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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胡马-第4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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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救合肥,是欲等祖士少先败。”

    邓岳字伯山,陈郡陈县人,据称乃是东汉太傅邓禹的后嗣。不过汉魏之际,邓氏衰败,他遂为王敦所招揽,随之南渡,被任命为从事中郎。既离中原已久,又一门心思为王处仲筹划江南之事,他对于华朝内部的状况自然是不大明晰的。只可惜问道与盲了,苏子高本人常年游离于裴氏集团之外,其实他所知道的,也多是些不实的风传而已。

    但是苏峻初附晋,自然要表现得自己啥都懂;而邓岳新掌军,竟然也就听信了其言。

    于是使苏峻所部半数陈于合肥之西,以备陆衍,另外一半则用来攻城——邓岳的想法,你才归晋,自然要缴个“投名状”,则我江南兵马可以少受些损失;王敦亦赞同此意。

    苏峻乃命韩晃、管商率部攻打合肥城,祖约则招募青壮登城守御。终究祖士少也是祖逖耳提面命教出来的,还不至于临敌惊慌,指挥失措,因而青州军连攻五日,皆不能得手。

    王贡探得其情,便对陆衍说可以了,咱们可以进军了——时机虽然还不够充分,但若迟迟不救祖约,怕他将来上奏弹劾将军,引发裴、祖之间的龃龉。于是陆衍即于第六日凌晨突然拔营起行,直取青州军扎在城西的营垒。

    这部分营垒距离施水比较远,得不到晋人舟师的配合,是故陆衍计划先破其垒,再据垒而守,引诱青州军或者晋人前来攻垒,乃可极大杀伤之。守垒主将是旅帅张健,闻报主动出垒相迎,与华军对战于平野之上,然而战不多时,后方营垒突然火起,张健大惊,遂导致全线崩溃。

    ——那火是匡术、匡孝父子所放的。

    匡术也是苏峻乡人,于其东守徐州时来投,积功而成大将。只是去岁受命领兵监护邵家军,结果被李矩等趁机夺了他的兵马,把他孤零一人驱逐了回去,苏峻为此大光其火,当面斥责匡术。匡术也郁闷啊,心说我能管住邵竺,纯靠都督你的威名,但你的威名能够跟李世回相比吗?况且李世回背后还有祖公哪!我哪敢跟他们顶牛

    但他从此之后,就逐渐被排除出了青州军的核心层,乃不能不因此而心生怨望。等到朝命使其掌一旅为帅,于匡术本人是意外之喜,想不到因此更受苏峻之忌——你是不是跟朝廷有啥苟且啊,为什么朝命会跳过韩晃、马雄而任你为旅帅呢?并且韩、马等人也就此颇敌视匡氏父子,匡术的兵马被陆续夺走,权柄亦逐渐萎缩,虽然挂着旅帅之名,其实所掌还不到一营

    此番守在合肥城西,华军来攻,张健强要出击,匡术劝谏不听,就此与其子匡孝商议道:“先不论顺逆之势,今都督背华归晋,先召晋兵北渡,又杀司马钟声等,要待使韩晃袭夺了下邳,方才通知我等,则其不信我父子明矣。今即便出而与华人对战,胜则功在张健,败则必诿于我父子,奈何?”

    匡孝道:“孩儿亦顾虑此事。华势正炽,昔日谢风之军,阿爷也见到了,何其勇悍,岂容易破啊?今陆衍名位又在谢风之上,所部虽止万众,却多骑兵,即便我拒垒而守,亦恐难敌,张将军却不听阿爷之言,竟敢出战——其骄妄如此。一旦战败,谢风再率青州军南下,则我等唯有随都督渡江南下,乡梓之地,恐怕终身难归了”

    顿了一顿,又道:“都督欲求都督豫州不得而反,马雄等欲求旅帅不得而反,阿爷无所求,朝廷却命之为帅,信托如此,则阿爷何必追随都督背反呢?”

