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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赛珍珠的文章里，他们察觉到中国和他们印象中的不太一样，虽然中国百姓很贫穷，但在中国的外国人生活的还不错。
赛珍珠在随笔中写了对于镇江的回忆，让美国人了解到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和习俗。
不少美国人写信给她，让她继续写作，受到鼓励，赛珍珠计划写一本记录中国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
她和丈夫曾在安徽宿州的农村生活过三年的时间，对于农民的生活有所了解。
不过她没有写作长篇小说的经验，这次就想着和林子轩探讨一下。
在中国，万象书局发行的《万象》杂志上同样刊载过赛珍珠的文章。
林子轩给赛珍珠开了一个专栏，叫做“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赛珍珠陆陆续续的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其中大多是回忆或者感想，也有对中国社会的看法。
林子轩觉得在两年后这些文章就可以结集出版了，这或许就是以后赛珍珠写出长篇小说《大地》的素材。
他不认为自己可以指导赛珍珠写作，只是告诉她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那就是写自己内心深处想写的故事，写能把自己感动的文字，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具有感情，才能感染读者。
林子轩的社交圈子比较小，来往的都是一些较为亲近的人。
比如《自由谈》的主编周瘦绢，《快活林》的主编严独贺，《小说月报》的主编郑震铎，还有万象书局的平禁亚，世界书局的沈知放。
武侠小说作家向慨然，话剧界的欧阳予仟和洪慎，电影界的但杜予和郑证秋，大明星殷明竹，歌星孟晓冬等等。
这些人有的还带了一两个相熟的朋友过来，所以这次的聚会就颇为热闹了，几乎囊括了上海文坛的半壁江山。
这时候林子轩才猛然发觉自己的影响力已经这么大了。
按照外国人的说法，这叫做文化沙龙。
赛珍珠并不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文化沙龙，在南京也有类似的聚会。
然而，那样的聚会和这次的沙龙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她也是第一次直观的感受到林子轩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这次沙龙的参与者掌握着上海一大半的文化类报刊和杂志，还有出版社的老板，演艺界的明星，众人谈论的也都是文化界最为前沿的话题。
有思想的争辩，有文化的碰撞，有朋友间的闲谈，也有才子佳人的佳话。
这才是真正的文化沙龙。
赛珍珠在其中如鱼得水，她精通中国的文化习俗，和这些中国文坛的顶尖人物在交流上毫无障碍，甚至因为她的身份，在其中很受追捧。
她喜欢这种和同类人交流带来的愉悦感。
在沙龙上还出现了让人惊讶的一幕。
文学研究会的郑震铎和鸳鸯蝴蝶派的周瘦绢交谈起来。
郑震铎在接手《小说月报》后做了调整，除了继续宣传新文学外，还增加了“整理国故”这个栏目，在保持《小说月报》原有风格的前提下，不至于让杂志显得过于激进化。
当然，一贯打击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作风不会变。
两人私底下没有矛盾，在上海文坛，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碰面之后交流一下很正常。
之所以让人觉得惊讶还是两个文学派别之间斗争的过于激烈。
其实，不要以为周瘦绢是老派文人，他还不到30岁，思想非常开放，他是电影的发烧友，喜欢新兴的艺术形式，不过就是写言情小说而已。
这次聚会比较成功，第二天便传遍了上海文坛。
主要是这些文人回去后会写一些随笔文章，说自己在聚会中碰到某某，然后发表出来。
林子轩没想到这次因为赛珍珠而举办的聚会在上海文坛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被不少文人认为是一次高端的文坛聚会。
在上海，类似的文坛聚会并不少见，但大多较为单一。
比如南社的聚会都是旧派诗人，鸳鸯蝴蝶派内部的作家经常一起吃饭，新文学作家也时常小聚，只是都不是这种大杂烩式的聚会。
林子轩涉足多种行业，所以才能邀请到不同行业的顶尖人物前来，如此就扩大了参与者的交际层面，无形中提高了聚会的档次。
于是，在上海文坛，不少文人以能参与林子轩举办的聚会为荣。
