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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多木屋，相距又近，经常一焚即连绵数十间。《宣庙宝鉴》里说“悉烧房屋，众贼逃窜被烧者约一万余名，臭闻一十余里”，足见火势之大。根据事后朝鲜官员描述，平壤城被烧的状况相当凄惨，城里的民居官舍全都烧成灰烬，大同馆、清华馆等处衙门全数破毁，永崇殿干脆被烧得只剩个台基，大同门楼、练光亭、镇西阁、风月楼等名胜也被烧成了断垣残壁（《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后来明军入城之后，甚至因为没有地方住而露宿街头，冻得苦不堪言。《宣庙宝鉴》此处，透露出了朝鲜方面认为平壤战役的杀敌数：约一万余名。
《两朝平攘录》里的记录，和明官方奏功记录里获得日军首级数差不多，是一千六百四十七级，略多一点，这应该是把大同江以东追击战的那三百五十九个首级也算进来了，不过和其他不少中朝记录一样，这里也特意提及了此战中敌人被“熏、溺死者十倍之”；而《皇明实录》里则说“余死放火反从城东跳溺者无算”、“焚溺死者万记”，等等。
无论中、朝哪种记载，都暗示日军的伤亡在一万以上。那么，到底日军的伤亡有没有这么大呢？
日方记录在正面描述平壤之战的时候，刻意夸大敌人数字，降低己方损失，其程度近于笑话。但在《秀吉谱》、《黑田家记》和《征伐记》等史料中，对小西军团返回汉城后一段时间里的具体记载，却透露出第一军团伤亡相当惨重的真相。
根据日方记录，在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小西行长驻在汉城的总兵力是六千六百二十九人。而从正月到三月这两个月里，小西行长再没参与过任何战事。所以这个数字，基本上就是他在一月十七日返回汉城时的总兵力。
开战前，小西有一万五千人的守备部队，加上一千人的外围驻留部队，共一万六千人。回到汉城以后，只剩六千六百二十九人。这两个数据表明，小西所部在平壤战役后的减员达九千三百多人。
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其实就是小西行长所部在平壤战役里的死亡数字。
因为小西所部退到龙泉山之后，期间两个月没有任何作战行动，平壤战斗中的伤员完全能获得良好治疗，两个月时间足以恢复重新进入编制。但两个月后，小西行长的部队依然只有六千六百人，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其他人都已死亡。
重伤回国的情况肯定有，但绝不会太多。不然作为和明军的首次会战，又有数量巨大的伤员归国，日本国内其他大名的私人记载及民间记录里，不可能没有任何记载。
因此哪怕考虑到这两个月里有零星损失和人事变动，把三百多人的零头当变数抹掉，日军在平壤城之战的阵亡数也最少是九千人，这其中直接战死及被明军斩首的估计约在两千上下，其他的都应该是死于火器攻击及火灾中，还有在逃跑途中支持不住的倒毙和溺毙。
那么明军的伤亡情况呢？宋应昌的报告里说的是阵亡七百九十六人，受伤一千四百九十二人，合计伤亡为二千两百八十八人。
一看这数字，都会觉得这个数字过于夸张了，一定是明军文过饰非的虚报。如此激烈的攻城战，居然只阵亡了七百多人？这也太离谱了吧？
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首先在整个战役过程里，明军没有遭到任何围歼或者被分割，也没有发生过溃退——在武器杀伤效率有限的古代战争中，在围歼、追击溃退和分割时，最容易产生大量伤亡——明军从头至尾都保持着完整的阵线与优势火力支持，连局部阵型都没混乱过。在这种情况下，伤亡数字不大是可能的。
其次是城墙前的攻防战中，也没产生太大人员损失，因为唱主角的是明军火炮。
明军的主要伤亡，发生在牡丹峰阵线和平壤巷战中。前者没有火力支援，必须仰攻要塞；后者必须与敌人展开一个一个土窟街垒的拔除战。这两处的战斗很惨烈，但伤亡不会特别大，因为这两处战场容量很有限，参与的部队人数也不多。
另外，平壤战役结束以后，明军继续前进，朝鲜人为了维持明军有足够的粮秣供应，一直在伤脑筋。从他们的对谈记录里能发现，朝鲜人始终是以四万人为前提准备粮草的，而且明军在这期间也并未得到新的兵员补充。换句话说，明军的士兵数量，并未产生大的变化，否则会体现在补给数字中——对朝鲜人来说，补给数字是断然不敢作假的，不然就是犯傻了。尤其是可以少给的情况下。
