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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铣一面以几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却另派大军,直捣套寇底根据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但是曾铣认定最切实的办法,只有把鞑靼逐出河套。他上疏言:
贼据河套侵扰边鄙将百年,孝宗欲复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据为巢穴,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前辅,入套则寇延、宁、甘、固,以扰关中,深山大川,势顾在敌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无有以收复为陛下言者。盖军兴重务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镬刀锯,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战危,而枕戈汗马,切齿痛心有日矣。窃尝计之:秋高马肥,弓矢劲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则彼胜;冬深水枯,马无宿蒿,春寒阴雨,壤无燥土,彼势渐弱,我乘其弊,则中国胜。臣请以锐卒六万,益以山东枪手二千,每当春夏交,携五十日饷,水陆交进,直捣其巢,材官驺发,雷火炮击,则寇不能支。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世社稷所赖也。
这是嘉靖二十五年秋间曾铣底计划。他主张一面修筑边墙,一面收复河套,他又说:“夫臣方议筑边,又议复套者,以筑边不过数十年计耳,复套则驱斥凶残,临河作阵,乃国家万年久远之计,唯陛下裁之。”世宗把曾铣底奏疏交兵部议复。经过相当时期以后,兵部尚书陈经议复,认为筑边、复套,都不容易,比较起来,复套更是困难。他说:“夫欲率数万之众,赉五十日之粮,深入险远艰阻之域,以驱数十年盘据之兵,谈何容易。”这是审慎,但是审慎之中,只看到因循。世宗下诏斥责兵部,同时策励曾铣道:“寇据河套,为中国患久矣,连岁关隘横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边臣无分主忧者。今铣能倡复套之谋,甚见壮猷,本兵乃久之始复,迄无定见,何也?其令铣更与诸边臣悉心图议,务求长算。若边境千里沙漠,与宣大地异,但可就要害修筑,兵部其发银三十万两与铣,听其修边饷兵造器,便宜调度支用,备明年防御计。”这一道诏书,正是夏言底手拟。
夏言底岳父苏纲,也是江都人,因此常在夏言那里,称道曾铣,首辅与边臣同心,要立千载一时之功。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正在张居正中进士两个月以后,曾铣再在陕西发动战事,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接触,一切正在做大举底准备。十一月曾铣连同陕西巡抚、延绥巡抚、宁夏巡抚,以及三边总兵上疏,决定收复河套。世宗还是说“卿等既已详酌,即会同多官,协忠抒谋,以图廓清”。夏言、曾铣都准备立功。
但是暴风雨来了。严嵩痛恨夏言,正在伺候机会,忽然一天世宗手诏辅臣:“今逐套贼,师果有名否?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否?一铣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这是犹豫,犹豫底后面便是动摇。机会毕竟来了。严嵩是不会放过机会的,他立刻说河套决不可复。夏言质问严嵩为什么不早说,要是有异议,就不应当迟到现在。在夏言盛气凌人底习惯里,这是常事。但是世宗底个性,比夏言还要强,于是从夏言和严嵩底对立,突变为世宗和夏言底对立。严嵩再上疏认为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夏言表里雷同,淆乱国事。皇帝底暴怒,是没有限制的。二十七年正月夏言罢职,一面逮捕曾铣入京,政府官吏主张复套者一概罚俸。最后曾铣竟因交结近侍底罪名弃市,夏言则因为苏纲和曾铣同乡的关系,被诬为由苏纲居间,受曾铣赃贿,也在十月间弃市。从此河套永远受着鞑靼骑士底蹂躏,却葬送了一个内阁大学土,一个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严嵩复为首辅,再在那半清客、半权臣底局面下,维持十五年的政权。
明代的翰林院,是政治演进的结果,对于整个政治,发生重大的影响。翰林院的新科进士,对于实际的政治,不负任何职任,只是在优闲的岁月里,给自己以充分的修养。这里大部分人士,是在研讨诗文,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士,在那里研讨朝章国故。文学的人才,政治的人才,都在翰林院培养。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文学,给以一种正确的估价,我们不能不承认翰林院底成绩,同样地,假使我们对于明代的政治,要是仔细考察为什么在许多昏君庸主下面,还能维持二百七十余年的存在,我们对于明代的翰林院,也不能不寄以同情。在张居正入翰林院的时候,多数的进士们,正在讨论怎样做西汉的文章,和盛唐的诗句,但是居正底注意力,却集中到实用上面。居正底目光,似已远远地看到二十年以后的将来。
