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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光的流逝，梁冀的贪婪名声甚至不再限于中国，而是远播境外。到中国来的西域商人都知道，洛阳城里有这么一位人傻钱多的大将军，于是时不时给他带来一些稀奇而昂贵的商品，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是“火浣布”。所谓火浣布，就是一种用石棉纤维和亚麻混纺而成的布料，入火不燃。如果布脏了，点火一烧，就会变得干净，故名“火浣布”。此物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罗马人会织，用于制造防火服和灯罩。由于石棉纤维加工困难，混纺的技术要求又很高，即便在罗马原产地，火浣布的价格也很昂贵。经过丝绸之路上的重重关卡后，来到中国的罗马火浣布和远销罗马的中国丝绸一样，价格翻了数百倍，俨然已经成为无价之宝。为了牟取更高的利润，西域商贩宣称，火浣布是用生活在火山中的一种巨型老鼠的皮毛织成，而汉人对此也信以为真。
在酒宴上，梁冀喜欢穿着用火浣布织的衣服，故意把它弄脏，然后当场扔进火里烧，以此向在座宾朋们炫耀自己的富有。作为梁冀的同事，袁绍的祖父袁汤大概不止一次观看过这种表演。从此之后，直到三国时期，火浣布再也没有在中国出现过。魏文帝曹丕因为终生没见过火浣布，曾经在他的著作《典论》中宣称：“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所以火浣布这种东西不可能存在。曹丕死后，魏明帝曹睿将这篇论文刻成石碑，立在太学校园里，誉为“不朽之格言”。不料魏明帝驾崩刚刚一个多月，西域就再次输来火浣布，果然入火不焚。魏国举朝哗然，只好赶紧把那块“不朽之格言”碑砸掉了。
火浣布既然深受中国市场欢迎，那么为什么在梁冀和曹睿之间的上百年内销声匿迹于东方了呢？这和愚蠢无能的梁冀政府直接相关。袁绍7虚岁时，也就是公元152年，梁冀委任的西域长史王敬轻信拘弥王的谗言，杀害了无罪的于窴王。愤怒的于窴人杀死王敬一行，而梁冀既不安抚，又不讨伐。从此，于窴、鄯善、疏勒等国隔绝丝绸之路，东西方的陆上交流戛然而止。后来，从印度洋绕过马来半岛到中国南部的“海上丝绸之路”渐渐兴起，东南沿海的交州和扬州由此繁荣起来，而原先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凉州反而衰落了。
对于西域的丢失，梁冀倒也不必独自负责。至少在名义上，太尉才是主管国防的政府首脑，而在公元152年时，东汉帝国的太尉不是别人，正是袁绍的祖父袁汤。从公元146年升任司空开始，再到公元149年改任太尉，直到公元153年下台，袁汤连续担任了8年“三公”，将司空、司徒和太尉做了一个遍，这在东汉时期是极为罕见的。然而在这8年之内，他的政绩不仅乏善可陈，简直惨不忍睹：当太仆时皇帝被谋杀，当司空时大兴冤狱，当司徒时灾荒不断，当太尉时丢失西域。可是，他不仅没有引咎辞职，官职反而越做越高，还捞到了侯爵头衔。袁汤自己官运亨通不算，他的几个儿子和亲戚也都出将入相，还与马融这样的名门望族结成了儿女亲家。显然，袁汤并不是在为汉朝做官，也不是在为老百姓做官，而只是在为他自己做官，并且把为官之术发展成了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汉武帝在位时，有个叫司马安的人四度官至九卿，而无政绩可言，司马迁评价他说：“文深巧善宦”。假如司马迁看到袁汤，又不知将作何感慨？巧宦啊巧宦，韩非子在写作《五蠹》的时候，好像把这种人遗忘了吧？
