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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
1919年，在北平开设真光电影院，课余兼任经理。
他坚持严格的选片标准，多放映艺术性较强的外国影片，配有翻译字幕和说明书，每周日加映优待学生的早场，深受各界好评。
之后，他以“真光”为基础，精心擘画，开拓经营，逐步控制了北平的戏院。
在上海，除了但杜予的上海影戏公司，还有商务印书馆的活动影戏部。
活动影戏部成立于1917年，最初是商务印书馆业务科的一个部门，由印刷所照像部负责拍摄工作，以传播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为制片方针。
从1920年起，逐步扩大技术设备。
自建摄影棚，制定摄制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并经营发行放映，租售影片器材、代制影片等业务，在中国最早实行自制自销的电影经营方式。
1922年，根据《郑元和落难唱道情》改编的电影《莲花落》曾由美国开发影片公司出6000美金购买，在美国放映两天，是最早在美国公映的一部中国影片。
此外一批民族资本家或者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留学生纷纷进入电影行业，准备大展宏图，如冯震欧、吴兴栽、陈锵冉等便是其中的翘楚。
在未来的几年内，大量的民族资本进入了电影行业，国产电影呈现出群雄争霸的格局。
这些民族资本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
其中林子轩属于上海本地的民族资本，林家的产业集中在松江，和苏州等地的商人往来密切，算是同一个圈子。
邵醉嗡和张时川则属于大名鼎鼎的宁波帮，在此时的上海，宁波帮财力雄厚，不容小觑。
1862年，镇海的叶程衷在上海开设五金洋杂货店。
这是上海第一家华人开设的五金号，后发展到全国各地设立分号38家，联号108家，被称为“五金大王”。
1896年，鄞县的鲍咸倡与其兄咸摁、妹夫夏瑞方等创办商务印书馆，后来发展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贡献卓越的大型出版企业。
1897年，慈溪严信后、镇海叶程衷、定海的朱保三在上海创办华人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1910年，奉化的王材运在上海南京路创设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上海西服业的鼻祖。
孙仲山曾在该店定制过西服，也就是后世有名的中山装。
可以说宁波帮在上海工商界创建了无数个第一次，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让宁波帮成为商界的领军人物。
而且，宁波帮的人比较抱团。
罗名佑的资本来自于广东和北平当地资本的结合，广东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拥有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足够罗名佑在电影行业横冲直闯，舍我其谁。
黎维民的资本来自香港和南洋等地，海外资本较为富裕。
特别是他背后还有孙仲山作为后台。
黎维民自1921年起追随孙仲山，拍摄了一批纪录国民革命和北伐的新闻纪录片，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
当资本和电影相遇，注定了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厮杀。
在随后的几年，这批中国电影人将以整个中国为舞台，以院线和电影为武器，为了争夺国内的电影市场，为了发展和生存，开始了一场争霸之战。
站在潮头浪尖的林子轩隐约感觉到一场大风雨即将到来。
但没有关系，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第八十四章 默默的情怀
1922年四月份，林子轩收到了胡拾的一封信。
信中介绍了他的一种政治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好政府主义”。
这个政治主张认为只要好人有奋斗精神，中国的“优秀分子”加入政治活动，中国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在实践活动上，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作为改革政府的第一步，并提出改革政治的三个基本原则和6项具体主张。
即：“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
在召开旧国会、制宪、裁兵、改良选举制度、财政公开等六个条件下实行南北议和。
胡拾联合了其他十五位社会知名人士，准备把这份《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在杂志上，期望引起社会的关注，进而改变这个时代的政府。
这些人包括北大校长蔡元赔、北大图书馆主任李达钊、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陶形知等人。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都具有留学的教育背景，不满此时政府的现状，想要有所改变。
这是胡拾酝酿多时的一种政治主张。
早在1921年6月，一位安徽的政客来拜望，谈话间，胡拾便提出“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了，后来在演讲中也多次提及。
他写信给林子轩，是想让林子轩认同这份主张，在下面共同署名。
如此发起一场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革。
这是因为此时林子轩在国内文坛的影响力大增，有了让胡拾重视的资格，特别是林子轩在美国的名声，可以让他的主张更具有国际性。
林子轩对此颇为犹豫。
胡拾写信给他，说明在北平的那个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圈子接纳了他，把他当作了自己人。
但他知道胡拾的这份主张太过理想主义，根本行不通，后来好像还被鲁讯讽刺了一番。
这也是胡拾和鲁讯两位新文化领袖人物闹翻的开端。
以前，两人互相称赞过对方，不过随着各自的主张和道路的不同，两人越走越远。
署名代表着立场，代表着站队，不能不慎重对待。
在这个年代，新闻界议政之风盛行，从西方传进来的各种思想、主义都有市场，比如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
