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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夏朝的部队作战失败，起义准备不足，工人队伍力量薄弱，起义遭受失败，导致10余人牺牲，百余人被捕。
林子轩和冯程程返回上海的时候，上海的局势颇为紧张。
参与起义的不少人都躲入了租界，孙传方的人想进入租界抓人，租界方面态度模糊。
报纸上对这次武装暴动议论纷纷，有赞成，有反对。
赞成者支持北伐军，认为应该采用武力，早日成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
反对者呼吁和平解决上海危机，最好不要动用武力，要求上海为特别市，永不驻兵，并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拒绝奉军和鲁军南下。
一方是革命派，一方是和谈派。
作为上海的社会名流，林子轩也被记者问及对这次暴动的态度。
说实话，他并不懂军事上的东西。
他只是觉得在中国武装夺取城市政权的成功率太低，否则也不会有以后著名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论断了。
俄国的十月革命走的是从大城市首先暴动而去夺取全国政权，主力军是士兵和工人。
但中国的国情和俄国不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林子轩只是就事论事，随口一说，报纸也没有加以发挥，而是非常客观的刊载出来。
1926年11月10日，一位刚刚从广州坐船来到上海的男人上了岸。
他在码头上买了一份《申报》，想要了解上海最新的消息，他一边走一边翻看着，突然在其中一个版面停了下来。
“农村包围城市，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道。（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七章 打擂台
1926年11月12日，上海法租界环龙路的一条弄堂里，有一座两层楼的公寓。
此时，十余人正在里面开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总结这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继续筹划下一次起义。
众人谈论了工作中准备不足的地方，有了这一次的教训，他们对下一次起义信心满满。
在房间的角落里，一个男人静静的听着，没有出声，一直在抽烟。
直到被点名，他才掐灭烟头，从身边抽出一张报纸来，指着其中一段。
“你们看看，这个提法很有意思。”他用湖南口音说道，“我们不仅需要团结工人的力量，农民兄弟同样重要。”
“哦，文学家又开始谈政治了。”有人看了看文章，打趣道。
报纸上正是对林子轩的采访，很少的一个段落，不认真看的话根本注意不到。
“我同意这个看法，所以你的责任才很重要，你是负责农民工作的嘛。”一位貌似领导的人开口道，“只是眼下为了配合北伐，组织决定，一定要在上海来一次成功的暴动，展现咱们工人阶级的力量。”
那位湖南口音的男人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会议结束，他和其他人说笑着离开，并没有回到住处。
他听说上海有一座整个亚洲最大的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创建的东方图书馆。
作为一位好学不倦的知识青年，他想去见识一番。
林子轩回到上海，继续陷入忙碌之中。
北伐军离上海越来越近，孙传方节节败退，只得向北方的张座霖求援。
天津的奉军和山东张宗倡的部队都有南下的意图，看起来上海又要经历一场战火的洗礼。
明星电影公司拍摄的《甲午风云》只能草草收工。大部分剧情挪到了法租界的游泳池内进行，拍摄出来的效果可想而知。
但电影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经过剪辑之后，即便是游泳池也能有波澜壮阔的场景。
林子轩知道郑证秋尽力了，条件有限，没办法和日本人相比。
日本人对他们在中国的首部电影非常重视。给予极大的支持，无论是军舰还是船员，都是真的，不像明星电影公司使用道具。
在宣传上更是不遗余力。
为了不惹怒中国观众，他们打着中日友善的旗号进行宣传，还有不少学者从旁鼓吹。
有学者认为正是中日海战导致清政府迅速衰落，这才给民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如果没有中日海战，清政府的北洋海军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那么清政府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辛亥革命就不会到来。
这个论断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却是无稽之谈。
难道中国人还要感谢八国联军么？
还有学者鼓吹中国人应该忘掉两个国家过去的恩怨，两国一衣带水，是友好邻邦，作为邻居应该携手共进，互相帮扶。