    匡术笑道:“汝以朝廷为好意么?朝廷命我为旅帅,不过离间我与同袍关系罢了。虽然如此”轻轻一咬牙关,说:“在徐州,我虽得旅帅之职,却无实权,若随过江,恐怕连虚职都将为褫夺,而归韩晃、马雄辈。朝廷既命我为旅帅,若有功无过,轻易也是不会罢免的吧。不如还是归附朝廷为好!”

    于是二人故意拖延不出,随即在营中放起火来,甚至于从后方夹击张健所部。张健大败而走,匡氏父子即开垒迎华军进入,并且自缚向陆衍请罪。陆衍亲释其缚,安慰道:“将军昔在苏峻麾下,不得已随之而反,非本心也。今既能幡然改悔,善莫大焉,朝廷岂会责罚啊?”

    苏峻正在挥师攻城,忽闻西垒急报,乃稍稍却后,遣人再探消息,看看是否需要增援。然而攻城之卒才刚退下来,尚未来得及歇息,张健便带矢逃归,报说匡氏作乱,已夺西垒。苏峻大怒道:“早知彼獠与华廷有款曲,可惜我念其前功,未能及时正法,遂至于此!”当即领兵西去,意图复夺西垒,并且派人去向晋军请求增援。

    邓岳回报苏峻,说你不如伪败,稍稍却后,靠近水边,我便可以舟船加以配合,必败华师。命令传递出去不久,果然苏峻就败回来了,只可惜——不是诈败是真败

    原来两军才一接触,匡术便命部下齐声大叫道:“汝等家眷,皆在青、兖,若随苏峻谋叛,必遭显戮。难道当真无所顾念,而愿孤身随苏峻南渡蛮荒之地不成么?!”

    其实苏峻在正式竖起叛旗的时候,就于军中宣告过,说华军主力正在河北与羯贼厮杀,后方空虚,所以我可以配合晋人,一口气杀回青州甚至是兖州去,规复汝等乡梓之地。本是为了安众军之心,但问题是打回老家去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和尚不可见的远景罢了,家眷俱遭显戮却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于是军心大乱,不少士卒当即抛弃兵器,跪地请降,苏峻乃大败而退归施水岸边。

    陆衍逼近施水,晋人舟船上乱箭齐发,导致不能近前,只得仍归西垒。邓岳遂发兵接应苏峻收拢败兵,于岸边重新下寨。

    可是邓伯山登高而望,看华军进退自如、令行禁止,也不禁慨叹道:“如此强兵,无怪乎能逐胡败羯我江南之卒,唯倚水可保,倘若登陆与战,毫无胜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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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宁便民而不便官() 
邓岳原本打算,若是苏峻强攻拿不下合肥城,那我就只能用水师去攻合肥水门了多少还是有些胜算的。只是如今华援已到,军又齐整,则我军即便拿下合肥,又有什么意义啊?

    合肥城位于江、淮之间,临近巢湖,周边虽然多是平原地形,水网却相对密集,理论上利于南方步兵,而不利于北方骑兵,故而三国时代,始终是魏、吴争夺的焦点。满宠因之而废旧合肥城,挑选地势更险要处,建此合肥新城,堞高橹密,实非易取之处。

    王敦此次北伐,完全是因应苏峻所请,复听从了钱凤所言,来趁乱占便宜的,故此发兵不足两万,其实并无深入华境的决心。倘若苏峻食言不肯来援或者起码配合呼应,则原计划止步于巢湖以南地区,争取只吃下一个庐江郡;是因为苏峻率三万兵马来合,这才有了强攻合肥,进取淮南的信心。

    然而华援已至,青州兵又已败退,邓岳自思,我即便拿下合肥,也不敢再前出一步,且还需留兵驻守。合肥位置很重要,必然成为长期争夺之处,但以江南目前的状况而言,实在不宜跟华人拼消耗啊……