如果梁冀一伙只是生活奢侈，对内作威作福，对外丧权辱国，可能还不会很快垮台。但是最终，这个集团居然开始了自相残杀。梁冀表面上凶恶，内心却相当虚弱。这位连皇帝都敢杀的权臣毕生只怕一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孙寿。这个女人爱好虚荣，心狠手辣，擅长挑拨人际关系，精于梳妆打扮、服装设计和建筑艺术，花钱如流水，把梁冀管得服服帖帖。梁冀有一个叫友通期的情妇，孙寿发现后杀光友通期全家，梁冀为了救友通期，亲自跑到孙家，向孙寿的母亲磕头求饶；孙寿也有一个叫秦宫的情夫，梁冀对秦宫却无可奈何。人们都说，梁冀还没有当上皇帝，反倒先有了孙家这样一支难以对付的外戚。
在孙寿的教唆下，梁冀重用孙家成员，疏远梁家成员。梁不疑虽然已经辞职退隐，梁冀却还派人到其门口放哨，侦察与自己的弟弟私下来往的人物，列入打击报复的黑名单。梁冀的笔杆子马融就因为犯了这个忌讳，在古稀之年被梁冀以贪污罪查办，免去南郡太守一职，还处以髡刑，剃光头发，发配到边疆充军。马融当年费尽心思诬告李固和杜乔，以求讨好梁冀，最终却不仅没能升官发财，反倒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在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汉代官场，马融的倒台势必牵一发而动全身，连累到他的亲友。袁汤虽然机灵，却也无法独善其身。实际上，在袁汤被免去太尉职务之前，袁家与梁家便已经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缝。当时，有一个刚刚从太学毕业的年轻人袁著，因为毕业考试成绩最优，相当于后世科举制度中的一甲进士及第，所以被封为甲等郎中。袁著祖籍汝南，又姓“袁”，很可能是袁汤的亲戚。他就任郎中以后，看到时政混乱，便给朝廷上书，劝梁冀退休，说：“四时之运，功成则退，高爵厚宠，鲜不致灾。今大将军位极功成，可为至戒，宜遵悬车之礼，高枕颐神。”
“四时之运，功成则退”出自《韩氏易传》，公元前60年，司隶校尉盖宽饶在给汉宣帝的上书中，就曾经引用过这句不祥的话，结果触怒宣帝，被迫自杀。如前文所述，《易经》是汝南袁氏的祖传家学，所以袁著引用《韩氏易传》并不奇怪。
梁冀一看到袁著的上书，就立即派出刺客，四处追杀作者。袁著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还谎称病死，做了一个假人，冒充自己下葬。但他最后还是没能逃脱梁冀的魔爪，被捆起来用皮鞭活活抽死，年仅19虚岁。作为太学生领袖，袁著有许多同学友人，结果有数十人连坐遇害。袁汤被免去太尉职务，与马融倒台和袁著被杀大约同时发生，恐怕不是巧合。看来，袁、马姻亲联盟的实力已经过于强大，威胁到了梁家的地位，使梁冀感到有必要加以打击。
作为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巧宦，袁汤可不会像李固、杜乔、马融等书呆子一样任人宰割。袁汤未曾过问李固、杜乔之死，但绝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这对他本人登上三公高位有利。如今，梁冀欺负到了袁、马二家的头上，马融和袁著之仇就非报不可了。除了将梁冀一举摧毁之外，袁汤别无选择。
袁汤制订的复仇计划精密而冷酷，将他多年积攒的政治斗争才华展示得淋漓尽致。
首先，梁冀这个对手不可小觑。梁家父子兄弟相继执掌东汉帝国政权，至此已经二十余年，前后出了3位皇后、6位贵人、2位大将军、7位侯爵、7位命妇、3位驸马、57位将校，爪牙遍布朝野，控制着帝国大部分的军队。即便梁冀本人愚蠢无能，他的亲友幕僚中却绝对不乏智能之士。袁汤要想打垮他，单纯靠武力是行不通的，必须以谋略取胜。
