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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贡只是随口一提，并没有重点说明虞喜观星的喜好，及其成就——因为他自己也不懂啊——裴该见了，却不禁略有所思。于是卷上书信，抬起头来，朝虞喜笑笑，问他：“仲宁自青州千里而至长安，为王子赐传书，辛苦了。”
虞喜回答说：“吾好观星，乃望遍行天下，观各处星空之微差，此行虽行千里而所获颇丰，不敢言辛苦二字。”他这是特意说明，我不是为了见你而来的，即便为王贡送信，也属顺手之举，我一门心思都在天象上，实在无益于治国安邦，你可千万别起意录用我——估计王贡信上，就是向你推荐我来着，你可别信。
裴该便问：“子赐信中云，仲宁通经典，曾释毛诗略，注孝经，更为志林三十篇，不知何故而释儒经，转观天象啊？”你是纯粹的爱好呢，还是真打算钻研天文呢？
这一问倒是正搔到了虞喜的痒处，当即回复道：“吾读古志书，知汉初沿用古六历，以冬至起于牵牛初度，后制太初历，实测之，则以牵牛西斗宿之间建冬至。于此西移之事，刘子骏（刘歆）含糊其辞，不知其解。吾因此疑惑，乃自观星，求其根源，于今已十有四岁矣。”
——我都抛下儒经十四年之久了，你可千万别把我当颗菜啊！
实话说虞喜的话，裴该根本就有听没有懂，只得假模假式捻捻胡须，若有所思，并且顺口问道：“然而，不知仲宁十四年观星，可得其缘由否？”
虞喜回答说：“为天自为天，而岁自为岁也，冬至一周岁，实较日行一周天为短，是故冬至日才每岁西移——吾乃名之为‘岁差’。”
其实这就是虞喜发现了恒星年和回归年的不同，裴该虽然也明白其间差异，却并未能直接对应上虞喜这番话，他只是突然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词汇——岁差。你说啥，“岁差”是你发明不对，发现，这词儿是你生造的？那看起来这位虞仲宁挺有两把刷子的嘛。
想了一想，便即问道：“今世沿用魏之景初历，其颁行至今，将近百年矣，而我于关中劝农，却觉四时未必俱准，难道是‘岁差’的原因吗？卿可有计算岁差大小呢？”
虞喜点头道：“吾据尧典所记，知其时冬至日短星昴，而今实测，在东壁中，二千七百年间，其退五十余度，乃因此核算，应为五十岁余退一度也。”
什么“日短星昴”，什么“在东壁中”，裴该完全的一头雾水，但他大致听明白了，虞喜是根据古书上对当时冬至日星象的记载，推算出来，“岁差”为五十年退一度，听起来蛮靠谱的。但问题是，先不提尧典是不是真是上古的资料，帝尧即有其人，具体生活在哪个年代，就连后世都没能考证出来，则今儒的话完全不可信啊！
数式再对，这参数不靠谱，能够得出哪怕接近正确的答案来么？
干脆先不理会星象了，乃笼而统之地问虞喜：“则卿以为，何者为地，何者为天，日月星辰，俱在何处啊？”你要是跟我说天圆地方，那马上就可以滚蛋了。
虞喜闻言，略略愣了一下，便即回答道：“在我以为，汉张平子（张衡）之‘浑天说’，及秘书郄萌所传‘宣夜说’，近乎于善。盖天高而至于无穷，地深而不可测量，无所谓方圆。至于日月星辰，光耀布列于虚无之中，各自运行，犹如江海之有潮汐。”
裴该笑问道：“按张平子‘浑天说’，云‘天如鸡子，而地如鸡中黄’——既为鸡中黄，自当为卵形，我常有不解，大地如何类卵？卿可能为我解惑么？”
虞喜想了一想，回答说：“按张平子所言，不过譬喻而已，未必是说大地如卵。固然，大地非平，舍山泽不论，即于旷野之上，极目而望，或不能得见远山之根；我籍于会稽，常眺望归航之舟，先见其帆，再见其橹——由此可见，大地实有曲度。唯其是否如卵，是否如张平子所言，空悬于天表之水中，我尚不敢妄言”
裴该心说可惜啊，你都已经能够接受“浑天说”和“宣夜说”了，却不能更进一步不过也对，根据王贡所言，此人一直在会稽闭门造车，前此为逃避诸葛恢的征召，才会跑去青州依附王贡，这回到长安来，大概是此生第一次跨越大经度唯其居于海隅，倒是已经发现大地有弧度了。
想要提示虞喜，大地实际上是个圆球可是又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论据来。沉吟少顷，玩心忽起，心说我干脆给你透露点儿更奥妙的内容吧！
于是便问虞喜：“若如‘浑天说’，及卿所言，日月五星实悬于虚空之中，则其因何而动哪？”
虞喜不禁哑然，心说大司马的思路真是出人意表从前他也跟朋友讨论过自己的宇宙观——后世名为“安天说”——对方第一反应，就是：日月星辰怎么可能悬在虚空中，而不掉下来呢？本以为裴大司马也会这么问，却不料问起了日月和五星靠什么来运行这可该怎么回答才好？
