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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根值班。
为了多分担些队里的工作，杨惠根主动要求担任电影放映员，每周为队员们放一次电影。在南极的一年里，他看了不少日本影片和电视剧。不仅娱人，而且益己，他的日语口语突飞猛进。另外，放电影还有额外的是收获，每每谈到当放映员的经历，杨惠根都会笑着告诉朋友：他曾在电影《红色的铃兰》中，看到了栗原小卷一个早期仅有的人体镜头……
队员们住在集装箱式的建筑内，房间不大，但每人一间。在南极没有邮路，杨惠根每月要向国内发一份“传真报告”。每次，他都在传真纸的边角上写两句问候妻子的话，并请国内的同事转告给她。考察站有一台电话，杨惠根能享受每月一次的特别照顾，每次和妻子聊10分钟。只有一次他寂寞之极，忍不住给妻子通了20分钟电话，事后他主动跟站长道歉。可以这么说，在南极越冬的17个月，是一段没有私生活的漫长日子。
毕竟是新婚不久的年轻人。极夜里，随分秒疯长的寂寞与孤单不断腐蚀着他的神经，经常使他感到彻夜的焦虑和莫名的不安。只要他给妻子挂电话没有人接，就会立刻想到最坏的可能。与其说是担心，不如说是猜疑，与外部世界的时空隔绝，让杨惠根产生了许多虽然好笑、却无法控制的强迫意念。
从离开东京湾的那一天起，他就以对妻子倾诉的形式记《南极日记》。每篇日记都是以妻子林洁作为倾诉对象，不仅记录下考察队生活的琐碎细节，也描绘出当时孤独寂寞的心理轨迹。出国时他刚刚成家，妻子刚刚搬到上海，林洁本是家中的宝贝，一结婚就要一个人独居，怎么能叫杨惠根不担心？他不仅担心她的日常生活，更担心新婚妻子守不住寂寞，担心刚建立的家庭会变成空巢，在杨惠根的日记里，他倾诉自己的所有思念，袒露了内心的担忧、怀疑、不安、失落和不可名状的恐惧，甚至绝望的忏悔和无助的哀求。他哀求根本听不到自己倾诉的妻子等着他，盼望尽快回到她身边。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在此给你写信也好也不好。好的是可以倾诉对你的爱，但毕竟你既看不到，也听不到。到了真跟你通话的时候，又忘了哪句话曾跟你说过，哪句话只在日记里默默地写过……”在刻骨铭心的漫长极夜，林洁成了他的心理支柱。一年半后，杨惠根回国，一跳下上海熙攘的码头，一看到在人群中冲自己微笑的妻子，所有的恐惧都消散了，日子立刻恢复到过去的平静。杨惠根说，他将日记埋在了箱底，从来没有给妻子看过。他怕妻子怪自己“多疑”，笑自己“神经”……事实上，的确有不少考察队员回到家，发现自己一年未见的妻子已经跟了别的男人。
南极的寒冷，极夜的寂寞，伴着一颗乞求不被人抛弃的心。
8
冰封的冬季是寂寞的，寂寞中，只有期待奇迹的拯救。对杨惠根来说，或许极光便是南极的奇迹。
第一次看到极光，是在赴南极途中，在“百濑号”船的甲板上。1992年12月的一个晚上，当时天气不好，极光距离又远，当时杨惠根只看到一些云雾样的光团。许多队员兴奋地跑到甲板上举着傻瓜相机一通狂闪……事后想来实在搞笑：用傻瓜相机的闪光灯，怎么可以拍下天际的极光？那次，他虽然看到了极光，但是并没有为之感动。
在杨惠根的记忆里，他在真正意义上看到了极光，是在1993年2月底。当是已经完成了夏季作业，极夜正向南极悄悄地降临。一天夜晚，杨惠根跟往日一样走进离主楼不远的“极光观测栋”，习惯性地打开仪器，调好屏幕，然后漫不经心地走到户外透一口气。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杨惠根看到一条从东向西、宽得几乎横跨整个天空的巨大彩带，彩带的下部有如窗帘的裙摆一样妙然掀动，白里透绿，红中见粉，摆动的地方神秘闪动。他被眼前的奇观震慑了，先是惊诧、兴奋和无法与人分享的感动，继而感到一股潮水般的自卑和沮丧。
杨惠根回忆说：“那次，作为一名空间物理研究工作者，我的自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前，虽然纸上谈兵地研究过极光，但当真正面对极光时，像好龙的叶公一样张着嘴，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它。“当时，我的大脑里一片静寂，一片空白。这么多年积累的所有物理公式和定理，对眼前的现象束手无策！”
