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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两种困难。第一，本文和引证显然用两种文体，读者最易感觉文字底不谐和，这是无可避免的困难。其次，语体底语汇比较贫乏，因此在叙述的时候，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这个困难也是同样无可避免，不过最近数年以来，这样的写法，已经成为风气，文字语言都在不断地蜕变，大家在这个风气之中，也就觉得无可非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许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种变化，一切留给将来的人批评罢。
这样便引到对话的问题。对话是传记文学底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一篇《项羽本纪》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羽和项梁往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这是两个人底对话。项羽要杀宋义，他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这是项羽誓众的宣言。其后鸿门之宴，项羽、范增、项庄、沛公、张良、樊哙，都有说话，文字非常生动，尤其是樊哙入见的一段，项羽按剑说：“客何为者？”这是问樊哙的，偏偏樊哙不答，张良说道：“沛公之骖乘樊哙者也。”项王才说“壮士，赐之卮酒”，这又是吩咐侍从了。一切都写得错综变化，使人感觉异常地活跃。
这个写法，在小说家手里，成为最好的工具。现代传记文学家也常时采用这个写法。但是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点没有看清，便会把传记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文字也许生动一些，但是出的代价太大，究竟是不甚合算的事。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只要是有根据的对话，我是充分利用的，但是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这里另外也有一些困难。从前人记对话，往往不用活的言语，而用死的文字。例如谷应泰记严世蕃下狱以后，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等计议的一节：
阶固已豫知，姑问稿安在，吏出怀中以进，阅毕日：“法家断案良佳。”延入内庭，屏左右语日：“诸君子谓严公子当死乎，生乎？”日：“死不足赎。”“然则，此案将杀之乎，生之乎？”日：“用杨、沈正欲抵死。”徐阶日：“别自有说。杨、沈事诚犯天下公恶，然杨以计中上所讳，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过？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
这不会使人相信徐阶和黄光升等是这样说法的。明白一点说，从前人把白话翻成文言，现在我们必须把文言仍旧翻回白话。这一类翻译的方法，在经史方面有相当的根据。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驩兜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可乎？’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儯Чぁ！墼唬骸酰惭杂刮ィ蠊咸臁！闭馐且欢乌登赖奈恼隆Ｌ饭宓郾炯捅阃耆墓耍颐强吹健耙⒃唬骸伤炒耸拢俊O兜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驩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太史公做过一番翻译工夫，文字便非常地通畅。假如太史公生在今日，那么看到我们把谷应泰底文言，翻回白话，一定不会感到诧异。
在把文言翻回白话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这是翻回明代人常用的语言，而不是翻成现代人常用的语言。我们对于明代人底说话，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是不妨认为明代人不会用现代特有的语汇，不会用现代变质的文法，不会用现代稗贩的幽默。在这几方面加以注意，也许可以得到明代人说话底大概。稍为困难的是明代帝后底说话。封建帝后早已随着时代而消失了，我们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触。他们是和普通人一样地说话吗？还是同剧本所写的一样，平时也是称“孤”道“寡”吗？从我所见到的，大致他们还是和普通人一样。神宗生母孝定太后说过：“说与皇帝知道，尔婚礼将成，我当还本宫，凡尔动静食息，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为此忧思。”（《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六《乞遵守慈谕疏》）神宗自己也说过：“我一时昏迷，以致有错，尔等就该力谏乃可。尔等图我一时欢喜不言，我今奉圣母圣谕教诲我，我今改过，奸邪已去。”（奏疏九《处治邪佞内臣疏》）这都是极普通的说话，我们可以从此看到帝后说话底大概，在叙述对话的时候，也有一个根据。
