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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该心说古人真喜欢玩儿“三”字——“哦？卿可先言有何三得？”
陈頵竖起一指道：“大司马所得其一，不问门第，广招人才……”
其实关中群僚，也不是全都不问门第而仕的，其中有不少都是旧日高门出身，甚至与裴氏有亲眷关系，裴该皆录用之。这一来是因为初起步的时候人才少，又良莠难辨，只能先紧着熟人用；二则高门子弟，尤其是旧日官僚，起码比那些寒门士子经验要来得丰富一些吧，授职任官，比较容易上手。
大司马三军当中，自然多是从卒伍中简拔的寒门乃至庶民，主要行政官员则仍以高门世家为多。但即便如此，亦有徐渝、路德等在，且裴该还曾经打算任用郁翎来负责商部，则其用人不问门第，唯才是举，已然可见端倪了。
至于更次一级的官吏，则多数通过上回考试而征得，其中的寒门庶族不在少数。
陈頵说了一通任人唯贤，不看出身的好处，随即又竖起二指来：“所得其二，行台制度，仿之朝廷，分部任事……”
原本的行台，只是临时机构而已，体系粗陋，职能残缺，实话说很难统筹方面之政。裴该既更旧制，又新设十二部，职权明确析分，使得结构严谨，减少部门间推诿和扯皮的可能性，确实是让陈延思击节赞叹的。
因为从汉代直到魏晋的台省，与后世的尚书省不同，尚书仆射与诸尚书品秩相等，且诸尚书虽云分曹理事，其实职权相互交叉，很不明晰。好比后世的国务院，唯尚书令可比总理，仆射则是常务副总理，诸尚书都是副总理，虽然各有分管，却还并不能算是各部委的首长。
只有确定国务院以下，是各部委，各有其主官，职权才能明析，责任才能分明。
陈頵说的第三条，是：“兴文教，培育士人；定考试，选用官吏。”前七个字是普天下全都是认同的善举，后七个字则符合陈延思个人的政治理想。
这所谓“三得”，句句搔在裴该的痒处，他不禁遍体通泰，若饮醇醪。但是随即就说到“三失”了，陈頵道：“第一失，重工商。”
当时普遍认为，农业是国家第一要务，工商则只是末业而已——当然就社会发展水平来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裴该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力，繁荣经济，奖励工商业，陈延思也认为并无不妥，但问题是——你不能把工商放到跟农业齐平的位置上来啊！
主要就是裴该解除了一系列对商贾、工匠的禁令，甚至于工、商之家，也能出仕为官——虽然就目前而言，多为小吏——这使陈延思很难接受。
陈頵道：“工匠习末业，若诚能造器械，有利于农，加以奖掖，还则罢了。商贾逐利，不知仁义，是故历代皆限其服用、居宅，以使人咸知商为贱业，虽一时富有，但朝廷颁诏，顷刻间其家可破。
“今大司马除其禁令，使商贾皆能着绫罗、居广厦、食膏腴，甚至养宾客，则人必慕之，倘若皆风从为商，田土必荒，是大不利于国家也！”
这也是老生常谈了，裴该在解除禁令之前，便曾经跟裴嶷等人就这个问题辩论过很久，对此早有应对之策。于是他笑笑说：“卿言商贾逐利而不知仁，我以为未必。如郑之弦高，犒秦师而救国，彼乃不知仁义，且有害于国家么？”
陈頵反驳道：“败秽之中，偶有芝兰，不足为凭。”
裴该便道：“则若舍败秽而不顾，即生芝兰，其谁知之啊？我今唯用芝兰耳。”
陈頵说芝兰你当然可以用啊——“既云考试不问门第，则可驰商贾之家不得为吏之禁，若有才俊，试之可用，即授品秩。唯其它旧禁，不可废弛。”
裴该正色道：“延思，譬若贫瘠之土，不可为农，唯生稗草，那我是一火焚之，使其抛荒好呢，还是任由稗草生长，可以偶获芝兰好呢？若其滋蔓，自当剪除，使不为害；但若天然设限，过高者锄，恐怕芝兰永不会生啊。
“历朝所设禁令，是使富者不能贵，然而贵者独能富，卓氏、程郑，终不能与官商比类，由是遂生石崇……”
市场就这么大，民间资本起不来，官僚资本就会进入，结果是催生出了石崇之类的官商，其对整个商业的破坏相当之大。
“如卓、程等，终不如石季伦（石崇）害国之甚也。且农耕之家，若止力田，不过小康，凡阡陌纵横者，莫不因侵吞起家。于彼等而无商贾之禁，人不以为贱，难道百姓都会仿效，去侵占他人田产不成么？”