夜幕之下，极光之前，杨惠根手足无措地独自僵立。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他知道极光形成的物理机制，但还是解释不了眼前的现实。眼前的极光如此之大并神秘地摆动，究竟什么力在驱动它？虽然他看到过不少的极光照片，但那些都是静止的，并未激发出这么多疑问。“我是搞物理学的，在日常生活中，习惯地用物理的眼光审视一切，自觉不自觉地用所学到的物理解释身边的每个现象。但是那一次，突然置身于极光面前时，我真呆了！发现自己那么渺小，那么无知，好像自己变成了白痴……”正是那一次感动，让杨惠根近乎狂热地开始了极光研究。
经常有人问他：研究极光有什么实用价值？杨惠根认为：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未必要直接回答一个现实的、可以即学即用的具体问题。“人类探索的过程中，自然科学应该跑到人类前边，用一双科学的眼睛观察、发现和解释世界，然后告诉自己的同伴，这个世界存在什么。科学家应该有这种自觉。知识能够现学现用当然更好，但从人类认知的角度来说，我不认为科学家必须功利地回答使用问题。”
事实上，随着人类对极光研究的深入和对太空的不断开发，两极的极光观测已逐渐发展为一个崭新学科——空间天气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人对近地空间越来越依赖，无论遥感、导航、各种卫星和航天器，还是太空行走，都在这一遥远而神秘的区域内活动。作为从地球观望宇宙的窗口，极光是观测太空天气的晴雨表。通过极光的观测、研究与掌握，人类可以知道太空处于什么状态，对航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意义深远，正是这个原因，世界各国在极地纷纷圈地建站，形成了极地科考的国际潮流。中国的极光研究起步虽晚，但凭着杨惠根和同事的才智与勤奋，已将中国极地科学推进到世界前沿。
在考察队中，极光观测员的生活最辛苦，他们的工作性质是“颠倒黑白”：每天，太阳落下，他开始工作；太阳出来，他才能睡觉。白天还要帮厨，打扫卫生，消防演习的笛声一叫，就要抱起消防栓朝外跑……由于南极的太阳停留很短，杨惠根顶多只能睡五六个小时，经常一熬就到天亮。夏季温度可以到18摄氏度，冬季在零下40多摄氏度。夏天，太阳在头顶上转，白天睡觉也要拉窗帘。
清晨，他疲倦地伸着懒腰走出屋外，眺望北方天空的绚烂朝霞，在浓艳的蓝天红云底下，是一片纯净透明的冰海世界。晶莹透明的淡蓝色冰山，还有地平线上的海市蜃楼，使人神志恍惚地置身于一个变幻莫测的仙国里。
南极是地球上最后一片无国界的疆土，最后一个尚未被人类破坏的自然之地。从地图上看，它的形状如同一只鹦鹉螺。在那里可以见到笨拙可爱的企鹅和悠然自得的海豹，可以呼吸最纯净的空气，可以欣赏最唯美的自然。
在南极，人类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大自然的美是无法描述，无法再现，无法解释，无法掌控，在自然面前，杨惠根只能发呆，只能惊叹。那里的冬季干净，宁静，有一种冻结的、不再流动、不会消失的美。工作之余，杨惠根喜欢健身打球，野游摄影，他还常跟日本朋友一起在冰窟窿里钓鱼，挖雪洞烧火锅，或到较高的冰丘上滑雪。天然滑雪场没有缆车，他们滑下来，爬上去，居然能在零下40摄氏度的野外出一身汗。
天好时，队员们开着雪地车到远处考察，钓鱼，聊天，打麻将，将夜晚的梦，藏在雪地车的睡袋中。在南极，队员们的集体意识非常强，远离社会的孤独，将每个人的命运紧系在一起。
有一次，杨惠根又跟几名同伴开着雪地车，一起到昭和站附近的一座小岛上野游。池塘中夏季融化了的雪水已重新冻结，在阳光下平静如镜。他掷了一块冰在池塘冰面上，它轻盈跳跃，在万籁寂静中发出金属的声音。“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平的冰面，扔一块冰可以跑得很远很远。”他再一次惊诧于自然之美，他感觉：“这个世界仿佛并不属于人类，或者说，我是一个偶然落足到地球上的星外客。”
美，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安全。自然界有它温和的一面，也有它施虐的一面。暴风雪来时，南极变成了地狱，暴风雪的速度可达每秒40米以上！南极很冷，雪不是雪花，是一颗颗碎硬的玻璃碴，不要说风景了，就连自己的鞋都难看到。1993年3月的一天，杨惠根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雪地惊魂。