    于是遣人禀报王敦,建议撤兵,独留苏峻守在江北。

    数日之内,双方对峙不动,青州军残部和晋人自然不敢再攻城了,陆衍顾虑到施水上的舰船,也不便接近岸边。苏峻见此状,不禁慨叹道:“邓伯山已有退兵之意了吧……”他如今所部士卒陆续跑散,剩下的不过六七千人而已多是起家旧部,或者东镇后才从青、徐招募上来的估计靠这点儿人马,不仅守不住庐江郡,也守不住徐州南部的广陵、临淮、下邳等处啊。

    于是亦行文王敦,请求退向江南。

    沈充不建议让苏峻过江,他说:“此子豺狼之性,只可以利诱之,不可寄托腹心,若许其渡江,不便安置,将来必为国家之患。”

    钱凤却说:“若留苏峻在北,恐亦难久守,则大将军此番出师,近乎劳而无功。若拔庐江百姓南徙,并容留苏峻数千兵,稍有所得,可以振军威,并坚晋王守江之心。苏峻所部多北人,既归江南,人地两疏,有何难制啊?如何会成为国家之患?”

    王敦素信钱凤,至于沈充……前阵子他利用沈充而“兵谏”司马睿,事后不得不破灭吴兴周氏,然后漏点儿利益给沈氏,使得沈氏之力更盛。那么对于一个无根基、无兵权,只能依靠自己的钱世仪,和一个根基深厚,本身私兵不下四五千数,随时都可能扯旗自己干的沈士居,谁更可信,那还用说吗?

    因而王敦最终还是信用了钱凤之言,下令邓岳、苏峻自合肥城下撤退,并迁徙临湖、襄安和皖县数千家百姓,归于江南。陆衍趁机收复了庐江,并且东指徐州。

    可是他晚了一步,谢风得到谢鲲的求救,已然先期自青州南下了因为羯赵主力被压缩到了襄国,导致冀州方面再无大敌,谢风原计划是想趁机渡河去收复厌次等地的,因而多方筹措粮草,出兵的准备颇为充分。他甚至于请求历城的冯龙也发兵协助平定徐州之乱。

    冯龙素恶苏峻,一听说啥,去打苏峻?当即首肯。于是合兵一万五千之众,几乎是倾巢而出,急驰而向下邳。马雄据守下邳不过五六日,听说苏峻已然败退江南,而当面敌军又甚勇锐,乃不敢久持,亦于途抢掠后自江都渡江而南。

    苏峻残部六七千,屯扎在宣城郡内;马雄所部三四千,则屯扎在毗陵郡中,正好把建康城给夹在中间。邓岳因此规劝王敦警惕,王敦遂请建康政权下诏,拜苏峻冠军将军、徐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封邵陵郡公,使其南下新安;拜马雄安集将军、历阳内史(跟苏峻的徐州刺史一样,都是遥领),封将乐侯,使其南守会稽。

    打算先把他们都赶离建康周边,然后再尝试徐徐分化瓦解之,夺其兵柄。

    至于华朝方面,自然褫夺苏峻及其所部将吏的一切职、爵,命陆衍为徐州及豫东二郡都督并将冯龙拨其麾下,为的是把“复仇军”从老窝历城调开。匡氏父子反正有功,使即入京受赏。

    匡术有些担心,乃往恳求陆衍、王贡,说我此前从贼,并未能立大功以尽赎前愆,无颜去见天子……您帮忙跟朝廷说说,我先不进京成吗?王贡笑道:“将军何必顾虑。天子御下宽厚,将军既反正来投,自可放心进京,朝廷当予犒赏,岂有加害之理啊?”

    随即面色一板,又威吓道:“昔日苏峻若肯归洛觐见,天子必寄付重任,何至于因疑忌而生乱心,进而败逃江南哪?将军若不归洛,乃是疑忌朝廷,则尚望朝廷信任将军么?!终究为苏峻故将,难道朝廷会让将军留在徐、豫,再做下一个苏峻不成?!”