于是拱手道：“我不知也，还望大司马教诲。”皮球踢回去，你也不明白吧？
裴该笑笑，再度站起，虞喜也赶紧离席起身。就见裴该走下来，距离三尺之遥，直面虞仲宁，然后就保持这个距离，围着他转了一整圈。虞喜完全搞不懂对方是什么意思——打量人你上下瞧就得了呗，干嘛还想看我屁股只得拱着手，跟随裴该转身——终究以背朝向贵人，太不恭敬了。
就听裴该说道：“譬如卿为大地，而我为日月，乃绕卿而转。”
虞喜心说明白了，原来你是做动作来打比方——点一点头，躬聆教诲。
裴该突然间笑了起来：“倘若此处并非府中正堂，而空旷无一物，漆黑若星空；我也非自行，而随车马所转，乃不知是我在行啊，是卿在行啊？或者在我看来，其实是卿在绕我而行呢。”
响鼓不用重捶，虞喜闻言，当场就愣住了。
有些人是榆木脑袋，为固见所惑，根本不会去考虑更多的可能性；但虞仲宁不同，他通过长期观察星空，逐渐接受了貌似荒诞不经的“浑天”和“宣夜”两种学说，思路一被打开，自然知道仅靠日常经验难以真正探究天地之理。所以裴该一打比方，他就明白了，物体是相向运动的，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研究日月之行嘛。
大司马的意思，是人们都认定了日月五星围绕大地而转，那么能不能反过来想，其实是大地在围绕日月五星而转呢——其它星辰动静不大，暂可不论。这自然是异想天开，但在对于日月五星运行轨道的计算上，换一个相反思路，是不是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数值来啊？两相对照，或许能够发现从前总也算不对的那些公式，究竟疏漏在何处
愣怔少顷，便即朝裴该深深一揖：“多承大司马教诲，喜受益匪浅，便当告退。”
裴该察言观色，一瞧虞喜抓耳挠腮的毛躁劲儿，就知道他忙着回去重新计算各种天文参数，不禁心说：去算吧，你要真能算准喽，说不定就能提前阐发“日心说”。
但他却并未放虞喜就此离去，而是缓步归坐，虞仲宁没办法，也只得重新坐下。就听裴该开口问道：“王子赐实荐卿于长安，然又云卿无宦意，唯好观星——不知我今日欲征辟仲宁，可肯应命否？”
虞喜心说来了，果然问到这事儿了，赶紧拱手推拒：“正如王子赐所言，喜无宦意，且不治经典久矣，又无理民的经验，倘若滥竽充数，必然有负大司马所托”
裴该打断他的话，说：“然我今方有一要事，恐怕非仲宁不能任也。”
虞喜闻言一愣，心说还有什么事儿必须要我去做的吗？大司马既然如此礼贤下士，倘若寄望甚殷，我也不便拒人于千里之外，还是先听听是啥事儿再说吧——“吾不敏，且实无才德，不知大司马所言要事是指”
裴该就说了：“如前所言，今用景初历已近百年，据卿所算，则冬至将偏两度，于农时未免有所妨碍。前人制历，不知‘岁差’，今既知之，岂可不因而改订啊？此事舍仲宁，其谁可任呢？”
裴该是想让虞喜修订历法，这话一出口，虞仲宁不禁感觉有些心痒难耐。要知道那时候研究天文，主要目的是制定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也就是说天文学最主要的应用范畴，是在历法的制定。虞喜既好天文，必然不希望自己最终只拿出一篇没几个人瞧得懂的理论和算式来吧，若能根据自己新的演算——尤其加上“岁差”的影响——修订旧有历法，甚至于制定新的历法，这无疑是很有诱惑力的一件事啊。
终究虞喜虽然没有做官的想法，于俗务并不感兴趣，纯粹是个学者，但既为开蒙就读儒经的士人，这事功之心，也是不可能彻底抹消掉的。
但这事儿太大了，他不敢当场应承下来，只是反问裴该：“关中行台，应无权修历啊，大司马此命，期期以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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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大司马之心（）
裴该想命虞喜修订历法，虞喜却以此事并非行台所可擅为来推拒，对此，裴该笑笑说：“行台自无修历之权，但国家并不禁私人制历啊。倘若卿能修订旧历，甚至于更制新历，于关中指导农时，试之可用，我自然会奏明天子，用卿之历。”顿了一顿，又说：“况且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