这让林子轩想起了在英国以弗吉尼亚伍尔芙为核心的精英圈子，他或许可以在上海复制类似的社交圈子，给上海文坛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不过，这些要等他从庐山度假回来之后再说了。
七月初，他们一行人从上海出发，朝着庐山而去。
第一百七十二章 就是那种哀伤
上海公共租界虹口区，内山书店。
因为大连和旅顺的问题，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恶化，在民间发起的对日“经济绝交”的倡议下，导致虹口区的日本人聚集地非常萧条。
连带着内山书店的生意也陷入困境，从三月份到七月份，几乎没什么收入。
内山书店售卖日文书籍，主要的客人是从日本留学回到中国的留学生，其次才是日本人。
在公共租界，外国人不到四万，而华人有八十多万，内山书店要依靠华人才能撑得下去。
但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没有中国人来书店买书。
就算有也是偷偷摸摸的，生怕被别人看到，似乎和日本人粘上就要倒霉一样。
内山丸造知道还是有中国商人暗中和日本人做生意，如果中国人真的那么齐心，日本人在上海根本生活不下去。
来到上海的日本人以商人居多，他们来中国是为了赚钱，眼下虽然条件艰苦，但相信用不了多久，中国人就会回到原来的样子。
正在他感慨世道艰难的时候，有两位客人走了进来，一位日本女人带着小孩子。
双方鞠躬问候，谈了谈眼下的处境，感叹一番。
日本人在公共租界没有问题，他们有自己的巡捕，能够保证虹口区的安全。
截止1923年7月，公共租界有警务人员3056人，其中警官9人，西方人252人、日本人41人、华人1652人。
两人闲聊了一会，女人才想起孩子，回头去找，却发现自己的孩子正抱着一本书在津津有味的看着。
她走过去近看，发现这是一本图画书，画的是一位小和尚。
“这本书小孩子很喜欢看，讲的是一休大师幼年时的故事。”内山丸造在一旁介绍道。
看到这本书，他不由得想起半个月前的事情。
正当他为了书店的生意不好而发愁的时候，有位中国人找到他，请他代售书籍。
内山丸造颇为好奇，他看了看对方拿来的书籍，一本小说，一本漫画，都是日文书籍。
可奇怪的是书籍的出版社不是日本出版社，而是上海法租界的一家中国人创办的出版社。
内山丸造没有怀疑这两本书有问题，只要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都是经过租界当局审查过的，否则不准出版。
这可不是租界刚建立的时候，那时候在西方“新闻自由”原则的影响下，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对出版物管理较为松懈。
但在“苏报案”等事件发生后，两租界当局都加强了对界内出版机构和出版物的管理。
这里所说的“苏报案”是指发生在1903年的事情。
当时因为《苏报》刊载了许多激烈宣传革命的文章，包括邹荣的《革命军》和章泰炎的《驳康由为论革命书》，引起清政府的极大不满，便联合租界当局，实施了秘密抓捕。
1903年7月7日，《苏报》被封，逮捕了章泰炎，邹荣激于义愤，自动投案。
1904年5月，章泰炎、邹荣分别被租界法庭判处监禁3年和2年徒刑，并禁止中国人在租界内办报纸宣传革命和出版革命书籍。
不过相对于北洋政府对报纸和书籍的审查制度，租界当局还是较为宽松的。
这也是为什么上海的报纸和出版社都集中在租界内的原因，只要不触犯租界当局的利益，“新闻自由”的原则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
所以，在租界内的报纸可以大骂北洋政府，可以抨击时政。
相比较而言，林子轩出版两本日文书籍就不算什么大事了，他没有直接和内山丸造接触，而是派万象书局下面的人出面。
内山丸造翻了翻图书的内容，一本是讲述日本古代一位高僧的漫画书籍。
一休禅师在日本相当出名，他于1394年1月1日生于京都。
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是他的才华，而是他的身世，他是日本天皇的私生子。
一休的父亲是后小松天皇，母亲出自世家藤原氏，世间相传其母为藤原照子。
照子出仕天皇，为天皇所宠爱，但她却日日怀着小剑，图谋刺杀天皇，被发觉后，照子乃逃出宫廷，潜往嵯峨野，于元旦生下了一休宗纯。
内山丸造很熟悉这段日本野史，不过他发现这本《聪明的一休》完全颠覆了他对于一休禅师的看法。
这本漫画通过一休幼年时期的故事讲述人生的道理，寓教于乐，很有趣味性。
他觉得这种图画书一定能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至于另外一本叫做《雪国》的小说，他并不看好。
内山丸造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少年时就开始出来做工，对这种文艺性的书籍兴趣不大，但反正他只是代售而已，卖不出去也不损失什么。