那天，下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清晨，杨惠根结束了观测工作，准备离开“极光观测栋”回“生活栋”休息。两栋建筑的距离不到百米，中间隔了“地球物理栋”、“生物栋”和“发电栋”三座建筑，在栋与栋之间有一根防止队员在暴风雪中迷路的“救命绳”。杨惠根摸着绳索走到“地球物理栋”，再往前走，发现连接前面的绳索已被积雪埋住，只好松开绳，顶着漫天风雪朝前走。雪太大，视线达不到1米，他只能凭着感觉走。雪下得天旋地转，杨惠根绕过“生物栋”时，已经迷失了方向，至少偏离了目的地30米！他幸好偏向驻地内侧，摸到一个可作为“陆地标志”的蓄水池，假如他当时朝外偏，肯定将朝海边迷路，一旦走失，就是死路一条。
杨惠根一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后怕：人都有求生的本能，越是迷路，越会惊恐，越会乱跑，而且越跑越远，最终失去任何可以借以辨识方向的标志。60年代初，同样在昭和站，一位名叫福岛绅的日本考察队队员在暴风雪里走失……终于回到了温暖的宿舍，杨惠根望着窗外的飞雪，吓出一身冷汗。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又给妻子写了一封永远不会发出的信：
“……我现在才明白，在南极送命并非完全不可能，也理解了福岛绅君为何能在暴风雪中消失。他的尸体六年后才被人发现，在距离昭和站5公里的冰岛上。让我感到胆寒的是，他跟我一样搞极光观测，而且跟我一样是从观测栋回住所的百米途中走失的。越冬交代仪式后，我们祭了他，看着他孤零零的坟墓，真感心酸。日本人每年都会在他的坟前敬一包烟、一块糕或一些水果，集体默默为他烧一些香，祝愿他安息。我不知道福岛绅君怎么想，但有一点他是幸福的：他死了，但他永远年轻，永远是博士研究生。
“不过你放心，我知道了南极的严酷之后，会加倍小心的。我不愿就此成为这冰天雪地的孤魂野鬼，我更不愿就此永远离开你……”
9
杨惠根在南极生活了半年多后，终于盼来了6月22日仲冬节。那一天，太阳到达最远的北边。仲冬节前是越冬队员最难过的日子，晚霞与朝霞相连，太阳一天比一天低，黑夜一天比一天长，带去的蔬菜开始腐烂。仲冬节是黑夜最漫长的一天，那天之后，太阳会慢慢回来。
日本人爱闹，考察队决定狂欢三天，迎接太阳的回归。队员们精心筹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货币游戏”。离开文明世界半年了，大家已陌生了花钱的感觉。这天队里规定：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要重新定义并货币化，无论吃饭喝酒，还是洗澡理发。有人卖些自己的东西，有人凭着拍照、洗相“赚”朋友的钱，有人将自己不爱干的活儿雇给别人干，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只能扫地“赚”辛苦钱……总之，不劳动者不得食，每个队员都必须找一个赚钱的方式，否则这三天将会挨饿。
一切都要货币化，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卖，队员们绞尽脑汁，重温久违了的现代人生活。当然，所谓的“钱币”是自己画的，钞上印引着佐藤队长的头像，并且写着“南极银行券”的字样。看来，在货币已跟现代人不可分割，大家在用不着钱的情况下，还很怀念使用钱的感觉，简直是“围城”的南极版。
几个队员别出心裁，在屋外挖了一个大冰坑，铺上塑料布，灌满热水，并用加热器为澡水加温，堂而皇之地冠名为“南极澡堂”。就这样，在零下40摄氏度以下的极夜里，男人们泡在里面，呷着啤酒，仰望天际变幻着的极光。温度很低，头发上的水都冻成了冰柱，但队员们仍兴奋乐此不疲。嬉笑，畅饮，拍写真，裸跑……发明者自然喜笑颜开，大赚钞票。
那几天，杨惠根夜里坚持观测极光，白天要跟队友们狂欢，既快乐又疲惫。他还开了一间样子正规的酒吧，堂堂科学家，客串了一把酒吧老板，并做些拿手小菜。跟开澡堂的家伙比，他赚的钱虽然有限，但至少保证了一日三餐。由于连夜观测和天亮后狂欢，杨惠根疲惫到了极点，站在那里，就能够听到心脏咚咚的跳动，心脏如同一个烧掉的马达。
队员们还自排自演了许多搞笑节目，日语水平突飞猛涨的杨惠根，跟一个要好的队员一起用日语讲了一个日本相声。这是一个没有女人的男人世界，快乐是粗狂的，也是寂寞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南极，杨惠根还破天荒地当过一天记者。
日本考察队完成越冬交替的第一天起，就编印了一份自己的《南风晨报》，一年365日每天不断，成了队友们喜欢的生活内容。每期内容都由一位队员负责编写，虽然只有一页纸，但用的是密密麻麻的5号字。轮到杨惠根那天，他一早就开始到各支队采访，然后用日文撰写，附有当日的天气预报、菜单、照片和小说连载。所谓小说，是每个队员根据自己的兴趣编下去的，人物的命运，是每晚餐桌上的必谈话题……编辑，排版，印刷，并不是件轻松的活儿，若没有这份自己的小报，40个人生活在40个房间中，各自发生的事彼此不知。
