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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郑证秋没有听从父亲的命令，而是沉醉在戏剧的世界里。
1910年，他在《民立报》上发表长篇评论《丽丽所戏言》。
《戏言》于剖析、阐述戏曲表演的基本要素：声调、唱工、说白、做工的同时，对当时主要的戏曲演员一一分析评论，指出各人的表演特色，所长所短。
《戏言》的发表在戏曲界引起极大反响，不少艺人从中深得启发、教益。
1911年2月起《民立报》正式办起了戏剧副刊，郑证秋担任戏剧副刊主编。
这位主编从确定刊名《民立画报》到组稿、写稿、编辑，以至版面设计都一手包办。
1913年，他受邀为亚细亚影戏公司写电影剧本，从而认识了张时川，两人组建了新民公司，拍摄了多部电影短片。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之间开始了数年的恩怨纠葛。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德国的胶片运不到中国来，亚细亚影戏公司歇业倒闭，没有电影可拍，新民公司只好解散。
新民公司解散了，可为了拍电影而聚拢起来的一批演员就倒霉了，他们衣食无着。
在这种情况下，郑证秋情急之中仓促上阵，自己编写了两个剧本，以新民社的名义在兰心大剧院演出。
不料演出效果非同一般。
“公演两天，场场满座，除去开支还债以外，还有余款可得”。
尝到甜头的郑证秋，由此改变初衷，将拍摄电影的想法全部抛到了脑后，开始专心于话剧演出。
看到原本打算拍电影而组建的演出团队却在话剧舞台上大放异彩，赢得了高额的票房利润，新民公司的张时川等人便提出欲与郑证秋分享利润，但被郑证秋拒绝。
张时川等人不忿，以重金挖了新民社大部分社员，成立了民鸣社。
民鸣社成立以后，新民、民鸣两社之间为了争夺上海文明戏的演出市场，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
竞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挖演员，二是争观众。
1914年年初，民鸣社搬迁至大新街中华大戏院，由于地点适中，剧院面积较大，设备较好，营业状况甚至超过了新民社，一举成为当时上海话剧演出的支柱。
郑证秋和张时川不同。
张时川是个精明的商人，什么赚钱，什么吸引观众，他们就演什么。
民鸣社演出的描述慈禧传奇一生以及暴露清宫宫廷内幕的《西太后》获得巨大成功，此后《西太后》一剧便成为民鸣社的压轴大戏和保留节目，一直常演不衰。
挖新民社人才、上演新民社编的剧目、请名人编剧、投合观众嗜好演弹词戏、宫闱戏、加演电影、降价、观剧中大奖……
在新民社与民鸣社的竞争中，民鸣社通过种种手段最终压制了新民社。
新民社在竞争中败北，只能离开上海，远走武汉。
说到底，郑证秋有些理想主义，他的财力和竞争手段比不上经润三、张时川等人，而他编剧的剧本又以正剧为主，不懂的抓住观众猎奇的心理。
此时新民社大权逐渐旁落于王伍恐、汪优幼之手，郑证秋无力支配，这为以后两社合并埋下了伏笔。
在新民社和民鸣社合并后，郑证秋心中不甘，带着人马回武汉仍以新民社的名义继续演出了近一年的时间，新民社才彻底结束。
之后郑证秋回到民鸣社，直到1917年民鸣社停演。
随着新剧的萧条衰落，张时川继续寻找赚钱的机会，郑证秋则开办新民图书馆，发行《药风月刊》和《解放画报》来支持新文化活动。
他们两个无论是性格还是追求都不相同，却在一起合作多年，其中的恩恩怨怨难以说清。
林子轩找郑证秋是邀请他拍电影的。
郑证秋不仅是个杰出的编剧，还有导演的天赋，他在话剧舞台上磨练多年，技艺纯熟。
面对林子轩，郑证秋很好奇，他已经多年没有接触过电影拍摄了。
如果林子轩找他写电影剧本，他不意外，可林子轩找他拍摄电影，甚至是经营电影公司，他就有些不解了。
他知道自己的性格，说好听点叫做执着，说难听点就是倔。
他拍戏或者演话剧，总希望能有意义，也就是说有艺术性，而不是单纯的滑稽逗趣，他希望在艺术和商业上找到平衡点。
因为这个原因，他对于自己去经营电影公司并不看好。
如果林子轩找他拍摄滑稽戏，他会毫不犹豫的拒绝。
“不知道林先生想拍摄什么种类的电影？”郑证秋询问道。
林子轩拿出一份稿子，递给了郑证秋，郑证秋看到封面上的字迹。
《津门大侠霍元甲》。