    匡术吓得一头的冷汗,只得将兵马交给陆衍,复与其子匡孝一起跟随王贡还洛。王贡与陆衍勘测地形,反复商议后,上奏朝廷,说待等国家安定中原,必然要平定江东,但无舟船,长江难渡。不如在巢湖建造战船,训练水师,以备不时之用。

    裴该即命以卫循为水师都督,使其前往巢湖,造船练兵。

    卫循卫因之在晋时即任淮海都督,主要负责东海上南北商旅的管理,以及青州几个港口和“海军”的建设。然而其成绩却并不如裴该之意商业倒是管得不错,海上舟师却始终强盛不起来啊,那家伙究竟把精力和钱粮都花到哪儿去了?

    等到代晋之后,建康政权不从王化,则那些吴郡、吴兴、会稽等地的海商,处境就非常尴尬了。绝大多数商团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继续与青、徐、幽、平,乃至三韩贸易既然晋王没有严令禁止,华人又不拦阻,还照旧有定额收税,那咱们又何必因为政治纷争而放弃发财的机会哪?

    但也有部分豪强趁机干起了海盗的勾当,劫掠所遇商船谁管是哪方的,即便同一郡里出来,只要不属我家,皆可攻夺。卫循手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能战之船,基本上难以遏阻其势,全靠南方豪族自发联合起来,形成类似于同业公会的组织,往往聚集大小船只十数条一起北向,才使得海盗行为渐趋式微。

    所以说,南商不需要官家管理,自己就能够把海贸给搞得风声水起了,卫循因为不能禁绝海寇,威望下降,逐渐的只能在青州几个中继港口引水、抽税,而无法再掌控海贸。裴该考虑到,即便零星海盗,暂时也还不敢上岸抢掠况且从长江直到马訾水(鸭绿江),目前只在山东半岛的曲成、黄县有几个中继港口,其余地区沿岸十里内甚至更远处,除了有官军设防的盐场外,就少有村镇和居民,即便海盗上岸,也抢不到多少东西啊则大力发展海军并无紧迫性,因而才转调卫循于巢湖。

    一方面,卫因之好歹负责过海贸,对于舟船的建造和管理,颇积累了一些经验;另方面,他当淮海都督时间也不短了,又曾经跟苏峻打得火热,则不趁机换个地方,怕会形成割据之势。

    即便无土地、无兵马,但长期把持一个部门甚至一个领域,上下皆其私人,朝命难以贯彻,同样可以称之为“割据”。

    曾经有官吏上奏,希望能够关闭黄县等处港口,禁绝海贸,以免资敌因为绝大多数海商都来自于江南,尤以卫循出身的会稽郡为甚。对此裴该分析道:“海商取江南之货,转输辽东,复将东北之货,转归江南,确乎获利甚丰,倘若把持在司马睿或王氏手中,确实不得不加以制约。然而建康见不及此,或者虽有心而无力,则贸易所得不能尽为彼等所用,有何可虑啊?

    “建康不过于海贸中抽些赋税罢了,我朝在黄县、曲成等处亦抽税,足可抵过。况乎江南豪族,相互勾连,各恃徒党,既不肯全受建康之制,复贿上欺下,隐匿财产,偷逃税项。据报,建康从中所得,尚不足我朝三分之一。则是海贸之利,我得其三,敌只得其一,如此好事,岂容废罢?

    “再者,海商自南来,入于青州诸港时,必将建康内情,通报于我;而我将来定南时,也可以关闭青州诸港为要挟,使彼为我内应此天然之间者也,何必拒之于千里之外?”

