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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政府重建“军学共同”制度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当选首相后，日本政府修宪扩军的脚步变得更快，对大学军事研究禁区的突破态势也更加猛烈。
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防卫省技术研究本部与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研究合作”项目数量激增。据日媒报道，这个数字从2012年的四项增加到2013年的十项。2014年新增项目更多，已知的就有与千叶工业大学及帝京平成大学等多家高校的合作研究。在高额研究经费的吸引下，一些日本学者对军事研究的抵抗力不断弱化。
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安倍政府正在将这种合作系统化、制度化，作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安倍政府在2013年底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强调：“要加强和充实与大学及其他民间研究机构的合作，积极、充分地利用有可能转用到军事领域的民生技术，大力推进防卫装备技术的发展。”这为军学合作研究的制度化奠定了政策基础。不久，防卫省在2014年6月制定了“防卫生产、技术基盘战略”，强调要与日本大学及研究机构深化合作，力争发掘能应用于军事技术的民用技术等，这是对《防卫计划大纲》关于军民研发合作政策的细化。接着防卫省又于同年8月出台了“防卫省独立出资制度”，为军学研究合作创设专门基金，初步决定在2015～2017年为这项基金提供60亿日元，其中20亿日元经费已经被列入2015财年的防卫省预算案。这项基金计划以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DARPA）的模式为蓝本，由防卫省公布数个研究课题，向提出最佳方案的大学等机构分配经费，研究成果除用于防卫省装备品开发外，也可转为民用。据报道，防卫省目前提出的研发课题包括用于警戒监视的雷达技术和用于飞机机体的新材料，都属于毫无异议的纯军事研究。可以说，在安倍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日本“军学共同”研发制度已经大力复活，并且被付诸实施。
对于这一制度，以东京大学为首的日本高校的态度从暧昧不明发展到公然接受，令人不能不感到忧虑。2014年5月，为解决日本新型运输机C—2的问题，防卫省要求东大协助调查，校方虽然拒绝了防卫省的要求，但同意有关教授以个人名义参加调查小组的工作。前述今年1月16日的报道发表后，东大校长滨田纯一同日在该校网站上发表声明，用所谓“军事研究的含义暧昧”、“科学研究具有和平与军事的两用性”等理由为该校改弦更张、放弃“不做军事研究”原则的行为辩护。同时，这一制度在东大很快得到了落实：东京大学和大阪大学等四所大学在日本政府的委托下，将于2015年6月参加由美国DARPA主办的机器人大赛。
“军学共同”制度的复活，是安倍政府修宪扩军进程的重要一环，除了将增强日本的军事研发能力外，还将与同时出台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相配合，以更高的装备技术水平促进日本的武器出口。这使日本的和平宪法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机，亚太安全形势也受到了更严峻的挑战。东京大学作为日本高等教育和学术界的领头羊，对此公然配合，突破学界参与军事研究的禁区，将产生极大的破坏性影响。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作者：钟柬仁 字数：3032
新年伊始，前一阶段渐趋平静的柬埔寨政坛再度热闹起来，有几件事令人关注。
一是主要执政党柬埔寨人民党和反对党救国党关系虽有所缓和，但仍起伏不定。争斗不息的两党曾在2014年7月就解决全国大选后国会组成僵局达成协议，并同意以“对话代替对抗”。但最近，人民党副主席洪森公开指责救国党党魁桑兰西已经破坏了“对话文化”，借“反越”攻击他，并表示人民党不赞同和支持任何有违法律的行为，作为人民党领导人和国会议员，他将建议国会撤销救国党七名议员的豁免权。洪森和桑兰西这两个柬政坛上的老对手都着眼于下一届大选，现在相互关系已起波折，让人不能不担心今后各种摩擦、较量会更加难以避免，甚至不排除发生冲突的可能。
二是拉那烈重返保皇党奉辛比克党，柬埔寨政坛天平进一步向人民党倾斜。在2013年大选中遭遇惨败的奉辛比克党1月19日在金边举行党代表大会，推选2006年下台的拉那烈亲王重新担任党主席，其同父异母妹妹、前奉党主席阿伦公主任第一副主席，前奉党秘书长涅本才为第二副主席，从而结束了奉党长达九年的分裂状态。拉那烈表示，他重返奉党，是为了团结柬保皇党和“西哈努克主义力量”，为保护君主立宪制做出贡献。阿伦则表示，团结在拉那烈周围是奉党发展壮大的首要条件，拉的返回给奉党带来了希望。两人都呼吁奉党党员向基层民众广泛宣传该党的政治理念，为参加和赢得2017年地方选举和2018年全国大选而团结奋斗。人民党副主席洪森当即致电祝贺拉那烈当选主席，并通过发言人表示，人民党愿与奉党携手维护国家稳定。当地舆论普遍认为，人民党和奉党将在下届大选中再度联手对付救国党，对此救国党高层则表示并不在意，认为拉那烈重返奉党不会给救国党竞选带来冲击。