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间留下许多对话的记载，如《谢召见疏》、（奏疏二）《召辞纪事》、（奏疏七）《召见纪事》、（奏疏八）《召见平台纪事》，（奏疏九）《送起居馆讲（大宝箴）记事》，《送起居馆论边情记事》。（奏疏十一）在记载底当中，居正偶然也有把对话写成文言的时候，但是最大多数都能保存当日的语气，即如《谢召见疏》记隆庆六年六月间居正奉召入朝以后，神宗说：“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又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其后居正奏请遵守祖宗旧制，讲学亲贤，爱民节用，神宗答称：“先生说的是。”居正再请神宗慎起居，节饮食，神宗说：“知道了。与先生酒饭吃。”在这许多地方，我们看到当日的语调，正是最有价值的记载。
同时我们还得知道即是居正所记的说话，有时虽写成文言，其实文言和语体本来没有绝对的界限，而在说话之中，为求语言的简练，常时有由语体转成文言的倾向。授课的时候，教师有时采取近乎文言的语句，以便学生笔记，正是平常习见的事，何况奏对之时，更觉“天颜”咫尺，不许冗长烦琐呢？
这本书的大体计划，是在一九四一年决定的。次年春间，写成“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今年春间，重行写定“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四种、第五种。在这几年之中，一切剩余的时间，都消耗在这本书上，实际著笔是从今年一月三日开始，八月六日终了，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六种。
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记也有大传；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不过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史学，发源于经学，一百三十篇的《史记》，只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二本纪模仿十二公，七十列传模仿公羊、谷梁。“传”底原义，有注底意思，所以释名释典艺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七十列传只是七十篇注解，把本纪或其他诸篇的人物，加以应有的注释。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入史的名称，那么在传记文学里再来一个援经入史的“大传”，似乎也不算是破例。
几年以来的心力，所成就的只是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底学力，仅仅达到这个阶段，原是无可如何的事。我底希望，本来只是供给一般人一个参考，知道西方的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我只打开园门，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以后游览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园亭的也有，只要园地逐日繁荣，即是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去了，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法显行传》记法显经过沙河底一节：“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在一个茫无边际的境界，我们惟有踏着前人底足迹，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前人对于我们所尽的责任，正是我们对于后人所有的义务。无论成功或失败，现在底努力，对于后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我应当趁这个机会，对于远方的两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二十余年的生活，养成我不事家人生产的习惯。我独自漂流异地，难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对日作战以后，我从越南入国，绕到抗战底大后方，从此没有看到故里。