林子轩不愿意触碰政治，他内心里对此有很深的抵触。
然而，如果拒绝了胡拾，这份交情恐怕就淡了。
他倒不是害怕胡拾，而是以前胡拾帮过他，这就是人情，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他把胡拾的主张认真的看了一遍，发现除了过于理想化，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外，倒没有太大的问题，重点在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参政议政的权利。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提出这个主张颇为大胆。
老实说，北洋政府其实就是军阀统治，也就是军人干政，胡拾的主张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根本行不通。
事实证明，1922年9月，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的军阀吴佩浮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操纵政局。
他为了不被国人认为是军人干政，就推行了胡拾提出的“好政府主义”。
于是，以王宠晖为国务总理的“好人政府”成立，但这个政府不过是吴佩浮的傀儡罢了，只存在72天就夭折了。
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主张资产阶级改良只是一种理想。
除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这一点外，林子轩没有在这份政治主张中发现什么危险的东西，就给胡拾回信，认同了这份主张。
并婉言指出时局艰难，这种主张怕是难以实现，至于胡拾听不听，那就没法管了。
客观的说，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林子轩明白，如此一来，他或许就会被人分门别类，套上某个圈子的名牌，而同另外的圈子隔离开来，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你不能谁都不得罪，墙头草的结局一向不怎么好。
何况他还和鸳鸯蝴蝶派亲近，写着通俗小说。
如果被人知道他还是《寻秦记》那种艳情小说的作者，恐怕会跌碎一地的眼镜。
在民国的文坛林子轩也算是奇葩的存在了。
给胡拾回信后，他想了想，又给陆小蔓写了一封信。
在邮轮上的时候，洪慎发觉陆小蔓有表演话剧的天赋，众人一起排演《日出》，陆小蔓扮演的陈白露就颇为惊艳。
洪慎想要邀请陆小蔓饰演陈白露，陆小蔓自己也很有兴趣。
不过她还要回到北平向外交部汇报美国一行的工作情况，而且她的家庭背景也很难让她登台演戏。
在学校里排演话剧是兴趣和艺术，在社会上演出就成了演员和戏子。
殷明竹演电影顶住了家庭巨大的压力，陆小蔓是官宦人家，父亲是政府高官，如果是慈善义演倒是无所谓，那是社会名流的交际活动。
洪慎这种可是职业话剧，陆小蔓演出的可能性不大。
陆小蔓离开上海前，林子轩给了她两千块的银行汇票，这是翻译《乱世佳人》的稿酬。
按照国内翻译稿酬的标准，算是很高了。
而且，林子轩还给了她《乱世佳人》英文版百分之二的版税，现在看来不多，但以后将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他这么做是想保障陆小蔓的经济独立。
在这个世上，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就没有选择的自由。
两人之间是有情愫的，只是谁也没有点破。
林子轩写了一封问候的信件，沉默片刻，又附上一首小诗。
“总有些这样的时候，正是为了爱，才悄悄的躲开。躲开的是身影，躲不开的，却是那份默默的情怀。”
“月光下踯躅，睡梦里徘徊。感情上的事情，常常说不明白。不是不想爱，不是不去爱，怕只怕，爱也是一种伤害。”
这是后世诗人汪国珍的一首爱情小诗。
林子轩把信发出去，心中似乎放下了什么，以后的事情谁能说得清呢。
几天后，他接到了私立复旦大学的邀请，让他履行客座教授的义务，能到大学里讲课。
随着林子轩名气的增大，尤其是在国际上扬名，国内不少大学都发出了邀请，让他能前去讲课或者演讲，这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鲁讯和胡拾每年都会如此，现在林子轩也有这种待遇了。
第八十五章 开讲啦！
私立复旦大学始建于1905年，初名复旦公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创始人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柏，首任校董为国父孙仲山。
在后世，这是一所林子轩可望而不可及的学校，如今能去讲课，他觉得很荣幸。
年前的时候，复旦大学也邀请过他，那时林子轩和郭沫诺因为新诗的争论，和创造社的成员起了不小的矛盾。
如今郭沫偌等人在上海准备发行《创造》季刊，发表他们的文学主张和诗歌小说等作品。
一个新兴的文学团体即将展露锋芒。
这次复旦大学的邀请更为诚心，不像上次那么的形式主义，复旦大学文学系的主任写了一封信给他，希望林子轩能谈谈文学创作和对新文学的见解。
最好是能在复旦大学开设一门课程。
在当今的文坛，北平是新文学的中心，有胡拾和鲁讯这种领袖人物坐镇，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都深受新文化的影响。
那里有新文学传播的氛围。
相比较而言，上海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就显得颇为守旧，而且十里洋场，纸醉金迷，都是可供消遣娱乐的文字，没有新文学滋生的土壤。
但林子轩是个例外，他一手写新诗，一手写通俗小说。
写新诗成了新诗的奠基人，写武侠小说成了大师级人物，连写外国小说也得到了美国人的追捧，林子轩成了一个现象级的人物。
甚至有上海的文人把他和北平的胡拾和鲁讯并称为“新文学的三杰”。
这就有点捧杀的意味了。
说到底林子轩只能算是后起之秀，他没有参与新文学的启蒙工作，在文坛这个讲究资历的地方，胡拾和鲁讯是新文学的领导者，林子轩只能算是跟随者。
没看到郭沫偌想要挑战前辈地位的下场么？
所以林子轩不会在大学里讲什么对新文学的见解，他也讲不出什么东西来，而且容易引起争议，引火烧身。
他也不想讲文学创作，有什么好讲的，都是抄袭而已。
那么，讲些什么好呢？
不想惹麻烦，讲历史或者历史上的文学名著是最好的办法，谁也不得罪，林子轩记忆里就有这一类的题材。
《品三国》、《红楼梦》、还是《明朝那些事儿》？
《品三国》是后世易仲天在《百家讲坛》上对三国那段历史的重新解读，受到众多媒体的追捧，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