这让林子轩想起在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时候中国对日本的赈灾援助。
结果呢，日本却趁着大地震杀害中国人。
还有研究经济的学者提出了一个东亚经济圈的概念，认为日本和中国在经济上合作。互为补充，共同建设。
看到这篇报道。林子轩颇为惊讶，这不就是后来日本人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么？
想不到这个时候就有雏形了，看来日本对于整个亚洲早就有了整体的侵略布局。
在后世，林子轩在网上看到过类似的资料。
“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计划被日本写入了基本国策。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作为长期国策基本方针的《国策基准》中把确保日本在东亚大陆的统治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作为帝国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
日本的侵略路线图大致如下。
第一步：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建立伪满洲国。
第二步：占领全中国。
第三步：占领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全亚洲。
第四步：在希腊与纳粹德国会师，攻克苏联。
第五步：攻打美国，称霸世界。
如果这个侵略规划成功。就会出现《高堡奇人》中的情节。
在中国，亲日派的势力非常强大。
因为中国和日本有着很深的渊源，上千年来都有文化交流，双方知根知底。
在亲日派眼中，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不多，威胁不大，即便贪婪，胃口也不会太大，随便给他们点好处就能安抚。
中国真正的敌人是西方列强，其中地域观念和人种观念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
相对于日本，西方列强不属于亚洲这个地域，是外来者，下意识的就会认为是侵略者。
而且，西方人是白种人，有别于中国人和日本人。
所以，在不少中国人眼中，西方人不值得信赖，对日本好歹知道底细，不用太过担心。
然而，这些亲日派还是不够了解日本，小个子也有大胃口，日本的目标可是全世界。
由于日本在上海多年的经营，在报纸上替日本人宣传的大有人在。
林子轩不怎么喜欢亲日派，这些人日后都有成为汉奸的可能。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勿忘国耻，警惕日本》，历数了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提醒国人，日本在中国有极大的图谋。
林子轩明白很多人并不相信，但这只是铺垫。
随着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意图愈来愈明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日本人的野心。
他要做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揭露日本人的侵略企图，唤起国人对日本的恨意。
在日本人的强力支持下，张时川的《中日海战》拍摄的非常顺利，是真正的大场面。
他铆足了劲想和老朋友郑证秋一争高下。
他甚至打听明星电影公司《甲午风云》的首映时间，他的电影要同时首映。
这就是打擂台！
张时川相信他拍摄的这部电影才是真正的中国大片，让观众来做出评判。
他被林子轩打压了几年时间，终于要到扬眉吐气的时候了，他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林子轩不惧挑战，把电影的首映时间放在了1926年的最后一天。
现在，就等着洪慎那边的消息了。
洪慎在广州的拍摄一直处于保密状态，拍摄完后他会到香港进行后期剪辑，最后再和郑证秋拍摄的胶片合二为一，成为一部完整的电影。
到了这个阶段，林子轩不担心电影会出问题，他要考虑的是电影放映之后的事情。
可以肯定，日本人绝不会善罢甘休，或许还会采取极端的手段，他要做好应对的准备。（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八章 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
1926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
在斯德哥尔摩的蓝色音乐厅内，瑞典文学院为意大利女作家格拉齐亚黛莱达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她的获奖作品叫做《邪恶之路》。
与此同时，一位叫做斯文赫定的瑞典人来到了中国。
此人出生于1865年，精通多国语言，经常在世界各地冒险，是一位探险家。
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在中亚的高山和沙漠中三次勇敢的探险。