他神情为之一震，霍元甲的事迹他自然知道，这是上海著名的武术名家。
他翻开稿子，第一页上写着《万里长城永不倒》。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因为畏缩与忍让，人家骄气日盛。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皆兵。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岂让国土再遭践踏，个个负起使命。”
看到此处，郑证秋猛然起身，只觉得心中一股血气上涌，将要喷薄而出。
第三十六章 明星电影公司
林子轩在来之前就打听过郑证秋的为人和过往经历。
他知道此人支持新文化，虽然喜好京剧，却又不排斥外国文学，还排演过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一位追求思想进步的爱国人士。
和张时川不同，对这样的人不能用利益来打动，只能投其所好。
所以，他准备了《津门大侠霍元甲》这个故事，并且写了《万里长城永不倒》这个歌词。
看着郑证秋激动的模样，林子轩知道应该没有问题了。
当然，他不是为了忽悠郑证秋，而是确实想要拍一部关于霍元甲的电影。
首先这是一部动作片，会很有市场，至少不会赔本。
而且霍元甲在全国很有影响力，连孙仲山都称赞过他，他所创建的精武体操会日益壮大，影响深远。
拍摄霍元甲，也是宣扬尚武精神，弘扬民族自尊，是完全正能量的电影。
林子轩给郑证秋的不是完整的剧本，只是有关霍元甲的一些故事。
霍元甲幼年体弱，无法练武，却自己偷学武功，然后四处寻访名师，交流技艺，后来在天津和俄国大力士比武，轰动津门。
在上海和英国大力士约战，和日本武馆的切磋，创建精武体操会，最终死亡的猜测等等。
这些故事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很有传奇色彩的电影。
不过在拍摄之前，还要经过霍元甲的家人和精武体育会的人同意，特别是剧本方面。
这是对爱国武术家的尊重。
精武体育会是个庞大的组织，而且后台强硬，你要是敢不经过他们允许拍摄霍元甲的电影，他们分分钟教会你怎么做人。
1910年7月7日中国精武体操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闸北旱桥以西王家宅。
霍元甲亲自授拳，还有其徒刘震声及后来的赵汉杰、陈其美、农劲荪也常来指导。
第一批学员73名，采用武术传统的教授方法，以师带徒，传授拳术。
在霍元甲去世后，为了继承霍元甲的遗愿，一批中坚学员陈公哲、卢炜昌、姚蟾伯等共商重振精武大计。
1911年3月3日精武体操会迁入万国商团中国义勇队旧址，设有两个练习室、图书馆及宿舍，还有摄影室，称为第二会所。
此后，陈公哲慷慨献出提篮桥培开尔路73号宅地2亩，众人集资动工建造了新会舍。
1916年4月6日迁入新会舍，并更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
从1910年到1920年，十年中该会会员发展至1100余人，并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
1920年7月3日，应国外华侨人士的邀请，上海精武会派了五名骨干成员去香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宣传精武体育会的武术事业并协助建会。
在精武历史上被称为“五使下南洋”。
在最高峰时，国内外分会达42个，会员逾40万人。
像这样一个组织林子轩绝不敢轻易得罪。
更何况在1919年，精武体育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孙仲山亲笔题赠“尚武精神”匾额，并担任该会的名誉会长，还为该会特刊《精武本纪》撰写了序文。
其实，精武体育会和上海商界的关系颇深，很多商人都会赞助精武体育会。
精武体育会的学员成分复杂，他们不能光是学武，还要讨生活，给富商当保镖是一条好出路，一些爱国商人身边都有精武体育会的学员。
林家和精武体育会也有关系，这让林子轩有把握说服精武体育会的主事人。
他要拍的是动作片，不是文艺片，不会涉及到霍元甲的私生活，也不会去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需要的是励志和热血，影片不会有什么主角的阴暗面，只会宣扬民族精神。