就这样，这两本书籍放在了内山书店里。
日本女人看到孩子喜欢这本《聪明的一休》，就买了下来。
“这里还有一本小说，写的很好。”内山丸造趁机推销起《雪国》，保证道，“两本一起买，可以半价。”
果然，女人无法拒绝打折的东西，那位日本女人买下了《雪国》。
回到家里，孩子继续看漫画，女人无所事事，便拿起小说看了起来。
这一看就停不下来，这种唯美而哀伤的文艺小说对女人来说就是大杀器。
《雪国》的故事很简单，写的是东京一位名叫岛村的舞蹈艺术研究家，三次前往雪国的温泉旅馆，与当地一位名叫驹子的艺妓、一位萍水相逢的少女叶子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
然而，正是在这种简单的故事中，作者对这三位主人公的心理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对雪国的环境不厌其烦的描述。
在这些景物描写中，浸透着主人公的主观情绪流露出淡淡的哀愁。
正是这通篇的哀愁让整个故事与众不同，让读者受到感染，并深深的沉浸其中。
《雪国》的篇幅不长，日本女人看的很慢，当她看完之后，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心里堵得慌，想要流泪，却又流不出。
就是那种哀伤，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不是心如刀绞的苦痛，而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完全没有着落。
她甚至觉得生活毫无意义，往昔徒然空消逝。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她才从这种情绪中恢复过来，想要放下小说，却又有些放不下。
第一百七十三章 在牯岭
按照林子轩的想法，《雪国》这类小说看过之后会让人有轻生的念头。
那是一种对人生的怀疑和厌倦，小说中的忧伤和悲哀甚至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的。
后来有日本的文学评论家就认为《雪国》是川端康城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消极抵抗。
对于那场战争，川端康城是不赞同的，但也无法反抗，只能采取消极逃避，通过主观感觉来曲折反映现实世界中不协调的关系和矛盾现象，把现实抽象化，追求一种超脱。
于是，小说中在东京百无聊赖的岛村才会到雪国去寻找慰藉。
然而，悲剧是弥漫在整个时代的，他根本无从逃避，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公无法摆脱“死亡”的哀伤。
在这方面，《雪国》和郁达浮的《沉沦》有相通之处。
两者都是直接对“死亡”进行描写，通过对待“死亡”的态度来表现整个时代的悲哀，在黑暗时代中用“死亡”谱写各自悲凉的人生。
当然，两者还是有不小的区别。
郁达浮的文字中充满了痛苦和恐惧，川端康城的文字则唯美而平静。
川端康城没有抒发主人公内心的痛苦，反而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把哀伤在细碎的情节中展现出来，让人觉得宁静安详。
读者看《沉沦》的时候，会感受到主人公强烈的情绪。
而看《雪国》的时候，就会是那种淡淡的哀伤，这种哀伤不强烈，但更为持久，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林子轩不知道郁达浮翻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反正他写出来的时候感觉不大好。
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他来到了庐山的牯岭，准备渡过一个漫长的假期。
牯岭位于江西九江境内，是庐山景区的中心，是一座美丽、别致的、公园式的小山城。
这里别墅林立，教堂也不少。
这个避暑胜地本来就是由外国教会的传教士建立起来的。
1895年至1920年间，以李德力为首的基督教势力兴盛起来，庐山上仅教堂就有13座，教会派别16个。
每年夏季，基督教传教士云集庐山，常达数百人。
这些教会组织或举办讨论会，或开办培训班，或商议教会事宜，或传输宗教信义，或创立学校、医院和慈善机关，将宗教的触角延伸到庐山的每一个角落。
整座牯岭上有五百多栋别墅，其中属于中国人的有一百栋左右，这些别墅都属于中国的达官显贵，豪门巨富。
赛珍珠的父亲作为传教士，出手的比较早。
1897年1月14日，赛兆祥在这里买了一块地皮，盖了一栋小小的石头别墅，有着敞开式的外走廊和欧式老虎窗，朴素而淡雅。
别墅虽然不大，但足够他们住了。