三是人民党召开特别党代会，全面部署下届大选准备工作，力夺先机。1月30日至2月1日，人民党举行以“改革决定柬埔寨国家和人民党的命运”为主题的党代表特别大会，对该党在2013年第五届全国大选中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就党的今后工作方针和落实措施进行深入研讨。会议做出九项重大决定，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各领域，对人民党参加2017年地方选举和2018年国会换届选举做出全面部署，显示了“以改革促发展、以变革求振兴”的强烈意愿。
1。突出改革主题，寻求发展动力。人民党荣誉主席韩桑林（柬国会主席）强调，本次特别党代会以“改革决定柬埔寨国家和人民党的命运”为主题，体现了只有推行法治管理、维护社会公正、忠诚为人民服务，柬埔寨才能走向进步与发展。大会决议第六条指出，要努力提升人民党的领导水平，以适应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大会决议第七条强调，要继续深化和加快推进各项改革进程。大会还增选了306名中央委员，主要以青年党员为主，使人民党中央委员增至568人，约占其党员总数578。34万人的10％，实现新老结合，以期借此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并通过新生代中央委员“多接地气”的优势来加强党对基层工作的领导，吸引更多民众的支持。
2015年1月30日，柬埔寨首相洪森参加以“改革决定柬埔寨国家和人民党的命运”为主题的人民党党代表特别大会。
2。增强危机意识，及早预作准备。大会发表的《2013年大选报告》指出，共有673。5万选民参加投票，人民党得票占48。83％，在123个国会席位中获68席，占总席位的55。2％；救国党得票率为44。46％，获55个国会席位，占总席位的44。8％。人民党赢得大选，但得票数“比2008年大选少了25万多张”，明显减少。主要原因是社会存在贪污腐败、派系主义、滥用职权、执法效率低、土地和林木纠纷、司法不公等，“造成民众对人民党的执政领导失去信心”。《报告》强调，虽然只是小部分官员犯错误，但造成的恶劣影响很大，直接影响到民众对人民党的支持。因此，要求人民党在全国各省市的分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改善不足之处，努力消除存在的问题，增强内部团结，为柬埔寨2017年地方选举和2018年国会换届选举做好必要准备。会议决定党中央常委会保持不变，在政府各部门任职的党员高级领导保持不变，从而为维护党内高层团结、巩固党的领导奠定基础。
3。回应民众期待，注重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会议通过决议，表示坚决拥戴西哈莫尼国王推行君主立宪制，坚决支持洪森首相领导第五届王国政府实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第三期计划，致力于维护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推行民主自由和人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维持年经济增长率在7％左右，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4％以下，贫困人口率控制在18％以下，承诺逐年提高公务员和武装人员月薪，并在2018年将公务员最低月薪提升到100万柬元（约合250美元）以上，工人基本工资提升到160美元。人民党发言人乔干纳烈对媒体透露，洪森还要求柬电力公司努力为民工提供便宜电力，并促使外省电力降价，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电。“洪森首相要求人民党全体党员以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人民党是有能力满足人民需要的。”乔干纳烈强调，人民党依靠“党员多、做好事”赢得了历届选举，今后将继续发挥这一独特的优势来争取民心。人民党中央常委（政府国防大臣）迪班表示，人民党是与时俱进的政党，将根据国家政局变化和人民意愿调整政策，使党能够继续为人民服务，并且赢得人民拥护。
4。呼吁开展“对话”，显示合作姿态。本次会议通过决议，表示支持选举制度改革，敦促反对派救国党积极履行2014年7月22日与人民党达成的协议，巩固“对话文化”，并呼吁柬各政党、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共同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
除上述主要特点外，当地舆论还注意到，此次人民党特别党代会还有三个有别于以往会议的情况。
一是在此次会议上，党员代表主要针对本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努力方向发表意见，没有对柬其他政党包括反对党进行批评和攻击。人民党发言人表示，“这是人民党党员政治成熟的体现”。