究竟宋应昌说的数字靠不靠谱呢？我们还有一个来自于朝鲜官方记载里的李如松的旁证。
李如松离开平壤准备前进的时候，曾经对平壤城内的朝鲜大臣说：我们为了打平壤，死伤三千人。现在你们也集结好三千人的军队，把这三千套明军甲胄换上，跟随大军行动（《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一月十四日）。可见即使不考虑随军必然携带的一定数量的备用品，明军在这时候，最多也就只有三千士兵不再需要甲胄——不是阵亡，就是受伤不能动了。
因此这次平壤之战，是明军大约五万人联军对日军一万六，最坏的结果是明军付出了伤亡三千（死一千，伤两千）的代价。日军最少死亡了八、九千名士兵，伤亡人数总计不会少于一万。这个比例对一场大炮对火枪的准热兵器战争来说，不离奇，还算合理。
日军伤亡那么高的原因，除了大量死于城内大火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仓促撤退中伤员无法携带，只能沿路抛弃，加上寒冷的天气，所以死者非常多，伤者却没有多少。这一点，日军也没法与拥有完备战时护理体系的明军比。
平壤之战的胜利，首先是武器的胜利。大炮在这一战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明军的火炮部队收割了大量日军士兵的生命，整个日军防线，几乎都是被这些钢铁怪物咬碎。事实证明，在攻坚战中，火炮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而明军的热兵器战术发展与规模，已经达到一个惊人的程度。这让我们忍不住要做个假设，如果明代历史没有被清朝中断的话，任由这种火炮趋势发展下去，一八四零年英国人打来的时候，会面对的是怎样一支军队。
其次，这是一场李如松的胜利。是指挥艺术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无论是战前谋划、临战发挥、用人选择还是对敌人心态的把握，李如松都表现出了一个优秀指挥官的素养，稳重有致，妙手迭出。整个平壤之战明军各部都打得非常有头脑，从战斗一开始就牵着日军鼻子走，进退极有节奏，始终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尤其是破城后的突然退兵，堪称神来之笔，这手不但避免了可以预见的大量明军伤亡，还迫使小西主动放弃平壤并乖乖地按照李如松安排的路线逃亡，因此被明军呈波次攻击一路追杀到龙泉城，再次出现大批伤亡。此辉煌战果，皆李提督战前谋划、临阵应变、突前指挥之功。
无论在战后李如松的行为有多么不恰当，在一月初八的平壤，李如松表现出了用兵环环相扣的名将风范。
这也是一场浙兵的胜利。南兵在这次战役中，出力最多，伤亡最大，立功最著，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几个关键环节，比如牡丹峰牵制作战、含毬门先登，都是因为南兵的奋战才取得突破。反倒是不可一世的辽东军团，在战斗中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只在后期追击时才表现了那么一下，而且把主要精力放在抢掠上。
吴惟忠、骆尚志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戚家军雄风犹在，戚家军仍然是无敌的。南军皆着红衣，以至于日军在后来的战事中，一看到有红衫军出没，便顿时战意尽失，畏之如虎。旁观了这场战争的朝鲜大臣们对此赞叹有加，这些南兵的铁杆粉丝在自己的记录里，拼命赞美这些大明忠勇之士，说他们是解放平壤的真正功臣。
可是，有一个人不这么认为。
第十九章 南兵北兵
这个人自然是李如松。
如果在万历二十一年的朝鲜搞一次明朝将领选秀，那么冠军一定会被吴惟忠夺走，而不可能是李如松或其他什么人。
朝鲜人太喜欢这位沉默寡言的总兵了。他来自传说中的大明南方；他能力超群；他是戚继光的亲传弟子；他从来不象那些辽东人一样趾高气扬，对人和蔼可亲；他的部队军纪好到不得了，行军沿途不仅不骚扰百姓，而且还主动帮他们修缮房屋，接济老幼。
许多逃避兵祸的朝鲜人，听到是吴总兵的部队路过，都会纷纷走出来主动夹道欢迎，从义州到平壤一路上，都是赞颂吴总兵的碑颂。
吴惟忠的声望，在平壤之战后飚到顶点，他被子弹透胸而过的光荣事迹，通过休静大师的僧兵之口，广为传颂。以至于骆尚志先登城楼的大功，也被朝鲜人描述为“不愧是和吴总兵出身相同的南兵”。