其次，梁家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外戚”这个地位，而这个地位与皇帝的私生活直接相关。公元150年梁太后驾崩，梁冀在宫中的关系就只剩下他妹妹梁皇后了。偏偏梁皇后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又不允许别人生儿子，每当妃嫔怀孕，都被她害死。因此，梁皇后与汉桓帝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是梁冀无法解决的难题。
第三，众多历史案例证明，要想推翻一个外戚家族的统治，就必须依赖4股势力，即皇帝本人、宦官、近卫军和洛阳地区行政机关。汉桓帝的突破口可以通过梁皇后的恶行来反向打通，但宦官和近卫军却没那么好拉拢。为了促使梁冀垮台，袁汤必须尽快在宦官、近卫军和洛阳地区行政机关中插入自己的心腹。
公元154年闰月，梁冀把光禄勋尹颂提拔为司徒。于是，光禄勋一职便空了出来，最后落入了袁汤的堂弟袁盱之手。袁盱是袁汤的叔父袁敞之子，后者曾经担任司空职务达一年半之久，是袁氏家族“四世三公”中的第二世。巧合的是，在出任司空之前，袁敞的职务也是光禄勋。光禄勋执掌着最大的一支近卫军，而梁冀居然会坐视这一要职被袁家成员攫取，可谓糊涂透顶。不久之后，他就将为这个错误付出生命的代价。
宦官这个群体十分特殊，他们很少与外界来往，但又见多识广，很难用普通的礼物和人际关系来拉拢。于是，袁汤使出了最毒辣的一手：他竟然让自己的族人袁赦（又名袁朗）挥刀自宫，当太监去了。这样，袁赦免不了要和宫中的老太监们来往，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无疑就是与袁汤同日受封为侯爵的曹腾。
自从汉桓帝如愿即位以来，曹腾的生活可谓幸福惬意。他既然已经是侯爵，就有义务给自己找一个继承人。身为半阉人，他没有生育能力，所以只好收养中意的少年男子为嗣。能当侯爵的继承人自然是美事，特别是对于那些渴望不劳而获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很快应者如云。几经考虑，曹腾选择了西汉开国元勋夏侯婴的后代、沛国谯人夏侯嵩为养子，夏侯嵩从此改姓“曹”，也就是曹嵩。公元155年，曹嵩生下一子，取名为“操”。当了爷爷的曹腾十分满意，给养子谋到了司隶校尉的高官，以示嘉奖。曹嵩前后生有两个儿子，也就是长子曹操和次子曹德。“操”与“德”两字同意互训，曹操字孟德，以此推论，曹德大概应该字“仲操”吧。当时已年满10虚岁的少年袁绍，想必不会对曹操、曹德兄弟的出生一无所知。从此以后，袁、曹两家将会越走越近，因为这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除了袁盱和袁赦之外，袁汤还为另一个亲戚袁腾弄到了首都行政机关的主要领导职务——洛阳令。这样一来，袁家便控制了洛阳城内的主要政务和最大的一支军队，还获得了宦官们的支持，比起袁汤当三公时，势力有增无减。但他们还得一面逢迎梁冀，一面耐心等待。毕竟，真正能够决定梁家和袁家命运的那个人，只能是梁冀的妹夫——汉桓帝刘志。只要他不下定倒梁决心，梁冀的地位就会稳如泰山。所幸，袁汤身体很好，能够等得起。
《后汉书》中多次指出，汉桓帝即位后的前几年只是“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完全被梁冀架空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桓帝也逐渐开始运用自己法定的权力，甚至做出一些对梁冀不利的判决。公元153年夏季，冀州爆发严重的蝗灾和水灾，造成数十万户流民，饥民纷纷聚集起来当土匪，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袁汤就是以此为理由被罢免太尉职务的。为了赈灾，梁冀委任自己的部下朱穆为冀州刺史。朱家也是世代为官的“公族”，其成员的脾气都很倔。朱穆的爷爷朱晖曾经与袁安共同反对窦宪讨伐北匈奴，朱穆本人的性格则有点像牛顿和居里，一思考起学问来，就对周围的环境丧失了感应能力，经常出现散步时落入土坑或河沟的情况。朱穆也是个很热心的人。当年栾巴在“阳气通畅”之后，被赶出皇宫，又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待业，朱穆便写介绍信，推荐他入朝当官。