他完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地图以及帕米尔高原的地图，并成功穿越了整个西藏。
斯文赫定在瑞典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还是瑞典两个科学学院的成员，因此他在诺贝尔奖的科学和文学两项评选中具有发言权。
1926年年底，他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前往中国。
此行是为开辟经中亚通往中国的航线做气象探险，并带来一支由不同学科科学家组成的大规模远征队，主要探索戈壁沙漠和蒙古等地。
在这个时代，坐飞机需要极大的勇气。
1920年，北洋政府交通部航空事业处筹备“京沪航线”。
北平到天津段于1920年5月8日正式开航，飞机名为“京汉号”。
1921年7月1日又新增了北平到济南段，不过因为战乱很快就停飞了。
这是中国国内最早的航空线路。
1919年2月8日，飞机从法国的巴黎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英国的伦敦。
这是世界上第一条国际航线，到了1926年，欧洲各国之间的国际航线较为普遍，但还没有开通到亚洲地区的航线。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无疑走到了前面。
说实话。即便是中国开通了国际航线，林子轩也不敢坐飞机到国外，想想徐至摩的例子就知道，飞机有风险，乘坐需谨慎。
这是斯文赫定第四次来到中国了，对于这次探险。他需要得到中国官方的同意。
在中国人看来，瑞典和西方列强不同，它是个较为中立的国家，并不强大，看起来没有威胁，所以北洋政府和瑞典关系不错，会聘用瑞典科学家进行科学考察。
比如，丁闻江就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有过合作。
斯文赫定是最早想把中国文学推向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国人。
他在1923年来过中国，在北平认识了德国汉学家卫礼贤。
卫礼贤当时在德国公使馆内任职。精通汉语、在中国政界和文化界有深厚的人脉。
北平一别，两人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
1924年11月中旬，斯文赫定在给卫礼贤回德后的第一封信里，谈及了提名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设想。
这个时候也正是瑞典学院确定当年诺贝尔奖获奖人选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我们曾赠予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诺贝尔奖，他还亲自到斯德哥尔摩来。中国文学目前的状况如何？那里还有没有可考虑的，在世的、真正的大作家，还是说那里的文学也和欧洲一样处于衰落期？我们只能通过译文来评判泰戈尔。对中国我们也只能这样。”
这只是他的一种设想，向卫礼贤咨询中国有没有值得入围的文学家。
卫礼贤接到信后很兴奋。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梁启朝。
“我认为把诺贝尔奖授予一位中国作家的想法非常出色。这将必然在文化政策上具有最深远的影响。我尚不清楚，哪个方向的人选会被考虑。作为对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都有涉猎的学者型作家，现代人文领域的领袖人物梁启朝应被考虑。”
随后，他又提到了胡拾和林子轩，并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胡拾，哲学家、改革家。很激进，尽管年轻，却具有惊人的学识，充满激情。
林子轩，诗人、小说家、戏剧家。非常年轻，但很有才华，在西方有影响力。
“但我倾向于梁启朝，因为他更具代表性。”他在信中如此说道。
这是1924年，林子轩在西方文坛还处于崭露头角的阶段。
斯文赫定把这封信在瑞典文学院朗读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也全都在场。
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对他的建议虽然感到震惊，却又不失兴趣，觉得提名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并非不可接受。
斯文赫定在回信中对候选人做出了说明。
“首先可以考虑的是文学作者，也就是依据想象力创作者，其次是那些对现有资料进行加工的作者，或者哲学家。”
同时，斯文赫定还写信征询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意见。
然而，高本汉不仅对梁启朝等人选不予支持，甚至对推举中国候选人根本不看好。
“就我所见，无论在叙事文还是诗歌方面，中国尚未诞生任何重要作家。假如梁启朝、章泰炎和胡拾等人的最优秀的作品翻译成西方语言的话，尽管这些文章对中国人很重要，但根本不会得到欣赏。我因此认为，目前根本无法找到任何一位诺贝尔文学奖人选。”