家事底处分，儿女底教养，以及环境底应付，一向我不过问，现在更落在一个人底肩上。我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听到居功。尤其在故乡沦陷以后，地方的情形更坏，斗大的一个县城，充满最复杂的事态，天涯游子底家属，剩得举目无亲的境地，但是我始终没有听到怨恨和愁诉。正因为有人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家庭，我才能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工作。我自己底成就只有这一点点，但是在我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我认为在我底一切成就之中，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
还有一个更远在万里之外，现正在作一次国外的旅行。我们底认识远在三十余年以前。我们曾经共同受过小学教师底训导，共同听过泰晤士河底波声；之后，在同事十余年之中，又共同欣赏过东湖的初月，乐山的暮钟。在我们同事的中间，他底著作，我都曾经看过；我底作品，也没有一本不曾经过他底商订。这本书写成的时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计划，曾经和他讨论。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的鼓励，不少的协助；但是以前因为时常见面的关系，没有感觉致谢底必要。现在我得告诉他，万里波涛的重洋，遮断不了平生许与的友谊。
努力啊，我愿有更好的成就，报答一般友好底关切。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朱东润自序于重庆柏溪寓斋。＇手 机 电 子 书 w w w 。 5 1 7 z 。 c o m＇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宋恭帝德祐二年，临安陷落，皇帝成为俘虏。宋代遗臣立益王昰为帝，改元景炎，继续斗争。景炎三年帝昰死了，他们再立卫王昺为帝，改元隆兴。整个的斗争，开始向南转进，南宋王朝底根据地，剩得海南岛底一角。是年，文天祥底孤军失败，天祥也成为俘虏。隆兴二年，崖山的斗争又失败了，陆秀夫抱帝昺投海。张世杰还想再立皇帝，重新燃起斗争底火焰，但是惊天动地的风浪沉灭了这一个民族英雄。南宋王朝底抗元斗争就这样惨痛地结束了，从此整个的中国第一次开始受鞑靼族底统治。这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宋王朝倒下去了，元王朝兴起来了。但被压在底层的广大贫苦人民地位并没有改善，他们过的仍然是被奴役的生活。在中国境内，仍然是只见到荒淫、暴虐、屠杀和灭亡。部分的统治阶级没落了；曾经统治中国三百二十年的宋室，再不能产生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底死亡，在士大夫的中间也喊不出一个百折不回的志士。剩余的只是月泉吟社这一流的诗人，借着“春日田园杂兴”的诗题，流露一点改朝换代的叹息。
整个的中国，便随着上层阶级底没落而没落，四千年的历史，从此便成为统治者脚下的灰尘吗？不会的。和西方传说中的长命鸟一样，中国人民正从毁灭里得到再生。人民的力量是不能摧毁的。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替他们自己挖掘坟墓，但是人民大众不会随着垂死的统治者走向灭亡，他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挣断身上的枷锁，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正准备力量给骑在头上的统治者以狠狠的打击，而他们中间，也正在产生领导人物，领导全人民作斗争。这便是元顺帝以后中国的情态。顺帝至正十一年贩布的徐寿辉起兵，十二年卜士底儿子郭子兴起兵，十三年贩盐的张士诚起兵，十五年白莲会的韩林儿称帝。在这一大群人中，最特出的，一个是皇觉寺的和尚朱元璋，一个是沔阳的渔夫陈友谅。朱元璋把握着最后的胜利，成为明朝的太祖高皇帝。
明太祖起兵，定远人李善长到了军门，只是说，“从此有天有日了”。濠人陆仲亨才十七岁，父母兄弟都死了，他怀着最后的一升麦，躲在草中，惟恐被乱兵搜到，把他送上死亡的境地，恰恰被太祖看见了，太祖喊一声“来呀”，仲亨从此投军。这里看到当时的惨状，和一般人对于这一番动乱的期待。以后善长直做到左丞相，仲亨也成为开国功臣，封吉安侯。有名的功臣里，徐达、汤和是濠人，李文忠是盱眙人，李善长、冯国用、冯胜是定远人，邓愈、胡大海是虹县人，常遇春是怀远人，廖永安是巢县人，他们以外还有许多出身濠州附近的功臣。在明太祖底领导下，淮水流域出了许多英雄。到了明室中衰的时期，也幸亏淮水流域一个无名英雄底后裔，再从人民中间出来，重新领导国家的事业，为明王朝的统治，延长了七十二年的存在。（自穆宗隆庆六年张居正为首辅起，至思宗崇祯十七年为止。）这是明代的大学士张居正。