所谓“正朔”就是“正统”的意思，用以彰显本王朝受命于天，根据儒家的研究——其实是附会——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换言之，就是重订历法。
据说，夏朝用夏历，建寅——也就是说以一月为正月，作为一年的开端；商朝用殷历，建丑——以十二月作为岁首；周朝用周历，建子——以十一月作为岁首。
其实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这估计是战国时代阴阳家和方士的某些理论，被儒家吸纳后所得出的结果，所以第一个正式因此理论而改正朔的，实为秦朝。秦用颛顼历，建亥，即以十月作为岁首，名为端月（避始皇帝政讳）。
西楚项羽没搞过类似花样——或者搞了，但其事未传于世——一直到汉朝统一天下之后，方才根据儒生们所请，明改正朔，重新建寅，也就是仿效夏朝之例。只是高祖刘邦和跟着他打天下的多为粗人，儒生初亦不得重用，更没有合适的天文历法人才，所以仍旧沿用的秦代的颛顼历。
相关理论，儒生们也是逐渐完善的，逮董仲舒终于基本圆满，因此西汉到武帝太初年间，才新制《太初历》，颁行天下。其后的改朝换代，就该王莽登场了，王巨君本身就是大儒，身边儿又有一个学究天人的国师刘歆刘子骏，当然要把这禅让之事彻底做足了。因此王莽代汉后就“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仿效商朝，建丑——至于有没有新制历法，史无所载。
根据董仲舒的说法，古来正朔分黑、白、赤三统，于历则对应建寅、建丑和建子——秦朝建亥，完全是瞎搞，所以才国祚不长。只是不用一月当岁首，怎么着也感觉怪怪的，是以中国自东汉复辟以降，大多数时间还是用的建寅——历代历法，直到今天的农历，也才会被统称为“夏历”。
故此曹魏簒汉后，仍然沿用东汉《四分历》和建寅，未改正朔。
直到魏明帝曹叡登基后，小年轻突然间又想起此事来了，于是在与群臣反复磋商过后，便即放弃《四分历》，正式颁行《景初历》——主要是《四分历》运行一百多年以后，偏差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了农时——并且改用建丑，也即以十一月为正月。
还是那话，不以一月为岁首，实在麻烦，所以没过几年，便又改回了建寅。然而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学者们纷纷起而修改旧说，比如王肃就主张夏、殷、周三代互改正朔，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且夏代以前——包括传说中的炎黄啊、颛顼啊、尧舜啊之类——全是用的建寅。于是倾向于王学的司马家在篡魏以后，就并未更改正朔。
因而裴该今日欲命虞喜制历，随口就说了：“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本来不过拿改正朔之说来给自己编造理由罢了，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虞喜是聪明人，聪明人就难免脑补。在他想来，原来大司马是这个意思……晋朝肇建，未改正朔，所以才跟秦朝似的，多灾多难，还差点儿就断了根儿，可见正朔当改。再往深里琢磨，所谓改正朔乃权宜之计，最正统的还应该建寅云云，这是王肃的主张，而听说大司马在关中重用董景道，比较倾向于郑学……他这是打算通过改正朔来彻底打垮王学吗？
以裴大司马如今的权柄，他一旦站出来说王肃所言不对，咱们就应当改正朔，相信多半朝臣是不会站出来坚决表示反对的——尤其是国家几至倾覆，倘若把这责任推到已死的王肃身上，是他妄揣经典之故，而不是先君失德、群臣无谋，那多简单方便、喜闻乐见啊——则我新制的历法不就能够颁行天下了么？“岁差”之说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秘藏，而将成为学者们的通论啊！
想到这里，当即俯首，说：“倘若关中实无可修历法之人，喜愿领受大司马之命。”
裴该终于说服了虞喜，不禁大感欣慰。
其实他倒并不在乎改不改正朔，正月是哪一月，至于是否新制历法，也在两可之间——终究《景初历》用了还不到一百年，偏差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估计起码还能再顺利运行个五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只是好不容易在此世见到一名科学家，又怎么甘心放他野生，而不一把逮住，支持、资助甚至于指引其研究啊？