二是此次大会公报没有如往届党代会那样写明“洪森为下届大选首相人选”。乔干纳烈向媒体解释称，确有与会人员提议写明“洪森为人民党下届大选首相人选”，对此，洪森认为当务之急应优先考虑党务，暂不考虑下届首相人选问题。但乔干纳烈有些语焉不详，不免引人遐想，究竟是人民党高层确实忙得暂未研究下届政府首相人选呢，还是洪森为避免引起内外过度反应而虚晃一枪，或是洪森届时真的要激流勇退？
三是人民党元老、现任党主席谢辛因病在越南就医而未出席会议，人民党的实际领导人洪森此前在公众场合曾明确表示说，不论谢辛身体状况如何，他都是人民党的主席。这似乎表示洪森在2018年大选前还不会接替谢辛出任党主席。
柬埔寨全国大选每五年举行一次。以往各政党多在大选前两年启动竞选准备工作，上届大选在2013年7月举行，因反对派救国党抵制，新一届国会拖延近一年才得以开始正常运作。柬政坛刚刚消停没几个月，各派政治力量又已经在着手准备下届大选了。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是，如果所有的鸟儿都起得早了，那就得凭实力和技巧抢食了，激烈争斗恐怕是免不了的。
约旦的“平衡术”
作者：李明波 字数：3538
被“伊斯兰国”俘虏的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的命运牵动约旦民众的心。
1月底，一个“莫名其妙”牵扯到自己的烫手山芋砸到了约旦政府手上。1月27日，多个“圣战”组织发布声称来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影像，要求约旦政府在24小时内释放一名被关押了近十年的女恐怖分子里萨维，否则将杀死被绑架的日本自由记者后藤健二及约旦空军飞行员卡萨斯贝（去年12月24日，一架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约旦F…16战斗机在叙利亚北部被击落，飞行员卡萨斯贝跳伞后被俘）。一时间，营救日本人质的重担似乎一下子落到了约旦政府肩上。
其实，1月20日“伊斯兰国”发放一段有关两名日本人质汤川遥菜和后藤健二的视频并要求日本政府在72小时内交付2亿美元赎金，否则将处死两名人质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天就致电约旦、土耳其和埃及三国领导人，要求其协助谈判释放日本人质。此后，安倍政府与约旦政府多次进行沟通和协调。尽管两名人质先后被“伊斯兰国”杀害，但中东小国约旦在这起人质营救中的角色受到全球瞩目。
日本人质事件的“惟一赢家”
对于约旦政府而言，接不接这个“烫手山芋”都十分为难。因为作为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约旦国内同情“伊斯兰国”的势力不小，有相当多的约旦人认为“反‘伊斯兰国’和约旦不相干”，埋怨政府让“自己人”为不相干的事冒险。如果约旦政府不能救出因空袭“伊斯兰国”而被俘的飞行员，则可能在约旦国内引发许多政治后果。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坚决要求盟国不与“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谈判，约旦政府一旦同意换囚，可能会激怒长期为其提供经济援助的大金主美国。正因如此，约旦政府虽然一直表示“愿意谈”，但与“伊斯兰国”的换囚谈判却没有实质性进展。
在这场日本人质危机中，约旦政府展现了其高超的“平衡术”——它既没有释放女恐怖分子里萨维激怒美国，也能够让安倍晋三在人质被杀后依然感谢自己，还能够向国内愤怒的示威者展示自己的谈判诚意，缓解国内要求营救飞行员的压力——以至于有媒体评论称，约旦其实是这场人质危机的最大赢家，也是惟一赢家。
窥一斑而知全豹。约旦虽没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在中东事务中却发挥着重要调节作用，扮演着一个超出其国家规模的角色，说到底靠的就是其长袖善舞的灵活对外政策。
来自哈希姆家族的荣耀
约旦只有600多万人口，近9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国土几乎都是贫瘠的不毛之地。与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相比，约旦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油田。长期以来，约旦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是旅游、劳务输出和外援。换句话说，约旦既不是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那样的人口大国，也不是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这样的石油土豪。而且约旦位于中东地区冲突的中心地带，还得小心翼翼地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之中维护自己的安全和稳定。 。电子书下载