在夏言和严嵩底斗争里,一个新科进士是没有地位的,等到居正对于当时的时局有了些微的认识,夏言已经失败了。居正和严嵩底关系怎样,我们没有切实的把握;但是内阁大学士,是翰林院的长官,在翰林院设内阁公座,而且一切公务行移,皆用翰林院印;所以内阁、翰林称为同官,事实上居正和严嵩是不会不发生关系的。文集中《圣寿无疆颂》,《得道长生颂》,以及奏疏中《代谢赐御制答辅臣贺雪吟疏》,这一类的文章,固然是代严嵩做的,没有疑问;就是在严嵩失败以后,分宜县知县替他经营葬事,居正给他说:“闻故相严公已葬,公阴德及于枯骨矣;使死而知也,当何如其为报哉?”(书牍一《与分宜尹》)可见居正和严嵩,是有相当的感情。不断的政治斗争里,居正在那里揣摹着:他知道在怎样的环境里,应当怎样维护自己。他也知道,在学习的期间,应当怎样地从容缓进。他和蜗牛一样,正在或左或右地,伸出触角,寻觅政治上的支援。
在吉囊盘据河套、随时领导鞑靼骑士向陕西出击的时候,他底兄弟俺答也正在北部和东北部不断地进攻。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俺答进犯大同,九月进犯宣府,深入永宁、怀来。这时夏言、曾铣久已罢职了,严嵩在世宗面前,指出俺答底进攻,完全是夏言、曾铣计划收复河套的结果,再给与世宗以一种新的刺激。其后二人底被杀,便在九月间决定了。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大举入侵,进略大同,直抵怀来。总兵周尚文率兵万人,和俺答大战;宣大总督翁万达也向敌人进攻,居然杀了五十五个鞑靼骑士:算是数十年未有之大捷!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授庶吉士。名义上,庶吉士只是一种学习的官员,在翰林院中称为馆选,三年期满,称为散馆,凡是二甲进士及第的,例赐编修。所以二十八年居正是翰林院编修了,还是一个清衔,没有实际的政务。这一年,他有《论时政疏》,(奏疏十二)首指臃肿痿痹之病五,继陈血气壅閼之病一。他说:
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疾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通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淫虐,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告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臣闻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养之素则不乏,使之器则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数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匮承乏,不旷天工。今国家于人材,素未尝留意以蓄养之,而使之又不当其器,一言议及,辄见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轮资逐格而叙进之,所进或颇不逮所去。今朝廷济济,虽不可谓无人,然亦岂无抱异才而隐伏者乎,亦岂无罹玷用而永废者乎?臣愚以为诸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效一节之用。况又有卓卓可录者,而皆使之槁项黄馘,以终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谓庶官瘝旷者此也。守令者亲民之吏也,守令之贤否,监司廉之,监司之取舍,铨衡参之,国朝之制,不可谓不周悉矣。迩来考课不严,名实不核,守令之于监司,奔走承顺而已,簿书期会为急务,承望风旨为精敏,监司以是课其贤否,上之铨衡,铨衡又不深察,惟监司之为据,至或举劾参差,毁誉不定,贿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语曰:“何以礼义为?才多而光荣;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以此成风,正直之道塞,势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于此者乎?所谓吏治因循者此也。夷狄之患,虽自古有之,然守备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虏”骄日久,还来尤甚,或当宣大,或入内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边圉之臣皆务一切,幸而不为大害,则欣然而喜,无复有为万世之利,建难胜之策者。顷者陛下赫然发奋,激厉将士,云中之战,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日:“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乘战胜之气,为豫防之图,在此时矣,而迄于无闻。所谓边备未修者此也。