——封建时代，等级制度森严，是什么等级的人，就相应什么等级的衣食住行，否则便是逾制。不过对待大地主，却没有象对待商贾那样，有特殊的禁令颁布——虽然也不能跟官吏等同就是了——而且一般情况下，管理得也不严格。
裴该长篇大论，却貌似并没有说服陈頵，对方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二人当场辩论不休。旁边儿熊远瞧着大司马的脸色有点儿不大好看，不禁心急，赶紧找个机会插话，问陈頵道：“所言一失，亦已阐明，不知其二失为何啊？”你别揪这个问题不撒嘴啊，还是先说下一条吧。
裴该深知就工商业的问题，想要说服一个古代士人有多么困难，最关键他们毫无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那么既然皇帝与人民不平等，官吏与庶民不平等，则对于商贾更不平等一点儿，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么？于是他也就坡下驴，对陈頵说：“请言其二。”
人既然不打算就这个问题继续跟你辩论下去了，陈延思也就只好闭嘴。终究上下有别，他也还不到一较起劲儿就九牛拉不回的犟脾气——实话说倘若脾气犟到那种程度，早在当小吏的时候就被人给偷偷宰了，不可能做到侍御史之职。
啥时候可以说话，啥时候应该闭嘴，对什么人要直言不讳，对什么人要兜兜圈子，这点政治智慧，陈延思还是有的。
于是竖指道：“其第二失，为民屯。”
按照陈頵的意思，就应该立刻分给百姓土地，编户齐民，开展生产。他对军屯是支持的，对民屯却意见多多，当下即将民屯的害处逐一道来。
裴该点头道：“我亦知之，不过权谋耳，比及三五岁，自当尽放屯户为国家编民。此际军用不足，不得以而为之罢了。”
当然还有一点他没说，那就是倘若直接任由流民返乡，很大可能性会在短期内就变成豪门的佃客甚至于奴婢——江左方面就是最佳的例子——所以才要先用民屯圈一阵子，培养他们互助的习惯和对官府的信赖，进而再利用民屯的盘剥，去资助他们种稳分给的田地。
对于这一条，两人根本就辩论不起来，于是熊远便问了：“其三失为何啊？”
陈頵乃道：“其三失，大司马行台制度，仿效朝廷，不知因何独无诤谏之职哪？”
裴该闻言，不禁沉吟不语。
第二十八章、拾遗（）
谏官乃是中国古代独有的官职，据说始于齐桓公设“大谏”，以鲍叔牙任之。但是也有一杆子捅去周初的，说“保”就是最初的谏官，那么兴周之大保（太保）召公就应该是谏官首领了。
谏官的主要职责，是劝谏君主，并对朝廷施政提出自己的意见。秦代设谏大夫，属郎中令，汉代沿用，但属光禄勋，东汉改名为谏议大夫。此外光禄大夫、议郎、博士等，以及朝官加侍中、散骑、中常侍等号的，亦皆负有谏议之责，
唐代最重要的谏官是左拾遗、右补阙因名可知，此职是为了匡正君主的过时，补朝政之疏漏而设。
说白了，谏官的主要职责是面对君主的，必须能够指出君主的不足和错误，兼及议论朝政。此职自汉代始即受宰相领导，乃是相权制约君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此君主自然会产生不满，于是逐渐将谏官的职能分化，主谏君的转化为君主顾问官比如侍中、散骑常侍等职；主议政的则演化为侍中寺、门下省等机构，逐渐反过来成为制约政府的工具。
历代以谏官讽君王、监政府，而以御史督责百官，但是到了宋代以后，二者合流，并称“台谏”（台是指御史台），总监政府、百官，对于君主的讽谏职能却日益萎缩君权由之渐盛。
固然，理论上凡一定级别的官员，都可以上书指责君主的过失，但大家伙儿既然还有本职工作，则除了少数几个特例外，讽谏君主的力度必然因此而减轻啊君主之独裁，即自台谏合流后逐步成型和完善。
今天陈特意提出来，说关中行台就是个小政府，于军政两道的架构尚算严整、完善，可是为什么独独不设诤谏之官呢？在朝中，谏官之设是为了讽谏君王，而在行台，大司马你大权独揽，无人可以制约，倘若不设谏官，随时指出你的失误和缺漏，你就不怕办错事么？
这倒确实是裴该从前没有想到过的。一则他觉得自己够谦虚，不专断，凡大事皆谋之于众，裴嶷等人也时常会主动提出意见来，又何必单设谏官？二来么，终究谁都不乐意整天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随时挑你的错儿……故而谏官之设，压根儿就没往脑袋里去过。