然而晋朝对于天文历法的研究，职在太史，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太常，关中行台却没有相对应的机构，也不方便新造一个机构来负责修历。于是裴该便命郭璞行文长史裴嶷，打算暂时把虞喜安插在民部之下，给他调拨资金、安排助手，钻研天象和历法。
这纯属一拍脑袋，临时想出来的主意，裴嶷倒是不打磕巴，当即通过了。不过在裴嶷、裴粹，甚至于荀崧等人看来，大司马竟然想要更改历法……则其心不问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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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崧忙着准备猫儿和杨清的婚事，而裴该也于不久后果然下令，以此前悍拒沁水断后之功，晋升杨清为上尉，命其接替陈安，为枢部掾郭默之副。荀崧还觉得不够，乃通过朝中旧吏请尚书制诏，拜杨清为扬威将军。
眼看婚期将届，突然间刘隗跑到长安来了。
刘大连原本计划先去洛阳的，可是再一琢磨，王敦手里捏着司马睿的召兵之令，以及罢免自己和刁协职司的书状，所行堂皇正大，估计这状未必能够告得赢……尤其他过江后先逃去开阳，依附徐州刺史卞壸，卞望之分析过后，也觉得就目前状况而言，这口苦水你只有自家生咽了……
于是刘隗即请卞壸派人护送，把自己一路送到了长安，好来向裴该哭诉。
裴该听说刘隗到了，当即召见，然后也不顾刘大连跪在面前哭天抹泪，他就先斥责道：“大连，汝等行事，太过操切，岂有手无尺兵，而欲夺人僮客之理啊？今日之祸，实属咎由自取！”
刘隗急忙辩解道：“大司马在长安，于江左政事未必熟悉。今豪门日益坐大，丹阳大王政令几乎难出建康王府。且北侨南貉，肆意夺占田土，逼良为奴，建康几无可用之兵，府库亦空可罗雀，实在到了不下猛药，则痼疾难瘳的地步了！
“当此之际，晚一日释僮，则江左之病愈重一分，唯恐将来朝廷底定北疆之后，难以于江南施政，国家名虽全而实两分……是故吾等乃甘冒风险，施此善政，以为朝廷收拢民心，整理田地、户口，安收赋税。倘若今日不为此事，或许将来大司马只有发兵渡江，始可收取江南了！”
裴该听刘大连所言，也有一定道理。江南如何，他原本是不太关注的，只要你们别来扯我后腿就成，等我平定羯贼，一统中原之后，自可腾出手来，处理江南的问题。但如刘隗所言，如人染沉疴，其势日益凶险，就怕熬不到自己这慢郎中赶到府上，便要咽气……难道自己将来只能如其所言，调兵渡江南下，杀得人头滚滚，才能解决问题么？终究都是同胞，又怎么忍心下此狠手哪？
略一沉吟，就听刘隗又说：“刁玄亮确乎操切，乃奏请于六州之内，遍行释僮之政，是我好不容易才将他劝阻住了。原希望先于丹阳国内施此善政，比及一年，可释僮客、奴婢数万之众，于其中选兵，五六千卒须臾可得。
“且丹阳国内，豪族并不多，也就纪（瞻）、薛（兼）等三五家罢了，名望虽尊，武力不盛；其它王、周等南渡侨人于国中所置产业，于其亦不过杯水车薪而已。更加丹阳大王坐镇建康，则于国内释僮，阻力或许不大……
“乃自丹阳始，先释僮而得兵，并增赋税，则于明岁可望推行至吴郡、吴兴国等处。如此徐徐进取，有望成功……谁想政令尚未下于吴兴，而周、沈竟悍然掀起反旗……”
裴该轻轻摇头：“卿等既然杀鸡，则猴岂有不骇之理啊？”顿了一顿，又说：“且我以为，此必王处仲恶卿等执建康之政久矣，乃趁此机会，命沈充煽动周札，为其兵入建康创造机会！”
刘隗垂涕道：“我近日反复筹思，亦已明此……谁能想到王处仲如此狂悖，竟敢出兵要挟丹阳大王！”
裴该苦笑道：“卿等竟不识人间险恶，而仍以为王处仲是茂弘一般温厚之人么？且即王茂弘，卿等既然损其家利益，哪怕只占其产业的十之一二，彼也绝不肯与卿等善罢甘休！卿等误矣，本当敷衍、羁縻王茂弘等，而先下令释南人之僮客，则所受阻力必小，即便周、沈骤起叛心，王处仲未必能为其奥援……”
刘隗无言可对，只是叩首道：“大司马所言是也，我等行事确乎不谨，乃至于连累了丹阳大王，且愧对于大司马所托……唯望大司马惩处王处仲，解丹阳大王之危厄，澄清江南之政。”
裴该摇摇头：“大连，卿亦当知，此非其时也。国家方用兵于北，哪有余暇去膺惩琅琊王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