    至于海上贸易的两个终点交、广和平州、三韩,本来就很偏远贫瘠,还用担心他们靠着海贸能够很快富庶起来吗?根本不必加以考虑啊。

    随着国家政权的逐渐完善,裴该得以彻底从细务中抽身出来,而只负责大政方针的制定和重要事务的督责,倒是比在长安时要轻松一些了。

    好比说,他诏下工部,使规划长安新都的建设,工部尚书徐渝动作倒是很快,才开春后不久,便将图样草稿呈递了上来,裴该一连花了好几天的时间,逐一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要他加以修改。

    按照裴该的意思,这座新都乃是“仿造”唐长安城而建的当然啦,除了他以外,没人知道唐长安城是什么模样、规制依从汉、魏旧例,并设置宫城、皇城、外城三部分,宫城和皇城位于城市正北方。

    最早可以考证的都城,乃是周代的镐京和洛邑,形制还很原始。所谓“城池”,初始与贵族庄院差相仿佛,不过是围道土墙,以保卫贵人及依附奴婢的起居处罢了,没有庶民的位置。其后庶民逐渐傍城而居,亦以栅栏自护,就跟今日的建康城似的。周有天下,始将其都建成小城大郭的形态,但都是依地势而布局,并无一定之规。

    其后部分城池,尤其是都城的人口逐渐增多,规模也渐增大,但直到西汉朝的长安城,依然以宫城为核心,官署随处布设,既无皇城,外城占地也并不比宫城大多少。而且汉长安城秉持着西南为长者居的旧俗,基本上还是坐西朝东的布局。

    到了东汉的都城洛阳,为了显耀皇权,方才改基本布局为坐北朝南,但宫城仍居城池中心位置。唯曹操建邺城,才将宫城移至城池北部中央。原本历史上,要等拓跋氏入主中原,营建新洛阳城,始将朝廷官署全都设置在宫城南面的东西两侧,并逐渐演化成了隋唐以后的“皇城”。

    皇城的产生,主要目的是将主要官署聚集起来,便于日常政事的处理不必要两个部门一在城东,一在城西,还得驾车来往才能相互沟通了更方便统一警护。这个道理,自然对徐渝是一说就通。

    但另外一个道理,就不怎么说得通了。此前的城池多采取里坊制,即将居民区和商业区(市)严格分别开来,并且居民区之间也相互隔离,入夜后关闭坊门,不使随意通行。这当然是为了方便管理,禁绝盗寇了,唐代长安城即为最规整和严格的里坊制。

    裴该要求不设坊墙,且许商贾在通衢大道两侧,任意赁屋开店,这是徐渝所无法理解的。他说:“若不分里,则不易警护,易**宄;不设市,亦不便管理,难以征税啊。陛下三思。”

    裴该笑笑说:“不分里,为居民来往便利也,至于如何警护,防查奸宄,此警部之责,非关卿事。不设市,为便商也,至于管理和征税,此虞部之责,卿亦不必过虑。”随即召来虞部侍郎郁翎,问他说你站在商人的立场来考虑,是设市为好啊,不设市为好啊?

    郁子羽回答说:“若以虞部吏而言,以设市为便;以商贾而言,以不设市为便。”

    裴该说这就对了嘛“我宁便民而不便官。民便则喜,必肯守律,而奸宄难生;官吏便,则民必怨,岂有民怨之国,而能长久者乎?”

    不过裴该也考虑到,唐代长安城终究是数百年后的产物,推倒里坊制更近乎千年之后,以目前人口数和城市、商业规模而言,自己的想法未免有些超前了。所以他命徐渝设计的长安城,也比唐时规模为小,面积仅仅五十平方公里左右。趁机也可以避开城北最低洼潮湿之处,不必要跟唐太宗似的,被迫再于城北兴建一座大明宫。

    

第二十六章、治大国如烹小鲜() 
天子无私事,裴该的一言一行,皆有著作郎随时记录下来,以编纂《起居注》。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于西汉武帝,或东汉明帝时代,但一直不设专职,要到晋朝,才确定由秘书监下属起居郎来负责——也算是司马氏对封建政治制度发展所做的少数几桩贡献之一了。

    所以除非军国要务,严禁外泄,否则象规划新长安城之类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瞒得了朝臣——且还有工部、虞部掺和呢。因而不数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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