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今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溪壑难盈,司农屡屡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虽至过费,何遂空乏乎?则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语日:“三寸之管而无当,不可满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谓财用大匮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为此特臃肿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闭而不通,则虽有针石药物无所用。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在居正奏疏中,这是初次,也许在世宗一朝,除了例行章疏以外,居正上疏,也只有这一次。这里充分地表现居正底政治才能。他看定当时政治的症结,应当说的已经说了,然而没有得罪世宗,也没有得罪严嵩。这便和杨继盛、海瑞不同。杨继盛攻击仇鸾,攻击严嵩;海瑞攻击世宗:从直言极谏底立场看来,当然没有丝毫的遗憾,但是在事实方面,继盛所得的是弃市,海瑞所得的是下狱,这是居正所不愿为的事。蜗牛底触角伸出了,但是觉得空气不利,终于还是收回,居正只是再埋头于朝章国故的探索,对于时政,便不更置一辞。
嘉靖二十八年居正上疏的时候,才二十五岁,我们因此遥想到汉文帝时一个二十余岁的洛阳少年。然而居正究竟不如贾谊。贾谊《治安策》论众建诸侯以遏乱萌,这是汉代政局的对策,但是在明世宗的时候,要说宗室骄恣,真是太可怜了。武宗的时候,亲藩造反确有两次,但是即以宁王宸濠那样的声势,也是不久即灭,亲藩底威力,已经过去了,其实没有什么尾大不掉之势。在这个时期里,世宗正在崇奉道教,于是徽王厚爝也奉道,世宗封他太清辅元宣化真人;辽王宪【火节】也奉道,世宗封他清微忠教真人。这只是讨皇帝欢喜的一种可怜相,还有什么远大的志趣呢?也许居正念念不忘宪【火节】,在这个机会里,给他放一枝冷箭,但是他却忘去关于宗藩的一个大问题。明代宗藩的问题是宗禄。太祖二十六子,除懿文太子外,其余皆封王,王底长子当然也是王,其余便封郡王,如是一代一代地递降,除长子袭封以外,便有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王和郡王底女儿是公主、郡主,递降还有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公主底丈夫是驸马,郡主以至乡君底丈夫是仪宾。这一切人都有岁禄,从王底一万石到乡君及仪宾底二百石,单单一个王府底岁禄,已经是非常骇人。而自成祖以后,每经过一个皇帝,当然又要添若干王府。在宗室媵妾没有限制的时侯,他们底子女,也没有限制。太祖二十六子、十六女,已经是很大的数目,但是晋府庆成王奇浈便有子七十人,虽然没有打破田常七十余男的多子记录,比太祖已经多出三倍。一切王、郡王、将军、中尉,真把整个的国家吃穷了。直到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才指出“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宗禄二百十二万。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上,(字应作下,《明史·食货志》引作上)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夫赋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不为寒心?宜令大臣科道集议于朝,且谕诸王以势穷弊极,不得不通变之意,令户部会计赋额,以十年为率,通计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数,共陈善后良策,断自宸衷,以垂万世不易之规。”林润底见地,便比居正中肯了。以后神宗万历六年,居正奏定宗藩事例,在这方面,才建立了一些规模。
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庄敬太子死了,居正集中有《庄敬太子挽歌》。(诗三)但是这一件事留给居正的不是一首五律而是毕生的事业。世宗八子,五子早夭,成立的只有次子载壑、三于载垕、四子载圳。嘉靖十八年立载壑为太子,(《明史·庄敬太子传》误作嘉靖八年。)载垕为裕王,载圳为景王。十年以后,太子死了,谥为庄敬。这时当然是裕王晋封太子了,偏偏世宗认为册立太子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所以无形地耽搁下来。当时得宠的道士陶仲文又提出二龙不能见面之说,皇帝是龙,太子当然是小龙,所以世宗索性不立太子,裕王、景王也看不到他们底父亲,从此裕王们便真真莫睹龙颜了。在太子的地位没有确定以前,裕王、景王成为急切的竞争者,幸亏他们都只是平庸到无可奈何的人物,所以宫庭以内,不曾演出流血的惨剧。这一件事直到嘉靖四十年,景王归藩,四十四年景王死去,才算告一段落。但是从二十八年到四十年的这个段落中,裕王底地位,实在是非常地不安。景王夺嫡的计划,在宫闱中已经是公开的事实。首辅严嵩对于裕王也是相当地冷淡。裕王应得的岁赐,一直拖欠了三年,自己当然不敢和父亲世宗提起,只得由左右先送银一千两给严嵩底儿子严世蕃,才能补发。可是严嵩对于裕王,还是不很放心。一天世蕃对裕王讲官高拱和陈以勤两人说:
“听说裕王殿下对于家大人有些不愿意,是怎样一回事呀?”