按照后世的说法，就是“伟光正”的男主角。
在这个时代，就需要这样的民族英雄，而不需要去找英雄身上的缺点。
想必这样的剧本精武体育会没有拒绝的理由，而且扮演霍元甲的演员最好是真功夫出演，这样还能通过电影传播迷踪拳。
这就需要精武体育会的配合，从中挑选演员，如果由霍元甲的后代出演就更好了。
此时，霍元甲的次子霍东阁主持精武体育会，在1920年受邀到广东精武分会任教，时年二十五岁。
在郑证秋看完稿子后，林子轩和他说起自己的想法，让郑证秋激动不已。
如果真的能由霍东阁来扮演霍元甲，这部电影会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能够参与到这部电影的拍摄，他与有荣焉。
林子轩知道事情成了，他郑重邀请郑证秋加盟他的电影公司，一起为中国电影开创出一个新的时代。
郑证秋欣然应允。
到目前为止，林子轩的电影公司还是个空壳，不过郑证秋有这方面的人脉关系，加上他的资金支持，可谓珠联璧合。
郑证秋向林子轩推荐了周剑允，这人具有经商才能，对经营公司很有一套。
林子轩让周剑允为电影公司的经理，负责公司的经营，郑证秋为艺术总监，负责公司电影的摄制工作，而且还要成立艺人部门，准备签约演员。
不过在郑证秋的建议下，准备成立一所演艺学校，自己培养演员。
林子轩要创立的不是但杜予那样的家族式小公司，而是一间专业的电影公司。
只有这样的公司才能在以后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否则只能沦落到破产或者被其他公司吞并的命运。
三人在一间狭小的编辑室内热切的讨论着，一间电影公司的雏形就这样形成了。
林子轩出资两万元，占有公司百分之九十的份额，郑证秋和周剑允各占百分之五，这算是以技术和才能入股。
其中五千元用来购置拍摄设备，五千元用来建立演艺学校，五千元用来租房子，招聘其他工作人员，公司的日常运营开支，剩下的五千元则用来拍摄公司的第一部电影。
他们商议后决定，公司的名字叫做上海明星电影公司，他们就是明星公司的三巨头。
第三十七章 诗坛风波
1921年8月28日，郭沫偌的诗集《女神》横空出世，共收录56首新诗。
这是创造社的第一次亮相，这套《创造社丛书》还包括后来出版的郁达浮的小说集《沉沦》和郭沫偌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女神》以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情怀迅速获得进步青年的喜爱，在新诗诗坛引起震动。
它创造了一种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
《女神》的时代精神，首先表现为强烈地要求冲破封建藩篱，彻底地破坏和扫荡旧世界的反抗精神。
这种情绪与“五四”思想解放的大潮流相一致，获得很多新文学支持者的赞誉和推崇。
《女神》的大获成功，不可避免的和林子轩的诗作相比较。
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无论在北平还是上海，只要是讨论新诗，讨论《女神》的，都会对郭沫偌和林子轩的诗作进行分析和比较。
有支持林子轩的，认为林子轩的诗作风格多样，文艺性更强。
也有支持郭沫偌的，觉得这才是新时代需要的声音，我们不需要什么爱情，我们需要战斗的号角。
较为中立的则认为两人都是新诗的开创者，各具特色。
还有人从两人受到的教育背景来分析，林子轩留学美国，郭沫偌留学日本，从而得出两人诗作风格迥异的原因。
林子轩自然也看到了评论文章，他心态平和，没什么反应。
然而树欲静而风止，其他人则不会这么想了。
正当林子轩忙于创建电影公司的时候，他的妹妹林晓玲气呼呼找他，还带来了一份报纸。
这是一份《时事新报》的副刊。
《时事新报》是1911年5月18日由著名出版家张远济、高梦单等筹组创办，由《时事报》和《舆论日报》两个小报合并而成。
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宣传立宪政治，辛亥革命后，成为进步党的报纸。
1918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增辟《学灯》副刊。
《学灯》初期主要内容为评论学校教育和青年修养，主旨是促进教育，灌输文化。