从某种程度而言，约旦在中东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约旦的开国家族——哈希姆家族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以前，阿拉伯人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一战前后，正是哈希姆家族带领阿拉伯人进行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并获得巨大成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掀起了民族独立的高潮。因此，不仅是约旦人，所有阿拉伯国家和民众几乎都认可哈希姆王室的历史功绩，约旦哈希姆王国的历任国王都能赢得中东其他国家的信任和重视。更重要的是，哈希姆家族原本就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穆德的后裔，是当前伊斯兰国家领导人中惟一的“圣裔”，在伊斯兰世界享有极高的威望。
左右逢源的“平衡术”
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促使约旦一直坚持平衡、灵活的对外政策。比如，约旦获得独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与伊拉克、科威特、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从这些国家得到大量援助。然而1990年爆发的海湾战争让约旦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中。现代伊拉克国家的创立者与约旦前国王阿卜杜拉一世是哈希姆家族的亲兄弟，国内的政治压力让约旦政府不得不站在伊拉克一边，拒绝支持美国领导多国部队发动的对伊战争。海湾战争结束后，海湾国家出于报复，宣布停止向约旦提供援助。美国也冻结了对约旦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约旦国王侯赛因可以说是临危不乱，反而更加积极地进行穿梭外交，重新协调和西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一方面，侯赛因国王成功劝说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敌对双方，没有因海湾战争的仇恨使中东再度成为杀戮的战场。另一方面，约旦积极参与美国发起的中东和平进程。1994年约旦和以色列签订和约后，约旦得到了美国“全部免除”所欠债务以及“改变约旦的海湾战后形象”（因袒护伊拉克而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的许诺。如今美国已经是约旦的头号援助国。2014年，美国对约旦的经济援助达到10亿美元，其中7亿美元是财政援助，3亿美元是军事援助。对于美国盟友日本而言，约旦则是其在中东最紧密的合作伙伴。目前，日本是约旦最大的债权国，约旦是中东地区人均获日本援助最多的国家。
在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问题上，约旦政府更是展现了高超的外交技巧。在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中，约旦是与以色列交战的五个阿拉伯国家之一，约以边界流血冲突时有发生；但在另一方面，犹太人在建国前就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联系，谋求约旦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的支持。1948年战争后，约旦也是试图最早与以色列单独媾和的阿拉伯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逐步取代英国主导中东事务，侯赛因国王审时度势，将约旦政治倚靠的重心从伦敦转向华盛顿。鉴于犹太人在美国势力强大，因此侯赛因国王决定将以色列作为实现其战略转移的途径。从1963年开始，约旦和以色列特使开始频频举行秘密接触。后来随着埃以签订和约，特别是巴以达成协议，打破了阿拉伯对阵国不单独与以色列举行高级会晤、不单独媾和的禁忌，约以关系从秘密走向公开。1994年，约旦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约旦成为继埃及之后第二个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约以建交既缓解了约旦的安全压力（1995年以军完全撤离约旦领土），又让约旦在两国经贸关系中尝到了不少甜头，同时还促使叙以、黎以之间的直接谈判提上议事日程。
在“阿拉伯之春”中长袖善舞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约旦作为叙利亚的重要邻国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一开始，约旦对叙利亚危机的态度颇为谨慎，而后则与海湾国家一起对叙利亚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外交压力。2012年时任叙利亚总理希贾卜拖家带口叛逃到约旦，得到约旦的庇护。而许多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人员正是通过约旦和叙利亚边境渗入到叙利亚南部的，致使叙利亚和约旦边防军频繁发生冲突。此外，约旦也是美欧训练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