这是一个霹雳。在世宗、裕王父子不得见面,严嵩在世宗面前说一听一的时候,要是严嵩感到裕王底威胁,一切的演变都不是意外。高拱正在设法移转世蕃底注意,以勤只是沉静地说:
“国本久已决定了。裕王殿下底讳字,从后从土,明明是土地之主,这是皇上命名的意思。亲王讲官,旧例只有检讨,(见《明会典》)但是裕王讲官,兼用编修,和其余诸府不同,这是宰相底意思。殿下常说惟有首辅才算得社稷之臣,请问不愿意的话从何而来呀?”
这一席话,保全了裕王底地位。其后高拱、以勤入阁,都是因为裕邸讲官的关系。嘉靖四十三年居正为裕邸日讲官,其后隆庆元年,居正入阁,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大学士严嵩七十岁了,这正是他炙手可热的时候,居正有《寿严少师三十韵》。(诗六)从“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声名悬日月,剑履逼星缠,补衮功无匹,垂衣任独专,风云神自合,鱼水契无前”几句,可以看出世宗对于严嵩信任之专。同篇“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归寂若,晚节更怡然”,也指明严嵩那一番谨慎小心的态度。直到这时,居正对于严嵩,还保持相当的好感。
这一年春间,居正曾经请假回江陵一次。《宜都县重修儒学记》:(文集九)“庚戌之春,余用侍从,请告归故郡”,可证。明弘治间规定两京给假官员,除往回水陆程外,许在家两个月。那时北京到江陵,交通困难,所以往回水陆程期再加在家两个月,居正回京的时候,已在秋间,因此有名的庚戌之变,居正大致恰巧看到。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间,俺答寇大同,八月入蓟州,攻古北口,同时从黄榆沟溃墙入境。巡按顺天御史王忬出驻通州,调兵死守,一面向北京告急。本来从成祖初年,弃福余、泰宁、朵颜三卫以后,北京已经站在国防第一线了。蓟州失陷以后,敌人再从古北口取道通州进攻,对于北京,完成围攻的形势。北京原是明代第一个要塞,一切都是取的战时体制。成祖设京卫七十二,计军四十万,加以畿内八府军二十八万,中部大宁、山东、河南班军十六万,一共八十余万军队,当然不会感受任何的威胁。但是成祖底规模已经不在了,京军由三大营改为十二团营,再改为东西官厅,额军由三十八万再减为十四万,世宗初年京营额军只剩得十万七千余人。武备是一天一天的废弛了。等到俺答逼到近郊的时候,兵部尚书丁汝夔清查营伍,只有五、六万人。丁汝夔下令出城驻札,但是这一群残兵,一个个只是愁眉苦脸,长吁短叹。战争没有把握了,世宗才下诏勤王。第一个奉诏的,是大将军咸宁侯仇鸾,从大同带了大军二万入援,以后各地勤王军一共来了五、六万,总算有了一点声势。但是给养方面,没有什么办法,饿死的兵士,正是日常习见的事。俺答到了北京城下,仇鸾不敢开战,派人和他接洽,只要不攻城,什么条件都可以承认。俺答当然有他底要求,但是和清朝中世英国侵略者东来的故事一样,称为要求“入贡”。世宗召大学士严嵩、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到西苑便殿,手持俺答求贡书,问他们底办法。
“这是一群饿贼,皇上用不到操心,”严嵩说。
徐阶郑重地说:“军队一直驻到北京城外,杀人和切草一样,不仅是饿贼了。”
世宗皇帝只是点首,一面问严嵩看到“求贡书”没有。严嵩也有一份,从衣袖里递出说:“求贡是礼部底事。”
“事是礼部底事,但是一切还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