这两位汉学家其实都不怎么靠谱。
瑞典人高本汉在中国的时候研究的是汉语语音，他是语言学家，很少接触中国新文学。
德国人卫礼贤主要的兴趣和精力集中在对中国古典著作的翻译上，比如《易经》，根本没时间深入研究中国的新文学。
由于卫礼贤和梁启朝交往的比较多，才力荐梁启朝。
不过，斯文赫定受到高本汉的影响，对提名中国文学家入围诺贝尔奖的兴趣淡了很多。
他本人是探险家，既不精通汉语，也没有高深的文学造诣，很容易受到汉学家的影响。
这一次，斯文赫定来到北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已经回国了。
他的考察计划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批准，没想到却遭到北平学术界的激烈反对。
这和林子轩有点关系。
林子轩成立中华文物救助会，提倡保护中国文物，严防外国学者以考察为名盗墓的行为。
经过不断宣传，中国学术界如今对外国学者前来考察非常敏感。
而且，斯文赫定考察的正是中国的西北地区，也就是甘肃和新疆一带。
甘肃的敦煌文献正是被以考察为名的外国学者给盗走的，有了前车之鉴，难免惹人生疑。
林子轩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他支持北平学术界的抗议行动，即便是北洋政府同意了，考察行动也需要接受中国学术界的监督。（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九章 穿越者就该这么骄傲
这个时候，胡拾在国外，鲁讯在厦门，林子轩在上海。
北平文化界的很多学者皆已南下，包括蔡元赔在内的一众领袖人物大都不在北平。
可以说，这是北平文化界最为弱势的时候。
他们推举出刘半侬作为代表和瑞典考察团进行谈判。
刘半侬就是那位因为写过鸳鸯蝴蝶派小说而被新文学作家嘲笑的人物。
后来在北大教书，由于他中学没有毕业，更加没有博士学位，从而被北大的同事看不起。
胡拾在一次《新青年》内部的编辑会议上，更是提到了编辑的学历问题。
这让刘半侬很受伤，一气之下通过蔡元赔的帮助于1920年跑到国外公费留学。
他先是在英国入读英国伦敦大学，后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实验语音学。
他之所以转到法国读书，是因为法国的生活费便宜。
他在国外过的极为艰苦，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而且，不仅是他一个人，他留学的时候把妻子和孩子一起带到了国外。
“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留学费也欠了数月不发……我身间有几个钱，便买只面包吃吃，没了便算。”
他在国内也是有名的人物，还曾在北大教书，到了国外却是窘迫至极。
刘半侬接触文物研究正是从留学时期开始的。
1921年，蔡元赔赴欧美考察期间顺便调查了各国所藏中国西北文物的情况。
正在伦敦学习的刘半侬陪同蔡元赔到大英博物馆了解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物。
刘半侬在巴黎学习期间，利用业余时间抄录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所获敦煌文献，编辑成一部叫做《敦煌掇琐》的书稿。
1925年，刘半侬通过答辩后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
有意思的是，他的主考官中就有盗取中国敦煌文物的法国人伯希和。
正因为这些渊源。刘半侬在保护文物上面颇为用心。
这次瑞典人斯文赫定想要前往西北考察，北平的学术界立即组织起来，联络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在京的十余机构，进行抗议。
他们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刘半侬是协会的骨干成员。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章程》中写到：“本会以保存国境内所有之材料为主旨，以古物、古迹、美术品及其他科学上之重要及罕有材料为范围。”
这有点和林子轩在上海成立的中华文物救助会暗中较劲的意思。
北平一向是中国学术的中心。有众多的国学大师和研究国学的机构，没想到在这方面被上海占了先，这让他们有点小意见。
事实上，保护文物的工作北平学术界一直在进行。
1925年，美国哈佛大学派遣华尔纳率队进行第二次敦煌考察，目的是将敦煌莫高窟一个西魏石窟的壁画全部剥离转移。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了监视并暗中阻挠美国人的活动，委派摄影家陈万立参加考察队。
学术考察和盗取文物本身不好界定，又牵涉到西方国家的学者，容易闹出纠纷。
所以。他们只能暗中阻挠，不像林子轩那样大张旗鼓的宣传，甚至直接把外国学者说成是盗墓贼和文物强盗。
在学术界，这是很难界定的事情。
考古是在官方允许的情况下光明正大的挖开墓穴，盗墓则是私人