和北平《晨报》的《晨报副镌》、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平《京报》的《京报副刊》一起被称为新文化中著名的“四大副刊”。
是“五四”时期新文艺创作的重要阵地之一。
林晓玲如此气愤，是因为《学灯》上刊载了郭沫偌的文章，针对了她哥哥的诗作。
自从知道哥哥写了新诗之后，林晓玲就成了哥哥的崇拜者，维护哥哥的尊严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她特别关注这次新诗的争论。
看到赞扬哥哥的就高兴，看到贬低哥哥的就痛骂，还把那些贬低林子轩的人找个小本子记下来，到林子轩面前打小报告。
林子轩对此很是无语，又不好打击妹妹的一腔热情，只好听之任之。
他拿起《学灯》，看到了郭沫偌的文章。
浏览完了之后，大致知道了郭沫偌的意思，此人主要写了三点。
其一，郭沫偌解释了《女神》的诗作是他近几年陆续写成的，这次一起结集出版。
他提到了胡拾的《尝试集》和林子轩的诗作的写作时间，胡拾的《尝试集》是1920年出版的，而林子轩的诗作是1921写成的。
他的新诗则是1919年就开始创作了，只是一直很少发表而已。
胡拾的《尝试集》只能说开了用白话文写新诗的先河，在文学性上真没什么好说的。
比如其中一首叫做《蝴蝶》的诗作。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个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不过谁让人家开创了先河呢。
而且，据说胡拾从1916年就开始创作《尝试集》了。
郭沫偌的意思很明显，我的诗作创作即便没有胡拾的早，也要比林子轩的早，我就算不是新诗的开创者，也是新诗的奠基人。
这是针对有人说林子轩是新诗的奠基人，郭沫偌只是追随者的反驳。
其二，他认为林子轩的诗歌太过小资情调，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狂风暴雨，而不是斜风细雨。
林子轩的诗作没有变革的力量，迟早会被世界所遗弃。
他直接忽视了林子轩的《一代人》，《一代人》虽然只有两句话，却发人深省。
其三，林子轩的诗歌在形式上仍然被旧体诗所束缚，不够自由，没有彻底解放。
郭沫偌所说的彻底解放是指他的自由诗体，不需要节奏，不需要押韵，只需要感情的喷发，大声吼出来，发泄出来，这就是他推崇的自由。
从某方面来讲，这样的诗歌的确具有鼓动人心的力量。
可这种自由自在缺乏应有的约束，自由成章，语风散漫，总显得平铺直叙，一览无余。
这种过分直露和明快的毛病不仅使诗作本身缺乏应有的意境和充沛深刻的感情，也从整体的构成上丧失了诗歌的美感。
所以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郭沫偌的自由诗体。
林子轩对郭沫偌的这篇文章毫不意外，郭沫偌此人好名，喜欢争这些东西。
1920年10月10日，《学灯》副刊出版“双十节增刊”。
依次发表周作仁译波兰作家的《世界的霉》、鲁讯的小说《头发的故事》、郭沫偌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郑震铎翻译的《神人》。
《棠棣之花》排在了周作仁和鲁讯之后，郭沫偌大为光火。
于是，他写信给《学灯》的主编李时岑，表示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不能把后者放在前者之上。
这表面上是为创作争地位，其实是为自己在文坛上争地位。
对于新诗奠基人这个称号，如果他要是不争的话那才奇怪。
林晓玲看到哥哥无动于衷的样子，心中郁闷，她缠着哥哥，要林子轩发出反击，让那个郭沫偌哑口无言。
林子轩对此无所谓，他脑子里还有不少诗作，为了让妹妹高兴，就来一次小爆发吧。
第三十八章 一花独放不是春
既然要打脸，就要打的彻底。
林子轩又看了看郭沫偌的文章。
郭沫偌认为林子轩的诗作偏向于爱情诗或者象征性太浓，没有反抗精神，不具有进步意义，不符合时代潮流。
反抗是吧？
林子轩想了想，找到了一首《死水》，这种诗作不适合寄给冯程程，他就没有写出来。
《死水》是闻易多在1925年创作的。
当时他怀着一腔强烈爱国之情和殷切的期望回国，然而，回国后呈现在他面前的祖国却是一幅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