，祝他恢复健康。”
“那末总得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我回去该怎么告诉他？”
“我们是波罗的海水兵。这就行了。”
天空上爆发开高射炮弹的黄色弹烟，探照灯的淡白色的触角消失在无云的高空中。几架看不见的“容克”机用沉重的低音在吼叫着。传来了愈来愈近的炸弹的啸声……接着，脚底下感到一阵震动，过了一会，才听到沉重的爆炸声。
“六秒钟，”加夫里洛夫数出了炸弹爆炸与听到声音的时间间隔。“离这里一千八百公尺。”
“这是炸在黑河旁边什么地方，”伊凡诺夫确定地说。
早晨五点钟，有人来替班，于是我们便回到营房去。我去见了值日官，报告了巡逻时间内所遇到的事情；接着便回到舱里去了。我拿出了一块晚饭时省下来的面包，已经准备吃了，但突然想起了加夫里洛夫，于是便走到水兵的舱室里去。
加夫里洛夫和伊凡诺夫在炉子上煮水，我和他们一起坐了下来。伊凡诺夫拿来了三个杯子，倒上了开水。我和他每人从自己的面包上掰下三分之一，递给加夫里洛夫。
加夫里洛夫看也不看地说：“艇长同志，这是不必的。……您的工作比我们多，您还要照顾我们大家。”
我一定要他接下面包。我们烤着火，喝着开水，颚骨微微地颤动着，咀嚼着在牙齿上籁籁作响的面包。
后来，我勉强地走到我的铺位前，看见阿塞也夫嘴旁的被窝上的冰花，我便打了一个冷颤。只好毫不踌躇地穿着羊皮短大衣和棉制服钻到被窝下面去了。但是，早晨醒来时，我对于当时这种软弱行为感到了羞愧，我立誓永远不再表现出这种行为了。
虽然是紧张的学习，而且夜间还在市区担任巡逻，但是我们的人员对于这种类似无所事事的情况仍然感到厌倦；因此，每天都有人打报告要求把他调到前线去。
我们花费了好些时间向他们解释，专门的海军兵员是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培养一批海军兵员需要好些时间、劳动和经验；我们还告诉他们，我们不久就可以到舰艇上去服务了。
新年到了。别洛波克在准备举行音乐会，还组织了一个小型的乐队。每天晚间可以听见舱里传出吉它的声音，以及手风琴的嘈杂急促的鸣奏声。水兵们围在烧得很旺的火炉边，唱着战时已经编出来了的新歌：列宁格勒之歌、演奏吧，我的手风琴、蓝头巾；但用的是不知作者是谁的新歌词。这种集体的歌唱是多么能够鼓舞人啊！它多么好地帮人派遣愁闷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在斯米尔诺夫的铺上，紧紧地挨着他。他两手搁在脑袋后面，闭上眼睛，唱道：
“火焰在小火炉里盘旋，
木柴上的树脂像眼泪般淌着，
还有手风琴在这幢小土屋里，
对我歌唱你的微笑和眼睛……”
水兵们有的坐着，有的躺在铺上，怀着深深的忧伤应和道：
“还有手风琴在这幢小土屋里
对我歌唱你的微笑和眼睛……”
在间歇的时候，就弹起了吉它，手风琴也喘息起来了。在别洛波克的想象中，他一定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西伯利亚、与妻子和孩子在一起。有一艘猎艇上的舵手，把头靠在手风琴上，可怜巴巴地叹息着，他闭着眼睛在演奏，阴影奇特地投射在他的瘦削的包着黝黑的皮肤的脸上。
“就在这冰冷的土屋里，我也是温暖的，
因为，这里有你的不会冷淡的爱情……”
歌唱停止了，在袭来的沉寂中只听见木柴的毕剥声。
“巴维尔·阿基莫维奇，”我向别洛波克说，“唱一支你自己作的、快活点儿的歌曲吧。”
他奏了几下和音，便唱了起来：
“在战争的雷声轰鸣的地方，在北海舰队，
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所有的舰队中，
在猛烈的、迅速的、近距离的战斗中，
都有‘猎艇’的炮火直接射击敌人。
在松木造的猎艇上虽然没有铁甲，但这里面的兵员都像钢铁一样的坚实；
他们是忘我的、坚定的、勇猛的、严峻的，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不快，什么是忧郁……”
“空袭警报！”值日员这样宣布道。
水兵们从铺上起来，拿起武器和防毒面具，向战斗岗位奔去。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饭和夜茶是在晚上十一点端上来的。管理员给我们准备了一件意外的礼物：每人一个小麦面做的小面包和五十克的葡萄酒。加上这样的点缀，我们这顿晚餐简直有点考究了。