经过17个月的艰苦磨炼，杨惠根于1994年3月底圆满归国，刚到上海，就立即马不停蹄地投人中山站极光观测系统的筹建工作，并负责与日本的合作项目。在他主持下，中国考察队在南极中山站建了一座百十来平方米的极光观测点，位置也是他亲自选的。但他真正随中国考察队前往南极，则是十年以后的事。
2005年11月，已经担任了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杨惠根以副领队兼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中国第22次南极考察队去南极圆梦，负责30多个科考项目组织实施。杨惠根的生日是9月22日，第一次去南极是跟中国第9次南极考察队，第二次去南极，则是中国第22次南极科学考察队。这或许是巧合，或许真是命运的安排……杨惠根兴奋地站在破冰船的甲板，看着船头劈开的浪花里，阳光折射出一道梦幻的彩虹。
早年进行南极考察的英国探险家史考特说过：“灾难的根源不在于探险队组织不完善，而在于一直跟随着我们的危险。”在中国第22次南极考察途中，杨惠根他再遇风险。
大年三十，“雪龙号”破冰船遇到强大的气旋，由冰山阻隔，不能靠岸；想在海底山脉的山顶锚泊，但由于气旋过大而无法实现；当时由于气候条件，要顶风开到开阔的海面漂泊，怕船舶摇晃厉害大家遭罪……最后，他们决定将“雪龙号”插进艾默里冰架外沿的浮冰中，保持破冰船的稳定。在风暴肆虐的大年夜，队员们在舱内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狂欢夜。
大年初一早上9点，“雪龙号”要从原道退出，但是朝后一望：破冰船昨晚开出的那条通路，已被浮在海面的两座冰山卡住了，缝隙间也塞满了碎冰。雪龙船像长被绑缚的大力士，一动不动，没有了退路。“雪龙号”只好开足马力用船尾拼命撞击，冰面发出“咯吱咯吱”刺耳的声响，破冰船每退出一米，队员们心里都会激动地呼叫一声。就这样，撞一下退一下，1米，5米，10米，20米……5个小时过去，至少烧了十几吨油！2万吨的破冰船终于在原地破出一个大圆洞，至少不会被封冻在海面上。
大年初二，肆虐的气旋终于过去，海面重又恢复了平静。令人惊异的是：昨天堵在船道上的冰山漂走了，塞挤的浮冰也纷纷散开，昨日无论怎么撞都纹丝不动的冰面，居然出现了一道道松散的缝隙……杨惠根和队友们长嘘了一口，昨天的噩梦，原是一场虚惊。
在千变万化的自然面前，即使科学家也会惊讶得目瞪口呆。尽管人类开着一艘17000多马力的庞然大物在大洋里行驶，但在自然面前，他的力量竟如此微小。昨天惧怕死亡的挣扎，其实是本来不必要的紧张，好像上帝与人开了一个玩笑。
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同一只手与一只蚂蚁。杨惠根从事极地研究多年，认为科学家应该有“自知之明”，“我们研究自然，目的不该是为了征服自然，而是了解她，并与它言和，与它和谐相处。”
10
杨惠根的极地梦，也从南极漂到北极。
2003年，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十五极地科学考察能力建设总体方案”，中国首次决定在北极建立永久性的科学考察站，杨惠根一连三次赴北极，实地选点、考察和试运行，黄河站终于在2004年7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并且通过网上征集，最终命名为“黄河站”。为该站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惠根，先后被任命为北极黄河站的首任站长和首席科学家。随之而来的是媒体的关注、奖励和荣誉。但是，杨惠根的心平静似水，极地的宁静，已经透注到他心里。
杨惠根生活的每个时期都拥有一个梦，一个具体的梦，一个比现实高一点点的梦。不断闪烁眼前的梦，牵着他从一个空间穿越另一个空间，使他成为一个暗藏激情的逐梦者。从乡村到城市，从中国到异邦，从闹市到极地，从地球到宇宙。这一系列的穿越，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穿越，更是心理空间的穿越，使他在不惑之年，逐步完成了“个体人—社会人—科学人—自然人”的复杂蜕变。
极光，大地磁场与太阳风交汇而绽放出的瑰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