朱穆到冀州上任以后，一方面围剿土匪，一方面严查冀州官吏的不法行为。当时有个叫赵忠的太监，在父亲的墓中随葬了一些逾礼的物件。朱穆一向讨厌宦官，听说后就派人去挖墓，又逮捕赵忠的家属。赵忠向汉桓帝哭诉，汉桓帝于是下令逮捕朱穆，罚作刑徒。
在这件事上，梁冀和朱穆其实是在办好事，却惹恼了宦官，结果遭到打击报复。消息传入太学，引发了东汉第一场太学生上书运动。学生领袖刘陶带着数千太学生聚集在宫门，联名上书为朱穆说情，要求代替朱穆去作刑徒。这类事情在西汉也发生过，皇帝往往一笑置之，甚至反而加重处罚力度。但在东汉皇权向民间团体低头让步的时代背景下，汉桓帝读过刘陶等人的奏折，还真的就下令赦免了朱穆，刘陶因此声名大振。
冀州的局势虽然暂时平定了下来，但周边的青州、幽州和并州却日益动荡。长期以来，兖州泰山地区的郭窦、公孙举等人啸聚山林，甚至进入南方的徐州打游击，官军屡攻不克。公元156年，时任议郎的段颎被拜为中郎将，东征泰山。几个月后，郭窦、公孙举等人的首级便被送至洛阳。段颎吸取滕抚的教训，给宦官们送去了许多礼物，于是被封为列侯，儿子也得到了郎中的官职。
与段颎的捷报传来同时，鲜卑、疏勒、龟兹等国联合进攻云中郡，北方局势危急。桓帝听说颍川人李膺很有能力，于是封他为度辽将军，北上援助云中郡。李膺到郡后，首先击退鲜卑主力的入侵，其它敌人便不敢再犯界。李膺又对来往的外国人晓以利害，整顿边疆贸易，恩威并施。不过一年，各国纷纷将先前抢走的中国百姓交还，与汉朝恢复了友好关系。按理说，李膺既然立功，便当封赏，但他与宦官关系不好，所以长期无法升迁。作为名士和“党人”的领袖，李膺虽然自命清高，却也无法免俗：多年之后，他将会和马融一样，与袁家联姻。
自从为朱穆请愿成功以后，刘陶便开始更加放心大胆地针砭时弊。永寿年间（公元155～158年），他见外戚和宦官专权日益严重，朱穆、李膺等人又始终不能入京为官，于是再次上书朝廷，公然指责起汉桓帝本人来了。其文辞之激烈，比起千年之后海瑞批判嘉靖皇帝的那封著名奏折来，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奏折中，刘陶义正词严地批判道：
“臣以为，陛下的江山得来太容易了。和高祖皇帝从平民开始，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拨乱反正相比，您从来没有见过亡国的苦难，从来没有体会过战场的艰险，忘记了高皇帝勤勉节俭的圣训，没有能力增加大汉的荣耀。既然一切荣华富贵都是白拣的，所以陛下就不知道珍惜，随随便便地把重大的职责交付给一些邪恶的小人，让他们像虎豹豺狼一样毒害国家，剥削百姓……陛下您又放任身边的权贵，允许他们把各地行政大员的官职授予自己的亲戚朋友，肆无忌惮地结党营私，像野猪和蟒蛇一样吞噬着帝国的财富。天灾无法使陛下的龙体感受到痛苦，地震也不影响您的吃喝玩乐……您名为天子，却不害怕上天的警示；您名为万民的君父，却不关怀他们的生计。更有甚者，您不断制造冤假错案，以妖言惑众为由，屠杀品行高尚的学者；又以图谋不轨为由，陷害开国元勋的后裔，导致死去的鬼魂在坟墓里哀号，活着的人在朝野上流泪。”最后，刘陶强烈要求，立即召朱穆和李膺进京，领导朝廷的工作。