大家一致地举起杯来：“为斯大林干杯！为胜利干杯！”接着在古老的拱门下响起了“乌拉！”“我们的斯大林万岁！”的雷鸣般的喊声。
凡是会一点什么的人，全都参加了音乐会的演出。最成功的当然是别洛波克，他又参加乐队的演奏，又担任伴奏，又担任独奏，又表演了一个用吉他伴奏的自弹自唱的节目。大家一遍又一遍叫他再来一个，直唱到他的吉它的琴弦断掉为止。
音乐会之后是放映电影。那部令人愉快的影片“四个人的心”带我们回到幸福的战前岁月中去。我们尽情地笑着，硬要放映技士把我们最喜欢的那些镜头重开了好几次。
一月十六日，在分队党员大会上，我被接受为候补党员。
我的入党申请书，写了好些时候才写好；关于这份入党申请书应该怎么写，则考虑了更久。我怎么也不能把我希望入党的理由好好地写出来。写出来的话总是夸张的、浮面的。那些漂亮的、一般性的话不能表达出我的心情、我的内心世界。我写了八张纸，最后是这样写的：“我请求接受我为候补党员，因为我愿意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并肩消灭敌人。”
我没有作任何修改便把这份申请书递上去了。接受入党的那天，我是十分激动不安的：“假如突然因为我太年轻而不通过我入党呢？而且，在过去的航行中，我一点也没有表现出……”
本部队的共产党员们一致通过，接受我加入列宁的党的队伍，使我深深地感动；当时我竟想不出话来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这项信任。我自己老是反复地念着海员诗人阿列克谢·列别吉夫的作为遗言的诗句：“人要用劳动和战斗来检查灵魂。”
我知道，列别吉夫直到他临死的时候，都是忠于他这句话的。
第十章 猎艇的修理
已交二月中旬了。城里的情形愈是困苦，我们的团结愈加坚固。由于艾尔米达日博物馆的被毁，由于基洛夫歌剧院被炸弹炸掉一角，由于苏沃洛夫大街的满是伤员的医院被焚，由于许多房屋倒坍埋葬了许多居民，由于冻饿而死的人们，由于孩子们的脸庞变得像老年人一样，由于十八岁的姑娘们头上出现了白发，我们一致地憎恨法西斯匪徒。
每天，生活的节奏——“城市的脉搏”，从“无警报”的有节奏的拍子变为频繁的战斗的节拍。希特勒匪徒们疯狂地、残酷地继续用大炮盲目轰击这座城市。在街上，时常有被弹片击中的妇孺倒在地下。只消在列宁格勒的冻僵了的、埋在雪里的街道上走一走，你就会燃起对敌人的仇恨。
修理我们那批猎艇的那片工厂，里面大部分的设备已连同兵工厂和工人们一同撤退到后方去了。留下来的一些车床，因为没有电流而停着。在各车间里统治着的是冷风，是零下二十度的严寒。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没有工具，没有材料，也没有贮备零件。
水兵们记起了自己未服军职时的专业，学会了新的本领，并且把它教给同伴们。我们在车间里装起了从猎艇上卸下来的小发电机，给电灯通上了电流。小队机械员雅柯夫列夫在垃圾场上找到了一架旧柴油机。水兵们在他的率领之下装好了马达，修好了车床，获得了电力。
分队机械员波尼卡罗夫斯基从几辆被打毁了的汽车上拆下了一批活塞环，修理了一下，将它们替换了猎艇那部补助发动机上的用旧了的活塞环。
我们的猎艇在二月十八日开始修理。我收拾起一点简单的用品，带着水兵们搬到工厂里去住。
我们住在一间小房间里，这房间以前是某一单位的办公室。靠墙排列了一排铺着麦杆垫褥低低的床铺，房间中央安着一只拼命冒烟的小火炉。我们这间房间的天花板上挂着“被围之冬的奇迹”——一盏暗淡无光的电灯。
在这里，在第一天晚上，我和分队机械员波尼卡罗夫斯基便编好了工作进度表。我依据水兵们的本来的专业和志趣，分配他们工作。叶尔马柯夫应该去做缠绕绞盘马达里被打坏的电枢的工作；轮机员波路艾克多夫应该去使用璇盘，将各轴杆的轴承和轴头磨圆；斯列波夫则去修理在冰里冻坏了的艇身。
第二天早晨七时，我们走进黑暗而寒冷的船坞里。值班轮机员开动了马达，于是，在屋顶下亮起了一盏孤零零的电灯。大家都不肯浪费宝贵的时间，每一个人马上着手进行工作。加夫里洛夫和波路艾克多夫拆下了集汽管和瓦斯管来修理。这些管子有些地方已经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