易仲天把正史、野史、小说、戏剧中的三国放在一起讲，用通俗易通的言语来解构三国历史，的确很精彩。
但有学者就认为，历史是严肃的，是专业的，把严肃的事情变得娱乐化、庸俗化甚至粗俗化，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这也是林子轩需要担心的问题，在民国时代“戏说”历史，需要极大的勇气。
可以想见，一旦他在复旦大学开讲《品三国》，那些历史系教授一定会跳出来批判他一番，甚至认为他数典忘祖。
至于《明朝那些事儿》更不能讲了，也是对历史的重新结构。
林子轩可以用笔名把它们写出来出版成书，看看市场反应，却不能拿到讲台上去讲。
在这个时代，课堂是很神圣的地方，教师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
最后，只能选择《红楼梦》了。
红学可是一门大学问，按照后世的划分，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从清代乾嘉年间至1921年，称为“旧红学”时期。
从1921年到1954年，称为“新红学”时期。
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入“当代红学”时期。
其中又分为各种派别，混乱之极。
大概分为评论派、考证派、索隐派、创作派四大学派。
各派又细化为若干分支，主要包括题咏、评点、鉴赏、百科、批评、曹学、版本学、本事学、脂学、探佚学等等。
民国时期，确切的说是1921年是旧红学和新红学的分界点。
因为在这一年胡拾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书，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胡拾也成了新红学的开山祖师。
胡拾根据小说本身以及同时代或稍后的清人笔记、年谱、传记、诗文等材料，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而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后四十回是高鹗续补等题目。
从此以后，曹雪芹被绝大多数红学家公认为是《红楼梦》的作者。
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在后世是公认的事实，但在1921之前，《红楼梦》的作者尚无定论，很多学者甚至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清朝王府的某位贝勒或者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
胡拾之所以研究《红楼梦》纯熟偶然。
因为新文学和白话文的推广，在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
于是，各家书局开始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来印书。
由于不少古典名著都需要用标点符号来断句和分段，需要较为专业的文学学识，很多学者参与到校订的工作中来，其中就包括胡拾和陈独绣。
在这些新标点本小说中，以《红楼梦》的出版最费周折，这是因为该书篇幅大，成本高，且版本较多，情况复杂。
在校订完成之后，书局请胡拾给新版本的《红楼梦》写序文。
胡拾为了写好这个序文，才开始认真研究《红楼梦》，翻阅了各种文献资料，反复推敲，用考据的方法弄清楚了曹雪芹的来历和曹家家世的来龙去脉。
从而认定了曹雪芹才是《红楼梦》的作者。
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赔是旧红学的领军人物，索引派的代表，并在1917年9月出版了《石头记索引》一书。
胡拾的《红楼梦考证》绝对是对旧红学的打脸之作。
这个考证一出，把旧红学索引派全部打翻，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不过蔡元赔并没有恼火，反而积极帮助胡拾寻找文献资料，来证明胡拾的考证有理有据。
这才是真正做学问的学者，这才是大家风范。
第八十六章 如流星一般消失的作家
事实上，蔡元赔一直没有放弃索引派。
索隐派是红学中的猜谜派、秘史派。
以索隐、秘史本位否定文学、历史本位，透过字面，运用谐音、拆字、藏头、谜语、谶纬等文字游戏，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附会《红楼梦》。
从而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编造各种秘史。
鲁讯的评语是：流言家看见宫闱秘史。
比如，蔡元赔在《石头记索隐》中就认为贾宝玉，即传国玉玺之义也，乃影射康熙时的废太子胤礽。
在这个年代，这类宫闱秘史的说法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把《红楼梦》和清朝皇室联系起来，最终得出了《红楼梦》是一本政治小说的结论。
“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此时，辛亥革命爆发时提出“反对满清”的激情还未退去，人们大多怀有“民族主义”的情怀，因此《石头记索隐》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播。
一时间，蔡元赔成为索引派的集大成者。
1921年，胡拾发表了《红楼梦考证》，矛头直指他的上司蔡元赔。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蔡元赔的索隐是牵强附会的“大笨伯猜笨谜”方法，认为校长和他的“亲友团”走错了路。
由此开始了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
在这段时间里，胡拾为了树立考据派的地位，曾四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部书，就在他心灰意冷近乎绝望之时，蔡元赔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
从此，胡拾建立了《红楼梦》的考据派。
此外，还有评论派和创作派。
鲁讯就属于评论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对《红楼梦》的杂论。
他认为红学贯串了两条红线：一是方法上坚持文学欣赏，否定考证、索隐、探佚；二是内容上坚持“人情说”，否定“自传说”、“秘史说”。
这是让红学回到《红楼梦》本身，回到文学欣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