居正出生的时候，明室已经中衰了：太祖、成祖底武功没有了，仁宗、宣宗底文治也没有了，接后便是正统十四年英宗出征，不幸恰被鞑靼人包围，大军数十万遇到歼灭的命运，连皇帝也成了俘虏。在这个困难的阶段，幸亏于谦出来，拥立景帝，支持了当日的天下。以后是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再下便是宪宗即位，全国的政治，更看不到清明的时代。宪宗底儿子孝宗，总算是一个贤君，但是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里”；皇宫住腻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厌了，他自称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太子没有，东宫也不要了，他有无数的义子，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改建他底义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造反，十四年宁王宸濠造反，总算没有成为大乱，但是明室底元气，已经衰耗了。武宗殁后，他底从弟世宗即位。世宗是一个有名的干才，但是聪明当中带着痴呆底气息，尽管一面制礼作乐，处处表现太平盛世底现象，可是建斋兴醮，也处处流露荒诞无稽的思想。整个政治的提示是偏执和专制；大臣常有的机遇是廷杖和杀戮。因此到处都是谄谀逢迎的风气。政治的措施只能加速全社会底腐化和动摇。这是张居正出生的时代。
居正底先代，一直推到元末的张关保，凤阳定远人。（文集十《先考观澜公行略》。其子敬修作《文忠公行实》，则称始祖福，庐州合肥人。）关保是太祖初起时的一个兵士，以后渡江，破采石矶，从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广东，最后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居正底祖先，只是定远一个无名的英雄，以后入了湖广的军籍。军籍是明代的一种制度，天下初定，各府设所，诸府要害之地设卫，大致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兵士和官长都有世籍，所谓军籍。居正底祖先，是太祖底功臣，以后又世隶军籍，这便造成了他一生以身许国的夙愿。
关保在史册上没有留下怎样的功绩，死后葬在宜都。居正答宜都知县许印峰说：“远祖孤茔，辱垂青扫拂”，（书牍十）大致即指此。关保底子孙，在居正《先考观澜公行略》里，仅仅传下两个名字，但是到了关保底曾孙，便有事迹可考。他名诚，字怀葛，是居正底曾祖。
张诚只是次子，世袭千户的尊荣，当然与他无关，因此从归州迁到江陵，入江陵籍。张诚到了江陵以后，不得不靠自己谋生，有余的时候，他便施舍穷人，斋供和尚，因此自己永远处在困顿的中间。张诚有点口吃，江陵人给他起一个外号“张謇子”（《方言》【讠專俊⒊砸玻雷佣殖龃恕＃╁雷泳」苠雷樱撬谆疤乇鸲啵耆顺３Ｒ罢佩雷印钡谆埃萄底拥堋＞诱约阂惨庋妇洌�
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难振乏，尝愿以其身为蓐荐，而使人寝处其上。使其有知，决不忍困吾乡中父老，以自炫其间里。（书牍三《答楚按院陈燕野辞表闾》）
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此亦吴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书牍三《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
答吴尧山书作于万历元年，上溯二十年为嘉靖三十二年，是年居正二十九岁，正在居正为翰林院编修，大学士徐阶深相期许之后，也正在他以相业自期的时代。宰相底抱负，直溯到一个“謇子”底教训，似是不易理解而其实是最易理解的事。居正把曾祖底宏愿，作为自己底宏愿，这不是蹈袭而是心理的契合。
“謇子”三个儿子：钺、镇、釴。镇字东湖，是居正底祖父。钺长于治产，家道日渐殷实；釴读书，补县学生；偏偏张镇既不读书，又不治产，只是一味放浪，最后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见王世贞《首辅传》。周圣楷《楚宝·张居正传》、《观澜公行略》、《文忠公行实》皆讳其事。）从张关保从军到张镇当护卫，总算是一线相传，克绍箕裘。但是中间已隔四代，一切的观念都改变了，这里没有慷慨从军的气概，没有英雄事业的声誉，所剩的只是豪爽的气魄，放浪的生活。偏偏“謇子”喜欢他。这不是因为张镇底可喜，而是因为父母对于不成材的子女，常有特别爱护的意趣。居正称“謇祖顾独爱之，逾于伯季远甚”，（《观澜公行略》）其因在此。张镇底豪爽放浪，在居正底生活里，留下一些痕迹：专权、自恣，正是豪爽放浪的人走上政治生活以后的形态。
尽管“謇子”对于张镇特别爱护，但是始终感到一点失望。第二个儿子既不如他的哥哥和弟弟，只有希望他生一个好孩子。所以张镇生子文明的时候，“謇子”说：“我这一生，帮人底忙多了，应当出一个好子孙，也许就是这个孩子罢！”文明字治卿，别号观澜，二十岁上，补上府学生，在科举的时代，总算是一种发展，但是考过七次乡试，始终没有录取。一直到居正点了翰林，三年秩满以后，文明才掷下考篮，叹道：“我从小读书，到今四十年，自己看看，没有什么不如人，但是一直困顿到现在，这是命呀！”其实这不是命，只是文明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