林子轩并没有像其他富商一样带着很多仆人，甚至还带着自己的厨子。
他只带了一名下人和一名保镖，保镖是冯敬尧的手下，用来保护冯程程。
现在的中国虽然不是到处战乱，但路上并不平静，难免会碰到一些意外情况，带着保镖心里会安稳一些。
至于下人，则是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
冯程程这种大小姐自小过的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虽然在女校学习了家政课，但厨艺如何，还不得而知，就算她敢做，林子轩未必有品尝的勇气。
何况到了庐山，来这里避暑的社会名流不少，彼此可能没有见过，但总有耳闻。
或许会有各种聚会，有下人打理会轻松很多，没有主人家亲自上阵的道理。
其实，林子轩想和冯程程过一段没有人打搅的安静生活，他本身不喜欢交际，只想白天一起出去散散步，欣赏风景，晚上看看书，悠然自得。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布克和他有共同语言，而且付诸实施。
来到别墅后，布克就带着一箱子书籍进了房间，继续他的研究去了，只有需要他出面的时候才会出来。
这是典型的学者做派，赛珍珠习以为常了。
这里的每一栋别墅都相隔较远，不会彼此打搅，牯岭的夜晚非常安静，完全没有城市里的噪杂和纷乱。
晚上大家坐在院子里看着漫天星光，品着红酒，随意的闲聊着，倒是一段惬意的时光。
赛珍珠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别墅旁边就有一座基督教的“圣公会”教堂，也是她父亲以前经常布道的地方。
冯程程曾在基督教女校和基督教大学上学，同样信奉基督教。
林子轩虽然不信，但也入乡随俗，装作相信的模样，时常会到教堂做礼拜。
在牯岭生活不可能不和教会打交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牯岭，这里俨然成了一场宗教盛会。
赛珍珠偶尔会在别墅里招待一些相熟的传教士。
她就是传教士家庭出身，所以这种传教的精神深入到她的骨子里，她在写作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或者说她是用小说来传播信仰和精神。
她的小说中弥漫着浓厚的基督教情结。
不可否认，在现在的中国，随着外国列强的日益强大，基督教的传播愈发的兴盛，他们用西方的宗教渗透进中国的文化之中。
1928年4月，胡拾游览庐山的时候曾说过：牯岭，代表着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与此同时，在北平的文坛发生了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家事。
同时也是一件永远解不开的谜团，就算到了后世，也没有人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923年7月19日上午，鲁讯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中，周作仁亲手交给他一封绝交信。
“鲁讯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仁。”
从此，兄弟绝交，不复往来。
这可以说是民国文坛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后世对这封信更是百般解读，众说纷纭。
第一百七十四章 如何创作小说
作为新文学领域的两员主将，鲁讯和周作仁在倡导和发展新文学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点谁都无法否认。
鲁讯固然是新文学的旗手，周作仁也不遑多让，他是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
他在鲁讯身旁摇旗呐喊，出力甚多。
至少在新文学发展的前期，他的文学主张对于扫清旧文学有着积极的作用。
两人的决裂若说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种说法太过于夸张。
新文学毕竟不是一家一姓的产物，而是整个社会无数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这其中有些人的贡献大一些，有些人则贡献的较少。
准确的说，这次兄弟两人的绝交对新文学的确产生了影响，但影响不大，关键是对他们两人日后的发展有了重大的影响。
从此以后，两兄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无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