听得陈之言，熊远不禁蹙眉，就先裴该发问道：“终为行台，并无人君，何必设置谏官？”
陈延思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非止人君，其上位者有过而无可诤谏者，必然闭目塞听，甚至专断独行，而坏国家之事。即州亦有别驾，而行台唯大司马一人独尊而已，若不能设谏官，听诤言，谘诹善道，必致蹉跌啊。”
按照制度，谏官是“言者无罪”的，哪怕当面指着君主的鼻子痛骂，只要就事论事，不是故意辱君，君主可以当听不见，但不能降罪于谏官。而且其他官员，固然也可以诤谏君主，但你若闭口不言，别人也不会强逼你；谏官若不言，则纯属失职。所以谏官之设，最主要是形成一股风气，使君主习惯于听取下情，而臣子也习惯于表述意见。
按照陈的说法，人没有不犯错的，只有被人即时指出，进而加以改正，国家、政府才能趋向于正道。各级政府部门中都有人能够提意见，那是因为政府主官的权柄并不顶天；大至州府，刺史身边还有别驾，名分君臣、上下，其实也就低半级而已，自然不怕讲话。君主之下，却没有比他略矮一头的宰相也不成故而要专设谏官；如今你大司马在关中行台也是一言九鼎啊，那你的行为又岂可不受丝毫制约呢？肯定会出事儿啊！
裴该心说我的行为怎么就不受制约了？先不说天时、地利、人和的制约，那些旧制度、旧习气，因旧官僚而给我下绊子，使我不能舒心畅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然后再设谏官，比方说你陈延思，见天儿上书要我轻工商、罢民屯，下笔千言，口若悬河，在舆论上攻击我，那我还不得给气疯喽！
不过再一琢磨，我的很多理念、手段固然经过历史的考验，可以确定是先进的，但高产种未必可以施之于盐碱地，因应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很多施政措施有可能超前，过犹不及，反倒有可能坏事啊。
对于这点，裴该本人是每常警惕的，故而以他的权柄，完全可以在关中彻底自搞一套，他却仍然要多方面听取意见，对于裴嶷等人因传统思想而产生的反对情绪，宁可花时间、精力去耐心说服，也绝不强行压制。况且若不能真服其心，你就算政策再高明也没用，人若不给你认真执行，阳奉阴违，必然难以成功。
那么既然自己已经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已经下决心要知难而上，为了集体的团结，更为了不自矜、骄傲导致误事，乐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肯于做大量的说服工作，则谏官之设，又有何不可呢？
这是主动用制度来约束自己的权力，起码打开一个下情上达的通道，自定会因此而产生不少的麻烦，但同时，制度的完善，能够将更多可能的失误都扼杀在摇篮中，这未必是一桩坏事啊。唯使我不得衬心顺意而已，但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为政者又岂能想望诸事尽皆衬心顺意呢？！
再者说来，即便不监督自己，也应该设职监督行台政府。此前一是人才稀缺，二是为了行政方便，大司马以下唯长史、司马统管文武，对于政令缺乏中书、门下那类审核机构。虽然从事中郎掌监察之任，但主要是面对官吏个体的，而非督责整个政府部门的运行，且裴诜、王贡的绝大部分精力其实都扑在对外情报上面，要他们再加监督政府，未免强人所难。
裴该从前就讨厌“喷子”、“键盘侠”，但具体到谏官，仔细想想，倒也未必有那么烦人。因为面对其他朝臣也就罢了，倘若面对的是主君，谁又敢以话术来混淆视听，甚至于撒泼打滚、扣帽子耍赖啊？只要确实是在讲道理，即便道理不通，我又有何可惧？
想到这里，他便摆摆手，阻止了熊远继续反驳陈，随即面向陈延思，一字一顿地问道：“卿此言确实有理，是我疏忽了。然而，我若于行台设诤谏之官，卿可愿为么？可敢言么？”
陈倒没想到裴该那么轻易就认同了自己的建言，他原本以为还要劝说半天才可能见成效终究谁都不乐意在身边常伴一个提意见的呀，此乃人之常情。但他的打算是将来裴该还朝之后，把关中行台更为严谨的政治架构，直接套用于朝廷的，则若预先不设谏官，将来再硬塞进去就难了，故而做好了苦谏的准备。
不禁暗道：“大司马倒确实从善如流啊……”便即拱手：“若大司马不以卑陋，假我以诤谏之任，自然知无不言。”