表章呈上以后，刘陶就备好棺材，坐在家里等着宣判自己死刑的诏书。可是他白等了。一个月过去了，汉桓帝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和袁著相比，刘陶真是幸运。他心中明白：不惩罚就是鼓励。他在奏折里攻击的对象，名义上是汉桓帝，实际上是梁冀一党。汉桓帝虽然挨了痛骂，却反而保护刘陶，说明政治风向已经变了。此时，桓帝对老子所说的：“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大概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体会。
汉桓帝不仅不打算惩罚刘陶，而且也痛感民生问题的确有必要尽快解决。不久后有人建议，东汉通行的五铢钱重量太轻，面额太小，导致物价高昂，百姓贫困，所以应该改铸大钱。汉桓帝对此很感兴趣，让“四府”的幕僚和太学生们讨论这个经济改革方案。刘陶立即上表反对，桓帝就放弃了铸大钱的计划，又封刘陶为南阳郡顺阳县的县长。
刘陶无疑是东汉官场里的一个异类。他的几封奏折，生动地描述了东汉帝国在梁冀的统治之下，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土地撂荒日益普遍，帝国政府和大批平民走向破产的危急状况。如果东汉政府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马勉、公孙举这样的暴动者只会越杀越多，而滕抚、段颎这样的镇压者却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历时百余年的汉羌战争也必须尽快结束。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东汉帝国政权，汉桓帝需要更好的人才，更大的权力，以及更多的金钱。除了拿自己的大舅子梁冀开刀之外，他已别无选择。
仿佛是嫌自己倒台的过程还不够快，在永兴、永寿年间（公元153～157年），梁冀一伙表现得更加多疑和凶残。荆州刺史吴树、辽东太守侯猛、羽林中郎将耿承等大臣都因为公事得罪了梁冀，相继死于非命。刘陶能够逃脱梁冀的毒手，实在不可思议。除了汉桓帝的袒护以外，恐怕再无其它的解释。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日（儒略历公元158年7月13日），东亚地区观测到日全食。传统上，中国人认为日食是重大天灾，有阴暗之物遮蔽太阳，通常说明君主被坏人蒙蔽了。日食发生时，全体朝廷官员都要戴着红色的头巾奔入皇宫，期待日食的尽快结束。日食之后，朝廷首要官员通常必须引咎辞职，皇帝还应当下大赦令。太史令陈授与小黄门徐璜于是联名上奏说，发生日食的责任只能由执政的大将军梁冀来负，他应该引咎辞职。梁冀听说后，便派人逮捕陈授，后者很快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擅自杀害史官，注定了梁冀在史籍中遗臭万年的结局，汉桓帝闻报后更是勃然大怒，从此坚定了要严惩梁冀一伙的决心。
第二节梁家跌倒，袁家吃饱：官场失意的高额补偿
最狠莫过妇人心，为了长久把持朝政，梁冀的老婆孙寿居然鼓动老公刺杀皇帝的岳母、自己的舅妈！于是，自宫的袁赦派上了用场。梁冀终于倒在几个在厕所里密谋的太监手里。
汉桓帝开始论功行赏，奇怪的是，在一长串赏赐名单中，并没有任何袁家成员的名字。堤内损失堤外补，倍感失望的袁家开始打梁冀家产的主意，于是，100亿钱的资产只拍卖出了30亿。从此，像马融这样的旧贵族只能仰慕袁家的雄厚财富了。
东汉时期的洛阳是一座壮观的大都市，城墙内地表面积约9。5平方公里，可谓广阔。但是，其中大部分的地皮都被皇宫与达官显贵的豪宅占据着，再加上鳞次栉比的公共建筑，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