在明朝，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党争，如果没有党争，那就不是明朝了。对朝鲜人这种大肆推崇南兵的行为，提督李如松大人心里非常不爽。
平壤之战结束以后，李如松开始论功行赏。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入城的头功分给了李如柏，理由是他负责主攻的南城是最先被攻破的。
这个举动搞得南军一片哗然。南兵在平壤之战中伤亡相当惨烈，三千死伤里大部分都是他们的人，劳苦功高。骆尚志最先登上城楼，这是多少双眼睛看到的事实，可李如松食言而肥，硬把这一份大功记在了李如柏的头上——更过分的是，吴惟忠和骆尚志此时重伤未愈卧床不起，根本无力辩驳。李如松这一手，真是太不地道了。
吴惟忠在病榻上听到头功分配给了李如柏，双目望天，默然不语。后来尹斗寿代表朝鲜君臣，去探望吴惟忠时，后者病势相当沉重，神色怏怏，一腔愤懑郁结于胸。他病得不能说话，便给尹斗寿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就一句话：我估计自己是不行了，希望能看在我为平壤流血的份上，给我置一副柏木棺材。
尹斗寿一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赶紧派人去定州染源山上去找上好柏木。所幸吴惟忠和骆尚志都是武林高手，体格健壮，修养了一阵总算是恢复，逃过了一劫，得以继续在朝鲜战场上奋战。
不光是他们两位，另外一位南军将领钱世桢，也同样蒙受委屈。
钱世桢的经历相当传奇，他是嘉靖甲子科的举人，觉得当笔杆子不够过瘾，毅然转了专业，在万历乙丑科居然又考中武举，不折不扣的文武双全，在大明朝里也算少见。他这个人一生嗜马，在朝鲜的民间传说里，曾说钱世桢到朝鲜以后，碰到一匹凶悍的野马，当地人说这匹马不光吃草，还吃肉，把附近山里的飞禽走兽吃了个遍，连老虎都没剩下。钱世桢带着铜锤钢索，跟这匹马斗了一天一夜，终于将其驯服。
这次论功行赏，钱世桢也一直在被李如松有意无意地打击。在平壤之战中，他一直冲杀在前，和家丁杨文奎、徐大胜、郭子明等人率先登城。南军登城之际，那些不可一世的辽东军。磨磨蹭蹭地还没靠近城墙。等进城以后，他敛军整训，那帮辽东军人却闹哄哄地四处抢掠战利品。
这就够窝心的了，可还有更气人的事。他在小西行长离城以后，带兵追过大同江，路遇一个白袍日本将领，三两下砍死，割下首级，带了战袍回去讨赏。李如松问他这人叫什么名字，钱世桢一愣，这我哪儿知道。李如松摇摇头，这功劳没法给你算啊。
种种不公平，终于惹起了另外一位南军将领的反弹，他的名字叫做王必迪。
王必迪也是戚继光旧部，跟吴惟忠、骆尚志等人是同僚，级别略低。吴、骆两人重伤以后，能为戚家军撑场面的也只有他了。
李如松在一月二十五日进入开城，分派将令。按照规矩，游击以下的都要跪着接受命令，可李如松抬头一看，发现王必迪一个人站在那里没动。李如松皱着眉问他怎么回事，王必迪平静地说道：“李如松你不智不仁不信，这仗没法打。”
李如松有点生气，你给我说清楚，我怎么不智不仁不信啦？王必迪回答：“初八的平壤之战，你一大早把士兵轰起来打仗，连早饭都来不及吃，让我们饿着肚子攻城。这是不仁；围城的时候，我听见李提督你喊了一声‘先登城的赏银三百两，或者授都指挥佥使的官职。’结果那么多人奋勇杀敌，登城入围。现在银子呢？官职呢？这是不信；现在您把主力搁在平壤，自己带着先锋前进，若是出了什么事，大军便会动摇退却。这是不智。”
听完这三条，周围将官脸都绿了。王必迪这三条，条条打脸，一个小小游击敢对提督这么讲话，看来是豁出去了。（《宣祖实录》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
奇怪的是，李如松听完以后，没有勃然大怒，而是挥挥手让他退下。散会以后，李如松找来手下，吩咐拨一部分银子给平壤、开城的南军队伍，对王必迪没有作任何处罚。
等到李如松从碧蹄馆死里逃生退回开城以后，找到王必迪，没有怪他的乌鸦嘴，反而拍着他肩膀说：“我知道南兵劳苦功高，这几天实在是辛苦了。”着手安排南军退兵。王必迪表示不愿后退，李如松点头说理解，理解，亲笔给他写了一份将令，准许他想留就留，想走就走。
以李如松的傲气，对宋应昌都毫不客气，怎么对一个小小游击前倨后恭？
李如松不是天生恶人，也不是反派，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李如松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利益集团。他虽然是这个集团的核心，说一不二，但如果他不为这个集团谋取利益，很快便会被抛弃。