裴该笑笑：“若卿进谏，而我不听，奈何啊？”
陈道：“自当再谏。”
“凭卿再谏、三谏，我皆不从，又如何？”
陈闻言，不禁微微一愕，随即嗫嚅一下，回复道：“听不听在裴公，而言不言在陈某。”
裴该笑问：“难道不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么？”
陈正色回复道：“道与言未必契合，一言不听，未必其道不行。倘若谏臣所言，君主必听，则是以臣挟君也；倘若一言不听，即挂冠而去，是伪为龙逄、比干，而拟君为桀、纣也此非诤臣，而是要名之妄人。大司马若有缺失、疏漏，自当直言进谏，若其事小，不听也可，但请更咨于众；若其事大，乃当固谏，即不我听，也不至于逃去……”
他陈延思在洛阳的时候，三天两头上奏，就朝政发表意见，大佬们多数都是不肯听从的，也没见他因此而辞职啊，他最终是被人轰走的……就陈的认知，即便谏官也不能说自己的想法全都正确，否则直接以谏官为宰相甚至人君好了，岂有此理啊？既然如此，怎么可能要求凡谏言而人君必从？
裴该颔首：“延思能明此意，我心甚慰。”我别招来个牛脾气，一定揪着衣襟要我听他的话，不听就或者辞职，或者去撞柱子，那不是白给自己找麻烦，却未必能产生好效果吗？再如明清之际，大群言官（还不能算是谏官）纯为要名而放嘴炮，细过必究，搞得都没人敢认真做事了因为凡做事必有疏漏，唯不做才不会犯错那种“键盘侠”，不要也罢。
于是裴该就对陈说：“我即授卿诤谏之职，望卿毋负我望。如今日所言三失，我尽知矣，卿不必复言，我及行台别有疏漏、差错，卿当直言不讳。”
即命书记胡飞制文，于行台新设诤谏之职，起名叫做“拾遗”这个词儿当时就有，乃匡正过失之意，至于用作官名，则是直接抄了武则天的“后”智直属大司马，列第五品上大夫，任命陈陈延思担任其职。制文即送长史裴嶷、司马陶侃传阅，若是没有反对意见，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事儿就算定了。
就理论上而言，裴、陶二人对此事不大可能坚决反对，因而陈便再次向裴该行礼，改口尊称“明公”，而自称“臣”上下级之间，尤其某官及其自辟的僚属，依秦汉之风即等同于君臣，起码礼数上如此，逮魏晋而俗不变，大概要到南北朝和隋唐以后，所面非人君而以“臣”自称的习惯才逐渐消亡。
裴该接受了陈的再次行礼，然后双手搀扶他起来，顺便就说点儿别的实话说陈延思口舌甚利，裴该不打算同一天再听他发表两次意见了“闻有二少年随卿等前来，然否？”
熊远点头，说确实，乃是王家的王羲之和庾家的庾翼，这会儿大概正在拜会李茂约，兼求教于卫夫人呢。裴该便问：“卿等观二少年如何啊？”
陈回答道：“天赋异秉，恐怕将来书法之道，唯述此二人，可为当世之钟元常（钟繇）、张伯英（张芝）。唯尚年少，于其经史之学、治国之能，不敢妄断。”随即双眼微微一眯，说：“江左遣此二人来，得无欲谒明公么？”
裴该闻言，不禁抚掌而笑是个人就能瞧出来，王、庾两家派俩孩子来关中，究竟为了什么啊，我又岂有不知之理？他是没打算接王导递过来这橄榄枝的，因为裴、王如今龃龉，纯因国事，不是他本人记恨王茂弘当初扯自己的后腿哦，对于庾元规，倒是难免存着不小的恶感，难以消解。
不过也不妨抽空见见此二少年，尤其是王羲之。他没打算留此二少年在行台任职，一是对方年龄还小，又非甘罗、项橐，怎么可能这就当官儿？二则庾翼将来如何，他记不清了，王羲之那可是纯粹的艺术家，没听说有啥治国理民之才啊。
裴该当年在建康的时候，之所以特别关注王羲之，有一定的“追星”因素在那可是书圣啊！你到后世打问打问，东西晋之交，是知道王导、祖逖、陶侃的人多，还是知道王羲之的人多？凭什么我吃到一枚鸡蛋可口，就不能主动要求见见下蛋的鸡了？
要说裴该在后世，软笔书法只学过不到一年，硬笔书法压根就没练过，字本来就跟狗爬似的，穿越前几年光敲键盘了，恐怕连狗爬字都难免提笔即忘。穿来此世，占据此躯，继承了此世裴该的诸多才能包括经学，包括书法要说高门世家子弟文史基础还是打得很扎实的，放诸后世，说不定也能在什么市级、区级书法比赛里拿名次。
但在此世，裴该的书法仅仅中平而已，故而当李矩北归并入幕之后，他便时常抽空前往求教。虽然本身天天打拳练筋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