李如柏、李如梅、杨元、张世爵、祖承训、查大受、李宁这些人和更多的辽东系中下层军官，已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辽东小集团。李如松在作战的时候，必须要同时考虑国家利益和这个小集团的利益。为了小集团的利益，李如松必须要安排南兵先攻，北军掩后；为了小集团的利益，他必须尽量避免辽东军的兵员损伤，为此不惜把小西行长放走。
平壤头功这件事，实际上是辽东系将领联合施压的结果。李如松对南军的功劳心知肚明，也不是没考虑过犒赏他们。可只要他稍微露出一点口风，称赞南军那么几句，李如柏、张世爵几位北军中坚便拼命诋毁，把南军骂得一文不值。
李如松若是秉公处理，恐怕从此辽东将领便会离心离德，让这个小集团分崩离析。因此，李如松对此别无选择。
不过在李如松的内心，对抢功这个可耻行也不无愧疚的，这有损于他作为一个军人的骄傲。因此，他对王必迪的直言不讳表现出了异常的宽宏大量，并尽量给予其安抚，把自己对南军的亏欠，从别的途径弥补一下。
可惜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李如松还未来得及对南军施展怀柔之术，南军背后的大佬们已经开始反击了。
这个世界，总是分成派系的。朝鲜有东人党，西人党；日本有文治派、武断派；而在大明的东征军里，南、北二军也早已泾渭分明，各自形成自己的基础力量与上层关系。辽东军靠得是李如松和李的家族势力，而南军依靠的，则是嘉善人袁黄和绍兴人宋应昌等浙籍朝廷大员。
一旦贴上了派系的标签，争端的性质便会发生转变，从唯对错论变成唯派系论，乃至、甚至是唯籍贯论。
李如松对南军玩出种种手段，是故意也罢，是不情愿也罢，总之对南军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势必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最初的反弹，是些毛毛雨。
一月二十三日，朝鲜国王在返回平壤的路上，碰到了刚到朝鲜的宋应昌。宋应昌还带着朝鲜人民的老朋友黄应阳。几个人见面，相谈甚欢。
席间黄应阳说我当年推荐的浙兵表现如何？李昖说牛逼啊，可惜才了来三千多人，要是来一万，日本人就完蛋了。黄应阳嘿嘿一笑，一脸神秘地掏出一张纸。李昖问这是什么？黄应阳回答说：李提督生性残酷，爱杀戮，这一路打下去，搞不好会屠杀平民。我这次带了许多免死帖，沿路散发，可以让老百姓免于死在辽东军屠刀之下。
黄应阳也属南军派系，是最早向朝鲜君臣介绍南军的人。他的话，朝鲜人信服得很，于是李如松在朝鲜人心目中，悄然变成了一头嗜杀的暴虐分子。李昖特意派了许多人前往各地，分发免死帖，告诉附近的人绕着李如松的军队走。
讽刺的是，这份免死帖的落款，还是宋应昌和李如松的联合签名。
这有点太埋汰人了，辽东军的军纪是不怎么样，但也不至于像防日本人一样防他们。
这还只是小手段，然后，厉害的反弹来了。
总参谋长袁黄在战后抵达平壤，偷偷告诉骆尚志等人：“你们的委屈，朝廷都知道。我给上头写的奏表里，你们的功劳一个都缺不了，稍安毋躁。”
过不多时，明、朝联军里开始流传起一则流言，说辽东军人喜欢滥杀朝鲜人冒充倭寇首级，经常偷偷跟着落单的朝鲜平民，到了没人的地方，手起刀落，咔嚓一下砍断脖颈，再把头发剃了，回来领功——当时中、朝男子皆蓄发，只有日本人要把脑袋剃秃——这流言传得有鼻子有眼，甚至传到了朝鲜王室耳朵里。
这则流言相当狠辣。这一招，确实是辽东军常用的伎俩。他们在辽东与鞑子作战时，经常砍杀沿途百姓冒领军功，当地御史弹劾辽东将领，这一条罪名是从来不会少的。加上之前黄应阳在朝鲜造起来的舆论，这流言一经流传，立刻得到许多人的认同，纷纷帮忙转发。
等闹得差不多到火候了。袁黄站出来，找到李如松，问他“老爷何为如此事乎？”李如松一听就怒了，我什么时候干过这么猥琐的事！他揪着袁黄脖子吼道：“可恶老和尚，何处得闻此语！”
解释一下，袁黄是个居士，有事没事都拿着佛珠念叨几句，他最出名的不是袁黄这个名字，而是他法号了凡。
面对李如松的怒火，袁黄面色平静：“这是公论，外头都传遍了，还能有假？”他手里一扬，说我已经上报给宋侍郎了，到时候朝廷会派人来调查的。
这就是文官式的反击，阴柔无迹，转弯抹角，没有长枪大戈般的犀利，却于无声处陡出杀手。
无论袁黄还是宋应昌，在北京都有自己的同乡同窗，势力广大，不是李如松这等武夫可比。真想在官场上玩死李如松，手段可多着呢。
这个反击没吓着李如松，反倒把朝鲜君臣吓得不轻。李如松冤枉不冤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